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针眼》是一本由[美]彼得·布朗 （Peter Brow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页数：11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穿过针眼》读后感(一)：我预言，年度最佳了
很不客气地说，年度最佳就是他了，没跑了，我说的，耶稣来也改不了(๑•̀ㅂ•́)و✧选材，笔力，严谨，功夫，翻译，罕见的社科类超五位一体！
而且外加一条，都知道现在涉及宗教的图书，出版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这套大部头能够顺利在国内面世出版，就已经是相关部门及人员对其中内容之严谨，之中肯，作出的极大肯定。
《穿过针眼》读后感(二)：神学家不容易
主线:基督教会最终的巨大的财富不是因为君士坦丁的皈依和捐赠，也不是因为元老贵族的大量涌入；每个教会的财富差异也是很大的；教会接受的捐赠也经常会被其他利益相关人质疑。最终财富的积累是很坎坷和偶然的。 支线:1.如罗斯托夫采夫的传统观点是以神学家的书信和布道词为基础，他们认为罗马末期贫富分化极其严重。这是错误的，他们对穷人这个词进行了错误理解，奥古斯丁把自己都算作穷人是很奇怪的，神学家所说的穷人指的是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大部分还是平民。 2.基督教内部对财富的看法是有重大分歧的。奥古斯丁、达马苏斯与伯拉纠、哲罗姆，前两人的观点‘财富无害，摈弃骄傲’，后两人的观点‘摈弃财富，没有贫穷’。最终大公教会还是采纳了前面的观点，因为西罗马末期的蛮族入侵让教会陷入了困境，罗马中央政府仍然征重税，让基督教只能选择保留财富巩固自己。 3.奥古斯丁与伯拉纠的争论以往都只注重神学理论，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恩典，婴儿的受洗问题等。但本书强调了两人不同的财富观。奥古斯丁选择让富人保留财富，也是基于现实考量。身为希波主教，在410年罗马被阿拉里克洗劫大量难民逃亡自己的非洲土地时，如果认可伯拉纠的财富观，让富人散尽财富，必然会导致秩序崩溃。
《穿过针眼》读后感(三)：中世纪前夕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在历史中发现规律，能成一家之言，是一位合格的历史学家。然而，发现规律的前提，或许是需要总结无数次重复的历史事件中提取的。而古代罗马晚期，这是一个西方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时期，以后也未曾经历过。彼得·布朗将古代晚期定义为公元400年-600年，这段时间不长，却夹在了漫长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作者可谓在夹缝中寻找通途，不愧为古代罗马晚期这门学科的奠基者。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只是一次转折，不可夸大。作者强调，基督教会能与世俗社会分庭抗礼，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斗争。最主要的对手有异端，元老院以及异教徒。竞争越激烈，所需要的的创新力就越强大。最终，基都教会神奇的将大部分的对手都转化为了队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的一位位强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他们有些是神学家，有些是政治家，老派元老院的变革者：他们是西马库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伯拉纠派等等。彼得·布朗在他们的书信中，将教会和平信徒们的思想流变跟踪了下来。这些思想纲领是基督教能蓬勃发展的命门所在。
总结了一下这些思想的逻辑途径，能推断出基督教是如何一步一步获得富可敌国的财产的：
1、财富的原罪性：即所有的财富都能追踪到他的罪恶，富人应当视投入慈善事业来消除罪恶； 2、财富的价值：只有捐给教会的财富才能与捐献者一起进入天上，而传统的古罗马式的，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捐赠，却只能将回报限定在此生； 3、捐献的时效性：罪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因此，赎罪也应当是日常行为，包括最终的遗产问题。
作为业余读者，任何试图总结如此皇皇巨著的尝试都是不自量力；又作为历史爱好者，不对如此重要的历史著作进行有感而发，也是一种妄自菲薄。
《穿过针眼》读后感(四)：财富、穷人与教会
在西罗马帝国末期，曾经有大量的罗马贵族们捐赠所有的家产，投入到信仰的奉献生活中。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现象，也对后世的中世纪乃至现代西方社会的财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财富意味着贪婪和罪恶吗？而捐赠给基督教会的大量财富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西罗马帝国末期的教会因着越来越聚集的财富，她的力量又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了怎样一种作用？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古代晚期研究领域的发明者、权威的奥古斯丁专家、晚期罗马帝国宗教史研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皇皇巨著中用一种很特别很细腻的写实手法为我们描画出那个时代精彩的社会光景，也道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首先，彼得·布朗很负责任地为我们仔细探查了罗马帝国晚期捐赠家产的贵族都是一些什么成分的人。这些捐赠的人之中，除了一些元老院里几代人都是贵族的Old Money之外，其大部分人还是来自于君士坦丁大帝改革之后被扩充起来的新贵，他们来自宫廷、军队和城市及行省的议会。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罗马等地的古老教堂里看到保存相当完好的镶嵌画镶板，上面的铭文可以追溯到3-6世纪时期参与捐赠和奉献的男女。
在欧洲蛮族入侵的危机面前，整个西罗马帝国末期是动荡不安的。无论怎么样，拥有财富是一件幸运的事，至少可以有一些生活的保障，也有能力迁移到类似北非这样远离蛮族入侵的地域。但是，捐赠的习惯在这几个动荡世纪里从未间断，甚至形势大好。从布雷西亚到卢布尔雅那，从阿奎利亚到佛罗伦萨，由捐赠者个人或是他们的家庭奉献的、由镶板构成的镶嵌画地板成为教堂的寻常特征。
对平信徒来说，以这种方式向教会赠予是一种虔诚的行为。这种信念来自教会精英的教导，其中就有几位非常杰出的神职人员、主教和神学家的思想倡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经典的教化案例，在那个充斥着罗马多神教习俗的时代里，基督教的思想犹如一盏明灯。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前期有大量的基督教殉道者；虔诚的捐赠被教会用来帮助在大迫害时期被投入监狱的人，赎买囚犯；很多当地教会用捐赠来庇护逃难的人。这些高贵的行为举止吸引了罗马贵族和有钱人的目光，这和罗马传统中贵族为城市公共娱乐捐献钱财完全不一样，他们为教会的举动，由衷地从心灵上感到震惊。教会的领袖很清楚应该提供怎样一种倡导，捐赠不是用于城市的公共娱乐，而应该是把慈善用于穷人身上。一种新的人道情感涌现，从旧的社会模式开始朝新的社会模式改变。
书中提及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诺拉的保利努斯，与他的妻子特拉西娅共同决定过持戒的生活，并变卖家产。394年圣诞节，保利努斯在巴塞罗那被祝圣为司铎，可能就在这次祝圣的仪式上他公开申明，应当遵循福音中基督给年轻富人的诫命，他将“变卖他的所有”，他将“施舍给穷人”，他将存“财宝在天上”。像他这样的大贵族，华丽的衣服和精致的食物、奢华的庄园生活，这些都是财富带来的标记，甚至形成了养尊处优的气质。他们一眼看上去与穷人是那么地不同，云泥有别。然而这种华彩在保利努斯和特拉西娅身上确实完全熄灭了。他与修士们不再居住于大庄园中，相反，他们统一住在可以望见贾米拉菲利克斯圣体龛的狭小房间中。他们不再靠一堆随众与世人隔开，而是与挤在下面家庭客栈里邋遢的穷人们密切接触。外出时，他们不再乘坐豪华马车，许多人只靠步行。在罗马晚期，权力与财富是为了生存必须牢牢抓住的东西，他们自谦的行为、放弃所有财富的行为让罗马社会瞠目结舌。 保利努斯的基督是“穷的”，“谦卑”是保利努斯论及基督时不断重复使用的词。他坚持认为财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天主的。保利努斯的赠予朝向天堂，那是在他、天主与他尊崇的圣菲利克斯之间永恒对话的一部分。
这种奉献与东方一些宗教中出现的功利主义完全不同，虽然乍看之下好像都在做某种“交易”。在东方式的功利主义宗教里，描述这种“交易”更贴切的词是——供奉，钱财虽然也常常被寺庙用作赈灾、救济，可是信徒们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奉献，他们做的是交换，用钱财和所谓的虔诚礼神来换取神对自己的保佑，满足自己的心愿。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涉及到永恒，也没有无限的超越，它是最现实的一部分，反应出人心的自私和贪婪。道教就特别明显，所谓神，需要的是信徒的供奉，与其说求神，不如说是神在求人，神得满足人们的愿望，才能到供奉的滋养。所谓有求必应，不灵不求，不灵的神就很落魄，无人问津。
皈依基督教的贵族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愿望供奉天主。这些捐献让世间的财富向上流入天堂，这背后的信念是捐赠者知晓基督的临在，被捐的财富将天堂与尘世决定性地连在了一起。保利努斯曾致信奥索尼乌斯：“上帝自裹衣衫，行走于我们之中，投身人神之间永恒的交易纽带。”对他而言，“道成肉身”让他联想到基督通过变成卑微的人类，“屈尊以征服”。保利努斯的修士们即使刻意自降身份，也仍然是贵族。但他们追随了基督，空虚自我，意味着将这个人的社会身份彻底抹掉。
在那个时代，大量贵族投身修道生活，放弃财产的现象背后，不得不提古代晚期基督教作家和布道者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丁。强取豪夺的财富是不义的，富人们要考虑自己如何才能穿过针眼。奥斯丁认为并不需要所有人都摒弃财富进入修道院，良善的富人具备慷慨、团结、宽恕的美德，他们以捐款人或赞助人的身份成为教会的支柱，一样能够穿过针眼。当时指责富人贪婪的基督教神学家也不少，伯拉纠、哲罗姆都曾严厉苛刻地针对富人。奥斯丁反对极端的仇富，他认为富人可以清清白白地保持财富与权力的优势，但其存在必须符合一个前提：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不能怀着破坏性的傲慢。善富人也应当成为善的统治者。哪怕再大的权力，也被要求在上帝面前放下身段，也要经常谦卑地听取弱者的心声，并且保护他们。奥斯丁在教会内的训导从不将富人和穷人对立起来，教会内大家都是平等的兄弟，富人与穷人按自己的良心奉献。关于谁能穿过针眼，奥斯丁曾警告过仇富的人：那种人（恶富人）肯定进不去。但你也要当心，看看自己到底进不进得去。虽然你是穷光蛋，但你也可以是贪婪的。有没有可能，你虽然承受着谋生的压力，心里却燃烧着贪婪的熊熊火焰？
奥斯丁和当时的教会领袖在布道时所提及的穷人，并不是指真正的乞丐，一无所有的人。在古以色列，“穷人”从来不是指“贫穷无用之人”，而5世纪的基督教教会沿袭了这个内涵，穷人不仅仅只是乞丐，还包括寻求正义和保护的人，受到压迫的人。大量捐赠用来帮助穷人意味着当时的基督教会已然投身于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除了面向贫困者的慈善，她还发挥了比慈善更宽广的影响。有许多研究罗马晚期的著作提及教会和主教的社会地位及影响，都认为教会之所以后来变得富有是源于君士坦丁皈依后的结果。实际上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使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在罗马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西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教会来说，通往富裕的道路是曲折的。许多教会利用了免税权和罗马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财富是一点点被争取保留住的。主教们依靠律师来保护土地，对抗遗嘱的争夺（那些对财产留给教会的亲属们的不满），5世纪中期以后的主教们几乎都成为了财富管理人，专注于本地教会的利益最大化。非暴力的教牧权与世俗权力不同，主教和他的民众就像父亲与孩子，牧人与绵羊，教牧之爱覆盖了所有阶层，实现城市的团结，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超强。举两个例子，616年主教贝特拉姆在勒芒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1789年；634年，富裕的助祭阿达吉泽尔·格里莫在特里尔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了拿破仑时代。罗马帝国的主教从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市议会的领袖。相反，他能够进入议会是因为当地教会的经济实力和游说能力。确实，主教在社群中的地位依靠的是他利用教会财富的能力，正是基于这种爱的教牧权和“穷人的财富”管理人的双重结合，6世纪的主教和神职人员才能够在一个粗暴的世俗政权和社会中兴起。
阅毕本书，笔者所看到的是罗马晚期那个智慧非凡的教会，自治、动员力量、重塑社会结构，消弭阶级的不平等，救济、庇护弱小者，有些杰出的地方主教成功地取代了原有的城市执政者，成为这一城市真正的领袖。这一切都脱离不了教会能够明智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扩大财富影响力，与此同时努力地运用好这些财富，去实现天主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