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亦怕“后生笑”

发布者:书海拾贝者 2022-2-6 00:39 原作者: 沈栖来自: 杂文月刊

自不待言,世人普遍敬重、仰慕大师,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高屋建瓴,别树一帜,以思想前卫、见识超群、格局创新而被树为一个时代的界碑彪炳于史册。我认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大师的人格魅力,其为人谦恭,虚怀若谷,求真务实,不媚权势,臣服真理,将毕生精力和智慧贡献给自己心仪的事业,当是令人肃然起敬!

大师的斐然实绩不止是影响他所在的年代,还将遗泽于后世。有鉴于此,大师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产下的“宁馨儿”,不使瑕疵误人,不以讹谬祸世。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其散文创作的卓然成就与其革新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据明代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记载:欧阳修晚年窜定生平所有文章时,逐字逐句地改,且一改再改,改了又改,堪为“一丝不苟”。其间,他还常常是搁一搁,等一等,让时间过滤一阵子,检验之后再拿出来重改,不厌其烦。其夫人劝止:“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答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畏惧先生嗔怒,顾及的仅是一时的个人面子;而生怕后人耻笑,则是担心误人子弟、遗毒后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驱使这位文学大师暮年依然精益求精,谨慎为文。

无论哪个知识领域,大师们都是矢志不渝地孜孜追求两个字:真理,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心力日臻“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完美境界。尤其是科学研究,其结果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纠错则是科学界的常态;唯有纠错才不会导致“后生笑”。裘锡圭研究了60多年的古文字学,是公认的当代考古领域的泰斗,但他生怕“后生笑”而坦然认错、决然改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从2009年开始考古挖掘,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等珍稀古物,被列入“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裘锡圭在2012年第三期《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对出土盉铭逐句加以解读。其中有一个“笰”字,裘锡圭认为是“并”之异体字。时隔6年,《考古学报》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的全部资料。根据这些发表的照片和拓本细审,裘锡圭惊诧不已,原来那个字确实应该解释为“笰”(古代车厢后面的遮蔽物),而非原先推断的“并”字变体。仅仅是区区一个瑕疵,裘锡圭却来了个“小题大做”:他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刊出《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慎重宣布自己201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裘锡圭忌惮“后生笑”而彻底推翻自己以往的断论,委实难能可贵,彰显出“高逸学者之风”。

倘若不被“后生笑”,任何科学结论或学术定论都亟待经受历史的考问和实践的检验。其逻辑前提是必须摒弃“唯我独尊”的思维,除了以平等的姿态相互切磋外,还得营造质疑、讨论、批评的氛围。大师们亦然。诚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所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这里不妨说说张中行。这位大师在20世纪末给《文汇报·笔会》撰文,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敗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可以走冯道的第三条路。黄裳旋即在“笔会”撰文批评,并以汪精卫和钱谦益在家国危亡之际的表现,说明走第三条路的危害性。面对如此言辞激励的批评,张中行并没有勃然大怒,予以反驳,而是在认真反思后,给“笔会”编辑致函:“拙作确有不妥处,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致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检讨自己“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并要求编辑公开发表此函。黄裳和张中行,乃是大师邂逅大师——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一方是怀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无疑是对“批评”一词的完美诠释。

大师亦怕“后生笑”,那么后生呢,当以这些高风亮节的大师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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