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部纪录片让广西一位复读12年的考生唐尚珺火了。唐尚珺今年已经33岁，参加过13次高考，期间考上过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学校，但因为只想去清华，所以一一放弃。
如今，有人建议对唐尚珺这种行为进行“处理”。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给广西领导留言，建议“进一步加强对高考录取未报到的失信考生处理”，如果录取了但未就学，措施包括下年高考总分减10分，填报志愿缩减；次年若录取，取消在校期间市级以上评奖评优资格；甚至建议该规定适用研究生。目前广西考试院已回复，“充分保障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益”。
扣分、取消评奖、扩展到研究生，不难看出建议里对录取未报到考生的“恨意”，也带着一股“杀伐果断”的狠戾。有意思的是，近些年失信措施在一些地方被滥用、泛化，舆论不乏批评，但网民也开始自觉地祭出类似手段，并且毫不手软。
但应该明白的一点是，高考作为受教育权的一种形态，是守法公民的天然权利，而非特权，所以不可被剥夺，也不可被限制，这是讨论问题的基础。
所以扣分、不让评奖一类信手拈来的惩戒措施，出于网民之口当然可以，但要落到现实政策里，就无法嵌合基本的法理基础。类似措施观感上的“凶相”，也正因为这和高考的存在逻辑是冲突的，高考是普惠的、天然的、毋庸置疑的，而非可以扭曲的、区别的、设前提条件的。
公允地说，录取而不读，确实“招人恨”，尤其是对于考不上这些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客观上也会造成名额被浪费，影响招生工作。但根本上说，这依然是考生的自由，相当于投票中的弃权，不能说因为会有废票，所以弃权都是不允许的。
对于考生来说，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可能他要重新经历一次复读的痛楚，错过一次宝贵的机会，“虚度”数年光阴。所以录取而不读，并非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考生的选择和所付代价是相等的。当然，对于招考单位和学校来说，也会造成无谓的消耗。但不无矫情地说，这是“自由的代价”，因为要保障选择的自由，所以没法计划得天衣无缝。
目前确实已经有少数地方出台了所谓“失信考生”的政策，但在舆论场上不是没有争议。归根结底，分数是考生自己考出来的，被学校录取是自己争取来的，个体选择权是社会应当保障的高层次价值。如果是出于节约教育资源和行政资源的功能性目的，那么也应当从行政逻辑入手，进行招考制度的改革，而非动辄给考生扣上一个“失信”的帽子，挤压个体权利。
无论是高考还是考研，屡屡出现录取而不读的情况，很大原因在于集中录取、集中调配的计划录取方式，让考生、学校都缺乏转圜的余地。增加招考制度的灵活性，完善信息反馈机制，让学生得以“后悔”，高校可以“补救”，这些才是更合理的解决思路。
应该明确，有些权利不可被轻易触碰，对公民的泛道德化评价不可轻易施加，这些价值认知才是完善公共政策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