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的詛咒》是一本由沈艾娣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31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一)：沒有關鍵情節劇透
幾乎是手不釋卷地讀完了。目前作者出版的兩本著作都很謙虛地宣傳是面對普通讀者，但文字樸實流暢，能將艱澀的專業知識簡單地解釋出來本身就需要極深的功力。史料的選擇上還是一如既往的敏銳，四兩撥千斤地釐清民族主義迷霧下的教派內部派系鬥爭的實質。非常好的展示了如何運用長時段和微觀視角揭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作者對於不同身份個體在具體歷史環境下的處境的洞察之敏銳也令人嘆服，正是在此種洞察的基礎上，作者才可以將諸多瑣碎的史料片段和個體的生命故事編織進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中。更可學習的是，作者沒有輕視那些訪談中或許乍一聽來有些無稽的故事，也沒有放棄追尋這些故事在歷史脈絡裡可能的位置，儘管建立聯繫是困難的，重構的結果也可能見仁見智，但嘗試的過程本身就已經足夠精彩。本書中文翻譯也絕對值得五星，作為一個教會史的門外漢，多年前就因專業詞彙艱澀而怠惰未能讀完英文原作，中文版面世實在不能再錯過。
《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二)：微观史
本书是一个意外而来的收获。最早作者来到山西的洞儿沟村，是为了醒梦子这本书，因为刘大鹏在书中提到过这个村，而来到之后发现村民90%都在信教。而他们大门上的对联都是天主教的用词，村里还有小教堂，于是产生极大兴趣，想要研究这个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奉天主教，是从何时开始的？为什么可以延续至今？ 最早在我们的思想中认为天主教是由传教士带来的，而事实上，根据洞儿沟村的研究和史料记载证明，入校的高峰其实是在康熙时间与传教士无关，是一些在北京接触过天主教的外地人迁移到本村从而带来了天主教。 社会学的角度讲，当一个成年人背井离乡的时候，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或寻找归宿感，皈依一种新的信仰，一种新的信仰可以让他们更有归属感。 于是，他们为山西这个贫困的华北农村带来了宗教，带来了圣母（形象和我们的观音非常类似），带来了“天” 而他们的一些教义和所谓的十戒，跟欧洲罗马教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其中融入了大量的本地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孝顺父母）。这样的融合更好的阐释了在传教的本土化特点。更有利于教徒的沟通和传播。 本书从第二节开始，讲述了近300年中发生的几段故事，那么针对这些故事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背后原因的解读。你这本书从根本上讲还是一本微观史学著作，更多的是对细微事件和个人的描写。 而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神父为的抗争不公平待遇，为了华人神父的权利，从山西跑到罗马见教皇来申述自己所遇到的不公待遇。 这名教父叫王廷荣，也叫王若瑟。他在年轻的时候，通过一个机会，从内地到了澳门，从澳门到了意大利南部来学习基督教亿，在意大利南部，他受到欧洲民族主义革命的影响。 等他再回到中国时，中国已经和他离开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由于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被迫接受很多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教士与外来教士的地位发生巨大转变，中国教徒也从主导变成从属，而外国传教士无论是合法地位还是经济上都有了巨大改善，于是受到欧洲民族革命思想影响的王廷荣，接受不了这种歧视和赤裸裸的压榨，排挤。毅然决然走上前往罗马申诉之路。 看完本书，你会觉得在山西这么偏的一个华北农村，却在几百年前与世界另一头的欧洲有着如此的关联。所有人类的小文明都在世界文明中成长发展，无论多小的一只单独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分支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完成此书的时候由于需要大量史料支持，而这些史料大多数都分布在欧洲各个国家的教传教会档案馆中，嗯，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展示在欧洲的一些教会档案中发现，百年前用中文书写的关于教会事宜的史料时，我更加理解了这本书所要表述的意义--本地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和关联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切，更为久远。
《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三)：筆記
﹣ 在網上看到這書的推文，覺得挺有意思。一條在山西偏遠山區的天主教村，竟然已存在了四百年，究竟裡邊有甚麼樣的故事？它與全球的歴史又有甚麼關係？ ﹣ 因為對中國現代化的故事感興趣，而基督宗教在明清與中國的互動自然是其中重要的篇章了。不算當年景教那種，就算明代開始基督宗教來到中國已有四五百年了，雖然它不算是中國主流的宗教或文化，但算人數教徒的絕對值不小，而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 ﹣ 這本書有趣的是，它的視角從一條偏遠的村莊出發，結合口述歴史與多地的文獻（本地的，也有意大利文的，法文的，教庭與不同差會的），視點相當多元。而另一重要的角度，是作者不止強調傳教士或列強的角度，反而從本地教徒、傳教士等的角度去講述他們的宗教故事。 ﹣ 更詳細的分析我想感興趣的朋友可自己找來看，而書的附錄也收入了譯者郭偉全博士去年在內地發表過的一篇書評＜一個華北村莊裡的全球史＞，十分扼要醒目的交代了本書的內容與重要性。 ﹣ 對我來說，書的啟發在於幾點。首先是意識到對於某些社區來說，基督宗教早己本土化，早已是社區歴史文化的一部份，比清朝及現代中國的時間還要長。在這意義下所為基督宗教如何本土化，或者中國文化是否與基督宗教不能並存，看來需要重新去設定相關問題以及思考。 ﹣ 而在偏遠的山區，早年來到的傳教士其實用盡方法把宗教在地化，而他們的「優越位置」不是必然，尤其是在清末以前他們擁有的資源十分少，必須依賴當地會眾的供養來支持其生活。是故崇拜的方式、傳教士的選擇、對禮儀的兼容等，都不是在京城、大城市那樣子的關係。所謂禮儀之爭在書中的這條村，其實長期並不存在，而是早已採納了兼容的策略。 ﹣ 另一個有趣的點在於，對於來華傳教士來說，他們某程度上是在一個跨國的體制中運作，故他們有很多與組織相關的故事。比如來自不同差會間的差異，如何向教庭報告（邀功），對本地文化不掌握的時間下如何利用代言人、本地的代伇來完成任務等，都相當有意思。 ﹣ 而書中也多番提到，歐洲的政治影響了山西教士的工作方法、態度、策略。比如法國與意大利之爭，意大利於十九世紀的民族獨立、民族主義思潮興趣（與及後來的法西思主義），南北意大利的修士的差異等，都相當有趣。 ﹣ 四九年後的動盪自然是可以預期，但八十年代後的復興是驚人的堅韌，而更緊密的全球聯繫讓教士、教眾與全球天主教更加密不可分，而革命年代埋下的矛盾也在改革開放年代影響著宗教的發展。當地的信仰既繼續傳承了四百年以來的傳統，也備受近數十年的撕裂的影響，也日漸與全球的天主教系統靠近與催同，當中的張力、拉扯、信迎的力量等都十分十分有趣。
《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四)：寻求“本真”：基督教在中国的别样风景———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
提到中国与基督教的关系，时人提到更多的不外乎两点。其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凭借条约获得的威势与权力，基督教开始大规模传教，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其二，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化本源不同，基督教在中国是被动适应的过程，传教运动是失败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的新作《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通过对山西的一个内陆偏远村庄洞儿沟三百年历史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本来有很多重合之处，而此地区的天主教习俗和本土民间宗教之间的差距，正是在后来几个世纪间慢慢扩大的。（序章，第5页）
全书共分为七章，每章以一个村民讲述的故事引入，描绘了洞儿沟因商业贸易从无到有、借近代诸多条约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透过洞儿沟在以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的历史洪流中的沉浮，折射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该书内容丰富，意蕴深刻，引人入胜，娓娓道来，并提出诸多睿见，对以往基督教范式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907年，法国神父莱昂.若利(Leon Joly)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几百年的传教，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仍然那么少？为什么传教运动在中国会失败？这奠定了中国基督教史的基调，形成了围绕“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为核心问题的研究范式，即外来宗教只有被本土文化吸收后才能扎根，逐渐具备本土文化的特征，基督教需要通过地方文化表达，也不应当强求本地皈依者接受外来风俗习惯。通过十年往返中国欧洲的调查、对五种语言材料的研究分析、档案及口述资料的整理收集，沈教授态度鲜明地提出“天主教本来就已融入中国社会，但此后与中国文化的差距慢慢扩大，因为一拨拨的力量努力扭转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方向，使之越来越趋同于国际的天主教”。（附录，第224页）她认为基督教和中国认同都不是僵化的，“不管中国文化还是全球化的基督教，两者都是多元的，也总在变动中”。对于基督徒来说，“适应本土文化与融入国际教会，矛盾一直存在”。（结语，第219、220页）“文化适应”只是在华基督教明清“礼仪之争”之际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基督教众所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真正地融入国际天主教会，是“寻求作为跨国机构一员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是中国教众与全球性宗教基督教的联系。
十八世纪之初，传教士初到山西，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弱势，生计、安全仰赖于晋商，他们拥护利玛窦传教策略，力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作为教众日常生活准则的“十诫”第一条即为孝敬父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只是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基督教众依然可以敬神祈雨，跪拜祖宗。鸦片战争后，情况才发生改变，随着传教事业合法化，教会赞助资金源源不断，传教士地位逐步提高，摆脱了晋商的约束，主教权威得以确立。他们开始推行严厉的禁令，尤其是有关中式丧礼和祭祖问题，这使得基督教群体逐渐与外部群体隔离开来，既强化了教阶制度，密切了与世界的联系，也逐渐异于周围村庄，逐渐陌生化、排外性，并被迫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巨大灾难之中。在洞儿沟300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外来传教者和中国信仰者围绕教权、习俗、礼仪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与妥协，也有教众对于如何处理政治性的国家认同和宗教性的普世信仰问题的困惑与挣扎，无论“文化不相容”还是“帝国主义帮凶”，都是阶段特点，不是在华基督教的核心特征，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既不应该站在外部立场，汲汲于论证因文化不相容而导致传教事业的失败，也不应固守于“革命史观”之下，以“帝国主义”一言以蔽之，东风与西方一直是交相呼应、互相影响的，对于洞儿沟的人来说，基督教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文化的融合从来都是一种日常的生活。
除了跳脱以往范式，另寻新路外，在整体架构和问题角度上，本书也独具一格，是将微观历史方法和全球史整合的一部佳作。该书以洞儿沟为叙述中心，通过这个小村庄300年的发展历程，讲述了17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作为外在宗教如何在此地落地扎根，洞儿沟村民如何与罗马教廷建立起了联系，西方世界的变化更张如何影响到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具体来说，微观层面，小山村洞儿沟三百年的兴衰荣辱，与在华基督教发展息息相关；是否可以参加丧礼、磕头的礼节问题前后不同，折射出传教士地位、权势的变化；七苦圣母堂的建造、拆毁与重建，反映出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浮沉；教堂门口的对联“万民同庆救恩获得长生，吾辈持恒立志爱主爱国”（第七章，第207页）既有天主教的国际化诉求，也充满中国人的民族情怀。宏观层面，洞儿沟从来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的，包容的，与外界具有广泛联系的。第一批基督教徒来自于北京的晋商，他们把基督教带到山西，传播到洞儿沟里，借助晋商的贸易体系、经济网络与外部世界建立起联系。此后，通过传教士来华，教徒去往欧洲神学院学习，洞儿沟对世界的了解更多、与世界的联系更密切。19世纪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对教会制度和理念的不同理解，经由亲历1848年意大利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欧洲革命的王廷荣带回中国，与天主主教围绕中国传教士自主权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把意大利发生的冲突在洞儿沟重新上演了一遍。正如葛兆光所说：“全球史并不一定要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其实它更是一种方法，试图发掘各种微妙的全球性联系、交流和影响。”微观视角侧重细节阐释，见微知著，全球视野提供宏大叙事和俯瞰视角，二者结合，既能整体把握趋势与联系，又不忽视个体的人与地方的特点与个性。
注重“人”的意义，着重阐释传教士在中国基督教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基督教研究著作的显著之处。第二章中路类思、金雅敬跋山涉水、躲避层层险阻来到中国，中国传教士王雅格穿越沙漠到达边地，探访被流放的基督徒；第三章中王廷荣为了争夺中国传教士自主权，远涉重洋，求见教皇；第六章中以李珍香、郑粉桃、韩清香、田美香“四香”为代表的平信徒在教阶制度被破坏、文化大革命强迫弃教之时，引领基督教众坚定对主的虔诚和内心的信仰。在“文化适应”或“帝国主义帮凶”研究框架之下，关注重心在中西权势对比、文化形态的本源不同与难以调和，传教士在大叙事背景下是被动的、均质的、机械的，沈教授通过档案、口述等资料赋予了传教士生命力与自主性，给予这些被“完全边缘化”的人及群体讲述历史的机会，传教士们既怀有神性和勇气，也面临着危险、孤独、时常严重的心灵疾病，以及被放逐的无力感。这使得历史更贴近被叙述者的生命与本真，富有“了解之同情”，突出历史进程中“人”的价值与意义，使得历史有一种真切感和真实性。
除了突破范式的新观点外，本书的完成也得益于村民历史记忆的口述史料以及传教士们留下的文献档案，正是通过对五种语言资料的整理研究，加之九十多次的电话采访，以及来往中国和欧洲的多次田野调查，沈教授才得以突破传统范式，提出新的见解，成就了一部布局紧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微观史与全球史结合的佳作。
在中国基督教史走入目的论死胡同之际，沈艾娣通过围绕山西山村洞儿沟的新史料，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写作模式，突破传统的“文化适应”模式，以历史大叙事和地方体验相结合的视角，注重中国社会与基督教两者的互动，关注基督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进而提出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不相容是与国际天主教网络和体制接轨的结果，并在一次次的变革、更新和动乱中形成了群体独特的身份认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从来都是双向的，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不是被动适应僵化的产物，而是繁杂多样地异彩纷呈。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中国人是怎么与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产生联系的？进而言之，我们不应再固着于单向的线性进程，而应关注历史发展的多向波动，交互影响，真正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是“儒家文化不安定层”下的多元繁杂和本真的生命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