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这三位学者获奖，颇令人感到意外，是最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最大的一次。
今年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令人感到担忧，货币政策、资产泡沫、贸易摩擦及全球化退潮，正左右国际经济走势，“灰犀牛”蠢蠢欲动，“黑天鹅”随时起飞。所以，不少人预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聚焦于增长理论、货币理论、贸易理论及全球化失衡。
去年，这一奖项颁给了增长理论领域的保罗·罗默，今年获奖的这三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亦属发展经济学，只是他们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脱贫研究。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人们的关注点导向贫困、穷人以及最缺乏话语权的一群人。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9年，同属于该领域的阿瑟·刘易斯凭借“二元经济”获得该奖。另，“穷人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诺奖再颁发给发展经济学领域学者，似乎又一次提醒世人：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
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问题。今年，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大增，全球化秩序受到冲击，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我们最该关注的依然是贫困问题。
这次诺奖的另外一个争议，便是这三位学者的资历以及随机控制实验（RCT）。
瑞典皇家科学院着重强调的是，这三位学者将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到了贫困问题的研究上。
但是，有外国学者对此犀利地评论：“如果你想颁奖给实验经济学，当然要先考虑List；如果要是给应用微观经济学，那你挑的也只能是Card、Krueger、Blundell、Angrist等人。如果奖励的是实验方法在发展中的运用，那就只能是非Townsend莫属……这次诺奖糟透了。”
一些中国学者则评论，随机控制实验过于微观及随机性，缺乏普遍应用的价值，更无法在宏观经济政策、后发国家追赶领域产生价值；中国在扶贫方面的工作方法更值得借鉴。
有人调侃，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了和平奖的味道。
这些评论不无道理。但是，所谓各司其职，庙堂之上的经济学家制定或影响公共政策，解决贫困问题，亦可拿奖。
“江湖之中”的经济学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及方法获得扶贫成效。Duflo、Banerjee、Kremer这三位在该领域确实是顶级学者，只是他们的工作像大多数穷人一样缺乏光环与广播。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似乎告诉我们，世界需要有温度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忧郁”、理性不矛盾），以及有温度的经济学家（非指点江山的经济学家）。
贫困是一项具体而微的研究，扶贫更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
贝克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是解决贫困的良药。确实，自由市场帮助人类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活，是近代世界脱贫的关键。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包从北美送到非洲，政府或援助机构需要花费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在广大的非洲、印度及中亚地区缺乏启动市场的条件。班纳吉等人通过调查亦得出如此结论。
经济学家信奉的价格机制在这些地方便容易失灵。很多跨国公司在非洲、中亚开设工厂，他们试图提高计件工资以激励当地工人，但是工人们并不买账。计件工资提高后，他们甚至选择减少劳动时间及产量，以获得之前一样的低收入。
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进而导致低资本形成和低生产率，最后又进入低产出、低收入。如此，这个地区便陷入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市场低迷的“贫困恶性循环”。
有人则否定市场的做法，呼吁“人权至上”，给予更多的外国援助。
事实上，每年全球各国及国际组织都有高达数万亿美金的援助金及物资，专门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但依然有10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深陷贫穷的泥沼[1]。
归根结底，全球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经济学家高度统一的研究、国际组织整齐划一的救援方式以及公众的刻板认知。
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深入五大洲18个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与地区，如亚洲的印尼、印度，非洲的肯尼亚、摩洛哥，观察、体验穷人的日常生活，通过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研究贫困的本质，从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一些实验，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比如，在肯尼亚，克雷默做了个这样的实验：
他发现当地很多小学生因感染一种病而经常性无法正常学习，于是他选择部分学生进行实验干预。从1998年到2001年他三次来到当地给实验学生发放驱虫药。实验发现，服用驱虫药使学生感染率下降，降低了辍学率。
我们不是说，发个驱虫药就能诺贝尔奖，而是类似这种无数个简单实验确确实实地降低了贫困率。
近些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二人将他们细致入微的研究出版成书——《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
在这本书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将随机控制实验应用于穷人的生活方式、教育、卫生、健康、创业、援助、政府政策及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效。
他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艰巨性，改变了很多人对贫困的传统认知。
今天，有些人将穷人视为“慵懒愚昧”“思想古板”“行为粗鄙”“没教养”。有些人反对救助穷人，认为“外部援助加剧了惰性，让穷人更穷”。网络上有大量文章概括所谓的“穷人思维”。
但是，班纳吉则认为，贫穷的根源不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而是外部环境污染。
班纳吉举例说，比如非洲某些贫困地区环境恶劣，疾病肆虐，一不小心就会死于饥饿或疾病，普通人想安安稳稳地落个寿终正寝都难。在这种环境里，即便是出现勤奋、聪慧、积极向上的个体，也几乎无法摆脱贫穷。
而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里，普通人即便是懒惰、愚蠢、耽于享乐，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远比贫困人口里最勤奋、聪明、上进的人要好得多，因为这里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笔者过去一些年跟随一家国际慈善机构参与了一些贫困救助活动，这让我对班纳吉的研究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贫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我们普通人的认知。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懒惰、愚蠢相关。
事实上，穷人的孩子年年上学，但是他们的成绩确实令人堪忧。北大清华、985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有些孩子即使很努力读书、能考上好大学，却找不到一份好工作来改善生活？这又是为什么？一些孩子为何高分低能，他们的活力、敏捷及创新去哪儿了？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疾病、风险意识相关。
这些年走访一些贫困家庭，因病致穷的案例比比皆是。
穷人的身体消耗很大但不愿意花小钱预防疾病，往往小病靠扛，大病来了如山倒。结果是，治大病花得钱更多。家里顶梁柱突然病倒，一家陷入贫困。这一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悲剧？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个人的努力与智慧相关。
在滚滚洪流之中，人如泥沙般俱下。委内瑞拉恶性通胀，钱如废纸，回天乏术；土耳其汇率、房价闪崩，中产返贫。
美国五大湖区工厂搬迁，产业整体迁移，整个行业的工种都消失了，等待工人的只能是失业。2007年次贷危机，一些家庭瞬间破产陷入贫困——美联储宽松政策及次贷监管似乎给“中产”诱设了一个陷阱。
有一千种办法能够改变命运，但似乎没有一种适合穷人。穷人陷入了一种“贫困陷阱”，存在一些无形的经济规律不断地让人跳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1. 贫困陷阱
穷人为何被陷阱锁定？
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2]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贫穷陷阱”中恶性循环的内涵：“暗含着一系列循环作用的力量，它们趋向于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作用并反复作用致使一个贫困的国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贫困陷阱”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又极为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穷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其身体素质不如他人，竞争力不足，工作能力较差；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健康容易出问题，但又不注重疾病预防和治疗，小病拖成大病后又加剧了他们的贫穷……
穷人没有办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迫于生计放弃学业，导致人力资本退化；穷人长时间从事简单机械的劳动，难以从工作中获得知识积累（搬砖而不是砌墙），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随着身体日渐退化、人力资本无增长，日益陷入贫困……
穷人无法给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而富人则可以，随着社会竞争加剧，下一代的相对竞争力更差，进一步加剧了代际贫穷……
穷人的活动范围及自由有限，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核心层，常生活在缺乏话语权群体之中，信息相对封闭，思维不够活跃，进而又加剧了贫穷……
穷人缺少资本投入，只能依靠双手赚钱，这样无法抓住大多数依靠资本、关系与智力的赚钱机会，如房地产、股票、黄金，这样大多数赚钱的机会与穷人无缘，一旦失业立即陷入贫困……
穷人缺少资本及不动产积累，在从事风险性工作时往往比富人更加冒险，寄希望于小资本博取高回报，比如借高利贷投资，炒股时常常满仓操作，一旦失利则满盘皆输，陷入负债与贫困的纠缠之中……
关于“贫困陷阱”，纳克斯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予以解释。
供给方面，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人们将大部分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样储蓄水平很低；低储蓄引起资本稀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生产率低下又造成低收入。
需求方面，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投资吸引力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低下，结果又是低产出和低收入。
图：贫困陷阱：将来的收入小于今天的收入（A3-A1），来源：[1]
如此，投胎成了一种技术活。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在一些地方，穷人世世代代都在当地原地打转。生产力几千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如今使用的牛耕农具与1000多年前没有太大变化。
班纳吉等人认为，要想真正帮助那些贫困人群，必须从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入手。我们常说，无力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但是，班纳吉认为，只有改变环境才能让多数人摆脱贫困。
“贫困陷阱”，是一个低市场效率的环境。为什么自由市场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自由市场到底该如何启动？
我们通常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如影随形、缺一不可，其实还需加入一个前提，即信息自由流通（思想市场）。
“贫穷陷阱”，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囚徒困境”。有人认为，“囚徒困境”说明市场失灵，即每人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结果是最糟糕的。其实，“囚徒困境”环境中并不存在市场，因为信息被隔绝。
所以，突破“贫困陷阱”，首先就要打破信息封闭，开放市场，让信息、资本与人才自由流通。
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有时人们在其中很努力劳动，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却难以突破。班纳吉走访非洲贫困地区调查发现，只需花费小成本即可改善福利，但当地因信息不畅而无法获知成本更低的新技术、新产品及新方法。
比如，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在马里及肯尼亚只需要花费10美元购买蚊帐，即可降低虐病的传染，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10美元对于当地来说有些贵，但是他们却因虐病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这就是班纳吉等人提倡的“边际改善”。
早期广东这边的制衣厂、塑料厂，并不知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及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逃到香港的那群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带来了新的设备、工艺及制度。
在福建做公益活动时，我发现，受助贫困村的隔壁村，便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村。这一差异引起了我的好奇。询问当地村民才知，在民国时期，贫困村与富裕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土客之争”。在大规模的械斗中，富裕村最后惨败，失去了土地，村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多年后，一远走南洋的村民衣锦还乡，村民极为振奋，富裕村村民陆陆续续地便跟着他“下南洋”赚钱。这样，这个村逐渐富裕起来，被当地人称为“南洋村”。
部分下南洋的村民返乡后便修起了碉楼等，花钱聘请了一帮专业队伍，再次与贫困村械斗。这次贫困村完败，村民们不得不往偏远的山里搬迁，越来越少与外界交往。此后，世世代代过着闭塞、安宁而贫穷的生活。
在南方省份，很多生意是依靠宗族的力量做起来的，比如潮汕人在深圳搞房地产，莆田人在全国开医院。最开始，一些人开拓这行生意，便将这一信息告知族人，凭借极低的宗族信任成本，其他族人也跟随前往开拓市场。
如此，信息便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宗族环境，引入了技术与资本，也改变了贫穷的面貌。
对于国家来说，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信息流通，建设公共设施，引进外来资本，都有助于打破“贫困陷阱”。
纳克斯的“贫困陷阱”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外资的作用。改革开放后，80年代依靠港资启动市场，90年代开始，美资、日资、韩资以及中国台湾资本蜂拥而入。
在全球化市场中，即使最初国内收入及消费力不足，只要具备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及土地，外资便会进入。外资投资制造产品供应全球市场，随着本土工人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便上升，进而又带动投资。如此便走出了“贫困陷阱”的死循环。
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对外要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对外开放，启动市场，打破了中国的“贫困陷阱”。
对于个人来说，走出当前固有环境获取更多新的信息、技能与资源，比在“贫困陷阱”中挥汗如雨更有机会。但上面说到，穷人的活动范围及自由有限，他们又怎么才能走出这种环境，获得更多的信息、人脉、技术与资本支持呢？
比如，一些人赚到一点钱后便选择买车，汽车可以扩大人的活动及交际范围；有些人拿到第一笔工资便购买一身行头，穿着更好、打扮更好，争取更多、更有价值的机会；有些人会选择专项学习，比如一门手艺、技术，通过走技术通道尽快地给自己的人生打开局面，在更高层次的社会群体中交易与合作。
这些其实都是对未来的投资——信息流通只是启动市场的条件，对未来的投资才能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
从“贫困陷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将来的收入小于今天的收入时，则陷入“贫困陷阱”；当将来的收入大于今天的收入时，便可以打破这一死循环。只有对未来投资，才能提高将来的收入。
那么，如何投资未来才能确保将来的收入大于今天的收入？
2. 边际改善：穷人为何不愿意学习？
学习，是穷人脱贫的唯一选择。
学习，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那么，脱贫致富的办法似乎很简单，即拼命学习。
但是，为什么很多穷人宁可睡大街，也不学习？为什么他们宁愿花钱泡网吧，也不学习？为什么他们宁愿买彩票，也不是学习？穷人为什么更喜欢把钱用在一些娱乐上，而不是学习上呢？
很多人对穷人的这一行为加以道德批判，比如“穷人无可救药”“穷人喜欢低级趣味”“穷人赌性难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班纳吉反对将上述现象简单归因于个人道德，他认为过去人们经常把这一经济现象与道德挂钩，所以导致了许多政策变成了道德说教。
我们常说：“穷人能吃一千种苦，就是吃不了学习的苦。”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也警告说：“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其实，人们忽略了穷人的学习成本——穷人无法承受学习的投资回报周期过长。
班纳吉认为，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无法承受较长的收获期，因此他们更追求立竿见影的回报效果，而个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投资回报过程很长，他们缺乏耐心去等待这个周期。
时间往前推20年，很多农村家长主动让孩子辍学，尤其是女孩子。辍学后，这些孩子便成为家庭劳动力可以直接创造收益。很多家庭无法供孩子继续上学，无法忍受如此长的投资回报周期。
这就好比一家公司，预计等到明年出货可获利，但是当下资金链已经快断了，只能低价抛货求生。任何一家公司都知道开发高科技产品则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但是很多公司都难以承受技术开发的长周期与不确定性。
所以，“急功近利”并不是穷人的专属。只是受制于投资回报压力，穷人不得不选择短期的高收益回报。
如何在短期内产生高收益回报？
一是边际改善性消费；
二是短期风险性投资。
穷人有烦恼，生活压力大，富人亦如此。不过，富人排挤身体及心理负效用的方式很多，比如购物、旅行、南极航行。
富人可以每次购买不同的衣服、首饰，去不同的国家旅行，每次的效用程度都很高，心情恢复得快。但是，穷人则严重地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除了逛淘宝就是步行街，逛来逛去还不敢买，一次两次过后效用递减得厉害。
这时，穷人就会选择具有刺激性的、不确定性的活动来提高边际效用，以获取心理的满足——解压、安慰与存在感。比如，打游戏、买彩票、泡网吧、暴力影视，甚至打架。
所以，穷人投资未来的最大障碍是，在在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下，不愿意投资未来，过度追求边际改善。
在一次内地省份的援助活动中，我发现一户贫困家庭，生活极为困难，两个留守儿童随70多岁的奶奶生活，营养不良，父母离异多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发现，孩子父亲是大型油罐车司机，工资收入8000元一个月，这样的收入为何会让家庭陷入如此困境？这让我费解。后来同村村民告诉我们，孩子父亲收入虽高，但是爱赌。每个月的工资都赌完一分不往家里寄，而同村与该父亲一样开车的村民，亦是同样的境况。
听了这事后，我们救援团队成员都感到寒心，但经济学的修养又让我立刻地恢复理性。这让我想起了，张婉婷执导的一部电影《秋天的童话》。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一段上个世纪80年代两位华人在纽约唐人街贫民窟中的爱情故事。
影片中，钟楚红饰演的李琪多次问满嘴脏话、嗜赌如命的船头尺（周润发饰演）：“为什么不戒赌？”
船头尺每次都说：“不赌怎么能够平衡呢？”
船头尺的朋友们跟他一样，每月都将做服务生赚取的一点点工钱赌光。从船头尺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到，赌这种刺激感（可能一夜暴富），对他们来说，是最高效用的活动。
除此之外，船头尺和他的朋友，还热衷于在当时肮脏不堪的纽约街头打架，“以解心仇之恨”。
当然，影片的结局是温暖的，受到爱情感化的船头尺戒烟戒赌，数年后，实现了诺言，在海边开了一家名叫“Sanpan”的餐厅，并与李琪意外重逢。
在深圳龙华，有一群“三和大神”，他们的生活没有“秋天的童话”。这是一群薪资日结的临时工，围绕着三和人才市场生存。他们通常干一两天活，日结两三百工资，然后在网吧消遣几天，吃着泡面，玩着游戏，睡在网吧。当工钱花完，又重新“出山”，干一两天活，拿到工资后再泡网吧。
他们的人生，如此循环反复，如以上孩子的父亲般掉入“贫困陷阱”。
NBA一些球星，一退役便破产，他们常与大群朋友，一起挥霍、赌博，甚至吸食大麻。如今，NBA将詹姆斯树立为黑人孩子的榜样——一个成功走出“贫困陷阱”的励志故事。
在投资方面，穷人热衷于追逐短期风险性投资。
穷人最应该投资的是学习，最需要保重的资产是自己的身体。但是，智力与体力都属于长期回报的投资。
受制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穷人考虑将有限的资金效用最大化。除了大部分用于消费之外，剩余的少部分资金，只能追求短期高回报，如满仓炒股、购买数字货币、加入传销组织，甚至借入高息P2P资金，高杠杆高风险操作。
由于穷人的财富边际倾向要比富人高，投资回报率期望要比富人高，可选择性降低，因此容易选择一些风险高的股票，且容易重仓、满仓操作，在获得一定收益率时（未达期望）不愿意退出，在亏损时不及时止损，并且试图频繁操作增加获利回合来提高收益率。
受财富边际倾向规律的支配，穷人很难做到“控制仓位，合理管理资金”，“及时止损、落袋为安”。
所以，散户（小资金）投资股票很难赚钱实际上受经济规律支配。反过来，散户试图在股票中获取短期高回报，实际上是一项抗规律、反人性的艰巨工作。
穷人投资呈现“All in”特点，他们的投资风险暴露程度非常高。于是，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传销骗局、数字货币骗局等很多都是针对了穷人的投资心理。
另外，穷人在保险投资上的比重非常低，但是他们的医疗费又非常高。
为了追求最大的投资边际改善，穷人不愿意将钱花在疫苗、疾病预防、理疗、看病及疾病保险方面。于是，小病靠抗靠拖，将省下的钱和时间用在“刀刃”上。但是，小病拖成大病后，往往是病来如山倒，治疗费用极高，往往无力回天。这就意味着，穷人最重要的身体资产暴跌。
所以，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穷人都被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班纳吉所提倡的边际改善，其实是将穷人锁定在“贫困陷阱”中的经济规律。
那么，穷人该如何抗边际改善，投资于未来？
3. 代际交叠：贫穷为何限制了想象？
脱贫，无疑是反人性的。
穷人身上诸多的问题，看似是道德问题，其实是受经济支配，受人性掌控。毕竟，穷人投资未来本身是反人性的。
中国突破“贫困陷阱”的具体做法，便是“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概括起来便是节俭和学习。
为什么节俭如此重要？
凯恩斯主义者反对节俭，倡导“消费爱国”，扩大消费以拉动内需。实际上，以消费刺激增长的经济理论，颠倒了经济的因与果、目的与手段。就连凯恩斯也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多次强调：“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若鼓动穷人消费，实则是误国误民。穷人若要脱贫，最重要的是要节俭，储蓄资本，然后才能投资未来。
排除外资引入，国家和个人的资本不是突然富余的，而是慢慢积累的。资本主义早期，英国、法国、德国也是通过节俭储蓄资本的，挥霍无度的西班牙则衰落了。
自休谟以来，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以及韦伯等都强调节俭以储蓄资本、增加投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则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了资本的作用：
“资本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劳动者能够等候长久工作的结果——使企业的开始至终局，可以距离一个时间。”这里他借用了老穆勒的话，即靠打猎为生的人，无法预料一天之内能够打到猎物，但若有食物存储，就可以支持他经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打猎时间，以帮助其渡过难关。[3]
只有资本，才能降低穷人的焦虑，支持他们投资于未来。因此，靠节俭储蓄资本就变得极为重要。
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庞巴维克，在杰文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现了资本的价值。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一书中指出，资本的作用延长了时间，实际上支持了迂回生产，也就是促使分工更加精细，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猎人不用担心这一两天没有收成，于是他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打磨工具，这样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
所以，资本还可以促进分工精细化，技术革新以及生产力提升。
反过来，若穷人没有任何资本积累，过着朝不保夕、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生活，这样会限制他们的社会分工以及专业技术的提升。
比如，30年前，很多农村家庭知道，送孩子学个木匠、铁匠、泥瓦匠收入会更好一些，但是迫于眼前的生计限制了他们这么做。按照传统的师徒制度，学习手艺的时间成本极高，几年后出师了才能赚钱，“媳妇熬成婆”了才能赚大钱。
如今，大多数孩子都能够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术，但是依然受到了边际效用改善的紧迫感制约。
比如，我们希望孩子尽快成才，考上好中学、好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我们给孩子辅导作业，每天晚上一两个小时，希望孩子把必考的、能拿分的做好，然后有时间才做些“业余的”。这种“火急火燎”的教育，说明了整个社会被教育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
我们越注重短期回报，越“望子成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资本越匮乏，越急于求成，迂回生产就越短，社会分工就越不精细，学习知识及技术就越无法专业化、精细化——只能采取狼吞虎咽般地填鸭式教育，亦或是抓重点、抓考点。
但是，知识的吸收、能力的获取、智慧的领悟，以及创造力的开发，是基于长期的投资回报周期。
我们会发现，穷人的孩子越追星赶月般地努力读书，思维、敏捷及创造力就越缺乏。我们还发现，自己的小孩幼儿园还很灵光，越读书越迟钝。
班纳吉不禁问：“昔日的奇思妙想哪里去了？”
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这三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贫穷会扼杀一个人的想象力，即便这个人本身是个天才，贫穷也会用巨大的力量扭曲他的天赋，最终让他泯然众人，甚至变成一个沉沦堕落的人。
心理学家做过类似的实验：在小学生的桌子抽屉里放一个盒子，告诉他们一个小时内拆开将无法获得礼物，两个小时则可以获得一份礼物，时间越久获得的礼物越多。
跟踪实验发现，越往后拆开盒子的学生后来越成功。这说明什么？
越能够忍受诱惑的人，越有自控力；越有自控力的人，越能够基于长远预期——更具有想象力。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经济学支持这一结论。
贫穷的人，受制于边际改善，只能急于求生，追求短期预期，学习奉行“实用主义”，从而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个世界什么都能快，但学习从来都没有捷径，或者说学习已是捷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的小学教育的内容非常少、进度缓慢。通常，我们会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去论证和思考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结论。在中国，这一结论只需要记下来即可。
今年五月深圳市关于“高考移民”的新闻，引发全国讨论。虽然广东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也非常刻苦，但是广东省的应试强度一直以来都远远不如江苏、山东、河北等高考大省，深圳父母也并不愿意引入“衡水模式”。为什么？
主要是广东这边的经济收入相对较好，孩子的出路更多，应试不是唯一出路。父母的资本，可以支持孩子有更加宽裕的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技能，培养更多的爱好和素养。
但是，对于穷人来说，资本有限，时间紧迫，分工受压，技能精细化程度低，学习压力和应试焦虑更大。
所以，贫穷让人变得急躁、窘迫、急功近利、难以宽容，又扼杀创造力和想象力。但这一切都不是穷人的错，而是受边际规律和人性支配。
穷人翻身，难就难在挑战人性，挑战规律。
中国人善用的办法，就是采用“代际交叠”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父母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放弃自身这一代人的学习积累及边际改善，节约资本、积累储蓄，然后投资下一代。
这符合英国经济学家、数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建立的“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即家庭应该将多少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多少应该储蓄起来并投资下一代，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4]。
美国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彼得·戴蒙德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在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戴蒙德模型，资本增长黄金律）。但是，穷人的“代际交叠模型”并非是帕累托最优，父母其实是最大的牺牲者，他们是反人性的最大忍受者——违反边际改善引发的焦虑、压抑与煎熬。
父母扛着这一切，孩子不需要承担太多这些负效用，可以拥有宽裕的时间来完成迂回生产、精细化学习。
当然，有时，父母的焦虑负效用也会有意无意地逼迫孩子快速出成绩。这是家庭作业现场上“战火纷飞”的根本原因。父母应当尽量避免将负效用转移给孩子，防止过多地扼杀他们的创造力。
除了焦虑之外，父母应减少观念、习惯及传统的负效在代际之间传递。我们通常说，改革需要尊重国情，但改革的目的往往是改变国情。教育需要尊重家庭传统，但是教育需要改变的往往就是传统——不良的家庭氛围及父母落后的观念。
所以，代际交叠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冲突的过程——贫穷往往是思想市场不够发达的代价（后续文章再叙）。
目前，“代际交叠模型”已是穷人突破“贫困陷阱”的捷径。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参考文献：
[1]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中信出版社
[2]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拉格纳·纳克斯，商务印书馆
[3]政治经济学理论，斯坦利·杰文斯，商务印书馆
[4]高级宏观经济学，戴维·罗默，上海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