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元年（1450年），年事已高的南京户部尚书魏骥上书请求致仕，刚登基的明代宗朱祁钰同意了。这是魏骥第三次以老辞官，终得偿所愿，告老还乡。
致仕，通常情况下也就是现今人们说的退休，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周朝。《礼记》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仕”。这一年龄限制基本沿用了数千年，魏骥生活的明代也大抵如此。明朝初建时，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凡内外大小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这是千百年来的规律。不过，许多身处官场的士人们想顺利退休，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却不一定会很顺利。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年逾七十屡次请求致仕，皇帝却不准。权力的两端一端拖，一端熬，终于在86岁那年，郭守敬“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而清代的名臣纪昀，在乾隆朝颇得皇帝赏识，待到嘉庆登基时，72岁的他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十年后，他仍在朝，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像魏骥这般77岁致仕的，也可算幸运了。
官员们如能顺利告老还乡，便可说得上是荣归故里。他们浸淫官场多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和隐在身后的人脉关系不容小觑，即使在地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没有了权力，官员们的心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此外，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偏好，也会对其致仕后的行为活动产生影响。
有的官员致仕后，仍然心系朝政。唐德宗时，韦伦以太子少师致仕。不过当他知道奸臣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时，仍然上书劝谏：“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韦伦致仕十余年，常在家乡思虑国家大事，分析政策得失，并及时提出恰当的建议，皇帝“每善遇之”。而明英宗时的通政司通政使李锡则是舍不得手中权力，致仕后还厚着脸皮滞留京师，苦等复起的机会，惹得众人嘲笑后才灰溜溜地回乡，落得一个晚节不保。
当然也有致仕官员仗着为官时累积的声望权力，为祸乡里。比如明英宗时的隆庆卫指挥周鉴，致仕回乡后，强占家乡百姓的农田七顷。当受害者打算报官时，周鉴勉强做了个样子，归还了十亩。但紧接着，他率领家人围殴受害百姓，并残其肢体。当然，最后这件事闹大了，周鉴被巡按监察御史弹劾、治罪，不准以老赎罪，才算有了个让人接受的结局。
不过，与反面例子相比，更多见诸史籍的，除了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还有致仕官员们带着强烈的责任心，自觉担起建设家乡重任的事迹。
中国古代士人多以读书入仕，一些官员致仕后往往在家辛勤笔耕，读书著书，以求传一家之言。而深受修齐治平之道影响
的他们，也会主动或受邀承担起昌明家乡文道的责任。开办书院、私塾便是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不仅可以培养人才，也可以带来一笔收入。
明成化、弘治年间，历官御史、巡抚、漕运总督、户部尚书的李敏，以用钱折粮解决税收难题而闻名。他曾多次因故致仕，其中一次便在家乡襄城的紫云山麓建筑了书院，并慷慨捐赠家产充作书院经费，时常请学者前来讲习，“以教乡人”，惠及远近百姓。
此书院在李敏再次被起复巡抚大同时，受诏赐名为紫云书院，明孝宗朱祐樘还亲赐《通鉴纲目》一椟，可以说得上是致仕官员创办书院的典范了。经营数代后，紫云书院的藏书楼积书至79000余卷。可惜，在崇祯末年动荡的时局下，整座藏书楼皆化为灰烬。但书院盛名犹在，位列明清八大书院之一，成为弘学昌文的宝地，也为地方教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像紫云书院这样由致仕官员创办或经营的书院、私塾还有不少，有的甚至还成为地方近代高等学校的源起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摆脱内忧外患而兴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十余年，在经济、军事、教育均有所变革的形势下，当时已退居乡里的洋务派官员薛焕联合各地乡绅，共同上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力争其支持办新式学校。最后决定由民间筹资，创建了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担任，以“通经学古课蜀士”。
官员致仕还乡后，身份由官吏转为乡绅，此时，他们往往更关注自己在家族、乡里的角色以及自己能起的作用。开办学院促进家乡教育发展，是许多致仕官员的选择。此外，他们还充分运
用政治经验与影响力，积极参与地方事务。77岁的魏骥告老还乡后，里居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些年里，魏骥虽“身处林野”，却“有补治化”。魏骥的家乡萧山素来多水灾，退休后他便提倡兴修水利，修筑了螺山、石岩、毕公等塘堰，拦截钱塘江潮，乡里百姓获益良多。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上奏称，他在萧山任职时，见到致仕尚书魏骥“与里人稠处，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以98岁高龄“四方仰德”。明宪宗朱见深读完奏折后深受感动，派人前往关心慰问，并赐羊酒，命令有司每月发米三石。谁知派去的人还没抵达萧山，魏骥就因病与世长辞了。魏骥的儿子魏完入朝谢恩，请求明宪宗用嘉奖先父的钱财救济灾民。对此，明宪宗叹息道：“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兴修水利是致仕官员报效桑梓的常规做法，楊廷和致仕后，也建“惠局”，疏通水利，乡人感念他的贡献，将其称为学士堰。也有配合地方政府抵御流寇土匪的，比如嘉靖时的致仕官员、地图学家罗洪先，在流寇侵犯其家乡吉安、当地主政者手足无措时，为其出谋划策。此外，还有不少致仕官员选择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做慈善，惠及乡人。明初官员刘崧致仕后，常常接济因歉收而难以生存的族人。成化年间的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日良，也十分慷慨大方，多年积攒的俸禄“恒以散宗戚之贫者”。
有人认为，这些致仕官员无论是开办书院还是参与地方事务，也许只为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声望，求得青史留名。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修齐治平”之道的深刻影响下，自觉承担了家乡建设的责任。
（摘自《廉政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