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改革》是一本由刘子健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代中国的改革》读后感(一)：一本很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好书
这是一本值得现在的各级官员，尤其是那些自诩擅长顶层设计的团队值得阅读和借鉴的一本好书。虽然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但是，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对宋代官僚体系的分析，对王安石改革中的成败得失的剖析等等，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譬如，书中对官僚队伍的分类：干才型、理念型，弄权型……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对舆论的压制，以及从吏员队伍的上下其手看“拍蝇”的重要性，以及改革的民众基础——如果得不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改革最后必将流产，等等，都值得如今的治理者们思考。真是，读完之后，有一种“历史有很多相似”的感觉。呵呵，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是说说读后感而已。
《宋代中国的改革》读后感(二)：【转】杨联陞、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序言两篇
杨联陞序
刘子健教授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最新评价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既基于最近的学术成果，又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独到看法。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作者对于材料的小心运用，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他对阐释的兴趣，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本书由此展示出双重性：它借鉴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大量具体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主题的各个方面；它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通过整合这些研究者及其本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刘子健教授能够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中处理的问题，包括政治思想、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和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为准备本书，作者小心翼翼，不使用不必要的细节或专业术语来增加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仅仅因为难以解释而回避复杂的问题。 正因如此，刘子健教授选择“为地方政府服役”作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个个案研究，在我看来尤其令人钦佩。役法如果不是最复杂的制度的话，那么也一定是最复杂的制度之一。于是，作者用了一章，成功地为新募役法的背景、特点以及新旧制度的利弊描绘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完结。和东亚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一样，我很乐意赞助这本充满学术性和启发性的作品。 1959年5月
自序
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么？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促使我尝试对这一不寻常的人物及其时代进行重新评价。几年前有限的计划初步形成时，目的只是为了一篇简单的专题论文。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尽管如此，重新评价的任务仍旧刚刚起步。关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大量问题，需要许多学者从事新的研究，我们希望由此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 没有哈佛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计划"（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的支持，本书很难这么快面世。对这一计划成员的感激之情，我的言辞不足以表达万一。感谢杨联陛教授最初对我的鼓励和不断的指导，以及贡献了本书的序言。感谢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鞭辟入里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与瞿同祖先生以前的两次共事及如今在哈佛结成的持久友谊，使我的研究工作更加愉快。马西森（Elizabeth M. Matheson）夫人的工作价值难以估量，她耐心地多次核对底稿。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不知疲倦的裘开明馆长和工作人员，我试图在那里通过暑期阅读来减少自己的无知。在陈述这些致谢时，我不禁回想起燕京大学的洪业教授，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导我从事历史研究。 刘子健 于匹兹堡大学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宋代中国的改革》读后感(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深远至今？
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and His New Policies，1021-1086）出版于1959年，但中译本于2021年才面世。这部著作被称为是刘子健转型初试，却也是他成名之作。刘子健关于宋史的研究，其实早在1963年就出版了《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1987年也出版了《两宋史研究汇编》，为今人熟知的，是由赵冬梅所译，2002年出版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上述这些著作在《宋代中国的改革》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想更了解刘子健对宋史研究的观点，还需从他这部转型之作开始。
《宋代中国的改革》并不难读，加之有虞云国长达60页的导读，且刘子健在当初写书就已经为读者做好设想：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宋史中的学术问题，也尽量精简以求读者能更容易理解他的论述，但这不代表他对某些难以解释或者更深入的问题忽略而过。如何把高深的学术问题以简明的表述传达、普及给读者，至今仍是学者们在努力的其中一个方向。
在这本书中，刘子健首先爬梳了前人与他同世纪的研究者们对王安石的关注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新政的不同观点。刘子健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在过去被简单看作是法家与儒家的结合，但实际上，王安石在他看来是官僚主义的，即将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而王安石理想中的新法，就是希望从体制上进行改革。然而当时的官僚集团注重的是自身的利益，这便与王安石的新法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使王安石在主张与施行变法的过程中始终缺乏合作者，最终未能真正实现他的变法，还影响到了北宋的王朝，成为导致其覆灭的原因之一。
刘子健还认为，不管是宋朝还是后人，对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多集中于一两个个体或者个案中，这样往往忽略国家以官僚体制运作下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当这些问题不被发现、揭露，它很大可能会延续下去，成为至今国家治理中不可回避和忽略的“痼疾”。
不同于前人的宋史与王安石的研究，刘子健除了从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时代所存在的政治思想环境、官僚环境以及中央集权之运作情形来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内涵与局限，他还以地方政府作为考查的个案，而新政的中心募役制是他的突破口——他认为募役制在地方上实施效果所呈现的五个特点：1、钱币缴税使国家财政偏向货币经济；2、募役制与其他相关措施联系在一起方能体现它的有效性；3、它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税务负担；4、强化了阶层的不平等；5、助长地方政府吏役次官僚制的扩张。以上构成了王安石的新政不被支持的基础。问题在于，反对派自身对时局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也无法提出优于王安石变法的新的方案，尽管他们成功阻止变法继续实施，包括废除募役制，但北宋自身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加之募役制带来的新的种种问题，都成了后变法时代执政者需要面对的困难。
《宋代中国的改革》读后感(四)：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读者可以共同思考
在这本《宋代中国的改革》的封底，赵冬梅老师的推介语很有趣。她没有明言此书的价值，而是着重提出“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读者可以共同思考”。
确实，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作者刘子健先生1993年去世，即便他此前对本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那也是30年前的事情了。30年放在历史中来看不过是短短一瞬，但在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资料被发现，后人不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拿出新的成果。这本书聚焦宋史中的个例，而非历史研究法或断代史专著，这么看的确显得有些“老”了。
但是，赵老师提到，“刘子健先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并援引刘子健先生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如官僚分型理论、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等等为证。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即便放在当下，仍有其独创、可贵的一面。
今年恰逢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用这部专著为他庆生颇有意义。后世研究王荆公，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抛物线。自北宋末年以来，王安石给人们的观感一直不好，特别是在修《宋史》时，因为大量引用《神宗实录》的内容，王安石被保守派描绘得几乎一文不值，顺带连北宋灭亡的黑锅都要分上一口，没有如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一道被列入《奸臣传》已实属万幸。加之其观点在两宋之交受到蔡京和秦桧的追捧，人们恨屋及乌，王安石于是成为“粉丝作妖、偶像埋单”的牺牲品。再有就是朱熹学说声望日隆，与他不太对付的王安石更成为朱子后学的抨击对象，破鼓万人锤，骂王安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南宋以来，也有人在反思，把北宋灭亡这顶大帽子搁在王安石脑袋上是否合适。明清两代，已有不反对的声音。自民国以降，直至解放初期，因为需要，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法家代表，全然不顾他根本没有系统学习申韩之说。在这种背景下，刘子健先生能率先拨开迷雾，还王安石以“激进儒生”的名誉，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本书有两个观点值得推崇。首先是将王安石本人和变法这一历史过程做有效的切割。尽管受到种种非议，但我们必须承认，王安石的人品整体上是无可厚非的。其变法的很多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颇具革新意味的。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来尝试自己的梦想。很多变法措施，因为囿于时代背景，加之遇人不淑，在执行过程中难免走样。你不能将王安石择得干干净净，也不能把全部的问题推给他。何况，这是一个文臣士子被高度尊崇的王朝，风清气正，文人风骨就成为朝堂主流；若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当权者为了一己私利，或攻讦异己，或贪污腐化，所有的问题最终由老百姓承担。他们腹诽变法，又给了他人以新的口实来攻击变法本身，变法成了被迫站队、清除异己的幌子，被后世唾骂理所当然。由此可见，若给大宋100个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尝试应当会有更好的结果。可惜，如他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变法的措施又太过激进。王安石未必真的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但在有生之年看到变法成果实在太过诱人，也为大盘失控埋下了祸端。
其次是官僚分型理论——这样可以说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刘子健先生把官分成如下几类——理念型官僚（细分为德治型、治术型和改制型）、仕进型官僚（细分为因循型和干才型）、渎职型官僚（细分为贪污型和弄权型），并把这几种类型的官员纳入时局进行考量。这一观点，摒弃了儒家道德中“非君子即小人”的观点，较为成功地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缘何以君子为主体的保守派，在反对变法之后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第二，后变法时期，为什么蔡京等人仍然使用了王安石那一套政策，但最终沦为弊政，与变法的目的南辕北辙。时过境迁，刘子健先生的分型理论，可能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细化，但他确定的这条全新的思考之路，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
本书开头，有我国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撰写的导读，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介绍刘子健先生的生平，下编按章节对本书进行详实的介绍，提纲挈领，很是受用。
最后夹带点“私活”。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话，可能与现实的心境有关，不妨录下做个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