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悖论》是一本由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2020-3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增长的悖论》读后感(一)：【每天一本书】20210809，D177，《增长的悖论》，评分3
阶段性增长很容易，能持续性增长却很难。在增长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常说的决策很难，某项决策可能会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时间一长，新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也就按要求我们用发展、开放的眼光就看待事物。
提到市场增长，就不得不提政府干预，干预多了不行，干预少了不行，把握“度”很重要，旨在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个能够持续增长的环境，以此为导向。
《增长的悖论》读后感(二)：价值的重估，但没人给出清晰的定义
今天各界对于平台企业价值的争议，大概是在四五年前始料未及的。
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中一书中，主张将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划入到生产边界内，但其对于为生产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领域、为社会提供广泛信息服务的数字平台则抱有极大的不信任。但其论述过程并不严密，例如她认为数字平台依托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搭建（以及失败的尝试），但其似乎忽略了为何最终取得成功的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政府的投资。此外其认为像亚马逊这样的网站取得了先发优势，成就了现在庞大的规模，但其忽略了电子商务在早期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
马祖卡托的论述底层支撑来自于其所代表的一类人对于“价值”的判断，如果交易牌上的企业名称和股价之间有一个等号，马祖卡托大概会在这个等号中间画上一个X。本质上马祖卡托认为平台企业不应该赚这么多钱，就像她认为金融行业的收入不应如此之高一样。这事实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问题，但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缺乏洞察，即从社会与市场发展的结果来看，“为什么有的行业盈利能力更强”。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数字平台的收入问题是一种“过程的正义”却没有带来“结果的正义”。也因此，这是超出了市场所能解决的问题。另一层问题则是，现在大家普遍不认为平台企业应当获得这么多的利润，那么问题来了，相比Facebook普及初期，大家对平台的新鲜感、认同等，中间的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其一是外界对于平台盈利模式的逐渐清晰，平台摘下来免费的数字服务供应商的面具。平台利于了用户产生的数据、流量，乃至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来变现，由此，很多用户认为自己获得免费的信息服务这件事，不足以抵消平台所获得的收益。尤其是从单个用户的视角来考虑，他的边际成本近乎为0.
其二是网络效应天然带来的平台“垄断”。具体用户在面对庞大的网络效应所带来的退出压力，这点其实可以参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试着来畅想平台企业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一种方式是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到生产边际内的核心区域，而非用户平台型的继续扩张，在国内来看可能是专精特新这样的领域，另一种方式是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还富于民。但这两种方式其实并没有回应数字平台这种类型的合法性问题，而只是解决了某一家企业的合法性问题。
平台企业的“祛魅”近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样的事情曾经也发生在金融领域，未来同样可能会发生在今天的风口：例如电动车和芯片领域。这事实上反映了某种新的商业模式崛起时候，过度叙事所带来的后遗症，历史告诉我们要慎谈“颠覆式创新”，但可能人和企业走在那个关口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时代红利给予的不止有利。
平台企业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像pony说的，“不缺位、不越位”。扮演好事实上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角色，同时在平台的规则设计上更加注重公平、平等。这注定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但平台企业的分寸感需要更强，明确哪些钱可以赚而哪些不能。最终这个问题又回归到了一种对于企业的“道德评价”，而这样的评价，本身就是动态的。
而我们的叙事也正在发生转向，去论述价值，而不是市场带来的价格。只是我们在“拆掉”一座市场之后，在道义上如何重建一座新的市场，这是马祖卡托在本书中没有回答的。
《增长的悖论》读后感(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是哪些人在真正创造价值？它不仅事关分配公平，而且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她被美国《新共和》杂志评为“三位最重要的创新经济学家”之一；2014 年，获《新政治家》颁发的政治经济学斯佩里奖；2018年，获列昂季耶夫奖。
她也为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提供有关创新和可持续增长的建议。2015年9月起，马祖卡托任英国工党七人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还包括明星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8年起，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安赫尔·古里亚的特别顾问，2019年加入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是哪些人在真正创造价值？它不仅事关分配公平，而且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马祖卡托深入钻研过去300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梳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以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思：什么是价值？如何界定创造者与攫取者？增长从何而来？
01什么是价值
价值对于经济学，是最底层的问题，整个学科的理论都得建在这之上。几百年来，经济学界对价值到底是什么，哪些活动产生价值，哪些活动不产生价值，至今是一笔糊涂账。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但它并不是从亚当·斯密讲起，而是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讲起。
重商主义对价值的理解很简单，他们认为金银等贵金属就代表了价值，贵金属越多、国家财富就越多。这是经济学对价值最早的理解。在重商主义之后，法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学流派叫做“重农学派”，这个学派非常重视农业。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叫魁奈，他认为，重商主义说得不对，贵金属不代表真正的价值，只有土地才是所有价值的来源，人类吃穿用度的原材料全部来自土地。所以魁奈认为，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这是生产性的、创造价值的行业，而其他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都没有创造新价值，而只是做价值的流转。
法国重农学派否定工业生产能够创造价值，而英国当时是工业化的火车头。所以不奇怪，魁奈的观点一提出来，就遭到英国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和魁奈一样，同样反对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不代表真正的价值；和魁奈不同的是，亚当·斯密认为土地也不能创造价值，真正创造价值的是人类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起源。根据这个定义，农业和工业都是生产性部门，土地和工厂、机器一样，是人类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亚当·斯密认为，工业才是价值创造的主力军，农业次之，而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
古典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嘉图，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工业比农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为什么在当时，拥有土地的大贵族比工业资本家更富有呢？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地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收益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被地主阶级拿走了。
他认为地主阶级垄断了土地这个稀缺资源，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土地的供给不能再增长，所以土地的价格，也就是地租会不断上涨，地主阶级就越来越富有。同时，地租涨了，粮食价格也会上涨；为了让产业工人能够填饱肚子，他们的工资也必须跟着涨，这就挤压了工业资本家的利润。在李嘉图看来，新兴的工业资本家是创造价值的“好人”，而垄断土地的旧贵族是坐收渔利的“坏人”。
李嘉图的这个看法当然受到了新兴工业资本的热烈推崇。但是，李嘉图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同样是工业部门，工业资本家本人并没有比普通工人多付出多少劳动，但他们怎么就比普通工人多得了成百上千倍的收入呢？就像美国历史上著名工人领袖海伍德所控诉的：“野蛮的黄金大亨——他们没找金子、没挖金子、也没打磨金子，然而不知用了什么古怪的炼金术，他们得到了所有黄金。”
这个秘密最终由马克思揭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独创性就在于，它可以组织大规模生产，让工人产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它们的一线劳动者都在创造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另外一些人所瓜分，这些人包括：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以及拥有专利和特许经营权等稀缺资源的人。
但新古典学派认为，价值多少和人类劳动无关，它只取决于对消费者的有用程度，也叫做“效用”。但是“效用”它因人而异，还随时随地都在变。价值取决于“效用”，就让价值变成一个完全主观的东西，根本没法客观衡量。我们怎么知道谁创造了价值、谁攫取了价值呢？没法知道。新古典学派直接取消了“价值创造”的问题，认为一个东西只要能够在市场上交易，那它一定对买家具有“效用”，这就自动证明了它的价值。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劳动、资本、土地，这些都是生产要素，它们都在市场上获得了各自的价格，所以它们都创造了价值，剥削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新古典学派在1960年代成为经济学“正统”之后，关于“价值”的讨论就从经济学主流话语中消失了。带来的后果是，原来古典学派认为不创造价值的“价值攫取者”，比如收租者、放贷者等等，纷纷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为了价值创造者，理直气壮地从经济体系中大捞好处。
02价值攫取有什么方式
价值攫取有什么方式呢？书中提到很多，比如，风险投资、垄断、金融化和专利权。我们今天就主要来了解一下金融化和专利权。
1、金融化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熊彼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金融业虽然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是进行了价值的转移，所以属于非生产性行业，金融业产值并不计入GDP。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随着新古典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界开始转变观念，认为金融业并不仅仅是赚利差钱，而是在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它属于服务业的范围，同样是生产性的，同样创造价值。
随着主流学界的观点改变，再加上金融业自身坚持不懈的政治游说，到1970年左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金融业纳入GDP计算，同时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金融业迎来了大爆发。到2002年，美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占全国企业总利润的40%。虽然这个比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跌到了10%，但四年之后的2012年又快速回升到了30%。金融业利润的增长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
金融业的高利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金融业人士当然相信，这是他们凭实力赚来的。比如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巨额亏损，靠着美国政府242亿美元的救助才活过来，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高盛CEO布兰克费恩就敢理直气壮地宣称：“高盛员工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人之一”。
金融业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高呢？马祖卡托认为不见得。我们把金融业和零售业来做个比较，它们都属于服务业。通常来说，一家零售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它卖相同产品的价格就越便宜，比如沃尔玛就以“天天低价”著称。但奇怪的是，这个规律在金融行业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金融业利润的提升并不是因为自身效率变高了，那会不会是因为，金融业促进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作为回报，其他产业愿意把高利润分给金融业一部分呢？好像也说不通。如果金融业确实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让经济增长加速，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GDP的增长速度应该快于金融业本身的增长速度。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业的增速比GDP增速快得多，这意味着金融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系统内空转，对其他产业的促进效果并没有那么大。
根据马祖卡托的判断，金融业的高利润既不是来源于它自身生产力的持续提升，也不是因为它对其他产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还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金融业的暴利来自垄断所带来的租金。根据书里的数据，2010年，美国五大银行控制了超过96%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我们熟悉的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等等，这些都属于金融衍生品交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美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但监管也进一步提高了金融业的门槛，让金融业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升，金融业进行“价值萃取”的能力也就更强。
不过，让马祖卡托最担心的，还不是金融业本身的“价值萃取”，而是随着金融业的利润越来越高，它会反过来产生“虹吸效应”，把大量资源和高端人才从实体产业虹吸到金融部门。而实体产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也不得不开启金融化过程。根据马祖卡托的观察，英美大公司的金融化程度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普遍的金融化方式，就是股权回购。按理说，一个公司赚了钱，应该把大部分利润再投入到公司业务当中，用来搞研发、搞生产，这样才能保证公司未来的发展。但现在英美大公司的普遍做法是，把大量利润用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而投入业务的利润很少。
为什么这些企业要进行大规模的股票回购呢？因为股票回购可以推高股价，而企业高管的薪酬是和股价挂钩的。回购股票在短期内可以给高管和股东带来巨大收益，但这是以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股票回购大行其道，表明金融化趋势已经蔓延到了产业领域，企业高管更热衷于“价值萃取”而不是价值创造。
2、专利权
金融化并不是唯一的价值萃取方式。马祖卡托认为，在产业领域，特别是IT、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专利权也是价值萃取方式。
一般认为，专利权保护了知识产权，鼓励了创新，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马祖卡托看来，在专利权刚刚出现的时候可能的确促进了创新，但从20世纪开始，专利权就从促进创新的力量变成了对创新的阻碍。马祖卡托说，我们可能严重高估了专利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专利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在实践中却严重走样。首先，在医药公司等利益集团的游说之下，专利期一再延长，让病人不得不长期忍受专利药的高价。最夸张的是娱乐业，竟然通过游说，把公司版权保护从40年延长到了95年。2021年米老鼠已经93岁高龄了，还得替迪士尼再打两年工才能退休。
除了专利期的不断延长，专利申请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张。从1980年代起，美国的专利领域不再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和技术，而是向上游扩展，把产品背后的知识也纳入专利申请的范围，比如数据库、分析方法和科学原理。这就导致其他人如果不付专利费，根本就没办法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这些知识原本在出版物上就可以免费获取的。
马祖卡托在书里这么评价目前的专利制度：“专利的发展推动了寻租、价值萃取、价值破坏、战略博弈以及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的私有化，但偏偏没有促进价值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