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和阿连德》是一本由亚伯拉罕·克扎达·维尔加拉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聂鲁达和阿连德》读后感(一)：《聂鲁达和阿连德》君子之交醇如诗
《聂鲁达和阿连德》君子之交醇如诗
看过电影《邮差》，是从一个年轻的邮差视角，去看正被流放到岛上的聂鲁达，是一种平凡视角的侧写。而智利作家维尔加拉笔下的《聂鲁达和阿连德》则不是这样，毕竟这是一对知名人物之间的友谊，由此可以折射出一段智利的历史来。
政治与诗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两者都是气势磅礴，感情丰沛，总是在酝酿，等待着喷发，可能很是壮观，也没准非常危险。
阿连德是智利著名的社会党人，通过和平选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他跟聂鲁达的友情，更可以说是一段佳话，而不是通常政界的那种相互利用，或者是文学界的彼此诋毁。虽然聂鲁达也从政，是智利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还是诗人，是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此书作者通过近年来不断被发现的两位风云与风流人物的通信，回忆录等资料，整理出了一份年表，附在书后，而且以二人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详尽的梳理了二人之所以能建立起如此持久与牢固的友谊的前因后果。
两人并不是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是差别很大，家境也完全不同，在学业上的兴趣也是。阿连德出生于圣地亚哥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和公证人，爷爷是医生。而聂鲁达早年丧母，父亲是铁路工人。
全书共分七次交会，但这里的所谓交会，并不是特指二人的见面，只是用来形容二人人生轨迹的交叉。毕竟这书的主角虽然是两个传奇人物，但这不是小说，不需要用那种刻意的巧合，来营造出二人识英雄重英雄的气概与热情。
政治对于任何人来说，应该都是复杂的，内在充斥着太多的理想与妥协，慷慨和算计，浪漫与奸诈……与之相比，虽然诗也是暧昧不明的，但相对来说，应该要简单，天真许多。
当然一般为尊者讳的话，是不太可能写出多少“负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于这两位以正义与执着著称的历史人物。但对于本书的作者来说，可贵之处还在于，像诗人一样纯粹，敢于直言，比如说阿连德也不总是一个伟大，也有他的缺点，比如对于爱情不够忠贞，以及特别喜欢借用别人的衣服，从而占为己用，这一招不但是对身边至亲的人，而是对很多朋友都是如此。以至于有一位友人，听说阿连德要来了，就叫人把衣橱都锁起来，以防不测……如果这不是有所夸张的玩笑的话，至少在这方面，阿连德的行为模式，都有一点病态了。
但问题是，就算阿连德真的如作者笔下所描述的，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会让这个角色可信，甚至有一份可爱。毕竟在那个充满变数和危险的智利政坛，处于旋涡中心，压力之大，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所以可能真的需要通过这样的非常规行为，进行减压。
至于诗人聂鲁达，虽然他跟阿连德的友谊很根深蒂固，但两人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这可能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说是醇如诗。
《聂鲁达和阿连德》读后感(二)：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前夕，只想把好消息告诉一个人
1971年，智利驻法国大使、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的前几天，鼓起勇气联系了在瑞典文学院担任委员的朋友，要他帮一个特别的忙：“我想求你一件事，如果今年的得主真是我，我希望比媒体早知道。阿连德和我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我想第一个告诉他。”
阿连德就是时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而在得知确切获奖消息后，聂鲁达立即向阿连德致电，阿连德也对聂鲁达的成就表达了祝福。
聂鲁达和阿连德是我们在谈到20世纪拉美文学和政治时都绕不过的重要人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连德和聂鲁达走过了怎样的携手奋进历程？他们如何最终一个攀上诗坛顶峰，一个成为共和国总统？在智利外交官、作家、历史教授亚伯拉罕•克扎达•维尔加拉的《聂鲁达和阿连德》一书中，本书依靠见证二人交往的朋友、邻居、组织成员以及相关资料文献，以编年史的方式，梳理了聂鲁达和阿连德的私人及政治关系，向读者呈现了二人数十年的友谊。
1904年，聂鲁达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母亲早逝，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1908年，阿连德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市，父亲萨尔瓦多·阿连德·卡斯特罗是一名律师，家庭条件很好，但因父亲工作关系，经常需要搬家。
聂鲁达在中学时就开始写作，1921年前往首都圣地亚哥智利大学就读，1927年起先后出任智利驻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或总领事，常年在国外；阿连德则在1926年进入智利大学，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瓦尔帕莱索和蒙特港等地的医院工作，并开始从政。
1937年，阿连德作为瓦尔帕莱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当选为众议员，1939年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期间阿连德结识了诗人聂鲁达，开始了两人长时间的友谊。
1945年3月，阿连德作为瓦尔迪维亚省、延基韦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代表第一次当选为参议员；聂鲁达也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不久受到打击转入地下，1949年出国，还曾来过中国，直到1952年8月才回国。
1952年9月，阿连德首次参加总统大选，遭到惨败，半年后作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连任参议员职务，并在1954年率领“智利—中国文化协会”访问中国，此后担任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主席；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
1958年9月，阿连德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败给了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两年半后作为阿空加瓜省和瓦尔帕莱索省代表再次参议员，1964年9月，阿连德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但败给了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两年后开始担任参议院议长。
1969年3月，阿连德作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的代表当选为参议员；这一年，聂鲁达被提名为智利总统候选人，但他为了团结而退出竞选，并支持阿连德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
1970年10月，阿连德击败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当选为新一任智利总统，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两个月后，智利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10月，智利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但智利国内的改革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再加上内部反对和外部的压力，1973年9月，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殉职；十几天后，聂鲁达也在一家医院去世。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聂鲁达和阿连德不知疲倦地战斗，各自借助诗歌和政治去谴责不公正，为人民争取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份友谊和奋斗的历程，值得我们铭记。
《聂鲁达和阿连德》读后感(三)：《聂鲁达和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
（文｜亦浓）
听到聂鲁达的名字，就不由得想到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的居所》、《船长的诗》，他是一位诗人，伟大的诗人，他写情诗，歌颂爱情；撰写社会题材的诗歌，支持民众。
阿连德，智利前总统，四次参加竞选，三次败北，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是1970年9月4日，终于竞选成功。
“我喜欢日落，但我更喜欢你。”这是阿连德当年对他的妻子表白。据说是后来人的杜撰，原话是：“我简简单单地爱上了一双眼睛，却不知道眼睛的背后藏着什么”。
好浪漫啊有没有，作为一位甚少谈及感情的政治家，能说出这样的表白语，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
阿连德与妻子奥顿希亚·布希于1939年步入婚姻殿堂，育有三女。
一名严谨的政治家，立志帮助贫困弱势群体，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生活中却又有一颗多情细腻的内心，当然，还有爱臭美的小毛病，喜欢奇装异服。
聂鲁达的生命中则是经历了三段婚姻及无数次的爱情（女人）。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他年少时经历的爱情的总结，而诗集《船长的诗》则是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所作，当时他的第二段婚姻还在延续中，只能与玛蒂尔德地下恋情饱受相思之苦。
但同时，聂鲁达又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与阿连德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为人民而战斗的信念，促进了两人的友情。
在为提高智利人民生活条件的逐梦道路上两人并肩战斗，共同成长。
01.不同的轨迹，相同的信念
阿连德曾经是一名医学博士，但他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社会党人的立场，是立志改善智利人民生活、领导国民走上富强道路的英雄和斗士。
四次竞选三次败北，第四次竞选时，一位颇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说到为他竞选投票的原因：
“因为他孤身奋战，因为昨天他坚持完成了一场令人伤感的宣讲，他一生都在为人民工作，却没有得到他的人民的回应。”
阿连德任职后的两年间，智利ZF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解决外债问题（延迟还债）、美资铜业公司国有化问题、由国家控制金融业、没收大量庄园，强制收回适合耕种的大部分土地，设立合作社及国有农场，没收公民财产，将大企业强制国有化，提高工人工资等。
但由于铜业出口限制，价格持续走低，任期初始，政策调控下，短期经济状况尚好，到了1972年，通货膨胀达到140%，且物资严重匮乏，工资的上升抵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铜业的国有化，大企业的国有化及土地等的征收为国有，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无视民众的利益，诋毁阿连德实行的是独裁统治。
1973年智利发生皮诺切特领导军队针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阿连德自杀。
无论阿连德在智利民众中多少争议，但阿连德为智利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是肯定的，他最后自卫未果英勇赴死的影像，成为整个智利及拉美左翼抗争的旗帜之一。
一腔情怀为国民，却没有走完一届任期，不能不说是阿连德甚至是智利人民的遗憾。
在阿连德历次竞选期间，聂鲁达功不可没。
聂鲁达任驻法西班牙移民领事期间，在1939年温尼伯援救行动中得到阿连德协助，这是二人的第二次交会。
彼时，阿连德担任卫生、疾病预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温尼伯援救行动中他亲自指导难民们依次接种疫苗。
这次交会，使得诗人聂鲁达对阿连德这位政Z家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也是在这一年，阿连德认识了他的妻子奥顿希娅·布希，走入婚姻殿堂。
02.七次交会的友谊，志同道合的支持
《聂鲁达与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这本书详尽地讲述了巴勃罗·聂鲁达与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生平事迹，二人相识、相遇、相知的七次交会过程，及二人贯穿一生的友情。
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轴，将聂鲁达与阿连德的七次交会进行了详述，还原了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及智利的那一段历史。
巴勃罗·聂鲁达，本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出生于1904年的一个小城镇的农民家庭，后来到圣地亚哥读了法语专业的大学。
四年后的1908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后来就读于智利大学医学专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聂鲁达一直热衷于诗歌的创作，从10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20岁第一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即享誉全国。
聂鲁达对诗歌创作有强烈的使命感，但他也深知，“当一个国家还处于扫盲阶段的时候，诗歌是没办法推广的”。
于是，聂鲁达“如手足般陪伴在阿连德左右”，鼎力支持阿连德参与竞选，“朗诵诗歌，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些诗句流进了智利人民的心中，潜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我的信念和职责都是用我的行动和诗歌服务智利的人民。我活着，我歌唱，我捍卫。”这是聂鲁达获得zongtong候选人资格时发表的演讲，也是他与阿连德一生为智利人民并肩战斗的写照。
03.获得诺奖，给你惊喜；鞠躬尽瘁，天堂再聚
1971年10月21日，聂鲁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前的24小时，智利驻瑞典大使德拉诺就向圣地亚哥发了一条信息告知阿连德，聂鲁达将获得此次诺贝尔奖，因信息尚未确认，严格保密。
在前几天，聂鲁达请求担任瑞典文学院的委员朋友帮忙，若此次获得诺贝奖希望能够让他通知阿连德早些知道。
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中阿连德自杀，9月23日，聂鲁达去世，两位好友天堂重聚，继续在逐梦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9月24日，军 ZF为聂鲁达降半旗致哀。
家庭背景不同、社会出身不同，但不妨碍聂鲁达与阿连德拥有彼此一生的深厚友谊。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走过相似的轨迹，站在为国为民的统一战线上，坚持着相同的信念，交会成惺惺相惜的盟友。
正如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所言：“我诗歌的南方是孤独，北方则是人民”。
一个政Z家、一个文学家，也是诗人和医者，矢志不渝，坚守初心，挽救国民出水深火热，他们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一生轰轰烈烈，灿如云霞。
附注：
《聂鲁达与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作者：智利作家、外交家、历史教授亚伯拉罕·克扎达·维尔加拉，致力于历史课题研究，在巴勃罗·聂鲁达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有有关聂鲁达的多部著作。
《聂鲁达和阿连德》读后感(四)：《聂鲁达和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轰轰烈烈，灿若朝霞
（文｜亦浓）
听到聂鲁达的名字，就不由得想到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的居所》、《船长的诗》，他是一位诗人，伟大的诗人，他写情诗，因为他的一重又一重的爱情。但是，他还是一名有政治信念的共产党人，撰写社会题材的诗歌，为国民利益摇旗呐喊。
阿连德，智利前总统，四次参加总统竞选，三次败北，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1970年9月4日，终于竞选成功。
“我喜欢日落，但我更喜欢你。”这是阿连德当年对他的妻子表白。据说是后来人的杜撰，原话是：“我简简单单地爱上了一双眼睛，却不知道眼睛的背后藏着什么”。
好浪漫啊有没有，作为一位甚少谈及感情的政治家，能说出这样的表白语，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
阿连德与妻子奥顿希亚·布希于1939年步入婚姻殿堂，育有三女。
一名严谨的政治家，立志帮助贫困弱势群体，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生活中却又有一颗多情细腻的内心，当然，还有爱臭美的小毛病，喜欢奇装异服。
聂鲁达的生命中则是经历了三段婚姻及无数次的爱情。
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他年少时经历的爱情的总结，而诗集《船长的诗》则是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所作，当时他的第二段婚姻还在延续中，只能与玛蒂尔德地下恋情饱受相思之苦。
但同时，聂鲁达又是一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与阿连德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为人民而战斗的信念，促进了两人的友情。
阿连德的灵巧的政治手腕和聂鲁达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相得益彰，在为提高智利人民生活条件的逐梦道路上并肩战斗，共同成长。
01.不同的轨迹，相同的信念
阿连德曾经是一名医学博士，但他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社会党人的政治立场，是立志改善智利人民生活、领导国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和斗士。
四次竞选总统三次败北，令他党内的同盟们对他也几乎丧失了期待，第四次竞选时，一位颇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说到为他竞选投票的原因：
“因为他孤身奋战，因为昨天他坚持完成了一场令人伤感的宣讲，他一生都在为人民工作，却没有得到他的人民的回应。”
第四次竞选总统，阿连德以36.6%对前总统亚历山德里的34.9%的微弱票数胜出，按照智利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若未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则由国会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
国会最终选择了阿连德，条件是他要签署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此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
阿连德任职后的两年间，智利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解决外债问题（延迟还债）、美资铜业公司国有化问题、由国家控制金融业、没收大量庄园，强制收回适合耕种的大部分土地，设立合作社及国有农场，没收公民财产，将大企业强制国有化，提高工人工资等。
但由于铜业出口限制，价格持续走低，任期初始，政策调控下，短期经济状况尚好，到了1972年，通货膨胀达到140%，且物资严重匮乏，政府增加工人工资，但工资的上升抵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铜业的国有化，大企业的国有化及土地等的征收为国有，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无视民众的利益，诋毁阿连德实行的是独裁统治。
1973年智利发生皮诺切特领导军队针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阿连德自杀，有一说是被枪杀伪装成自杀。
无论阿连德在智利民众中多少争议，但阿连德为智利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是肯定的，他最后扛着AK-47步枪自卫未果英勇赴死的影像，成为整个智利及拉美左翼抗争的旗帜之一。
一腔情怀为国民，却没有走完总统的一届任期，不能不说是阿连德甚至是智利人民的遗憾。
在阿连德历次竞选总统期间，盟友聂鲁达功不可没。
聂鲁达任驻法西班牙移民领事期间，在1939年温尼伯援救行动中得到阿连德协助，这是二人的第二次交会。
彼时，阿连德担任卫生、疾病预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温尼伯援救行动中他亲自指导难民们依次接种疫苗。
这次交会，使得诗人聂鲁达对阿连德这位政治家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也是在这一年，阿连德认识了他的妻子奥顿希娅·布希，走入婚姻殿堂。
02.七次交会的友谊，志同道合的支持
《聂鲁达与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这本书详尽地讲述了巴勃罗·聂鲁达与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生平事迹，二人相识、相遇、相知的七次交会过程，及二人贯穿一生的友情。
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轴，将聂鲁达与阿连德的七次交会进行了详述，还原了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及智利的那一段历史。
巴勃罗·聂鲁达，本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出生于1904年的一个小城镇的农民家庭，后来到圣地亚哥读了法语专业的大学。
四年后的1908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后来就读于智利大学医学专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聂鲁达一直热衷于诗歌的创作，从10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20岁第一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即享誉全国。
聂鲁达对诗歌创作有强烈的使命感，但他也深知，“当一个国家还处于扫盲阶段的时候，诗歌是没办法推广的”。
于是，聂鲁达“如手足般陪伴在阿连德左右”，鼎力支持阿连德参与总统的竞选，“朗诵诗歌，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些诗句流进了智利人民的心中，潜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在阿连德竞选总统时间里，聂鲁达是阿连德的摇旗呐喊的旗手，在阿连德当政期间，聂鲁达则是阿连德的左膀右臂。
“我的信念和职责都是用我的行动和诗歌服务智利的人民。我活着，我歌唱，我捍卫。”这是聂鲁达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时发表的演讲，也是他与阿连德一生为智利人民并肩战斗的写照。
03.获得诺奖，给你惊喜；鞠躬尽瘁，天堂再聚
1971年10月21日，聂鲁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前的24小时，智利驻瑞典大使德拉诺就向圣地亚哥发了一条信息告知总统阿连德，聂鲁达将获得此次诺贝尔奖，因信息尚未确认，严格保密。
在前几天，聂鲁达请求担任瑞典文学院的委员朋友帮忙，若此次获得诺贝奖希望能够让他通知阿连德早些知道。
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中阿连德自杀，9月23日，聂鲁达去世，两位好友天堂重聚，继续在逐梦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9月24日，军政府为聂鲁达降半旗致哀。
家庭背景不同、社会出身不同，但不妨碍聂鲁达与阿连德拥有彼此一生的深厚友谊。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走过相似的轨迹，站在为国为民的统一战线上，坚持着相同的信念，交会成惺惺相惜的盟友。
正如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所言：“我诗歌的南方是孤独，北方则是人民”。
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家，也是诗人和医者，矢志不渝，坚守初心，挽救国民出水深火热，他们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一生轰轰烈烈，灿如云霞。
附注：
《聂鲁达与阿连德：一份友情，一段历史》作者：智利作家、外交家、历史教授亚伯拉罕·克扎达·维尔加拉，致力于历史课题研究，在巴勃罗·聂鲁达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有有关聂鲁达的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