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们的中年危机

发布者:鱼子川 2021-11-13 01:58 原作者: 胡赳赳来自: 领导文萃

现在回到三个甲子前的己亥那一年(1839)。自杭州北漂至京城,当一个小公务员的龚自珍,终于被北京的权贵们挤出局了。那一年,他不得不展开“逃离北上广”的旅程。

京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龚自珍最知名的朋友有魏源和林则徐。这一年,魏源还没有写出他的《海国图志》,影响日本历史的明治维新尚没有发生。而林则徐则在这一年去了广东,开始为虎门销烟做准备。临行时,他婉拒了龚自珍请求随行的动议。

的确,龚自珍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他听从外公段玉裁的教诲“要做名儒、做名臣,不要做名士”,因此屡屡戒诗,又屡屡开戒。他有天生的名士做派,行为不甚检点,议论朝政,出语伤人,是常有的事。他甚至说,整个朝中和江湖,都没有有才能的人,全是一帮傻子。

他还有一个毛病,甚会得女性欢心。尽管他是个五短身材,面貌倔强,但丝毫不妨碍他以诗歌的才能进入女人的心扉。顾太清被称为大清第一女词人,她曾经是一位王爷的侧福晋,因为与龚自珍过从甚密,诗词唱和,引来非议,最终被逐出王府,流落民间。据说,己亥这一年龚自珍的离京,与这段经历有莫大关系。

48岁时,龚自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对新疆、西藏的地理有深入研究,希冀能派上用场,朝廷有朝一日让他去拓疆安土。然而这样的机会迟迟不来,他只能做一些秘书和校对的工作。他的剑生了锈,箫在秋天里也只能呈现萧索之意。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去西山或南城赏花了。他和文友们骑着马,饮酒作诗,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由于朝中的挤对,以及来自八卦的风言风语,龚自珍在京城的进取之路一败涂地。他眼中所见,皆是满目苍凉。帝国的气运和他的命运在这一年里形成了某个隐性的转折点。他预见到摧枯拉朽的力量即将到来,但又滋生出无能为力之感。

此时,龚自珍与所有中年状态的人士一样,有了家室之累:正室侧室,一双儿女。他的身心经历了疲惫的淘洗,他也并没有在为官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

安身未卜,立命未卜。龚自珍是个彻底的失败者。除了拥有一些诗名之外——他在这一年沿途写的诗,会因为传诵早于他抵达家乡。途中有道士在祈雨,听说大诗人龚自珍来了,请他写醮词,他大笔一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人和巫师的双重人格合体了,龚自珍扮演了那个求雨之人,他用文字的灵性呼吁天地之间来一场大的洗涤,将腐朽与没落彻底扫除。

一路上,他不在醉中,便在詩中。朋友们与他谈论诗文与学问,时政与苍生,这给了他不少慰藉。从春天走到夏天,他才回到了杭州。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他缓缓归矣。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急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皇驾船先行。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鸦片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鸿沟。

“士子”最终会选择“悄隐”,原因很简单,有底线的斗不过没底线的。在巨大利益面前,盘根错节的关系会消耗人无穷的精力,智商与情商再高的人,也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拨弄,这只手的名字叫“利益”。要么选择进入这张大网,贡献聪明才智,成为家族代言人;要么与之决裂,放弃既得利益,成为一个自谋出路、不负所学的个体。

人到中年后,容易变得犬儒而非奋起,社会空间又往往是铁板一块,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荒诞的新闻也不少,面对世事人心,“士子”的呼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龚自珍为后人揭示了传统中国的人格美学与生活美学,体现了个体生命的大视野和大情怀。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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