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槟城，曾诞生过一位挽救过中国国运的人物，他不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也是诺贝尔奖史上首位华人候选人……他叫伍连德，字星联。梁启超先生曾赞誉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从1908年到1937年，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伍连德的人生贯穿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为国服务30年的履历，是近代中国医学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1910年，东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种可怕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些症状指向一种曾令世界都为之胆颤的瘟疫：鼠疫。
更可怕的是，因为东三省当时是中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疫情沿交通线迅速扩散，这里的政治局势也异常复杂险恶：俄国和日本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都虎视眈眈，随时寻机扩大特权。特别是日本，一直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疫情治理来插手东北政治。
同时，在东北居留的俄国和日本侨民众多，他们之中已发现有人染上了瘟疫，如果处理不及时得当，同样可能造成外交危机。在这个危急时刻，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处理东北鼠疫的重任。
显然，伍连德就是最适合的那个人。他不仅具有流行病学、细菌学知识，也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满了为国解难的决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瘟疫调查员，派往哈尔滨迅速了解疫情。
伍连德刚到哈尔滨，就干了一件全中国都没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的解剖。
通过对死亡患者进行病理解剖，伍连德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并且和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不同，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鼠疫。腺鼠疫是从鼠传给人，这种鼠疫是人传人，鼠身上却根本没有;而且这种鼠疫是通过人的呼吸系统传播。因为这些特征，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它主要通过人与人传播，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且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新型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路线提出了9条建议。经过多方努力，当地政府和俄国方面负责人全面接受了伍连德的防疫方针，出动军队参加防疫，检查流动人群特别是加强铁路检疫，对可疑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1910年，获得政府批准的伍连德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始创了中国自主的防疫机构，并联络各海港同时实行检疫，从而成为这场人类与瘟疫之间惨烈战争事实上的指挥者。虽然有了根据地，但这场艰苦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由于瘟疫的来势过于凶猛，人民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伍连德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明白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在征得地方士绅支持后，他上奏朝廷，请求集体火化尸体。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好在清政府当时的一把手、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知道，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不能再循常理人伦办事，于是清政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罕见的开明和办事效率，迅即照准。
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消灭疾病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火化了数千具尸体。这一行动在后来也被公认为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个新的起点，对我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伍连德也就此闻名世界。
不仅成功平息东北鼠疫，在民国成立后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伍连德同样凭借非凡才干和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杰出的成就。比如，他坚信中国社会进步离不开发展近代医学科学，1914年1月，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系统提出了改革医学教育的计划。
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对于医学发展意义巨大，可以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走向现代系统化过程中的一次大突破。
作为接受西方医学熏陶培养的科学家，伍连德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医学。他与王吉民合作十余年，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史》。
通过著书的过程，伍连德深知要发展现代医学，必须处理中西医之矛盾，因而号召全国医务界破除门户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医界“俨然有留学东西洋及毕业本国之分，精神散涣，各存珍域之心，意见参差，难望切磋之益。医业之不进步，此实为一重要原因”。
他呼吁医学界同仁加强团结，“聚同业于一堂，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互助之精神，作公开之讨论，集思广益，辨难析疑，则医业有不日益发达者哉？”
正是在这样的心愿下，伍连德最早提议成立中华医学会。
不仅如此，伍连德在兴办医学院校和医院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1916年，北洋政府批准了伍连德的建议，在北京筹建中央医院。可是当时的中国，战乱四起，很难凑出足够资本兴建大型医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连德亲自多方奔走筹款，甚至曾返回槟城募捐。最终，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两年后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
1926年，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的资助下，借助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屬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包括如今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创办也离不开伍连德的努力。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中国资助大型长期项目。与此同时，伍连德也提出加速兴办现代医学科学院，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在双方合作协商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终于决定将钱投向中国西医学建设。
见到机会大好，伍连德建议政府邀请基金会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这次参观成就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并呈交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报告提出，第一个医学机构应设在北京，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院。
除了发展现代医学外，伍连德也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毒害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是他一贯的主张。为此，他不仅和前辈林则徐一样禁烟销烟，还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了珍贵的海关检疫权。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算是伍连德这样的医学家也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伍连德在东北20多年的心血毁在了日寇手里，他不得不到上海主持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继续从事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并又一次承担起了重要责任。
1932年，上海爆发大规模霍乱，所幸有伍连德坐镇，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他本人也再一次名扬天下。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打到了上海，淞沪沦陷，他的事业再次毁于敌手。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饱经沧桑的伍连德举家离开上海，告别为之服务了30年的祖国，回归南洋老家槟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槟城也遭到了日军的践踏蹂躏，伍连德的人身自由受到日军的无理监控。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迎来了安谧的晚年时光。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开山祖师级别的人物，伍连德为中国服务了30年，筚路蓝缕，对抗鼠疫、霍乱等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团结领导中国医界，推动近代医学科学的传播发展，无论外界风云变幻，始终洁身持正，无愧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之阶段性杰出代表，堪称“国士无双”。
（摘自《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