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也是历代不易的道理，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治在与武功此消彼长的竞争中渐渐占据优势。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终于分出胜负，朱棣夺权成功，荣登宝座。登基后的朱棣发现虽然从龙之臣众多，但多是龙精虎猛的武将。这存在两点难处，一是难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二是难以实现收拾人心的工作，因而必须任用文官。起初朱棣是想用建文旧臣，但方孝孺这样的名流拒绝与新朝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这年八月，朱棣亲自圈选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九月圈选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直，并参与决策事务。至此，永乐七人内阁形成。
与后世阁臣由外朝大臣推举不一样，这次的入阁完全是依照朱棣个人的感情为自己选配的秘书班子。
可以发现，七位阁臣的命运与永乐时期的政治结构高度相关，进而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朱棣在南京登基后，北部边疆问题始终没法解决，尤其是永乐七年丘福北征漠北失败后，整个北部边防形势迅速恶化，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记载“鞑靼军去北京不远”，“王师畏鞑靼，尽入城堡”，可见形势之紧张。为此，朱棣率大军常年驻屯北京，太子以监国身份在南京处理国家政务，形成了“皇帝主军， 太子主政”的格局。其中阁臣杨荣、金幼孜、胡广常年随从朱棣，“扈从行营，赞襄军务”，获得恩宠独多，始终受重用，只是胡广在永乐十六年病逝;杨士奇、黄淮、解缙多随太子处理政务，黄淮和杨士奇辅佐皇太子监国。君王与太子的矛盾如君相矛盾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矛盾，因此三人命运多舛。也正是这一结构，无论政局向哪发展，总有阁臣会成为股肱之臣，内阁成了一个基本的制度。
阁臣入直的主要内容是预机务：一是当顾问，了解机务信息，参与核心机密的最初咨询，做好参谋助手;二是做秘书，作为“代言之司”，代皇帝起草文书材料。从这种情形可以看出，内阁实际上起着一种皇帝智囊团即天子幕僚的作用。杨士奇的叙述大致勾勒出阁臣工作的基本情形与强度，很像皇帝的政策研究室，负责给皇帝草拟材料，充当参谋助手。成祖也是同样的认识，他对杨荣说：“天下事朕与若等共计之，非若六卿只分理也。”将“共计”与“分理”作为区分內阁与六部职能的重要依据，可谓一语中的。“分理”负责执行天子命令，而“共计”则兼有顾问与辅助决策的功能。
当然，永乐朝内阁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皇帝秘书班子的基本属性还是不可能改变的。内阁没有管辖政府部门的权限，各部门上奏也是直达御前，且当时“章疏多出宸断”。时人评价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依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永乐十七年，杨荣给皇帝建言军、政、法司诸多部门存在的弊端，朱棣看后很满意，评价非常之高，称赞其抓住了当下的制度弊病。话锋一转，“你是我的心腹之臣，如果直接进言，会让群臣觉得亲信政治，猜疑决策，不如秘密让御史代言，这样就完善了”。
这个案例生动地描述了阁臣的角色与职能：处理皇帝事务，权力来自皇帝。所以该政府处理的事归政府，该政府说的话归政府说，这一隐晦但的确存在的界线还是时刻在提醒着每一个人的。
作为文官化、行政理性化趋向的一面是对文官的重视，另一面就是人才选拔的正规化、制度化。在明初选人有多途，荐举是其中重要的途径，科举的重要性与发展前途并没有显露出来，甚至朱元璋一度停了科举。朱元璋在政府改组废除丞相之后的两年才恢复科举。
永乐二年的会试是朱棣登基后的第一场最高规格的选拔人才考试，朱棣对其非常重视。会试前，礼部奏问会试应录取多少人？事事以恢复洪武旧例的朱棣反问道：“洪武时期选拔多少？”尚书李志刚回对说：“各科不一样，最多的470人，少的30人。”朱棣说：“我初登大宝，第一次取士，应该多录取，以后不以此次为准。”并指出“学者成材亦难，当取其大略，其细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语疵而不害理，亦可备数;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唯取朴实。”
可见朱棣首次会试就要在取士人数上与其父太祖看齐，取472人，并明确指示取才要不拘泥于文字细节，要取实际人才。这既反映了他通过“靖难”后急欲笼络士心的迫切心情，也表现了他敢于和太祖比肩的胆量。
朱棣对下第举人同样非常关心，认为“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礼部选取贡士六十人上奏。朱棣召见他们，赐给冠带，安排在国子监继续学习，以等待下一次考试。并且勉励说：“士当立志，志一则工专，工专则业就。后科第一甲人有不在其尔曹乎。”可见朱棣的爱才程度。
永乐一朝，是明代科举制完善的重要阶段，重点在三个方面：
一是规范完善殿试制度。在永乐二年会试后，官方在洪武时期所行的殿试制度基础上重新厘定、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加严密、规范和完备，明代殿试制度由此定型。明确规定读卷官以阁臣、九卿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等高级官员充任，阁臣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此，读卷官品级大为提高。
二是确立庶吉士制度。永乐二年（1404年）殿试结束后，在新科进士中先后选取123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此次科考后，庶吉士须考选二、三甲进士之优者为之，标志着进士观政于近侍衙门者被称为庶吉士时代的结束。
三是确定考试标准内容。永乐十五年九月，修成《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朱棣亲自为其作序，颁布天下，以两部《大全》统一对《五经》《四书》的训解，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和陶冶、牢笼士子思想的工具。明代是一个皇权空前强化和官僚制度高度发达的时代，皇权的影响力和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已通过各级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官僚而落实到每一个良民身上;与此相应，“民秀”或“秀民”也把能够出任朝廷官员看作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光宗耀祖理想的首选甚至唯一途径，这大大加强了帝国的控制力、流动性与认同感。
朱棣马上得天下，在得天下之后更多的也是军事征伐。但在这个“君王主军，太子主政”的时代，其命运不同的七人内阁使内阁制初步形成，科举制也渐渐成了选拔人才的主流，科举观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逐步形成崇文尚科举的风气，帝国的统治基础空前扩大。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