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是一切科学技术的源头。这些年，“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随着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我国科技在部分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一些领域甚至率先进入“无人区”，这对我国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实现高质量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人才是关键。现实之中，由于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较慢、成果转化难等原因，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成效、实际贡献如何评价与检验，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
在“破四唯”背景下，让人才静心搞研究，还有哪些难题待解？尤其是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该走向何方？
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不确定背后的无限可能
数日前，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潘雷霆刚刚接受了学校人才计划的中期考核。在考核中，发表多少文章、完成多少项目、带了多少学生、学科建设有何创新、社会服务有何贡献……一系列指标涵盖科研成果、教学效果、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不可谓不全面。
“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破四唯’，各单位都在拟订新的评价办法，总体导向是评价更加综合立体。”潘雷霆说，“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量化指标很直观，评判起来没有争议；而另一些非量化指标相对模糊，评判起来就很困难。”
比如，对学校学科建设的贡献。“学者出去作报告，算不算贡献？贡献程度多大？拿什么衡量？”在潘雷霆看来，这些都是目前尚未明晰的地方。
“其实，相比应用型、工程型研究，基础研究尤其是理论型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形式之一就是论文。”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毅开门见山，“因此，评价机制改革要求‘不唯论文’，反对的并不是‘论文’，而是‘唯’。”
王传毅一直从事“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研究、教师科研评价研究，他感到，这些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视，投入比重也越来越大。但尽管大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有共识，可要想吸引更多人真正投身于此，还是不容易。基础研究成果难评价、科研人员激励不足，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
除了很多研究本身的成效难以用指标衡量以外，一种评价机制科学有效与否，还与该学科的特点密切相关。
不确定性，是伴随基础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不是每一个研究设想都绝对正确、每一次实验都一定成功、每一个细微研究方向都会有产出。潘雷霆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和团队在大大小小的实验中遇到过多少曲折。
“很多应用型研究目标导向非常明确，而基础研究往往不是这样。因此要做顶层设计是很难的。”但在潘雷霆心中，基础研究的最大魅力，也恰恰在于这种不确定背后的无限可能。
“很多颠覆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因此，用一套框定的考核评价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研究，这是否合适呢？”潘雷霆说。
科研的苦劳与功劳，究竟如何衡量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王双印始终记得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他在美国做博士后，美国能源部在验收他导师的一个项目时，除成果外，还特别看重通过该项目培养了多少学生，学生的培养质量如何。
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基础研究项目应该重在过程，结果应当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尤其是一些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往往有着相当程度的失败风险。有的时候，即使失败了，在研究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提升了科研素养。
王双印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一次实验没有按之前的设想获得成功，却意外地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学生们沿着这个方向，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和收获。”
不是每一次科研都如此幸运。“实际上，在培养一个基础研究人才的过程中，三年、五年不出成果，都是很正常的。”王传毅坦言。
他也观察到，在当前的评价机制下，学术圈确实存在一味追逐热点、依靠“短平快”出成果的现象。“做热门研究，一方面发表论文更容易，另一方面，从事的人多，成果被引用的概率也就更大。后果是涌现出大量既缺乏原始创新又不能满足国家需求的高影响因子文章。”
与此同时，那些很难快速或直接产出成果的“冷门”领域，虽然蕴含着最具颠覆意义的创新可能，但研究者却往往知难而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基础研究中的“苦劳”与“功劳”，该如何衡量？
“也有很多科学工作者非常负责地对待学术研究，一方面正在做有固定时限、能按期出成果的项目，一方面也为自己长线的学术生涯不停地做积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刘筱敏认为，基础科研呼唤更多“长短结合”的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
王双印的感受是，基础研究中的“苦劳”，更多是“强调原创”，“是否观测到新的现象，揭示现象的本质，开发新方法探究本质，指导应用研究”。相应地，评价机制也应该向这一方面靠近。
“基础研究不宜盲目追求热点，即便是热点方向，也需要冷门视角。”秉持这一理念，王双印和团队开拓了电催化剂缺陷化学的研究视野，开展了“认识缺陷—构筑缺陷—利用缺陷”三个层次的系列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容错机制，一件考验智慧与胆识的事
“读博士的时间一般是5年。看起来不短，实际上真的不长。”一位带着10个学生的“双一流”大学教授对记者掰着手指细数，“第一年学习基础知识，第二、三年进实验室开始做研究，第四、五年就要考虑毕业了。研究不顺利的话，还可能延迟毕业。你还敢让他从事那些‘没谱’但具有探索性的研究吗？”
这是基础研究者普遍面对的难题，被不少导师笑称为“不仅是考学生，也是考老师”。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不少导师会因人制宜、精心统筹：让一些有毕业压力的学生从事“短平快”研究，另一些则去研究更具挑战性的“大难题”。
前几年，各高校博士毕业要求水涨船高。而近几年，随着破“五唯”呼声渐强，国内许多高校逐步放宽了博士毕业要求，让不少人松了口气。但另一种普遍的声音是，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太必要了。
2018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
“直至目前，考核评价体系中容错机制仍然非常难实现。”多位专家学者在采访中表示。
“这件事非常考验管理者的智慧、胆识与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高迎爽说。
现实情况是，在对科技创新主体容错或问责进行具体认定时，关于哪些错能够容、哪些错不能容，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所容之“错”的科学界定还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其次，由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探索性、专业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在协调推进科技创新容错与加强科技创新管理的过程中，非专业人士很难实现对科技创新主体全部活动的全方位跟踪评判。
“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持续探索。”高迎爽介绍，因为疫情原因，很多涉及广泛田野调查的项目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但大部分学校和科研院所都会依据实际情况，力求对项目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考核。
不论怎么考核，都是要让人潜心科研
中央明确提出培育和选拔人才不能唯“帽子”、唯论文，这很重要，但也不易做到。大量无序竞争不但造成了科研经费的浪费，也阻碍了科研人才的健康成长。
“现实情况是，有没有‘帽子’，实际待遇相差太大了。”一位国内某知名科研院所副院长向记者坦言。他见过很多人拿到“帽子”后再无学术突破、安心养老，也见过不少人因为没有在一定年限内拿到“帽子”而灰心丧气，进入“混日子”状态。
此外，一项基础研究人才调查的数据显示，68.9%的科研人员表示“会议、学习、行政等杂事过多，挤占了我的科研时间”，其中24.1%的人表示“非常同意”。还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自己花费在项目申请、中期检查、结题等科研管理工作，以及项目经费报销上的时间较多。
要打造一支痴迷科学、心无旁骛的青年学者队伍，就需要创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科研环境，释放和催生更多更强的创造力。在采访中，专家学者们发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始终向往一个容纳自由探索的天地。”王双印说。
“我们应当明确，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说到底是为科研人员服务，而非机械死板地管理科研人员。”高迎爽说。
“我们要尊重基础研究的自身规律，从政策导向上构建更加系统、包容、灵活、有弹性的组织方式。”潘雷霆说。
“科学合理的考评是需要的，但我们不能被所谓的‘考评’牵着走，而是要让基础研究人才依托自身兴趣、面向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去探索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王传毅说。
“我们要鼓励更多人才，让基础研究为国际合作交流打开一扇大门，让我们的科研产出引领全球，为人类发展作贡献。”刘筱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