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某某官员的某某讲话火了”之类的信息。转发者大夸特夸其文采如何好，立意如何高，思想如何深等等，一惊一乍的，让人还没点开看，心头已先满怀虔诚，顶礼膜拜。个别网络媒体更是由此引申开去，深挖该名官员的既往讲话，高度评价其一向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文采飞扬，笔墨生香，让闻者无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觉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考考那些热衷于转发此类信息的朋友：开封府最有名的官员是谁？结果，无一例外，大家都是脱口而出：包拯。再问：包拯的继任者是谁？很抱歉，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偏，几乎没人顺利答出。待我慢吞吞地公布答案：是个在历史上其实比包拯更有分量的人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闻者往往讶然不已，连连直呼“没想到”。
包拯与欧阳修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单从二人的“硬件”来说，他们学历一样，都是进士出身（起码相当于“第一学历”是本科）；行政级别也差不多，多岗位历练之后都做到了枢密副使（大致算得上副国级待遇）。欧阳修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包拯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从二人身后官方给予的待遇来说，欧阳修明显高于包拯。至于说到“文采”方面，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可谓天壤之别了：欧阳修是北宋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那是万众景仰、当之无愧的全国作协主席，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多才多艺，是个典型的“多面手”：曾参与合修《新唐書》，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还有《欧阳文忠集》传世，脍炙人口的佳作那是多了去了。而包拯呢，我怀疑他连村作协会员都不是，留下的著作主要是《包孝肃公奏议》，也就是些奏折、陈表之类的公文。这种以工作建议、汇报材料为主的文集，历代科班出身的高级干部几乎都有，虽不乏史料价值，但流传实在不广。
关于二人在文章与学问方面的差距，甚至连当事人欧阳修都这样评价包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也可惜也。”简直把人家说成没有文凭的大老粗一个了。
如此看来，若是比拼文采，包拯恐怕只够替欧阳修磨墨，相差何止一个档次。然而，作为开封府的前后任“一把手”，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是包拯的名气和影响力远远超过欧阳修。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在这个时候，老百姓看的是他们的官员身份，无关其他。作为“领导干部”，包拯虽然文才不咋地，但他的品行、政绩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是同辈当中的佼佼者。看看他在历史上获得的评价就知道了。北宋名臣司马光说：“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司马光同朝的另一名臣刘敞说包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南宋大儒朱熹评价他“令行禁止，立朝刚毅”。宋仁宗赵祯也说：“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廉洁公正、刚毅无私、体察民情、兴利除弊，这正是包拯千百年来高高矗立在百姓心目中的伟岸形象。对广大百姓来说，无论多少锦绣文章，都没法和这些相比。
“素少学问”的包拯获得千秋盛誉，这个现象至少告诉我们，“好干部”的评价标准不能搞错了，更不可与商界、学界、文艺界的评价标准混为一谈。百姓的期盼，就是“好干部”的努力方向。作为一名官员，致力维护公平正义、多为群众兴办实事，同时做到自身清廉，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可。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你在一个地方或单位当领导，未必需要你有顶尖的专业，未必需要你有深厚的学养，也未必需要你有过人的才华，但你必须处事公道，有一颗公心，能够一碗水端平，公平公正地把大家的利益维护好;必须有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勇气与能力，把群众所急所想所盼的事情解决好;必须有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的觉悟与境界，把公与私的关系处理好。能做到这些，老百姓就很满意了，他们的要求真的不算高。
综观历朝历代那些深受百姓推崇的官员们的事迹，可见公道、实干、廉洁，此乃为官三要。至于文章多不多，文采好不好，口才棒不棒等等，其实不重要。对官员而言，大可不必以“文采”论英雄。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更需要点赞的是他的实绩，而不是他的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