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7岁的卡普兰，他担任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顾问小组委员等职，被美国著名政治杂志《外交政策》评为“全球最伟大的100位思想家”。在新近撰写的这篇题为《美国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华帝国》的文章中，卡普兰认为，尽管近现代的欧洲殖民体系已经消亡，但帝国始终以某种形式存在着。那么，当今的“帝国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为了应对这种形势，美国应当制定怎样的大战略？就这些问题，文章试图给出答案。本刊将此文转载于此，仅供读者甄别与批判阅读。
文章认为，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只缺名分的帝国”。在其他国家看来，它的影响是永久存在且不容置疑的。然而，今天，这一成为帝国所需的“永恒感”正在消失。国家实力不仅关乎经济和军事，还体现在道德层面。如今的美国反复无常，信守诺言的形象大打折扣，因而，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能否永保“帝国”地位。
在美利坚帝国衰败的同时，一个新帝国正在取而代之——“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并非中国，其幅员辽阔，以汉民族的“农耕摇篮地区”为核心，往西，经过中国的穆斯林地区和中亚延伸至伊朗;南面，从南海经过印度洋，沿苏伊士运河北上，抵达地中海东部和亚得里亚海。这是一个建造在公路、铁路、能源管道和集装箱港口之上的庞大帝国。
文章指出，地缘因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与南海相连，对于北京而言，控制“大印度洋地区”的关键在于支配南海。中国不是无赖国家，其海军在南海的活动有明确的地缘政治需求。
除南海之外，“中华帝国”的另一处地缘边疆，是中东和非洲之角。在该地区，数以亿计的穆斯林并不像渴望尊严和正义一样向往西方民主。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无关，而只是中央集权遭遇的一场危机。尽管腐败低能的专制制度正在遭到抵制，但这根本不能表明当地已经从制度上做好采纳议会制的准备，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便是很好的例子。
卡普兰认为，如今的世界几乎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带有“传教士式的冲动”，而“中华帝国”则无须受其所累。在欧洲和远东之间，欧亚非大陆上的这片广大地区是国际政治的关键，但对西方议会政治并不“感冒”。中国人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有关应当建立何种类型政府的道德说教，但会切实地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集装箱货运有关，而中国恰恰是这一领域的“大师”。
文章指出，中美已经进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人类历史上，过去的战争一直是以两军在物理战场上正面厮杀的形式展开的。如今，战争正更多地由物理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变得更为重要。
在文化方面，中国有著独特且强大的文化有机体。任何去中国旅游过甚至只是仔细观察过中国的人，都会意识到一点：在中国社会，“公”和“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政治体制，也在于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目标上比美国人有着更强的凝聚力。
卡普兰注意到，儒家社会崇拜长者，西方社会崇拜年轻人。中国人从学校学习到的是国家自豪感，而美国却正在沿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其校园教育使得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不再对本国传统引以为傲。
卡普兰认为，中美竞争实际上是一场帝国之争。在这场竞争中，中方占据着优势，因为中国人有着更悠久的帝国传统，并对自己的历史引以为豪。中国人大方地追忆历史上的朝代和帝国，并从中寻找在现实中有所作为的理由，而美国的精英们则越来越多地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困扰。
中国的另一优势，是优秀的领导人。卡普兰认为，就对外交事务的战略思维能力而言，冷战后的美国总统普遍要远远逊色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尤其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本不适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反观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比任何一位冷战后的美国总统都要出色。他自律，具有战略思维，勇于展现国家实力，曾在各级岗位得到历练，训练有素。其担任国家领导人，不是出于个人野心，而是“确实想要做一些事”。
诚然，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紧张因素。例如，到21世纪20年代末，中国有可能遭遇如今在巴西等拉美国家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但是，华盛顿的决策层和战略界切不可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优越，或认为美国才是命运之神眷顾的一方。
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往往将俄罗斯描绘成十足的坏蛋，但对中美竞争的严重性却估计不足。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经济远远更为发达，政治制度更为成熟，文化也更强大。卡普兰认为，美国应结束“9·11”后在中东开始的军事冒险。继续在当地保持军事存在的“自耗”行为，只能使中国夺得全球头号大国宝座的道路变得更为平坦。放眼全球，最具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当数印太，而决定美国在该地区未来地位的关键，是印度和中国台湾。
印度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鉴于其有着很强的国家自豪感，在地理上又毗邻中国，今后也不太可能正式加入美盟集团，但其不断增强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加上制霸印度洋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对华的天然牵制力量。因此，美国即使在绝口不提美印正式结盟的情况下，也应竭尽所能发展印度的实力。一个日益强大的印度与中国并存，从未被拉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还与美国保持非正式的同盟关系，将是判断是否成功遏制中国的依据。
至于台湾，卡普兰妄称，台湾是美国二战后在欧亚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成功典型。一旦有迹象表明美国不能且不愿防卫台湾，便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在整个东亚的战略支配地位。目睹美国实力的衰败，从台湾岛以北的日本到以南的澳大利亚，美国的地区盟友除了与中国达成妥协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别无选 择。两岸统一，还将在事实上确认中国对南海的实际支配权。届时，中国在印度以东和以西两个方向的港口建设活动，将使得解放军海军可以畅行两洋。
卡普兰强调，大战略的本质是辨别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目前，美国的战略目的决定了印度和中国台湾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中国台湾受美国海上力量的影响很大，而中东广袤的沙漠地区所受影响则要小得多。
此外，大战略不是关于应该在海外做什么，而是关于如何根据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在海外采取行动。卡普兰指出，在美国国内存在着“三年法则”，即无论一场军事冲突有多么必要，在开始之初的支持率有多么高，美国民众能接受的时间期限只有三年。
有鉴于此，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应保持非暴力，避免流血成本。美国应在不公开宣战的情况下，在网络、经济、海上、外交等多个阵线对华展开竞争。要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华盛顿不应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一个地区，如南海。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涵盖面广，不能简化为某个地区的军事冲突。军事、贸易等领域的竞争不应单独进行，而应通盘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