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粹主义》是一本由[德]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uller）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19-1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民粹主义》读后感(一)：新一代民粹话语的建构与流行
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对长期被滥用而处于非定义性政治倾向的、被用作争论与抨击术语的民粹主义做出了概念性的界定（defining feature）：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对政治活动进行道德性的垄断：往往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代表全人民利益代表、反对多元化、批评与怀疑建制精英。
借由其界定，我们可以分析当下我国舆论中民粹主义倾向的构建及其背后的符号话语体系与理论来源，对于其流行做出合理化的解释。或许可以从管中一窥后浪为何奔涌。
民粹主义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在于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人民利益代表，这种主张有着高度排他性的色彩：将反对自己政治理念与主张的人群排除在人民之外，甚至声称其是有害于社会与国家、是人民公敌一般的存在。
在我国的情况下这似乎不难理解，掌握权力的组织在成立之初便对自己的性质做了界定：自己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与人民利益的组织。而在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话语体系中，这一代表性上升到了崇高且唯一的地位：人民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当今的执政组织，这一概念不容驳斥且绝对正确，在这一前提下，对于异议者可以进行随意的污名化。
而这一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寄生于对于“人民”的定义。一方面，支持者们很自然地将自己代入到了人民这一角色中——既然执政组织代表人民利益，那么支持执政组织的人就是人民，反之则不能称之为人民。另一方面人民的定义则高度随意性且独断，缺乏既定的法理支持——现行成文法律只针对公民进行界定，公民范围包含人民：人民必然属于公民，公民确不一定是人民。对于人民的定义再次落回到了执政组织手中，因此人民二字成为受执政者认可与否的标志：在诸多行业中若头衔能被冠以人民二字便代表着官方认可。
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人民”这一概念带有着道德上的绝对正确，人民绝对正直与善良。因此人民对于反对者党同伐异的行为，便上升至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高度。事实、修辞与逻辑便在公共讨论中不再重要，人民是唯一正误判断与价值评判的标准，因此言辞激烈一些、逻辑欠缺一些、事实罔顾一些便也无关紧要，“NMSL”只要是由人民说出，便天然带有崇高的道德色彩。
“反多元化”在我国新一代民粹话语中体现为官方意识形态至上。这一现象有其历史因素也有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响，是政治生活化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代民粹主义者们多为90后、95后甚至是00后。自从他们出生开始，他们见证的便是一个经济高速正增长、快速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段历史并不久远，众所周知这一切的起点在于改革开放。
事实上，改革开放便是去政治化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到“黑猫白猫”，都力图在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去政治化，将社会回归到市场经济的掌握之中。当然并不是说去政治化是完成状态，改革开放所谓的去政治化仅仅是一种趋势，是相较于之前的社会组织结构而言的一种对比。政治化从经济到文化领域仍无处不在，改革开放的性质注定了以政治手段进行去政治化只能是不彻底的一个过程。
而国家宣传机器将过去数十年的成就囊括进入官方意识形态之中，声称其是在某种主义的领导下取得，一切进步需要感谢执政者而非市场规律。2013年之后，这一宣传再次得到大幅加强与改造。后浪们自出生起便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在课本以及其他任何媒介中都接受着将这种进步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捆绑的宣传，便自然而然地形成官方意识形态至上的理念，从而陷入反多元化的泥沼之中。
于是在新一代民粹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常见一种想象般的世界观：社会不足的现实客观存在，而官方意识形态绝无过错，便只能将社会的种种问题指向特定的敌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打倒ZZP”成为了他们认识与观察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一元化的价值观使他们四处树敌又热泪盈眶。
非常有趣的是，对于精英的批判在我国的民族主义中出现了嬗变。在米勒的观点中，民粹主义者们怀疑并批判政治精英——那些自由主义官僚们，因此民粹主义实质是以反自由的民主行为，反对反民主的自由行为。
政治精英往往并非我国民粹主义者的批判对象：由于威权的体制，政治精英不再是社会的某个阶层——他们独立于社会之外，封闭且固定。而社会的精英阶层变质为非统治者阶层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实际上在精英阶层与普通人之间更靠近普通人的群体。民粹主义者们对这些自己眼中的“精英阶层”天然带有不信任与猜忌，并运用前文提到的“人民的定义”对他们进行攻击甚至是寻求官方制裁（举报）。这些所谓的精英可以是温和派作家、媒体工作者、大学教授甚至是足球前运动员。当然民粹主义者们往往也会攻击官僚，往往是官方以某种原因将其逐出执政行列（近几年常见为腐败问题等），他们便一瞬间变质为人民的敌人，民粹主义者们便群起而攻之。
于是，借助想象中的人民、对于多元化的排斥与批判精英。我国的民粹主义话语发展壮大并成为了舆论中坚。
按照文章常见的逻辑，行文至此便需要探讨对策与出路。无他，唯心中默念三遍：
“加速主义好，复兴道路遥。”
《什么是民粹主义》读后感(二)：民粹主义的逻辑
“民粹主义”这个词充满了复杂性和迷惑性。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内涵，甚至也没有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分野；它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但即使他的拥护者也不喜欢这个词本身（在中文语境中，有媒体主张把“民粹主义”改译为“平民主义”，从而抵消它的贬义色彩）。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信条，而是一系列不同主张的集合，它太复杂了，以至于这样一本专门讨论“民粹主义”的书也没法给出清晰的定义。那么，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
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要理解民粹主义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首先，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对抗性的政治理念。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就是反精英、反民主，它具有横扫天下的豪情壮志，但从不考虑破坏之后的建设问题。因此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不可能有执政的民粹主义者（缺乏具体的思想内涵）。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以特朗普为标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上台，充分说明了民粹主义在执政后未必会瓦解。事实上，民粹主义有自己的治理方式，比如挟持国家机器、推行恩庇政治、系统打压公民社会。民粹主义者不仅有能力治理国家，而且也会制定宪法——尽管目的通常是限制非民粹主义者的权力。
第二，民粹主义并不是完全地反精英。的确，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经常有“99%的平民对抗1%的精英”这样的叙事，民粹主义政治家宣称代表底层民众，发誓要彻底解决精英们造成的腐败和黑暗。可是民粹主义者一旦壮大，它们就成了精英本身，因此也就不会去反对精英。本书作者认为，反精英是民粹主义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者也不一定是社会经济中的失败者。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人们经常认为民粹主义者都是来自底层的，“失落”的、“怨恨”的、“愤怒”的选民。这与事实不符。民粹主义也不等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确会区分“道德的选民”和“不道德的选民”，但他们的标准并不在于民族或种族，而是多种多样。
民粹主义是什么
《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归纳了民粹主义的许多特征，但并没有直接给出定义。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中我尝试性地给出一个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垄断“人民”的身份政治。这个定义当然忽略了很多特征，但我认为其他的特征要么可以被囊括，要么不那么重要。
如其他所有的政治理念一样，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基本利益。但民粹主义最核心的主张是，只有一部分人算真正的人民。也就是说，民粹主义者垄断了“人民”一词的解释权。换句话说，那些不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可以不视其为人民。而只有具备“人民”的身份，民众才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才能够获得国家机器的保护和恩庇政治的实惠。在民粹主义的想象中，人们并不是某一些个体，而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一个永远正确的、永远纯洁的道德化身。
由于民粹主义者只代表被他塑造的“真正的人民”，因此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一种排他性，排斥那些“虚假的人民”或“不正确的人民”。在这个基础上，民粹主义也是反多元的，它们仅代表一种人民，也仅有他们代表人民（因此其他政治竞争者是非法的）。当然，民粹主义者不会使用“虚假的人民”这样的概念，他们默认自己代表了整体的人民（比如在中国，官方永远代表“14亿人”）。民粹主义者很擅长号召和鼓动人民，他们热衷于把时局描述成一场危机，从而赋予民众强烈的使命感和道义责任。民粹主义宣称人民是一个整体，这使人们有了集体掌权的幻觉。这是民粹主义的吸引力所在。
与“真正的人民”相对，民粹主义者把自己视为“真正的代表”，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的利益”。这是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联系所在。然而，民粹主义否认差异的存在、不求达成普遍的共识，因此与代议制民主的核心精神相违背。虽然在概念和形式上民粹与民主非常接近，但两者有本质的差异：民粹主义假定政府的所有决策都符合“人们”的意愿，因此不应受到质疑（民主主义承认民意未必符合多数公民的期望或本意）；民粹主义相信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其正确性不取决于实际上有多少民众支持。最关键的是，民主主义认为哪怕“多数”也不能代表“人民”，民粹主义则认为“人民”（被垄断的人民）即为多数。可以说，民粹主义是民主的真正威胁。
如何应对民粹主义
然而，我们不能轻率地认为民粹主义是病态的。事实上，“民粹主义”从来都是中性词，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替代了民主主义，这是值得反思的（民主的某些承诺在当下社会无法实现）。民粹主义是民主主义永远的阴影，我们无法把它排除在外，因此，只要民粹主义者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其他政治势力就有义务与他们接触（现实层面的和象征层面的），努力把民粹主义纳入到正常的逻辑之下。
《什么是民粹主义》读后感(三)：“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
文/陶泽慧
新冠疫情：民粹主义的催化剂
2020年，对于全球化来说，是挫败的一年。但对于民粹主义来说，却可能是它抬头的一年。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享受着便捷且迅速的环球旅行，以及更开阔的生活可能性。然而，我们也遭遇了全球疫情的迎面痛击。
原来全球化不仅方便了我们自己，也方便了跟随着我们传播的流行病病毒。
新冠来了，人们总说这样的灾难迟早要到来，比尔·盖茨在近几年中反复提醒大家注意全球疫情的可能性。
它横扫全球的速度甚至快过发病潜伏期，各个国家为了自救，纷纷采取封锁措施。
敌对和猜疑的民粹主义情绪陡然升级。全球贸易突然被踩下了刹车，随之停顿的似乎也有我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心。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是平衡全球化的区域力量吗？又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的旧病复发？
我们该怎么理解全球化中的民粹主义？
什么是民粹主义？
1967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24年后，学界有感政治风向的变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召开“界定民粹主义”会议，称“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但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会议并没有拿出可靠的定义。
2017年，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原则》作者瑞·达利欧发表《民粹主义：一种现象》专文，认为当下的民粹主义情绪已经不亚于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二战”之前。
民粹主义显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威胁，但是当我们谈论民粹主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关于民粹主义，似乎不曾有一部决定性的作品。现在，这部决定性的作品来了：
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本书作者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同时也是欧洲理事会讲席教授，可能是大西洋两岸对民粹主义政治理解最深刻的人，《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市面上论述民粹主义的作品没有哪一部能够超出米勒的著作。”
米勒在对欧美政治作长期、深入的观察后指出，民粹主义具有两大定义性特点：
一、垄断人民
二、反对多元
而正是这两条特质，构成了民粹主义与全球化对抗的核心力量。
一、垄断人民
“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其他的政治竞争者本质上就是非法的，而那些不支持他们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人民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对人民的排他性定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构建出一个能够吸引民族主义者的叙事：
人民是统一且的，他们的呼声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诉求长期被统治精英所忽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有着明确的族群形象，并以此在国际舞台上活动。
但问题在于，民粹主义所设想的完全明确、单一的“人民意愿”是一种幻觉，正如当下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清晰阐明过的：“人民仅会以复数形式存在。”
二、反对多元
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同质且单一的。在这样的定义中，蕴含着对于多元社会的否认。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已为我们有目共睹，无论是价值的多元化或者性取向的多元化，都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接纳。然而当我们接受民粹主义对于人民的一元定义时，我们也就反对了这个多元的社会。
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指出了理解多元社会的意义所在：
“接受多元化并非对于我们生活在多元社会这一经验性事实的承认，相反地，接受多元化意味着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试图寻求在同一政治空间中与别人共存的合理方案，他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而受我们尊重，但同时在身份认同与利益上也与我们完全不同。”
同时，他指出，反对多元化对于公民社会的危害：
“没人有充分理由说，更多的多元性必然总是好的。民粹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拒绝多元化实际上导致了拒绝一部分公民自由与平等的地位。”
如何对待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对于信奉者的魅力在于，它使用一元、简化的价值观念，缓解了信奉者对于多元社会和人群差异的排斥心理。
当我们同民粹主义者对话或相处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米勒认为，即便我们不认同民粹主义，我们也不应该去孤立他们，因为将他们排斥于人民之外，只会让我们自己成为另一种民粹主义者。
米勒提出，面对民粹主义者时，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回应：“我可以以任何方式批评别人，同时不去否认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同胞的地位。”
与此同时，和民粹主义者交谈不同于像民粹主义者一样交谈，可以严肃对待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不认同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结语
民粹主义虽然是主要发轫于欧美民主体制的一种异象，但它与我们并非没有关联，民粹主义所代表的人性弱点，并非局限于欧美，对于我们也有足够的启发。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刘擎所评价的：
“对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尤其活跃。米勒这本小书……对澄清‘什么是民粹主义’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并由此针对当下的政治现象提出许多敏锐而深邃的批判分析，这是这本书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也是值得读者思考与借鉴的价值所在。”
《什么是民粹主义》读后感(四)：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读书笔记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25】
1. 批评精英只可算作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3】
2. 反对多元主义，宣称他们且唯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带有明显道德性质的排他性的代表权宣示。……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以下等式永远成立：任何他们以外的人都可以被斥为不道德的，从而不是严格意义上人民的一员。换言之，民粹主义总是某种形式的身份政治（尽管并非所有类型的身份政治都是民粹主义的）【4】
在米勒看来，民粹主义最核心的主张即“只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28】但实际上，他们依赖着对“真正的人民”的符号化的代表，“人民全体”是现存民主程序以外的一个虚构的实体，是一个同质的、道德上统一的群体。其所为的意愿足以与民主制度下的现实选举结果抗衡……只要他们居于反对派的地位，民粹主义者总会声称有一群未被纳入体制的人民“存在着”，这些人从根本上反对那些通过实际选举获得权力的当政者，甚至就连民意调查在民粹主义者眼中都无法反映真正的人民意愿。【35】这与卢梭的公意有别，后者的形成需要实际的公民参与。【37】
相应地，民粹主义政党内部几乎总是铁板一块，其普通成员明显服从于单一的领袖（或偶尔是若干领袖）。如果只存在唯一的公共利益，及唯一的如实代表公共利益的途径，声称是公共利益唯一合法代表政党中自然无法容忍不同意见，且没有辩论的必要，结果是民粹政党内部尤其具有威权主义倾向。【47】米勒提出，其分析的一个推论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应被理解为民粹主义运动，尽管它们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并非必然是民粹主义的成分（种族主义、对暴力的美化和激进的“领袖原则”）【120-1】
有趣的是，民粹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体制，且再当政后也不一定会自我毁灭。“他们反对的仅仅是他们管你那种那些无法产生道德意义上（而非实际经验上）正确的政治结局的体制。而且，他们仅当自身在野时才会反对体制。掌权的民粹主义者完全能认可体制，换句话说，认可他们自己的体制。”【80】在当政以后，他们还会试图制定一部新的民粹主义宪法维持权力，限制非民粹主义者的权力。宪法不再是政治的框架，而成为纯粹的用于夺取政权的党派工具。【82，87】米勒指出，传统观念认为民粹主义者更希望通过总统府阳台向赖以依靠的乌合之众直接致辞，以此使自己完全不受制衡的印象相反，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常会人为地制造约束，只要这种约束完全服务于其正当利益。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并非捍卫多元化的工具，反而旨在消灭多元化。【6】
（二）民粹主义与民主
在米勒看来，民主和民粹的差异在于：民主让多数人能授权于民意代表，但民意代表不一定最终遵循多数公民的期望或原本的意愿；民粹则家丁民粹主义政府的所有决策都不应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是“人民”的意愿。前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多数派所做的判断可能会出错，应允许受到质疑；而后者则想象出了一个独立于所有制度之外的同质化的实体，该实体的身份认同和观念能被完全地代表。前者认为人民充其量是由各个个体组成的，所以最终有效力的还是（选举中的）人数；而后者则理所当然地声称，存在着一个多少有着神秘色彩的“思想”，甚至连大量民众（甚至是占多数的民众）都无法适当地表现这一思想。前者认为，按照民主程序所做出的决策并非“道德”的，如果“道德”意味着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必须被视为“不道德”的话；而后者则假定，就算那些在高度争议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也仍旧有着道德上的合理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者认为“人民”从来无法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更具体地说，就是前者认为多数派甚至是压倒性多数并非人民，也不能以人民的名义发言，而后者的假定则完全相反。【100-1】
民粹主义既不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也不是非理性的公民所导致的某种病态状况。它是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总会存在某种势力借“人民”之名发言，作为挑战当下的掌权精英的方式。他认为民粹主义仅在代议制中存在，民粹主义不反对政治代议的原则，他们仅仅坚称自己才是合法的民意代表。【128】他们除了反对精英，也反对多元化，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其他政治竞争者本质上就是非法的，不支持他们的人则不是真正意义上人民的一部分。【128】有趣的是，他们在野时，必然坚称精英是不道德的，人民则是道德的、同质化的，且不可能犯错的实体。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在意的不过是所谓“真正人民”的象征性表征，以免受现实经验的批驳，希望他们已经确定好的真正人民的意愿得到认可，而非通往更广泛政治参与。【128-9】但他们当政以后，会占据国家，大肆图形恩庇政治和贪污腐败，同事彻底压制批判他们的公民社会。【129】[1]他们也会制定充满党派色彩或排斥性的宪法以维持自身权力，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宪政冲突。【130】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民主的真正威胁（并非仅对“自由主义”构成威胁）。【130】这是一种承诺实现民主最高理想（让人民来统治！）的堕落的民主形态，【8】其成功与民主的承诺未能实现以及在当下社会某种程度上无法实现有关。【98】[2]民粹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真正的人民”从实际生活在一国中的全体民众中割裂出去，进而把那些与民粹主义者持不同立场的公民排斥在外。【103】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拒绝多元化实际上导致了拒绝一部分公民自由与平等的地位。【10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与他们交谈，在严肃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而非认同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的过程中，自由民主制的捍卫者可以更认真思考代议制的失败之处，应对更加广泛的道德问题，如归属于某个政治体的标准是什么？多元主义何以值得存续？如何处理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民粹主义者的关切？【130-1】
[1] 民粹主义者并不会在赢得选举后自我消亡，其治理方式体现出三个特征——挟持国家机器的尝试、贪污腐败与“大众恩庇政治”（通过提供物质利益和体制恩惠换取公民支持，是民众成为民粹主义的侍从）、系统打压公民社会的行为。与威权统治者相比，民粹主义会通过宣称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以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这使他们能够公然从事这种行径，即便是腐败现象的曝光也很少伤及民粹主义领袖。【5-6】
[2] 且与技术官僚体制相关，后者确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解决方案，而民粹主义则宣称人民只有一种真实的意愿，二者以一种新奇的方式相互映衬。【124】
《什么是民粹主义》读后感(五)：【转】扬-威尔纳·穆勒：民粹主义与人民
按：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们被纷纷选上台，是因为人民都是乌合之众、需要威权统治吗？研究民粹主义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uller）认为，人民只是按照选举框架在投票，只是这个框架内代表进步力量的一方已经信用尽失。而同样，民粹主义领袖们上台后所做的事情也不能反映人民的愿望。穆勒呼吁，自由主义者应该停止抱怨民主正在消亡，因为“人民”不再关心它了；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不应该仅仅争论民主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诞生，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塑造的。民粹主义者所说的关于精英的内容不一定都是错的——操纵经济的说法引起共鸣是有原因的。但是，只要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关注右翼民粹主义有普遍的原则，他们就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对手。对自由主义和左派而言，他们不能只满足于“反民粹主义者”的身份，他们必须开始想清楚他们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译丨杜云飞
2016年1月10日，特朗普在内达华州。他们看起来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家族：欧尔班、埃尔多安、卡钦斯基、特朗普、莫迪，也许还有内塔尼亚胡，当然，还有博尔索纳罗。毕竟，将完全不同的国家轨迹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并非是都相同的。但我们必须去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已经制定了共同的战略，甚至可以将之称为一种共同的“威权民粹主义治理艺术”——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们的家族相似性。
民粹主义的治理艺术基于民族主义（通常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基于为党派利益劫持国家，也（隐秘地）基于将经济武器化以确保政治权力：文化战争、经济赞助和大规模裙带主义的结合。那些将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或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认为“普通人”是因为渴望威权主义而接受这一切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些特征的特殊性。民粹主义治理技术的传播也为冷战后的幻想付出了代价，即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从自己的错误和彼此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人们常说，威权主义者无法创新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注定要像苏联一样结束。新民粹主义国际（Populist International） ——其成员借用、尝试和完善民粹主义统治技巧——应该会改变这种自负的自由民主理念。
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如今目睹之现状的先例，其目的往往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这种思路存在很多缺陷，毕竟并不是所有历史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持有的。正如历史学家和自由派政治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1920年所说，“历史的主要实际用途是把我们从似是而非的历史类比中解放出来。”又如托尼·朱特曾经观察到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我们在教授历史课程时变得极其熟练，但在教授实际的历史时却做得相当糟糕。事实是，今天民主受到的威胁并不同于20世纪的威胁。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威权主义或种族主义——没有复活：整个社会的大规模动员和军事化没有发生；在煽动对弱势少数群体的仇恨的同时，一种将殊死战斗美化为人类生存典范的系统性暴力崇拜也没有出现。各国家也没有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被彻底改造——这并不是否认匈牙利、巴西和美国的种族（和宗教）敌意从最高层获得了合法性。
我们没有看到特定的反民主经历再次到来，原因之一仅仅是今天的反民主人士也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避免成为那些实施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人：这让人们想起20世纪令人厌弃的独裁统治。埃尔多安自2015年以来实施的大规模镇压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强势的表现。正因为我们可能认识到了独裁的统治有过被人民弃绝的历史先例，因此这种治理模式没有在当代再次发生。
的确，威权-民粹主义政权不断寻求分裂他们所在的社会，特别是坚持“真正的土耳其人”、“真正的匈牙利人”、“真正的印度人”以及“真正的美国人”的理想。但是，这些确保文化霸权的尝试与更世俗的事情是并行不悖的：他们的领导人倾向于壮大自身的势力。威权主义与窃国政治（kleptocracy，波兰-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 [Stanislav Andreski]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的一个术语）齐头并进。一种直截了当的解释是，法律和政治约束的缺失使得假公济私变得非常容易，这反过来又加强了领导人对司法和政治体系的严密控制，以避免他们的权力衰退时所可能受到的惩罚。但同时还有一系列政治手段：将他人卷入犯罪活动，以此将他们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为自己制造坚定的忠诚者；普遍的裙带主义——用赞助奖励支持者——带来了大众的忠诚。而威胁那些不支持民粹主义统治的人——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或福利——确保了在没有太多直接压制的情况下控制社会。
当社会学家毛焦尔·巴林特（Bálint Magyar）提到匈牙利“黑手党国家”的崛起时，他的想法就如上文所示。他所论及的不是桌子底下装满现金的信封，而是利用国家结构和法律手段达到腐败目的的行为。例如，大量政府合同被授予一个无争议的投标人。黑手党国家由马扎尔所说的“政治家族”控制（这通常包括统治者的实际家庭，如特朗普、欧尔班、博索纳罗和埃尔多安；特别邪恶的角色通常是留给女婿的）。绝对忠诚是为了换取当下物质回报和同等重要的未来生活的保障。一位匈牙利观察家指出，控制现代官僚国家的主要好处不是迫害无辜者的权力，而是保护罪犯的权力。领导人的挑衅和令人愤慨的违反规范的行为，证明了那些原本可能持有民主信念的人也默许了这一行为。此外，由于违反规范会危及政治家族成员，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寻求相互保护，这有助于建立可靠性和信任——这是黑手党最初形式的一个关键特征。
研究民粹主义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uller）新的威权-民粹主义国家不仅不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从某个重要的角度看，他们恰恰颠覆了纳粹统治的模式。正如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科尔（Ernst Fraenkel）所证明的那样，纳粹政体的特点并不是像暴政或极权主义的传统描述所暗示的那样完全的无法无天和混乱，相反，政权的形成和巩固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都以相当正常、可预测的方式进行：缔结婚姻，撰写和执行商业合同。然而，除了这些法律正常的领域之外，始终存在着弗兰科尔所说的“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以完全不可预测和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事。他用“双重国家”（dual state）这个术语来描述可预测的常态和不可预测的压迫共存的状态。
试想，如果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双重国家”的状态，不同之处是分裂位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前者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对正常，而后者则受制于权力的任意行使——那会怎么样呢？也许，如果忠于政治家族是经济成功的关键，那么一定的惩罚性举措事实上是可以预见的。政府没有派人去收钱，而是简单地提醒税务机关——他们总能找到一些东西。结果，对政权不太忠诚的有权势的商人被要求出售他们的股份，这是他们无法反抗的——在匈牙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被认为与社会党结盟的寡头身上。正如社会学家金·林恩·谢佩尔（Kim Lane Scheppele）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模式在外人看来是不容易辨别的，因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行为总是可以表现为其经济上的需要。
并非所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府都运营着黑手党式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反对国家和经济完全政治化的力量太强了。这目前还包括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家人显然试图利用他的办公室谋取私利，总统在推特上公开警告美国企业，但是即便这种财产继承制在白宫无处不在，特朗普的政治家族并没有延伸很远：我们没有看到特朗普主义寡头的出现。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主义的推动者，像保罗·瑞安（Paul Ryan）和米奇·麦康奈尔们（Mitch McConnells），他们乐于推动放宽管制措施和大规模的高层减税。这些推动者已经着手实现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解构行政国家”的目标，例如解散环境保护局等机构。
黑手党式的统治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众所周知，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敌人，但是例如欧尔班已经与国际投资者达成了和解。他向德国汽车工业提供了一位匈牙利观察家所说的中欧的“中国条件”：大多数是顺从的工会，以及迅速镇压任何看起来像是环境抗议的事件，例如反对Győr地区的奥迪工厂（正如一位评论家开玩笑说的那样，该系统既是独裁体制autocracy，也是“奥迪体制”Audi-cracy）。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府领导人马特奥兹·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说，“我们是务实的，我们只是与部分欧洲政治精英和记者有过节，而不是普罗大众。例如，97%的外国投资者会再次来到我们这里。”
右翼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代表着他们口中的“真正的人民”或“沉默的大多数”。权力的竞争对手被斥为无可救药的腐败者，如“狡诈的希拉里”。那些不属于民粹主义者的人被民粹主义者批评为根本不是真正属于人民——特朗普谴责他的批评者为“非美国人”，卡钦斯基指责一些波兰人的叛国行为在基因之中，或者印度人民党的政客坚持认为“分裂……只是某些政客的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印度是一体的，印度是和谐的。”民粹主义者不停地谈论团结人民，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包括分裂社会和发动文化战争：任何不想在他们的条件下团结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去。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5月的竞选演讲中所说，“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民粹主义者试图殖民国家本身。欧尔班和他的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在2010年掌权后寻求的第一批变革是重新起草公务员法，使他们能够将忠诚者置于本应是与党派无关的官员职位。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自由主义左派控制了国家，必须被清洗；根据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的概念，民粹主义者也可以声称，既然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他们接管了政府，这只是人民自己占有了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
Fidesz和波兰的法律和正义党（PiS）都明智地控制了法院，并对媒体行使权力。很明显，记者不应以侵犯国家利益（这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的方式报道。像拿破仑三世时期一样，他们通常会反驳法学家或记者的任何批评，并问道：“谁选了你？”印度财政部长宣称“民主不能是未经选举的暴政”；波兰司法部长对独立司法机构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他认为有必要解释波兰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法院体制”（courtocracy）的国家。
特朗普不是唯一一个倾向于宣布独立媒体为“人民敌人”的领导人。独裁民粹主义者对媒体的控制不一定是彻底的；另外，太明显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例子会让公民和外人想起20世纪的独裁统治。例如，在匈牙利，独立网站和一家主要的德国商业电视台继续运营，但实际上该国所有的地区性报纸都已落入政府的寡头手中。去年年底，他们中的许多人慷慨解囊，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一个新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任务是“在构成匈牙利大众传播的印刷、广播、电视和在线媒体平台上促进有助于创造价值和加强匈牙利民族认同的活动”。据社会科学家加博尔·波利阿克（Gábor Polyák）称，该基金会由约500家媒体组成，注册地是欧尔班的一个主要盟友的度假屋，控制着约占该国媒体市场总收入的16%；政府援引竞争法中的一项特殊条款，宣布了基于“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合并，先发制人地架空了预防媒体权力集中的机构。
扬-威尔纳·穆勒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民间团体内部的反对给民粹主义者带来了困难：这有可能削弱他们作为人民唯一代表的主张。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遵循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完善的战术册（在许多方面是当今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榜样）：着手“证明”民间团体根本不是民间团体，街上看似受欢迎的反对派与真正的人民无关。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权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非政府组织，把他们描绘成外部力量的工具，甚至（在俄罗斯）坚持声称他们是“外国代理人”。特朗普将数百万反对他提议的“穆斯林禁令”的人描述为“付钱的积极分子”，并再次用这个词来形容对布雷特·卡瓦纳夫（Brett Kavanaugh）的批评（出于好意，他也宣称他们是“邪恶的”）。政府会找出显而易见的嫌疑人——中情局是幕后主使，或者索罗斯——但对于真正有创造力的阴谋理论家来说，挖掘嫌疑人的活动没有尽头：埃尔多安的顾问最终透露，2013年的盖兹公园抗议是汉莎航空的所作所为，据称汉莎航空担心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开放后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竞争加剧。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者可能会喜欢来自反对者们的抗议：这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战争锦上添花。这就是为什么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史蒂夫·班农将“抵抗”形容为“我们的朋友”。当然，这里的教训不是公民不应该走上街头抗议，而是他们应该意识到民粹主义者是多么迅速和老练地将异议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优势，为最终的排他性身份政治的行为辩护。
这种身份政治并不真正关乎信仰；它关乎如何证明你是真实的人。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是，政治冲突的术语必须追溯到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想了解普京吗？其王位背后的知识力量是“欧亚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一位被西方学者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博尔索纳罗呢？去研究奥拉沃·德·卡瓦略（Olavo de Carvalho），一位自学成才的巴西哲学家，前占星家、老烟枪和阴谋理论家。即使是现在，我们被告知，如果你想理解特朗普主义，你要看的人是班农，据说他的秘密阅读名单中还包括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他是欧洲新右派的主要灵感来源。（班农现在声称和欧尔班一起工作，欧尔班是“目前现场最重要的人物”，班农说，他最近和博尔索纳罗和卡瓦略在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馆共进晚餐。）这种即时的思想史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在与受全面世界观启发的政治活动者打交道；它还假设没有太多证据能表明极右政党的成功是因为选民发现他们的哲学很有吸引力。事实上，领导人不想被知识分子所束缚，他们可能会批评他们没有正确地实施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公民对王位背后所谓的权力的深奥沉思一无所知。
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意中将他们的对手培养成了“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的哲学巨人：这给了他们一些可以合作的东西，一场理论斗争。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相信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准备好被不自由的意识形态所诱惑。自19世纪初以来，怀疑大众是乌合之众一直是自由主义的默认立场。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带来的民主的双重灾难让自由主义者有机会重拾19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偏见：人们是非理性的，或者至少是极其无知的，或者他们一直是威权主义者。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在一次无证据的采访中所说，右翼民粹主义满足了“一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渴望，希望被告知该做什么”。为了对抗非民主的群众，最受欢迎的策略是先发制人地限制民主。在美国，人们呼吁重新赋予政党和媒体的“守门人”权力——他们过去常常把特朗普这样的人排除在初选之外；在欧洲，像马克龙这样的自由技术官僚的情况是，他们将把我们从危险的民粹主义中拯救出来。
但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被极右翼的观点所改变吗？与专家和民粹主义者自己提出的多米诺理论相反——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特朗普，然后是勒庞等——事实仍然是，没有老牌保守精英的合作为前提，西欧或北美各地还没有右翼民粹主义者掌权。法拉奇（Nigel Farage）没有独自实现英国退出欧盟；他需要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人向选民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特朗普没有被选为愤怒的白人工人阶级男性自发基层运动的领导人——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他只是当权派的最终候选人，需要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支持——他们都为他担保。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11月8日发生的事情可以用最平庸的话来解释：支持共和党的公民站出来，做了选民在选举日做的事情：为他们的政党投票。发生的一切完全正常，只是候选人自己不太正常。
特朗普的特殊性并没有被人忽视，只是被更重要的事情掩盖了。一些共和党人公开表示，尽管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有资格担任总统，但他们仍然投票支持他。越来越多的选举不涉及对某项任务的热情支持，而是拒绝某人或某事的坚定不移的愿望。对许多美国右翼人士来说，希拉里·克林顿无论如何都无法当选；对许多巴西人来说，投票反对卢拉的工人党势在必行。2010年在匈牙利和2015年在波兰，欧尔班和卡钦斯基都没有承诺废除法治。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政党作为主流的一部分（在欧尔班的例子中，这一主张得到了欧洲最强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巴伐利亚人和他们的汽车工业的支持）。这些国家的公民并没有表现出对威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而是按照民主理论在一个两党制度中的规定行事，在这个制度中，一个主要的竞争者已经变得不可信：在匈牙利，是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腐败和灾难般的经济记录；在波兰，是因为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基督教民主平台（Christian Democratic Platforma）在执政多年后变得自满。在取得巨大胜利后，欧尔班和卡钦斯基才宣布是时候重组政治机构了。
同样，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政府中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自由主义者应该停止抱怨民主正在消亡，因为“人民”不再关心它了；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不应该仅仅争论民主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诞生，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塑造的。民粹主义者所说的关于精英的内容不一定都是错的——操纵经济的说法引起共鸣是有原因的。但是，只要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关注右翼民粹主义有普遍的原则，他们就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对手。对自由主义和左派而言，他们不能只满足于“反民粹主义者”的身份，他们必须开始想清楚他们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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