毫无疑问，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母亲实在无比普通，作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一员，养猪种地、烧火做饭，并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光芒，但因缘际会，她生了我，成了我的母亲，不但给了我肉身，还用她平凡的一生，塑造着我的精神世界。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自结婚起，大概除了农民式的“婚姻式的爱情”，母亲对父亲还有些姐弟般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让她一辈子在父亲面前都处于弱势，所有的好吃的好用的，除了我和弟弟，她都给了父亲。结婚之后，父亲几乎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我五岁左右，父亲受四爷爷的蛊惑，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且常常被乡里以各种名义扣掉。父亲还要在学校里吃午饭，有几年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不赚，还欠了学校几十块饭钱。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有十年，都是母亲一个人的勤苦支撑全家，从春到秋，种田是她，薅草是她，收割是她，把粮食磨成面粉碾成米、最后做成饭的还是她。
母亲二十几岁时，我们还小，她也毕竟是年轻，自有年轻女人的爱好。有一年夏天，她日日早出晚归去挖药，两头不见太阳，两个多月断断续续上了30天山，终于攒下100块钱。她坐班车到乡里，千挑万选给自己买了一块表。这块表，她一戴就是20年，现在依然不舍得扔，存放在扣箱的一个纸盒子里——那儿都是些不值钱她却当宝贝的东西：我和弟弟若干年前写给她的信、我们小学时得过的奖状、幼年时的照片等。这块手表，成了当时年轻的母亲最大的财富。有了这块表，她再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田，自己多少有了些卑微的自豪，当其他人抬头看着太阳估摸时间的时候，她就抬抬手腕，说：“12点了呀，该回去喂猪了。”
农闲季节村里人家都去山上挖药，赚几块买油盐酱醋的钱，母亲也去，总是步行，一天少说跑上百里。她从大山上背回的芍药、远志、黄芩、苍术，拎到村东头的供销社去卖掉，换回油盐酱醋，或者攒下来，等过年时扯几尺布，给我和弟弟做一身新衣服。等我和弟弟长到十几岁后，每年暑假也同母亲一起去采药，回来换下一学期的课本费用。若干年一直如此，那是我成长时的辛苦，也是我少年时的快乐。等冰箱这种电器开始蔓延到农村，村东的供销社和小商店里夏日总会卖些冰棍雪糕，我们兜售了药材，总渴望能买两根冰棍来吃，收入好的时候，母亲会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一根。我们先给她吃，她只是象征性地咬一小口，说：“哈，真凉。”然后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消灭干净。几年后，我和弟弟都工作了，父亲也终于转为公办教师，家里的债全部还完，母亲再去山上采药，卖完之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买两根雪糕来吃了。终于有一天，她在电话中和我说：“这回吃足了，那些年真馋，舍不得吃，这回算是吃足了。”
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都陆陆续续辍学了，去外地打工，在家放羊、种地，母亲却坚定地供我读书。当这些伙伴一个个给家里挣到了钱，或帮家里干了许多活的时候，我还只是父母看不见前路的负担。2000年，已经复读了两年的我，因为志愿填写不当，被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录取，我无法再拒绝这个大学，带着家里借的5000块钱只身去报到。可我心里一直有愤然和不甘。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军训了一个月，忽然一天班长发下一个算盘来，我震惊不已，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去当一个好会计，就想，我宁可去种地，也不要在这里浪费生命，便决定退学。
打电话给村东头的医生，让他通知母亲下午五点过来接电话，当时全村只有这一部电话。那天，母亲赶着驴车从地里往回拉玉米秸秆，她大概知道要发生什么，自己不敢去接，跑到学校找了父亲。下午，两个人到医生的小药房里，等着我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要退学，不想念了。”父亲很憤怒，也很伤心，他无法理解其他孩子求还求不来的大学，我竟然不想念了。那一次，因为自己对命运的不忿，也因为想打动远在内蒙古的父母，我掉了眼泪。终于还是母亲心软，她在旁边和父亲说：“不愿意念就回来吧，让他回来。”父亲终于说了那句话：“你回来吧。”
我回来，在家里倒腾了一个月土肥。一天晚上，母亲说：“你还是再去复读一年吧。”其实，我一直在等这句话，只是自己万万没有脸去提起。我知道他们为我读书付出的辛苦与屈辱。母亲后来和我说，从我初中住校开始，她天天盼着我放假回家，可又怕我放假回家，因为每一次回来，总要带钱。有几次，她去村里有钱的人家里借钱，被冷言冷语顶了回来，就一个人躲在灶火坑前哭，哭完了想想不行，孩子还要上学呀，就抹一把眼泪，继续去求人、去借。那一段时间，家里甚至借过五分利的高利贷，每到年根，就会有村里人来家里讨债，母亲连忙沏茶、点烟，赔着笑脸，请人家宽限几日。事实上，那一段有不少亲戚家是有钱的，但没人愿意借出来，他们都不理解父母为何要拼死拼活供我和弟弟读书，觉得这钱借出去，可能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2001年的秋天，我终于从学校传达室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班车回来，半路车胎爆了，天黑才到村里。母亲一如既往地在村口等我，我下车，告诉她：“妈，我考上了。”她并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说：“考上了？好，好。”然后带着我到供销社买了几瓶啤酒，回去和父亲、弟弟一起喝了庆祝。第二天，一家人依然早早起床，套上车，去北山上拉干草。许多年的期待和折腾之后，考中大学已经不那么令人激动了，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母亲在人前人后的腰板挺得直了些，渐渐地，曾经被村人瞧不起的贫穷，竟然会隐隐地成为一种光荣。“看人家那么穷，都把学生供出来了。”读大学时放假回家，母亲常常要拉着我去供销社买点儿什么，最初我不爱去，后来我明白了母亲的小小心思，便和她一起出门，穿过其实很短的马路，再回来。母亲是想不动声色地把她的儿子展示一下，从村人略带羡慕的眼神里获得她这一生唯一能获得的小小的虚荣。
现在的母亲，身体还算结实，但终归年龄越来越大，头發掉了许多，膝盖也总是疼。看着她日渐衰老，我不能责怪时间的无情，唯一可宽慰自己的是，日子不再那么艰难，我和弟弟都成了家，她的心，终于能从紧紧绷了近30年的状态中稍稍舒缓。她依然不辍地劳作，几十年如一日，一个人侍弄着几十亩地，养七八头猪、30只鸡、20只鸭子、四五十只羊、一头毛驴，锅里做着饭，院子里种着菜，手里搓洗着衣裳。以我现在的生存能力，我始终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承受这些纷繁复杂而且繁重无比的劳作。她的手，是这一切的见证。我还从未见过有谁的手像母亲的手那样，除了坚硬的老茧就是裂纹，一到冬天，这双手一沾水就会针刺般地疼。我握着母亲的手，就好像握着她五十几年的辛苦，温暖而酸楚，老茧划着我的手心，粗粝如石头。而母亲不会想这么多，她会笑着舞动自己的手说：“这手多好，挠痒痒都不用痒痒挠了。”
当我明白农民的辛苦也就是他们的命运，便不像少年时那样为此悲悲戚戚，反而是从根子上看清楚，他们比所谓的许多城里人，活得更丰富。8月份回老家，母亲讲起前一年收割玉米的情景。她说：“别人家都是两三口人收秋，咱们家你爸上班，就我一个人，怕落了后。”我知道，阔大的田野里，一旦别人的庄稼都收完拉走，只剩下你家的戳在那儿，牲口就会来糟蹋，也说不准有缺德的人来偷。因为进度缓慢，母亲着了急，早晨早早起来，腰也不直地干到晌午，回家吃口饭，喂猪喂鸡，狠狠地睡上一觉。等太阳偏西，不那么晒的时候，她就关好门，赶着驴车下田干活。太阳落山了，她吃块干粮、喝口凉开水，就着秋天又圆又大的月亮，干一整宿。母亲在闲聊中随口一说，我脑海里却立刻显出了这个画面：月亮，黑魆魆的田野，一个人影挥舞镰刀，一棵一棵地把成熟的玉米秸秆割倒，从田垄的这头，到田垄的那头，循环往复，天也静，地也无声，只有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我感到一种劳动的诗意，也感到了劳动的辛苦和寂静。我想象着那一夜母亲的内心，也许除了身体的疲乏，她也体验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了吧。我可以肯定，那只是劳动本身，也是善和美本身，或者，就是人本身。
我们才从家里回北京没多久，有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难过和委屈，我猜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我不停的询问下，她终于说了，前几天上台阶绊倒，把腿磕了，本来以为没大事，可正面腿骨前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走路都困难。我很着急，问她有没有去村东看看医生，她说去了，输了两天药水，可一点儿也不见好。
“赶紧去医院吧，”我说，“明天就去，必须去。”
“家里没人管啊。”她还是放心不下。
“没人管就不管。”我几乎是在吼，她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坐班车到医院开了刀。她本计划第二天就回去，可因为瘀血一时清理不干净，需要每天换药、输液，只能留在那儿，一待就是十天。我每天早晚给她打一个电话，不是宽慰她腿伤，腿伤经过检查和治疗，我已经不太担心了，而是宽慰她对家里的惦记。她觉得自己在这儿，家里肯定鸡飞狗跳乱了套。不管我怎么阻拦，她还是比预期早两天回去了，好在腿伤已经没有大碍，半个月之后，彻底痊愈了。
又忽然一天，她打来电话，我细细听，口气里透着小小的开心和得意，知道大概是有了好事情。果然，母亲说她和父亲去山里打杏核了，卖了80块钱。我也很开心，因为母亲终于从腿伤的消沉中恢复了乐观。能跑到山上去打杏核，证明腿确实没有问题了。然而，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几乎每天都上山。我又开始担心，问她在做什么，是家里要用钱吗？她笑着说，不是，家里有钱，只是觉得前一段治腿花了一千多块钱，越想越觉得亏，她非要把这钱挣回来不可。果然，杏核打到1000块钱的时候，母亲不再上山了。
母亲有她的顽固，母亲也有她的天真，母亲用她的行动和话语，为我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哲学。
（饶晋艺摘自新世界出版社《别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