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活着,都不容易

发布者:月月儿 2022-3-10 05:09 原作者: 陆茗来自: 南风窗

壬寅虎年,小县城的春节浸润在雨水之中,像是应景一般,家乡那些曾经面目模糊的人和事,前所未有地现出清晰轮廓,摇撼我心。

在外7年,一年一回,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加上今年又换了新家,陌生和困惑于我,比往年更强烈。

岁岁年年,人还是那些人,但这一个年,那些难以割舍的关系和情感集中向我涌来,与亲友彼此观照中那些微妙的变化和冲突,几次让我不知所措。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告诉我:活着,都不容易。

见个朋友,不容易;找到能一起说话、一起玩的人不容易;找到能和你一起尽兴而归的人更难。

每逢过年回家,有两个朋友一定要见,每年我都主动约。

曾曾是我的高中同桌,我和她最先在她家见面;小林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他在KTV见面。

见面不易,说的主要是小林。

见小林的前期准备是件麻烦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我和小林只在小学同班过一年,但他是我联系时间最久的朋友,分外珍惜。因为是异性朋友,又因为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且我认识,我不方便单独约他,就要把他女朋友也叫上,而我就要再叫上另外的同伴,以免自己变成电灯泡,最后就总是变成大杂烩,基本4个人以上,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想听他讲过去一年在乡镇基层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但在一群人中间,我问不到,讨论的只是一些公共话题,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见曾曾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她可以来广州找我,我可以去厦门找她,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去游乐场、旅游,我们可以聊很多私密的事。但和小林,不可以。成年之后,保持距离成了我维护这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事,而很多场景成了非恋人异性朋友之间隐形的禁忌,去哪里见面成了费脑的事,毕竟小县城就那么点大。

小学初中那会儿,不需要考虑这些,我俩相互串门、上门蹭饭还是很自然的事情。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俩都自觉地在外面组团搭伙见面,毕竟春节请异性朋友登门,父母四目之下,审视的目光也变得异样。

今年我和他在KTV见面,一起来唱歌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我的朋友曾曾,以及两位特殊朋友。我对KTV唯一的恐惧就是会错意,这种恐惧只会在比较熟的异性朋友身上出现,更容易在家乡发生。

我是看着古早偶像剧长大的,所以会唱得多是情情爱爱的歌,有些歌真是随便点的,但一唱真有被误解的风险,在那些直白抒情的歌词里,在熟悉的异性面前,少年时那点莫名的情愫和回忆会突然被勾出来,破坏如今本就小心维护的距离,制造尴尬。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和小林有一次安静深入的交流、听他的故事,但再约了两次,都没能成行。最后他回:“没事,再约时间”,这条消息往年他也发过,而我清楚,这句话意味着,要等到下一个春节—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依然珍惜并信任小林,但也在学习保持距离,适应新的友谊现实。

成年人的社交终究不同于学生时代的关系往来,这是我从小林身上学到的,对这句话更深的体会,是通过小林和KTV聚会上的一位特殊朋友认识到的。

这位特殊的朋友叫阿君,我通过小林认识他,他俩的交情很深。小林不理解,我和阿君不算熟,为什么邀请他,他质疑我:交情不够,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一下子被问懵了。

我从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尝试着梳理,告诉他,我首先是在履行一个承诺,因为去年和前年,阿君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许诺“要请他吃饭”,这话并不是客套,但似乎只有我当真。

我想得很简单,年轻人正儿八经围桌动筷太无趣,唱K是比较自由的场合,可以唱、可以听、可以吃吃喝喝,愿意你就来,不愿意你就拒绝,不需要太多弯弯绕绕,但小林觉得我“动机不纯”,我没能说服他。

同样是去KTV,在广州,我和同事一起约并不费劲,怎么回了家,就变得这么复杂,我不理解。

那晚是一个让我困惑的聚会,女生在唱歌,男生在喝酒,少有交集,倒是应了一首《不醉不会》,一边不喝所以不醉,一边没兴趣唱不会。

我困惑地看着他们在冷天一瓶又一瓶灌啤酒下肚,然后轮流跑洗手间,一个男生喝完了才说其实“没人喜欢喝”,这更让我满脑子问号。我寻求理解,小林告诉我,男生玩的方式和女生不一样,他没有具体解释。

我发现,原来并不是见了面就可以玩在一起,成年之后,每个人的圈子似乎趋于固定,有它自己的规则。当晚,我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外人,但被挡在边界之外,或许这是场面尴尬、不能尽兴的根源。

原来光是春节,并不足以构成成年人相见的理由,定是交情或者充分的动机,才让我们聚到一起。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虽未能尽兴,但我没有不快,谈不上失落或者孤独。事后我兴奋地给曾曾发去一条消息:真实的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表情言语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形象,给了我很多“意料之外”。

我知道,这叫作“人情世故”,活在其中,有时人会很累,但思维的碰撞让我兴奋,我乐于领悟它,但也仍想做个“敞亮豁达的人”。

回家之后,家乡长辈用他们的遭遇向我传授着生活的真谛:生活不易,人要现实和务实地向前看。茶余飯后,他们的经历围绕着“婚姻和家庭”展开。

大年初六,被催婚多年的堂哥去定亲了,主要是谈彩礼。女方要价43万元,还要50个大洋(价值约4万~5万元),男方为酒席费用和金银首饰买单。

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堂哥的积蓄负担不起,因为他还背着房贷,就要靠长辈支援。我的父亲叔伯一辈都是从乡村进县城的第一代,家家户户多少都背着贷款,没什么闲钱,钱从哪里凑,就成了问题。

当天,这门亲事最终是谈下来了,女方同意彩礼先打20万元欠条,但有附加条件,如果女方哥哥的亲事也谈妥了,欠条只能打15万元,他们娶媳妇也急需用钱。这像是一桩买卖,而女孩子似乎吃了亏。

想到堂哥一家的负担,再想到被催找对象的自己和爱护着我的爸妈,听叔伯们很现实地议论着彩礼中“大洋”的单价是800元还是1200元,能怎么筹钱,夹缝中的我再次不知所措,只有一句空洞的感慨:“这么高的彩礼钱,对男方女方都是沉重的负担。”

我听着他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里,现实地计量着解决眼下具体的问题,不去想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如何突破和改变,但又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人。”—叔叔的这句话给了我安慰—人比钱重要。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在“天价卖女儿”的话语里,剥开了它“物化”“量化”的外壳,在里面找到了对人的尊重。

定亲之后,结婚是顺水推舟,而在外婆家,我管窥到了婚姻潜在的风险。

大年初四,姨丈和外公在农家院子里聊天,小姨和外婆在厨房说体己话。外婆拉下小姨的右肩,一块青紫色的瘀痕露了出来,我这才把小姨嘴角上的淤青和家暴联系起来,而我又知道了,外婆年轻时也被外公家暴,这两件事冲击着我—家暴竟离我这么近。

小姨眼圈泛红,压低声音说话。伤害是在过年前,她发现了姨丈出轨的痕迹。小姨认识那个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孩子,她曾给姨丈他们打过工,小姨给她打过电话质问,很快挂断,号码被拉黑。小姨找姨丈理论,但他对此否认辩解,言语冲突升级成肢体冲突,姨丈抓起小姨的头发往墙上撞,淤青就是这样烙下的。

平时看着温和大方的姨丈为什么对妻子疯狂动手?外婆和小姨只归结为“姨丈脾气太坏”,这显然不是答案。“他说平时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嫌弃我在他回家了还一直唠叨找茬儿。”小姨转述了一点线索。

在家里人看来,姨丈是有出息的人,很会赚钱,他有很多套房子,还在厦门岛内买了房,两年前,小姨带着两个孩子在厦门上学,平时姨丈和要高考的大儿子留在县城,一家五口两地分居,孩子放假了才能较长时间团聚,小姨称自己是“全职保姆”,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外婆想找我爸来质问,而我该去警告我的姨丈吗?小姨说问了也没用,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问了会引发更多家暴吗?家门一闭,我们这些亲人,远水怎么救近火?

姨丈动手那天,两个较小的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眼前的疯狂没有意识,只有大儿子冲上去,攥住了父亲胸前的衣领,说:“小时候你就打妈妈,现在还敢打!”后来我知道了,多年前,小姨一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她被送去医院,两天才醒过来。

小姨选择了妥协,她说自己不会再指责姨丈,放任他去了,守着孩子,她的眼泪没有落下。

我家相册里有一张小姨的照片,她一个人穿着白色婚纱,戴着头纱,笑容洋溢着少女的活力,如今,那样的笑容我再没见过—嘴巴依然可以笑,但眼神不会骗人。

离开外婆家,驾驶座上的姨丈和来时一样,没有说一句话。

在我家停留的时候,小姨和姨丈各自照常和还不知情的爸妈聊天,送走他們的时候,父亲说起,姨丈那么会赚钱,小姨穿的衣服也更高档了,小姨笑了。

那一天,我毫不怀疑,人们的生活都有所掩饰。

房子是婚姻和家庭的物质载体,但对很多家庭,它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的堂姑一家,去年在县城买了二手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背上了30多万元房贷交了首付,月供就占去约2500元;又赶上大儿子去职高读书,学费一年要7000元;之后,堂姑丈的母亲查出了胃癌,光去福州手术就花了7万元,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现在还要定期在县城化疗,又是一大笔支出,还得分身照顾。夫妻俩都只是普通的零工,这每一笔账,都沉。

饭桌上,堂姑丈说起他被拖欠的一笔2000元工钱,这份活计只有口头承诺,维权很难。堂姑丈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陷入了窘境,我没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只知道,没有劳务合同,光靠赌别人的信誉,揽一份差事,对他们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我仅有的建议,是告诉他“尽可能”签订协议,这样才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条件,但我也很清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很多活计,他们是靠口头人情得来的,而协议无情,面子上过不去,并且—永远不要低估勤劳的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的可能性而甘愿冒的险、承的情。

讨生活的强烈意志驱动下,他们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他们心有不安:如果我不做,总会有别人拿去做,那钱就是别人挣了。做工人的顽强、脆弱和心酸,都在其中。

这个春节我两次见到堂姑,她的脸上一片愁云,母亲也说,她的面色都黑了。倒是堂姑丈举着酒杯,说着加油打气的话。

生活是一个系统,它底色悲凉,而每个家庭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困境也从不单一孤立地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只要提着一口气,生活就还能继续。

尤其串门时,我看着亲人乐此不疲地参观展示彼此的房,乐于对房间格局、采光、装潢给出自己的评价,我又真切地看到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白手起家,并如愿在县城扎下根,有了实实在在、自由支配的安身之所,即便负担重重,未来好像也是光明的。

在我的家乡,春节走亲戚,没有人能拒绝一口茶。我最爱用传统的三才盖碗来冲茶:盖为天、碗为人、托为地,一碗一世界。冲上铁观音,滤入公道杯,再往品茗杯倒上七分满待客,初尝微苦,入口后有回甘,茶入愁肠,公道自在心中。

这个春节,父亲又准备了一些唠叨,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次走心的对话。

在“这档栏目”里,我知道了:瘦小的爷爷年轻时就受人欺负,挣不够工分家里揭不开锅时,他冒险上山偷种地瓜还被人举报受罚,后来他把乡亲的粮作物收集起来,起早贪黑,肩挑着一路走到乡镇县城里去卖,慢慢成了村里比较有积蓄的人,80岁了还不舍得休息。

我还知道了父亲少年时,为一个红色书包被嘲笑羞恼了很久,放学了要割猪草,正长身体的时候,他看着同学把吃剩下的饭菜倒掉,他却因为不够吃而饥肠辘辘,我也知道了母亲早年因生不出孩子吃苦受气。

但今年,父亲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在我和弟弟身上。

弟弟即将大学毕业,考研通关无望、考公准备不足、工作没着落。

父亲着急话多又爱挑刺,尤其看不惯儿子宅在家里打游戏,老捧亲戚朋友家孩子的好,狠踩他不留情面,觉得他处处不如人,多年没长进;弟弟话少不擅解释,最大的问题,他很迷茫,无从说起,宁愿逃避,也不寻求帮助,父子矛盾积攒了多年。

那天晚上,我成了父子间的调停者,一边为弟弟代言,向父亲解释,他看不顺眼的那些事为什么会出现,是不是构成问题,需不需要改变,尽管这本该由弟弟自己来完成;另一边我引导弟弟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弟弟说起自己对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这刺激了父亲,第一次了解到的他懊恼郁闷又悔恨,说起当初填报志愿,弟弟临时自己改了专业,没有和他商量,他又说弟弟动手能力不行,不是做机械的料,父亲把这一意外变动归结为“都是命”。

不一会儿洗衣机发出警报,衣服洗好了,父亲借机去晾,他神色严肃,把皱成团的衣服甩得异常用力,我上前追问,他说自己“心情不好”。我追到他的房间,他确认弟弟进了浴室,关上门,显然有话不吐不快。

拳拳老父的崩溃就在一瞬间。他再次说起弟弟填报志愿的事,痛苦又气愤地压低声音说:“读了4年,学费花了我七八万,学到点什么?没多少长进……我自己的孩子我怎么会不了解,他根本不是做机械的料。”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看着他把拭泪的纸巾往地上砸,转而安慰父亲,我告诉他,弟弟起码读的是本科院校,他的成绩排名也很靠前,亲人也说他这些年懂事很多……工作专业不对口很正常……对弟弟多一点耐心和信心,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进度条……很快他喊我去睡了,我不知道,这些话他听进了几分。

父亲对儿子有很高的期待,弟弟将上小学时,他用心给弟弟改了名字,测名系统给这个名字打了97分,父亲很高兴。但这些年,父亲眼中,弟弟的回应低于期待。弟弟要成长,父子和解要时间。

对我,父亲只盼着我尽早找到心仪对象,为此,他们在背后也没省心。父亲告诉我,曾有人向他提亲,那人大我6岁,谢天谢地,父母拒绝了后续接触,在父亲的观念里,男女差6岁,犯冲不吉利,事后知晓的我,发自内心感谢祖先“干支纪元法”的发明创造。

对我的脱单大业,父母心里有几分困惑,几年前,我听他们说起一位婶婶的议论:婶婶两个成绩不太好的女儿都谈了恋爱,我却没有人追。好笑的是,后来母亲会开我的玩笑:“没把你生得白一点,高一些。”

从省外求学到离家工作,连年的聚少离多,母亲渐渐不让我做家务了,只要她在家,洗碗做饭我是抢不到的。

我像是家里的客人,十指不沾阳春水,问我想吃什么的次数,比向弟弟的还要多,问了几次,母亲从来不说明原因。

一天早上,母亲进来和我躺在一起,她提醒我,以后被人问起工资和年终奖,最好说少一点,甚至对父亲,也最好不要说得太明白。刚好前一晚,我对几位亲人说了年终奖,母亲或才有这般顾虑。

母亲解释:“如果说得太多,万一大家来找你借钱,你怎么办?在外挣钱不容易,自己多留一些。”

我不愿意对父母设防,但我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仍在言传身教地保护着我。我回应她:“记住了。”

這个春节,我给家里置办了些品质更好的日用品和小玩意儿,加上给长辈的红包,母亲一笔笔地算着,这个春节我大概给家里花了多少钱,担心我花了太多。

买回家的东西里,父亲最喜欢智能音箱和体脂秤,回家当晚,一家人都上了秤,我知道了父亲内脏脂肪偏高、水分不足,母亲肌肉和蛋白质不足。

回答“喜不喜欢、需不需要”这个问题,父母常常心口不一。

去年一年,为多挣钱,母亲去了外地做工,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担心他回家后太安静,我问他需不需要一个智能音箱,当时父亲拒绝了,过年真有了才觉得“挺香”,目前他是家里唯一乐意唤醒智能音箱的人。

我给家里囤了4箱96包抽纸,换掉家里粗糙的那些,把新抽纸塞进柜子里。母亲一开始还嫌弃太多,几天之后她告诉我,想着反正有那么多,可以用很久,纸都可以随手抽了。以前她只敢10包一小提地买,不想太快用完,纸也舍不得抽。

当我告诉母亲返岗的日期,她就在心里倒计时,回程前3天,母亲算了算我在家的天数嫌太少,等待太漫长。父亲母亲告诉过我,有我在的日子,家里更热闹些。

为了专心工作,假期有一天我去了图书馆,回来之后,母亲说,她一个人在家有点孤单,她也体会到了过去一年,父亲早晚独自在家的处境。我不敢细想,他们守望的日子。

去年底,母亲最终决定回家工作,她反复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大了,工厂不爱要,订单一淡,最先劝退的就是她。“太无情了。”她说。过了年,母亲50岁了。

今年我正巧在母亲开工上班那天离家,我有些欣慰,因为离别是情绪最浓烈的时刻,悄悄离开,可以避免情绪失控,但我知道,父亲母亲回家的落寞是免不了的了。

离家那天,母亲给我发了一次微信消息,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确认我是否起床,微信提醒我吃午饭,我没有告诉她自己几点到站,但另一个电话在我刚下动车走到出站口时打来。两个电话我都没有第一时间接到,那一端的她,听着“无人接听”的语音播报,心里大概很是失落。

我拨回去,母亲说:“我想你了。”我为母亲的直白而惊讶:“怎么我刚走就想我了?”她说:“就是刚走才想你嘛。”原来,母亲是在见不到儿女的日子里慢慢习惯的。

这次回家,我在新房间里弄了一面照片墙,我把一家人这两年最好看的照片洗了出来,钉在了墙上,足足有50张,我的照片是最多的,我还把自己笑得最开心的照片钉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在离家700公里的广州,通过电话,我告诉母亲:“想我了,就去房间里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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