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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2013年12月18日 14:13:19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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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同志与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断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思是说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原标题: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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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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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老虎”与立规矩——《复兴中国》连载
2016年09月19日08:38 来源：学习时报
十八大以来，反腐无疑是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抢眼的成绩单之一。领导的这场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薄熙来落马了，周永康也落马了，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徐才厚落马了、郭伯雄落马了，连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军队也刮起廉政风暴；藏匿在几内亚的裴健强被抓回来了，潜逃加拿大的储士林自首了，海外也不再是贪官的天堂。
在这张成绩单的另一面，记录的则是扎得越来越牢的“制度的笼子”。这三年，不仅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系统清理，而且出台了八项规定，出台了六项禁令。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要让每个党员将纪律挺在前面，让政治规矩入脑入心。
“打老虎”、立规矩，一个减少腐败存量，一个遏制腐败增量。无论是“打老虎”还是立规矩，都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既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又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患于未然。“打老虎”、立规矩，成为中共新一轮“赶考”的先手棋，两剂猛药下来，顿时让人感到风清气正、信心倍增。
2015年10月至11月，国家统计局在22个省区市开展了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1.5%的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90.7%的人对遏制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90.6%的人认为当前腐败案件高发势头得到遏制，三项指标均首次超过90%，与往年相比有大幅提高。有网民如此评论中共的强力反腐败：这是“用公务员自己的‘清廉指数’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反腐没有禁区，也没有完成时
中共历届的高层领导一再强调，放任腐败会亡党亡国。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大力整治腐败，最终必将亡党亡国。更为重要的是，亡党亡国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和一个无奈的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再不反腐可能就没有机会反腐的地步。
十八大以后，中共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拉开反腐大幕。2012年12月6日，就任总书记还不足一个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应声落马，鸣响了“打虎”第一枪。
2016年1月12日，元旦的节日氛围尚未散去，中央纪委就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工作进行了总结：“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这个“压倒性态势”来之不易。
2012年，当中共打响反腐第一枪时，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观望，绝大多数民众也都持怀疑态度，毕竟谁也说不准这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2013年，“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大案、窝案频发，贪腐利益集团抱团取暖，反腐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2014年，反腐“初见成效”，但腐败并没有绝迹。虽然打了一批“老虎”、灭了一群“苍蝇”，“不敢腐”初见成效，但是“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一些人认为反腐应该到此为止了，再反腐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国外更是质疑中共的反腐是权力斗争。
2015年，这是中共反腐关键的一年。中共用行动回答了人们的疑虑。
“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3年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4万起，处理党员干部15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5万人，扭转了“法不责众”态势，也再次印证了中共“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反腐策略。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十八大后到2015年底，共查处130多名副省级以上“老虎”，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等一批“大老虎”落马，再次印证了中共反腐“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的决心和力度。
海外追逃追赃以及国际反腐合作在2015年也取得巨大进展。2015年3月，在“猎狐行动”基础上，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联合的“天网行动”启动。截至2016年5月，“天网行动”已从71国追回外逃人员1657人，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发出“红色通缉令”，截至2016年4月已有27人被抓捕归案。国际海外追逃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反腐没有化外之地，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捉拿归案。
“中国的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自中共十八大后到2015年10月，有着反腐“特别行动大队”之称的中央巡视组已展开 8轮、149个地区和单位的巡视，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在2015年，查处的中管干部首次实现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中国所有省份均有省部级高官落马。中共紧锣密鼓的反腐节奏、有腐必反的反腐力度，有力回应了海外甚嚣尘上的“选择性反腐论”“反腐减弱论”等臆断。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经过三年努力，反腐在中国已形成社会共识，被提升至不可撼动的地位，终于可以对外宣布“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再次向全党、也向全世界传递着坚定而明确的信号。
如果说过去三年中共反腐的重头戏是“打老虎”，那么在未来反腐会进一步引向深入，走向基层，瞄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
中共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绝大部分在基层，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把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层反腐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
事实上，“拍苍蝇”已经逐渐成为各级纪委的工作重点。在广西，自2015年9月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启动以来，不断取得进展。截至2016年2月底，全区共初核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49件，立案4178件，移送司法机关282人。
在贵州，围绕脱贫攻坚硬仗，对农危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集中查处整治。截至2016年2月，该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90件，党纪政纪处分1095人，移送司法机关60人，涉案金额2560.84万元。
“山西省文水县北张乡南武涝村党支部原委员周国斌向低保户索取好处费”，“四川省合江县车辋镇五明社区党支部原书记吴宗国等套取、私分扶贫资金，“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仓盈村党总支原委员邓传贵套取地震灾后重建补助资金、向地震灾后重建户等索要好处费”……2016年4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1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指名道姓，铁面无情。
一大批“苍蝇”“蛀虫”受到严肃惩处，赢得了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大剧可谓高潮迭起，让人应接不暇。但人们在兴奋之余也不免担心，反腐是否能够持续？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一阵风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甚至变本加厉。
这也是担心的问题：作风建设“不可只是一阵风，否则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作风问题不断反弹、愈演愈烈，最后失信于民”。
外界也观察到，此次反腐已经超越了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此次反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主体是中共自身；反腐的对象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第二，此次反腐运动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对薄熙来等高官的公开审判即是最明显的体现。第三，此次反腐的指向也是法治中国建设，运动式反腐不仅为制度反腐奠定了基础，而且与制度反腐携手同行、同步推进。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之所以比以往历次反腐更有效，除了中共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之外，制度改进是重要原因。
从制度建设来讲，中国并非没有反腐的制度安排，论反腐制度的规模和数量，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要大、要多。但是，反腐的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状态。在新加坡就一个反贪局，在中国香港就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都很清廉。在中国，反腐败机构在中共党内有几块，政府也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但制度之间缺乏整合和协调，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为腐败分子创造了机会。同时，制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纪委机关在理论上是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在实际运行中纪委主要受同级党委领导。让各级党委自己来主导针对自己的反腐，必然导致制度失效。这种反腐的痛点和难点在于“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
此轮反腐由中央纪委主导，不仅加强了反腐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且确立了中央纪委的权威，增强了各级纪委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中共对纪委进行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实行“下管一级”制度，就是省一级的反腐直接由中央纪委来进行，改变了以往省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的局面。以往，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一把手同意后才可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很大。没有纪委制度的优化，很难想象“打老虎”能打得了。
除此之外，此轮反腐还着重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往，中央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而党务部门如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等，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有派驻。现在，则要全面派驻或全面巡视，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之内，谁也不例外。2015年3月31日，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分别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任职报到。这是中共历史上，中央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是实现派驻全覆盖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完善巡视组工作机制，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提高了巡视的质量和实效。
除了反腐制度建设外，阳光行政、预算透明、公众问责、审计监督等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只有内外兼修，反腐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制度化反腐，不光是制度，还得有充分的技术手段保障。在大数据时代，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可以让腐败分子的腐败行踪无所遁形，未来的反腐需要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下功夫，将其打造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腐败者的头上。
第一项技术手段是不动产登记。2014年5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2014年12月22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公布。2015年8月，国土资源部开始着手建设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实现与公安、民政、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审批、交易信息的实时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为房地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反腐添上一柄利刃。
第二项技术手段是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2014年，经合组织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准，要求世界各国间进行自动的系统化税收情报交换，使纳税人居住国与纳税人账户所在国自动分享纳税人在境外金融机构账户内的各类财务信息。6月6日，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中国、巴西、新加坡等13个国家更替签署了实施该标准的国际协议。全球打击逃税的这一重大举措为中国的反腐提供了技术支持，让腐败分子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梦想破灭。
如果说运动式反腐是反腐的闪电战的话，那么制度反腐则是反腐的攻坚战，只有制度完善了，反腐才有可能从攻坚战进一步走向歼灭战，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老百姓一片洁净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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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老虎”与立规矩——《复兴中国》连载【2】
2016年09月19日08:38 来源：学习时报
纪律是党的生命
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复兴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中共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共的独特优势。“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
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规矩”一词，并将党员应守的规矩归纳为四个方面：党章、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直指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2012年12月4日，当选为总书记仅仅20天，在北京立下了第一个新要求——八项规定，对作风建设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规定。“轻车简从”“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开短会、讲短话”“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八项规定没有大话、套话，实实在在。短短600多字的八项规定，被称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把“手术刀”，“小切口”推动“大变局”。
随后，中共又密集出台了多项规定，连下禁令，覆盖教育培训、公务卡、办公用房、文艺演出、干部任用等各个方面。各地也纷纷出台实施办法，监管之细前所未有。例如，2013年9月，湖南省制定了号称“史上最严限宴令”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按照规定，在操办婚礼10个工作日前，应当向本级或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报告，说明操办的事宜、地点、时间、邀请人数及范围，并在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具体操办情况。“限宴令”对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宴请人数和车辆规模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有人提出质疑，做寿、生子是个人私事，《规定》是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湖南省纪委的回答很干脆：“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2015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先后修订出台，两项法规一正一反、相互配套，自律与他律互补、高标准与守底线兼顾，以道德为“高线”，以纪律为“底线”，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
立规矩容易，守规矩难。强调：“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不仅不能产生应有作用，反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公信力。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2年12月7日，赴广东考察。这是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到地方考察，也是八项规定出台后第一次到地方考察。在考察期间，全程没有封闭任何道路，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与车队并行。网友在兴奋之余不忘点赞：“致敬！习总有空常来哟！”20天后，去河北阜平县考察，按照规定，中央领导在基层调研时不能吃桌餐，只能吃自助餐。可是，阜平是贫困县，县政府的招待所根本就没有自助餐的餐具。说当地有什么就用什么，最后，用的是老百姓的大瓷盆。据当时同行的一位省委常委回忆：“大盆往上一端，总书记和大家一围，吃得都很好。”
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在中共历史上，规矩其实立得不少，但执行效果却不佳。此次再立新规，在抓落实上也颇多创新，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步跟着一步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从2013年中秋节开始，中共在每一个节日的节点上都发一个《通知》，严禁节日期间公款送礼、请吃请喝。中秋节、国庆节、元旦、端午，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逢节必令”，大到购物卡，小到月饼、贺卡，均在禁止之列。有人不信邪，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结果真的有很多人因为一盒月饼、一张贺卡挨了处分、丢了官。现在，在中央纪委的网站上，定期通报各地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前有率先垂范，后有强力监督，短短一年时间，“规矩”真的立起来了。节日清净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现在，很多干部都将“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一位网友写了一首《七绝·有感于中央八项新规》：“人治嚣张法治隳，中枢亮剑响春雷。清风吹得乾坤朗，不信民心唤不回。”
拧紧“总开关”
规矩不仅仅是立，更重要的是守！拒腐防变最终需要改造人的思想，触及灵魂。强力反腐让人不敢贪，制度反腐让人不能贪，改造思想才能让人不想贪。将“思想”比喻为“总开关”：“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
十八大以来，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思想教育活动，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目的就是要将各级党员、干部的“总开关”拧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思想教育活动一直没断，在1980年代有五讲四美三热爱；1990年代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讲”教育；进入21世纪以后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此，各级官员并不陌生。但是，2013年6月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让一些人惊出了一身冷汗。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2013年9月23日下午到25日上午，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参加河北省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河北是从政的第一站，他对河北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他将自己联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点选在了河北。一个月前，就告诉河北方面“我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整整两天时间，河北省委常委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批评之尖锐、引起的触动之深，是中共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的。有媒体称，这次民主生活会是真亮丑、真批评、真治病、真触动，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耍花枪”，要么当老好人，无关痛痒，要么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演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尽管认为民主生活会“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但是一位省委常委感慨说，经过正反照镜子、前后正衣冠、里外透视加CT，心里感到既紧张又惭愧，甚至从脊梁骨中冒出阵阵冷汗，真正触及了灵魂。
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后来成了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本，“洗洗澡”也因而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定动作”。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敦促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要学会倾听来自网络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中国网民人数有6亿，已是全世界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网络日益成为聚合民意的“舆论场”。网民拍砖、灌水、盖楼犹如一面镜子，让官员从中听到民众的呼声，看到自身的不足。官员上网，通过政务微博、网络论坛、书记市长信箱等方式，可以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
正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一篇题为《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的文章所言，中共提出了一种数字版“群众路线”概念，呼吁加强民众对治国的参与，并强调征求民意和引导舆论的工作。中共期待重新发现动员群众的艺术，将网络作为群众动员的新工具。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式启动。如果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重点解决“关键少数”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话，那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使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层党组织是中共庞大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中共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基层党员的作风和形象，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2015年1月，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要把基层支部建设好，让中央大政方针原原本本地落实好。
“两学一做”，“学”是基础，“做”是关键。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将政治规矩落实到行动上，用的话说就是：“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实事，才能称得上是先锋队。
2014年3月，到河南省兰考县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引用“塔西佗陷阱”说：“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回顾这三年，外立规矩、内正思想，“打虎拍蝇”、简政放权，政治更加清明，政府的公信力也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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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
陈晋
2021年12月05日10:08 | 来源：解放军报
小字号
毛泽东写过一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称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理由是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初读这段论述，有些不解，注意研究历史，怎么就是“谦虚”和“虚心”的表现呢？最近我频频读到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经验任意消解掉的“著述”，渐有所悟。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和记忆，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学习它，也就是尊重它和敬畏它，自然是谦虚之举。
毛泽东提倡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论述很多。其中有五句话，可视为名言。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他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干出傻事、蠢事、错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毛泽东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智慧指导冲动”，或能少干点傻事、蠢事、错事。
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是青年毛泽东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他一生好读史，有多方面的理由、需要和收获，其中定然有益智的成分，有一种获取智慧的求索精神与乐趣。
比如，毛泽东读《三国志》，认为蜀国之误始于此前诸葛亮《隆中对》里的战略构想。因为这个战略提出将来得益州后派一上将守荆州，自己守汉中，大本营设在成都。本来兵少势弱，又如此三分兵力，焉有不误的道理。毛泽东诘问《隆中对》，未必对现实有用，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却完全可能成为使人变得高明的营养。毛泽东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解历史，总结前人和自己过往的经历，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尽量不贰过，不重复此前蛮愚的错误。为了澄清党史上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时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并说：“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读史的效果，揭示的就是益智的作用。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懵懵懂懂甚至一团漆黑，不会是一个明白人。如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一切拘泥于历史，恐怕也不算是一个明白人。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不见得能做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
毛泽东敬畏历史，但是他从不拘泥于历史。20世纪50年代，有人从毛泽东的一些现实决策中觉得他“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做出解释说：“历史是要的。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毛泽东承认自己“迷信将来”，至于说他“轻视过去”，恐怕有些冤枉。只不过一向读史的毛泽东，比较看重现实这个立足点，总是希望从现实这个立足点出发去争取一个好的将来罢了。
提出“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揭示出了读史的要义，即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古人是为今人增益的。1942年，毛泽东发表过一篇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演，里面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很明显，弄清过去，是为了把眼下的事办好。这样做，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和敬畏。
不能说毛泽东读史没有个人的兴趣好恶，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却是他读史的常态和目的。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的思路，也更主动、更有成效。毛泽东习惯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信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种情况多见诸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和读史批注当中。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立足今天，把历史读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进而把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不会滑向“守旧”一路。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这句话出自毛泽东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因是他觉得不少干部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付酬、等价交换，于是就说：“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人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提出这个命题的认识论意义是很深刻的。现实的经验可以说服人，历史的经验同样可以说服人。历史的经验不过是时间远些的现实经验而已。历史的经验所以能说服人，原因不外三个：其一，讲历史的要义在于总结经验；其二，历史里有能够为今天的人们受用的经验；其三，了解了历史的经验，就能了解现实经验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经验的了解。程思远先生陪同李宗仁回国后问过毛泽东，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总结和升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就是以谦虚之心敬畏历史，目的是寻求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对此，刘少奇说过一句名言：“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毛泽东敬畏历史，正是因为那里面有理论、规律这些大学问和真学问。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讲历史所以能说服人，还因为通过历史现象来揭示、认识和把握规律，比抽象的理论推演更有认识上的冲击力，更易于人们相信和接受，更能够发挥教育人的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这样说过：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那样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将其用为“延安整风教材”；又让人把陕北老先生李健侯写李自成兴衰的《永昌演义》抄写一部，说是“以为将来之用”。进北京城的时候，他反复告诫大家“绝不做李自成”。“不做李自成”，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最能说服和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保持优良作风的口号。可见，如果把历史这门学问学好用好了，就会像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的那样，“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
“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这是毛泽东1964年7月会见外宾时说的话。原话是：“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945年抗战胜利时，谈到国民党会怎样对待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两个判断，是毛泽东从历史看前途、看未来得出的,也都是应验了的。
还是那句老话：知道了从哪里来，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是对前途、对未来的眺望。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不会拥有顺应时代掌握未来的自觉，有了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研究与把握，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就有可能开辟出事业的新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认为：“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通向未来的路，不是陡然出现的，其缘由往往藏伏在已经走过的路当中。对于不甚明了的未来方向，适当地“向后看”并非多余，更不是倒退。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向前看需要向后看。而且向后看也不是光停留在对过去的知其然上面，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知道哪条路可以比较好地通向未来。
唯其如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艰难斗争中，从中国历朝历代对农民起义剿而难灭的历史中，看出红军和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又从农民起义总是失败或胜利后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历史中，看出只有靠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农民才有胜利的前途。
“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1964年1月，毛泽东向巴西客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后提出了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善于学习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同时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两位经典作家的许多基本观点，大都是通过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得出的，他们所以把历史科学称作“唯一的科学”，意在强调，历史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实践经验、知识智慧、思想方法等的百科全书。这本书需要时常翻阅，而且常读常新。
不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也不乏这样的观点。法国的德·托克维尔就说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发现都给世界带来惊奇，好像他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当今世界，一些以现代面目出现的观点，往往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以谦虚之心敬畏和学习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刘少奇说过，“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周扬在晚年比较毛泽东和王明的不同学风时，有这样的评价：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但是读了不能用，“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很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为教条”。谭震林也说，毛泽东“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善于学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具有的厚重品质和优秀传统。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此后又明确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多次讲，不知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国家啊？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多次内容都是关于历史的。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这些重要论述，都体现了我们党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敬畏历史、打通历史的优良传统。
（作者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王子锋、代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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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6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