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

发布者:独自等待 2022-2-11 03:57 原作者: 丁延庆 张雅丽来自: 视野

去年10月7日,在海淀公园,我第一次参加女儿的班级活动。在那场活动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大意了。那天活动结束后,我跟几个家长讨论中发现,他们普遍说,自己孩子的英文词汇量已经达到上千个。我心想,这差距太大了,这相当于中学水平啊。

当晚,我跟我老婆说。她问我,那怎么办,咱们也背?

我女儿七岁,去年9月刚入学北大附小,读一年级。在这之前,因为工作原因,我老婆带着她一直在云南生活。在教办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不接触课本知识,我和她妈妈也没给她报任何班,觉得没必要。所以入学时,她完全是零基础。现在回想,觉得还是应该更早一些干预的。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女儿的成绩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从老师发来的课堂视频里看,英语老师上课一句中文都不说。女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上学期,学10以内加减法,要求孩子们“通关”——一分钟做40道题。那一次,全班36个同学,第一批通过19人,一批一批地过,到了第三批,就剩我女儿没通过。老师索性告诉我出题范围说,就考这些,随机出题,多练几遍就可以。最终,她也只过了38道,勉强过关。

跟女儿一样大的时候,我自己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村里人都叫我“神童”。老师会因为我调皮捣蛋而叫家长,但从来没有因为学习问题。现在女儿成绩倒数第一,我怕同学甚至是她自己,给自己贴上不好的标签。我想,这学习不得不抓了。

从家里到女儿学校,有五种方式可以选择:坐校车,坐北大教师的班车,乘地铁,开车,骑自行车。但我还是决定选择骑车,因为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时间。

10月中旬开始,我和女儿一起度过了艰难的两个多月。每天早晨七点半前后,我骑车带着她出发。在骑往学校的20分钟里,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没有机会做其他事,只能听我带着她复习功课。北京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有一天她坐在后座上,冻得够呛。

下午四点左右放学后,我把她接到我的办公室来完成作业。写作业的这两个小时,是非常艰难的,简直就是战斗。

我女儿很活泼开朗。首先,我要让她安静地坐到桌子前。然后,我得盯住她。刚开始,哄一哄还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到后来,一说到学习,就到了完全不能商量的地步。小孩子嘛,反抗的方式就是哭、闹。我始终强调自己要有耐心,要温和,但是到后面,我们父女俩还是大呼小叫。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整个三楼都能听到我和女儿在这里大呼小叫,也不会有人来劝,毕竟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搞了两个月,到了她要放寒假的时候。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学习跟上了,不再是倒数第一。但是第二个,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有了厌学的倾向。

一提到读书,女儿就变得非常烦躁。最开始我跟她商量一句,咱们去做作业,她就去做了。到后来,起码要博弈半个小时,她才能坐下来。她甚至有了这样的表达——在爸爸妈妈眼里,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爱我是因为我学习好。

我意识到,强迫她学习这件事,让一个七岁的孩子感到焦虑。她有时候表现得很伤心,会说,本来好好的,非提学习,不学习你就不爱我了吗?

很显然,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亲子关系,遭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反对。我爱人说,女儿好像被压迫得不长个子了。

原本我已经为她制定好了寒假学习计划,语文、数学、英语,在过年前分别要学到什么进度,练习册每天要做够多少页,都在计划当中。

现在看上去无法执行了,我选择了妥协。理性思考之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亲子关系,还有女儿长期的学习兴趣培养,看上去都比下个学期的成绩提高更加重要。

经过两个月后,女儿又回到了自由状态。有时候,看着她在学习上这么困难,我总会拿六岁的自己跟她比较。

因为从小识记能力特别好,村里人叫我“神童”。1974年我在山东出生,三岁起在吉林松原的农村长大。六岁那年,我姐去上学,我在家翻她的字典。没人要求我背下它,我翻来覆去地看,就背下来了。

现在我观察我女儿,感到跟我当时的早慧是无法相比的。

其实在人群里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然对于知识、艺术、文学等等感兴趣。我生活的70年代,虽然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较低,但也有喜欢读书的,会订《文学月刊》《收获》《十月》这些文学期刊,我总是到他们家里找书来读。

六岁时,记不清从哪里得来第一本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虽然情节不能完全理解,但书里的字我已经全部认识,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章的情节。上了高中,我大概是利用图书馆最充分的学生,只要不上课我就呆在里面,读了很多外国文学,我特别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

因为记忆力好,我小学时,成绩多是“双百”,我姐当时学的高年级课程我也都会。我母亲——一位有智慧的农村妇女,也为我创造了后天因素。

她對我期望很高,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因此对我很严厉。在我初中时期,对学习吊儿郎当的时候,她打我是很常见的事。上初三那年,她给我从教学质量很差的初中办了转学,认真学习两个月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考上高中那年,我14岁,在班里年纪最小。高一分科的那个学期,我考了全校第一。九门功课,除了数学,剩下八门,我全部是第一。老师们告诉我,我能考上北大。

我们那时代,学习和考试的竞争压力也很大,当时全班六十多人,最终继续读书的有4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考上的是大专。但从高一开始,我的目标很明确,考北大。

即便老师们都劝我,但我最后还是选了文科,因为感兴趣。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三四四”——吃三顿饭,上四次厕所,睡四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全在学习。

那年,我一下意识到了我媽妈不容易,也察觉到自己的短板开始暴露——就是逻辑不好,因此数学差。我很刻苦地去学数学,曾经超过一年时间,我用60%的时间学数学,剩下40%的时间学其他学科。

高三是我记忆力的巅峰。一次,语文学到《与陈伯之书》,一篇选读课文,并不要求背诵。当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说我是“神童”,那我来试试自己的记忆力。我放慢阅读速度,读了一遍,边读边强记。合上书,我默写出来了。

农民儿子和教授女儿

我最早对女儿的能力评估,是从她上幼儿园开始的。前年夏天,我挑了一首《小儿垂钓》来测试女儿。她记得还算快,到了第二天中午再问,第一个字可能是因为不认识,想不起来了。我提示了一下,她背了出来。我判断,她是个普通孩子,大概率不会有像我这样的学术成就。

在视频里,我用“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女儿”来表述我和女儿。实事求是地说,天分不一样,客观如此。

有人问过我,希望在女儿身上延续“天才”“北大”的荣耀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肯定有,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承认女儿的普通,是一个逐渐验证的过程。

在她出生前我就清楚,成为一个天才,其中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从统计学上说,回归平均数定理,就这个意思。比如父母的智商都高,那这个孩子的智商在很大概率上也比较高,但是比父母更聪明的可能性很小。自然规律如此,换句话说,这是天道。

过去一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女儿。我对她的吐槽能够出圈,一开始是没想到,但后来想想,这不是偶然。

那些困惑和焦虑不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北大同学,一位任职十多年的正厅级干部,跟我说,他接受孩子的平庸,用了好长时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看过了视频,他也希望孩子能够像他,甚至超过他。在中国,很多人有一种倾向,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

视频一发出来,很多网友说:北大教授都这么焦虑,那我就不要苛求我们家孩子了。不少人在我这里找到了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和缓解。氛围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恐惧生育,因为生育背后还有很多的教育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在去年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值。这是这么多年,愈演愈烈的东西。比如一些电视剧,《小舍得》什么的,凡是涉及到育儿主题,就一定有关焦虑。再比如教育培训,那些机构甚至是明目张胆地贩卖焦虑, “你不来培训,我就培训你家孩子的竞争对手。”

我们这个圈子,对这些很气愤。盲目给孩子报班是从众从俗的行为,很多教育学相关研究的结论里,课外辅导对学生的长期作用未必是正向的。我女儿班级里,只有她一个是参加过“0”个补习班的。即便如此,目前我仍然不打算给她报什么班。

我带着她去参加了北大的“雏鹰社”,一个北大教师互帮互助的活动社团。我们去参加了三次户外作画,还上了三节艺术史课。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她还在合唱团里去献唱。这星期,我打算带她去学游泳。

有人会说,我能贯彻这样的教育主张,是因为不需要择校。但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警惕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压迫。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做助教的几年中,一直在观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往往最差的是美国学生,最好的也是美国学生,而中国学生通常处于中间状态。为什么会形成差异?用打电子游戏来类比,用十万块也能驱使一个对游戏毫无兴趣的人去打。

中国的孩子们一直在实现目标——小升初,中考,高考。总有一些训练,并且是很饱和的量,可以去实现这些目标。这对小孩是一种损害,他们其实放弃了社会生活,成为让人放心的人,同时失去了对知识和学问追求的动力。

有一天,我跟清华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聊起,本该代表着一个时代最聪明、最勤奋、最优秀的群体,现在给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一届不如一届。很明显很多人对知识不感兴趣了,不愿意创造,也不愿意思考。

准确地说,我不是接受了女儿的平庸。生物界里,花的类型、花期各不相同,孩子也一样。

我对女儿的观察还在继续,并常有惊喜之处。那天,在读她最喜欢的动物书籍的时候,女儿告诉了我乔治·夏勒和珍·古道尔两位野生动物专家的区别。

( 枫林晚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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