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时代，处于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是一个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持续发展，城市繁荣、人民富庶。但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好时代”一样，北宋王朝却正在进入“衰世”。大家可能会说这不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社会确实在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正在激化，北宋政权有能力管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却没有能力应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对内掌控与对外防御能力都在下降。对契丹、西夏常处守势，每年还得分别“赠予”或“赐予”数以十万计的白银和布匹，所以人们用“积贫积弱”来评价“宋朝”的尴尬。而一旦“宋朝”政权发生问题，“宋代”社会也必然随之崩盘，这就是“朝”与“代”的关系。
这个形势北宋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有人提出要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所以由他来主持改革，人们充满企盼。
范仲淹到了汴京，把满腔热血洒向了改革，改革措施一项接一项地推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原来很多的社会弊病，看上去必须革除，但弊病的后面却是它的“合理性”，有其产生的深厚土壤，是在特定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怪胎”，是各种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有些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产生这个怪胎的土壤不改变、弊病后面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斩断，这个弊病怎么可能革除得了？
范仲淹以猛药治之，触犯了各方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渴望得到利益的人们也不满意，因为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矛盾更激化了，朝廷不满意。既然这样，你就得下台。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北宋应该说开始进入了“衰世”，问题也更加严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頂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我们看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持续推进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练兵选将法等等。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变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增加了，还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收复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兴。但问题很快也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变法的实质带来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说，是强化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是为了使政府“富”起来。在“国计民生”这架天平上，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更关注民生，但到中央主政之后，更关注“国计”而忽视“民生”。这样一来，把地主和佃户的矛盾、商人和消费者的矛盾等等，演化成为地主、佃户、商人、消费者和政府的矛盾，政府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因为过去是商人和消费者打交道，地主和佃户打交道，政府是裁判员，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纠纷。变法的结果是政府参与一切经济生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商人、地主认为政府与民争利，佃户、消费者觉得政府对他们的剥夺甚至超过地主、商人。在这个过程中，笑话也闹了不少，弄出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规定，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发放贷款，发放种粮，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让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但在推行过程中，变味了，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变成了定额摊派。政府向民众强行发放“青苗钱”，无论贫富，富人多发、穷人少发。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钱，你要强行发放贷款干吗？更怪的是，民众是否得到了政府发放的“青苗钱”“青苗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发放的定额，向政府交纳“青苗息”。这样，青苗法就逐渐演变成了变相的“财产税”，不但没有起到抵制高利贷的作用，反而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敛财手段，民众也有民众的应对招数。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读起来笑死人，说他流放中，到一个县城，不是很繁荣的县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馆、赌场、妓院全堆满了人，而且多是穷人，苏东坡很好奇，问一家老板：生意怎么这么好啊？老板乐得口都闭不上：您说生意能不好吗？这几天是官府买单。什么叫官府买单？政府强制发放青苗钱谷，四乡八里的农民到县城来借钱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费，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听说书的到茶楼去，好赌博的到赌馆去。苏东坡就问：那以后靠什么还呢？回答说：这还不好办？还钱没有，要命一条。政府强行借款给我，以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反正是还不了的，干脆先消费。到时你逼我还，我逃跑;钱没有，命一条，耍赖。
第二个问题，“三不足”的问题。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兴利，有人反对，因为在兴利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要除弊，反对的人更多，因为它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兴利除弊，就顾不得有人反对，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极端，问题就来了，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树敌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废除或修改旧法，而旧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古人办事靠圣贤道理，祖宗法度，你连祖宗法度都不要了，圣贤道理也都不讲了，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不符合圣贤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你的事情就办不成。虽然王安石推出《三经新义》，但缺乏权威性，别人不买账。
再看“天变不足畏”。这一条是犯大忌讳的。中国人经常说“天地良心”，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是遏制一个人干坏事、遏制手握大权的人干坏事，特别是遏制皇帝干坏事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和舆论防线。这道防线一破，就叫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
这三个“不足”放在一起，即使你是在干好事，也可能是一意孤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和过程的，不管你动机多么高尚、计划如何美好，如果你能够搞定，效果好，那一切都好;如果你搞不定、效果不好，甚至产生负作用，那一切都不好。
但是，我充分理解处于“衰世”的王安石，他实实在在想为这个国家办事，是实实在在希望帮助这个社会渡过难关，但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矛盾积压得太多，王安石急于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解决这些矛盾，但几乎是到处碰壁，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当然，宋神宗在千方百计支持他，但有时也扛不住，皇帝身后还有皇后、更有太后。所以王安石干脆提出“三不足”，下猛药。结果，已有的问题、已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但是，这仍然不能怪王安石，也不能怪他的先行者范仲淹。如同医生给癌症病人做切除手术导致癌细胞扩散一样，不做手术是等死，做手术可能不成功，可能导致癌细胞扩散，但也许成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就不动手术，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而不改革、不变法。
怎么办？很难办。王安石没办好，范仲淹没办好，他们之前的王莽、之后的张居正也没办好，但也有人办好过。这就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在社会矛盾没有过于激化的情况下及早改革、及早变法。犹如不断对人体进行调理，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身体的疾病包括癌症，争取早期发现、果断治疗。最好不要出现“王安石”，最好不要使王安石为难，特别最好不要出现“三不足”式的“王安石变法”。因为到了这一步，事情就不太好办，一般都是走向反面。
（摘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