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交史》是一本由陶晋生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一)：宋代外交官们的故事不应被“屈辱求和”所湮没
《觉醒年代》之所以成功，真是的因为每个人物刻画的都非常成功。看完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每一个人物都记忆犹新。最近我在看陶晋生先生的《宋代外交史》，书里面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外交细节，让我想起了《觉醒年代》巴黎和会上三位外交官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诚然大家都把顾维钧奉为英雄，但是我觉得民国外交总长的陆正祥的那种两难的形象刻画的也是非常成功，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
说回书里面，《宋代外交史》史料很丰富，书中引用了很多诗文，大多数是使者出使写作的诗，也有少量诗是描写时局状况的。这些诗里面，无论是鼓动宋徽宗“联金灭辽”的赵良嗣出使前写下的踌躇满志的诗，还是描写汴京官民迎接被释放的宋钦宗的《靖康迎驾行》，都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展示了当时人对于外交的感悟与认识，让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宋代外交的复杂与艰难。那些慷慨请行、冒死出使的使者，在危险境地据理力争，巧妙周旋而取得外交成绩的杰出宋代外交官们的光辉品质，他们的故事不应被“屈辱求和”一词所简单概括。
而且，提起宋朝，人们一方面赞美它的文化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另一方面也是十分痛惜它的“屈辱外交”。但是我最近在看 的陶晋生先生的《宋代外交史》却“颠覆”了我一些新的认知。通过对时代背景的理性分析，陶先生认为 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是平等的外交关系，因为辽金蒙彼时的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其次“澶渊之盟”换来了双方长达12年的和平，可见宋辽双方统治者的智慧和善意；而且宋朝并非“弱国无外交”，相反外教制度还非常完备，外交成绩也是可圈可点，大家可以看书去详细了解一下哈
看人不能只听别人说，看历史更要客观。推荐这本《宋代外交史》，给我们一个看待宋代外交史的新视角。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二)：宋代真的是中国历史上很弱鸡的朝代吗？听听知名历史学家怎么说
随着《清平乐》、《大宋宫词》等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持续热播，大家对两宋时期的社会面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社会经济繁荣，不论是科学技术和还是思想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发展。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众多文学作品，诸如《前后赤壁赋》、《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以及大量的宋词宋诗，便说明了两宋时期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
但同时，宋代也是一个充满屈辱的朝代。由于宋代采用重文轻武的方针，因此，宋王朝根本无力应对外来的强兵入侵。北宋被金国所灭，皇室成员沦为奴隶；南宋被元朝所灭，陆秀夫抱着年幼的宋少帝赵昺蹈海殉国。
因此，在今人看来，宋王朝虽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却属实疲弱。
知名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陶晋生，在《宋代外交史》一书中却提出了一个十分富有颠覆性的观念：宋代的外交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疲弱，而是与辽、金、蒙古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且，宋代的外交在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外交制度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创举。
宋代初建时，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原地区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一些游牧民族已经崛起，并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历史环境下，宋代若要真正立足，便需要积极地发展对外交往。通过妥善的外交手段再配合以一定的军事行动，才能帮助宋王朝解除强敌的威胁与侵略。
以往我们在谈及两宋时期的外交政策时，只是进行了主和与主战这样两种简单的区分，本书作者陶晋生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在书中提出一个鲜明而新颖的观点：宋王朝的外交政策其实是和、战、守三策的交互运用，充满了弹性与变通。正是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才使得宋王朝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了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外交策略，才为宋王朝谋得了平稳的社会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繁荣发展。
当我们评价一个王朝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屈辱，还是光荣时，我们要结合那个王朝所处的历史语境。很显然，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就受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影响。由此看来，宋王朝的外交行为并不能简单、刻板地被归为“屈辱”，反而是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判定后，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
在宋王朝的统治者看来，如果通过金帛和贸易往来等经济互惠策略，以达到免除战争、天下和平的目的，那么这种政策就是可行的。而在本书作者陶晋生看来，宋王朝并不存在“屈辱求和”的悲情处境，向外求和是为了避免战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以低姿态求得真安定，这对于宋王朝来说，并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带来的是长达120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而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才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
我们可以放大自己的脑洞，想象一下，假如宋王朝没有那两次失败的外交，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够避免覆亡的命运。尽管历史没有假设，可是，当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看待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就能够从不同的层面获取经验和教训。
长年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的陶晋生，通过梳理宋王朝所面临的复杂历史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宋代的外交策略。对于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的你我来说，应当从历史之中观照当下，以期避免犯下错误。
不论是对于一个朝代，还是对于个人，能够为自己创造安稳的环境，继而谋求不断发展，这才是硬道理。放眼中国历史长河，宋王朝尽管并不是存在时间最长久的时期，但宋王朝却实现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大发展。试想，如果宋王朝并没有采取和、战、守三策交互运用的外交策略，而是以战争平天下，那么或许它存在的时间将更加短暂。陶晋生的这本《宋代外交史》不只是简单地梳理了宋代的外交史，更是从别出心裁的角度，帮助我们观照当今时代的风云变幻。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三)：岳飞之死，不独为奸臣秦桧所害，主谋原来是他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饱含了抗金名将岳飞誓为国家收复失地的凌云壮志。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空留遗憾在人间。
岳飞之死，妇孺百姓皆知，他是被奸臣秦桧所害。后世学者却众说纷纭，有人说，岳飞的冤案中，宋高宗的责任大于秦桧；还有人说，岳飞对于“精忠报国”的做法是“国”大于“君”，他触碰了君王的底线，高宗自然容不得他。
若论根源，还是南宋的国力太弱，宋高宗被金朝打怕了，为了求和投降，不管是割地赔款，还是俯首称臣，亦或是杀害、贬逐金朝看不顺眼的忠臣干将，都无所谓。
而竭力反对“议和”，强烈要求率军恢复北地的岳飞，自然成了高宗眼中的障碍，必除之而后快。
满足了金朝几乎所有的要求之后，高宗终于等来了他期盼以及的和平，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
宋朝历史上除了这次非常屈辱的《绍兴和议》，还与周边的辽、蒙、女真等政权举行过无数次的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
之所以有如此的外交往来，是因为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先后与宋形成了势力均衡的局面。于是外交便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的新书《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宋与辽之间最重要的合约便是《澶渊誓书》。《澶渊誓书》是宋辽外交关系的基础。条约缔结之后，宋辽两国皇帝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以兄弟相称。
作为保存关南地的代价，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作为对方出兵的补偿，而不是进贡。
《澶渊誓书》确定了两国的疆界。承诺双方百姓均不可越界，两国的延边防守措施也不可以增加，以维持和平、免战的善意。
自此之后，宋辽两国的交往比较密切。双方经常进行使节交聘，互贺新年，互贺生辰，赠送礼物，好像真的成为亲戚一样。
《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为两国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
北宋末年，宋违背檀渊之盟，联金灭辽，不战而胜，没有付出就得到了燕京和六州。此时，宋本应向以往对辽一样维护与金的和平关系，可是宋却率先容纳叛徒，违反合约，给了金出兵的借口。
120年的和平让宋辽两国的武力都懈怠松散，有强悍军队的金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打败了辽，灭亡了北宋，还顺便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做人质。
康王赵构被群臣扶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南宋政权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法与金抗衡。高宗被金打得到处狼狈逃亡，甚至跑到海上躲了好几个月。
为了向金求和，做为一国皇帝，高宗也算是卑微到极点了。他亲笔题书给金朝元帅，说金人“天命有归”“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请金人“赐以余年”，甚至愿意做金朝的藩属小邦。
最终，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宋存于外交，也亡于外交。外交的成败直接影响了宋的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
可见，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再外交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势力均衡的局面下，才能有平等的外交权。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email protected]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四)：从外交历史，看宋代政治的功与过
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并非近代才有，从上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从事外交了。例如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所谓的外交多由“相”主持，出使的史“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礼，“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春秋时期列国间的邦交类似现代的外交，国与国之间有遣使交聘、谈判和会盟的各种情况。总之，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汉代、南北朝以及唐代逐步发展的对外交往，成为五代至两宋建立外交制度的基本榜样。
《宋代外交史》区别于其他的宋代史学著作，选择了两宋时期的外交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剖析两宋时期的所面临的国际格局及宋代如何通过外交与外国强力政权达成共识，在多方强权力量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书中主要探究宋朝与其基本对等的辽、金、蒙元三朝的外交，及与这三个国家争取周边国家或政权的周旋过程。
说到宋朝，很多人并不陌生。后世史家，把宋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从太祖建隆元年到钦宗靖康元年，称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从高宗建炎元年到帝昺祥二年，称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计三百二十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宋朝虽然大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的分裂割据之局，却从来没有强盛过。它饱受若干外族的侵略，历尽迫害屈辱，最后更亡于外族。
两宋时期的国际格局
中原四分五裂；东北亚游牧民族契丹崛起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强力政权，且五代中原各国均已向契丹国进行朝贡，与契丹对等的只有宋朝。宋代面临的强敌是辽、金、蒙元。两宋时期在朝廷内部对于外部三个强敌的性质和优势有不同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一方面，两宋对辽、金、蒙元的政策，其实是和、战、守三策的交互弹性运用，基本目的是维持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而不是征服；另一方面，辽、金、蒙元对中原王朝的政策是以外交威胁或以武力夺取人力和资源，不一定是征服。两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相互依附的关系，这就为外交成功的可能奠定了基础。
宋代外交策略和历史
宋的国策，简言之为“强干弱支”。一是中央集权，使中央的各项权利如军、政、财、法等权都超越地方；二是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太祖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整顿禁军和消弱藩镇。最终结果导致，统兵者多为文官，外行领导内行，自然败事者居多。
在外交策略方面，北宋前期，太祖和太宗掌握了军政大权，主导维持与强大的辽朝和平对等的关系；神宗任用王安石变化，力求富国强兵改变现状；真宗时期，在王继中的促成下，宋辽两国达成《谭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获得了120年的和平与安定；从哲宗到徽宗，外交决策因党派的更替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徽宗不顾自身实力的不足，盲目追求恢复燕云十六州，忽视自谭渊之盟以来的国际规范，打破原有各方势力的安定格局，最终以致亡国；南宋是在亡国危机下建立起的王朝，国力远不如金朝，同时由于高宗任用奸臣秦桧并抑制武将等失败的操作，在屡屡北伐的失败中，只好以屈辱的国格维持偏安的局面，最终仍旧难逃国破家亡的结局。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任何外交手段都必须建立双方平等条件下进行方才能有效开展。这本书中提到的两宋在面对强敌时，同样是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来解除强敌的威胁和侵略的。作者认为，两宋时期的外交策略是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选择，基于自身实力只能采取弹性的外交手段来寻求生存。本书的内容让读者看到了宋朝军事、文化、经济以外，其在外交层面上功与过的两面性。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五)：宋朝之兴亡，可谓是成于外交，也失于外交
提起中国历史上宋朝这个朝代，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爱的是他是中国历代朝代中经济最为发达，文化艺术最为兴旺，同时也是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朝代；恨的是他是历史上因为丧失国土而让人感到耻辱的朝代，靖康之变虽已过去年百年，但至今谈论起来还让人痛惜不已。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在一些历史评论中经常能够读得到，意思是说弱小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和本钱与他国谈论外交，在战争时期这句话的深意更是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宋朝是一个军事弱国，这让许多人不由地认为这句话用在宋朝时期颇为符合。然而纵观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他的外交真如同近代的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屈辱与不堪吗？或许读完了这本名为《宋朝外交史》的书籍，对于历史上宋朝的外交一事将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该书的作者陶晋生是台湾知名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研究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其史学研究造诣颇深。《宋朝外交史》一书便是他对于宋朝外交历史的叙述分析之作。
想要全面深入的探究一件事情，就要先去了解其所存在的时代背景。研究历史更是如此，这是保证探寻结果真实准确的客观条件之一。此书的开端就由宋代外交的背景开始讲起，将两宋三百年时期与周边国家地区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冲突，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尽数讲来。
宋朝最初建立是面临的是一个中原已经四分五裂，周围游牧民族却正在逐渐崛起的局面的局面。当时的三大游牧民族不但拥有强大的武力，并且开始从中原地区学习汉人的文化与制度。他们可称得上是自古以来对中原民族最大的威胁，如何应对他们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是战？还是和？这是在两宋时期，针对三大民族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中争论最多的议题，也是不可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作者看来和、战、守三种策略的交互使用，是两宋时期基于理性考虑而所做出的决定，但这也是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屈辱”、“卖国”这样的标签几乎一直以来都牢牢地贴在这段历史记忆之中，然而在作者看来这或许用“包容”一词来概括更为贴切。
正是在这种“包容之道”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也为两国之间维持了长达120年之久的和平，这算得上是宋朝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决定，也为宋朝的经济繁荣发展做出了有力的保障。
然而在北宋末年，当“澶渊之盟”被当时的宋徽宗君臣的错误决定而打破时，靖康之难的种子就此被深深的埋下。后来的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联金灭辽无疑是宋朝历史上最为失败的外交决策，但作者看来这道策略倒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宋徽宗君臣并没有遵守与金朝订立的和约，给敌人以进兵的借口，再加上国力不支等诸多不利条件，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宋朝之兴亡，可谓是成于外交，也失于外交。
综合来看，作者在此书中所展现的观点认知还是尽量去做到客观评判的，并没有将一些个人色彩带入其中。除了重大外交策略与事件的讲述之外，对于外交机构设立外交礼节的规范等这些看起来较为细枝末节的内容，作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讲述，这也使得此书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充实了许多，让读者对宋朝的外交历史有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六)：宋朝还有她的另一张面孔
文/景志祥
说到宋朝，第一印象是军事上的不给力，打一次输一次，只能不断地与辽、金、西夏签订和约。
很少有人知道，宋朝还有她的另一张面孔。
文化！
这个自然不用说。
其实，我们带着偏见，忘记了宋代还有她的另一面——外交。
宋代定都开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这是当时宋朝的真实写照。唐代的外国人大都来自亚洲西域、阿拉伯、朝鲜、日本。而到宋代除了这些地方还扩大到非洲、欧洲等地。
开放程度上，很显然宋代比大唐做得更好。
加上宋代以商业为主，《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就指出:“当时（宋代）我国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感慨:“直至11、12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宋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
可以说，宋代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辉煌的文化氛围之外，还是要归功于宋代的外交。
只是这一点很容易被历史学家忽略罢了。
今天，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弥补了这一个遗憾，陶先生致力于宋辽金史研究五十余年，在新作《宋代外交史》中，他以卓越的史识和客观的态度，以丰富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纵然宋代的外交辉煌多半在海上，但就生存而已，宋代外交的侧重点还是在周边的几个国家。
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辽国、金国、西夏、蒙古以及越南、日本、大理，而最为突出的影响，可以说是为宋代奠定了外交手段和礼仪规矩的毫无疑问是与辽国的“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朝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
当时的宋真宗因宰相寇准的力劝，至澶州督战。
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河南濮阳)城下以八牛弩射杀辽将萧挞凛(一作览)，士气大振，一时之间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
辽军因为久攻不下，加上宋真宗也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双方因为和谈从而各自退兵，战场从厮杀变成了会议桌。
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最重要的智慧结晶。
合约签订后，宋辽每年至少互相派遣两次使节，另派遣特使（“泛使”）解决重要问题。鉴于外交对宋朝的重要性，宋代特意设置了新的机构来掌管对辽外交工作，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外交的人选上，宋代会选择饱学、能言之士出使，除了炫耀宋代是礼仪之邦之外，更多的是也是利用外交给自己争取一些好处。
比如公元1005年，宋朝与辽国敲定历史上的“檀渊之盟”。
惊魂未定的宋真宗怕辽国反悔，当即派了曹利用去和辽国谈判。
临走时候了，宋真宗岁曹利用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他们就是索取一百万军费，我们也可以答应。"
曹利还是没底，怕宋真宗说得好听，回来要被问责徐，也怕辽国毫无底线的狮子大开口，自己完成不了任务，于是就拉着宋真宗的衣袖，小声问道：“皇上，这次谈判的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还请您给微臣透过底。” 宋真宗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以内都是可以，即便超过了百万，那也可以答应。" 带着这个标底 曹利用准备出发，却被宰相寇准给拦了下来，暗中叮嘱:"皇上虽有说一百万可以答应，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靠着出色的外交手段，最终双方达成了宋朝每年给辽国三十万银绢的数字。 曹利用一看离皇帝定下的目标数据差一大截，就是宰相哪里，自己也可以交差了，算是很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当夜，兴高采烈地回来交旨。
请见之时，宋真宗赵恒正在吃饭，下面的人就问曹利用许给辽国多少钱。
曹利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
不成想下面的人理解错误，把三十万理解成了三百万，吓得真宗大惊:"太多了，太多了。" 便召见曹利用亲自盘问。
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
赵恒听完大喜，拍着手说:"才三十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很会办事啊！"
曹利用因此走上辉煌之路。这些人打仗不行，但在外交上确实能做到有理有据，为朝廷争光。
这样的例子很多，名臣富弼坚决不退让，用十万岁币让契丹放弃了对“关南之地”的归还要求；科学家沈括翻阅地图，用数据轻松了宋辽划界纠纷，使600多平方里土地留在了宋代，即便是后来的南宋，也有王伦让金国归还河南地界的外交成果。
除了这些，这些饱读诗书之人，间接地完善了和规范了外交上的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实现了宋代的对等外交策略。
毫无疑问，宋代的战争史是一把辛酸泪，但在外交史上，绝对是辉煌的，虽然有送岁币与辽的小瑕疵，但通过外交手段，宋、辽在好几十年里没发生过战争。其间只发生了两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最终凭着科学家沈括仔细研究地图，轻松解决宋辽划界纠纷，使600多平方里土地留在了宋朝，最主要的是双方在外交地位和礼仪等方面，都是平等的。
就战果而言，北宋对辽外交无疑是成功的。
这一点，若没有陶先生的这本《宋代外交史》，很难想象当年的北宋也能这么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