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前，我从青海省教育学院学习结束后，踏上了南归的列车——西宁—上海的178 次直快。
车，载着我对阔别数年的故乡、亲人深深眷恋之情，伴随着莽莽高原深沉而雄浑的节奏声，进入了夜间行驶。喇叭中传出列车播音员亲切和蔼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卧铺车厢还有几个空床位，哪位旅客需登记，请到8 号车厢办理手续。”
半夜时分，一觉醒来，昏暗的灯光中，斜对面的三铺上坐着一位黑黝黝的近四十岁的男人，正探着脑袋向着窗外东张西望。戒备心立即提醒我：我的提包，里面装着相机！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哦，提包仍静静地躺在那儿，我舒了口气，又回到床上。那人似乎觉察到什么，朝我笑笑，随即又转过头去，目光，仍注视着漆黑的窗外。
为了避开晨起洗漱的高峰，我五点就起床洗漱完毕了。后来，从对铺同乡口中得知，我斜对面三床的也是从西宁上的车，刚从青海都兰监狱释放的，我心中仿佛明白了什么。
也许出于一种文学创作的本能，不一会儿，我便和他攀谈起来。他十五年前因犯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入狱后又因打群架加刑十年。十几年西北高原的劳教生活，已使他的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彻底的转变。只听他喋喋不休：“这次回去了得重新做人，好好生活，好好干一番事业！要么经商，要么承包几十亩农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人发誓。
每每重复时，目光总是那样的坚定，充满着希望和向往。我的脑海不免跳出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虽然生活的时代背景，事情的性质不一样，但那份渴望自由和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情是相同的。
列车，带着一千多人的酸甜苦辣，不停歇地奔驶着。他，很少静静地坐下来。他似一位不知疲倦的初次出门的孩童，这儿走走，那儿瞧瞧，满脸喜色，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一会儿打开红塔山递到男同胞手中，一会儿拿出橘子、苹果塞到我们手里，一会儿又从包底掏出在劳改农场图书室照的相片。一张照片一个故事，讲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犹如放开闸门的水，势不可挡！仿佛要讲完他牢狱生活的全过程。我的目光刚想离开，只见他又翻出一套崭新的西服穿上，领带系上，对着窗玻璃左照照，右看看，犹如待嫁的新娘，喜滋滋地问我们合不合身，他说那是他姐姐寄来的。他穿上，脱下；又穿上，再脱下，反复几次，说是等到下车之前再穿，好干干净净见家人！
车，经过一个昼夜的行驶，已发出疲惫而沉重的喘息声，而车厢里的他，却还在不停地忙碌着，穿梭着：谁的缸子没水了，他赶紧倒上;暖瓶空了，他连忙去打;地上有瓜果皮壳，他立即清扫;中转车站一到，谁想吃什么，他抢着去买……目睹着这一切，我的心里酸酸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喷涌？这是一种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的本性的情感在狂泻！
此刻的他，仿佛浑身每个细胞都张开了大大的嘴巴，尽情地吮吸着大自然的阳光，在吸入的同时又在全方位地释放！他这分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追回曾逝去的时光啊！他一边在帮着别人，口中却不停地问我们上海车站何时能到。他说从办释放证的前几天就没睡着过觉，夜夜盼天明，也没给家人去电话，为的是给全家人来个惊喜！他归心似箭，一路的旅途都处在重获新生与自由的那份极度亢奋、喜悦中。我想：如果当初他就知道自己一失足就将成为千古恨，在大西北的深处一待就是十几年，他还会去触犯法律吗？值得欣喜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呵！
翌日，晨曦未露，我还没有起床。他就把我的缸子洗净，穿越七八节车厢到餐车给我打来了热腾腾的稀饭，双手端到我的面前，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也许是感激我途中对他的信任、鼓励;也许他是浙江人，我是江苏人，都是近邻;抑或是十几年西北劳改农场生活的改造、磨炼、学习、反思，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一个人来到世上不仅仅只考虑自己，只为了自己，也要为别人，为社会做点什么，应该懂得怎样去生活……我记下了他犯罪的前因后果，他要求我別写出他的真实名字，我应允了。他再三嘱托我转达：告诫那些徘徊、行走在犯罪边缘的青年朋友，切莫像他那样，一定要做个懂法守法，对社会有用的人……
南京车站到了。
他帮我收拾行李，执意送我下车。冬日的南京站台，拥挤的人流中，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离别之后，我目送着东去的飞驰列车，伫立站台许久、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