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学者关注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指出返乡就业收入低，农民工群体却仍然存在大规模回流趋势，虽有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或是县域经济发展和“举家城镇化”的成本过高。事实确是如此，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特别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从农民工群体入手，实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在更高层面、更深层次中统筹推进。
据一项农民工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数量上出现净减少。一方面可能源于更多农村户籍人口转化为了城镇户籍人口，以城镇新市民的身份继续为所在地贡献劳动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输出劳动力的速度有所放缓。结合近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已达到21个的新闻来看，上述两种可能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仍旧远远落后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他们不仅在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机会上与城镇市民差异巨大，甚至在称谓的变化上都能让社会舆论争执一番，从经济到文化等等各方面都难以融入到他们多年奋斗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工作生活在城市却始终是城市的“他者”，城市不断对这些劳动力“吐旧纳新”，无疑是不合适的。
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城镇化对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城镇化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因此，站在城市治理者的角度，城镇化被赋予了过多的经济价值意义，在政策制定上，理所当然地会作出更多盈亏算计，少了关于公平公正等价值的人文关怀。前些年，火遍全国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即打破了大城市嫌人多的旧有观念。一二三线城市，从给落户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到想方设法建设更好的营商环境，都反映了对人的渴望，彰显了人口红利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与之相对的，却是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过程中受到了层层阻碍。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赋予农民工以市民身份和城市权利，为他们提供与基本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和经济投入，短期来看肯定是亏本的。如果农民工流入的城市能仅仅享受人力资本的收益，却可以逃避人力资本的支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更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我们不能仍然逡巡在以人的经济价值来判断人的价值的老地方，或者玩起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升级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城镇化”这种文字游戏。可以说，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农民工”只是他们无数社会角色中的一个。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政策的人文色彩，可以很轻易地分辨出，这个城市是想留住农民工这个社会角色，还是这个社会角色背后的“人”。应当相信，将不同群体放入公平公正的政策议程制定中，完善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应对严峻复杂经济形势，包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长久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