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是一本由(俄罗斯) 奥莉嘉· 伊文斯卡娅 / (俄罗斯) 伊琳娜·叶梅利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7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读后感(一)：严峻时代下，诗人与缪斯在诗歌中呼唤彼此
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0月13日）
作者：程卫平 他给她留下《日瓦戈医生》，而她隔着浩渺的时空，回之以这本《时间的俘虏》。 奥莉嘉·伊文斯卡娅，本职工作为杂志编辑，译诗写诗，对文学有着细腻的触感。她的叙述满纸情深，而文字简明如一篇长散文。《时间的俘虏》围绕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相识相恋、她的狱中日子、《日瓦戈医生》出版三大主题展开记忆。 写回忆录的她，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迷妹、相伴十四载的知己、《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从半路相识到帕氏去世十四年（1946~1960），是他一生中满载耻辱与荣誉、悲愤与喜乐、幽暗与明光的年月。于她，又何尝不是？只是世人记住了他的英名，而她默然肩担了背后几乎所有重负，无人知晓。帕氏去世十六年后，年过六旬的她饱蘸爱与深情，书写那段“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 帕斯捷尔纳克以诗立名，受时运播弄却成为莎士比亚、歌德及格鲁吉亚等“兄弟民族”诗歌的知名译者（这样的工作模式对那个时代的苏联诗人或作家颇普遍），最后以小说饮誉天下。他笔下的卡佳，原型是伊琳娜（即附录传记——《波塔波夫胡同传奇》的作者，伊文斯卡娅的女儿），而拉拉的原型正是奥莉嘉。认识奥莉嘉的时候，帕氏已在酝酿《日瓦戈医生》。相爱时，两人都结过两次婚，都有孩子。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编辑；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诗人的铁粉。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二岁，却浑然不觉；流言蜚语，无夫妻之名，亦不在意。于帕氏，她是其灵魂伴侣，亦是其缪斯。她称跟他的见面是“与神相遇”，读他的诗行如同“读上帝的词句”。 在无法写作的年代，帕氏只得译诗，也鼓励奥莉嘉译诗，给她指导，引荐她，俩人在诗歌翻译中“呼唤彼此”“借助别人的思想而存在”。他们还成立译诗“小铺”，不久作为译者，两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泰戈尔的俄译本文集里。出版社有意要在一本诗集里删掉奥莉嘉的译作，帕氏立刻致电编辑声明，要是这样，就连同他的所有译作也一起拿掉吧。 她的爱，就像拉拉那样，是一种自我献身，甚至带着自我毁灭的疼痛。和帕氏的爱情，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幸福，还有挥之不去的骚扰和牢狱之灾。因为帕氏，也因为他那部《日瓦戈医生》，她两度身陷囹圄。帕氏立于高墙之外，无能为力。事后，帕氏感激她，“我的生命，那几年我没有受到波及都应该归功于她的勇敢和坚韧”。而奥莉嘉则认为，没有帕氏（当时已是患心梗的六旬老者），她的孩子根本就活不下来。从《逮捕日》开始一连数章，伊文斯卡娅倾注不少笔墨写狱中的日子，这无疑是改变她一生的变化。帕氏的诗和信支撑着她，他迫不得已，伪装在“妈妈”的名义里给他的”天使”写情书。帕氏在诗里写他的痛苦，“分离把两人吞噬，忧愁啃食骨头”。但出狱后的四五年，他们得享一段幸福岁月。 回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绕开《日瓦戈医生》。他们瓦雷金诺的日子随着《日瓦戈医生》的出版风波而结束。这部伟大的小说，是帕氏的“精神自传”，是他“一生的创作目标”，无疑也见证了他与奥莉嘉的友谊和爱情。另一方面，也因其伟大，注定要在两人的生活里激起惊涛骇浪。两人初识，帕氏便向她透露了自己的小说构思，承认奥莉嘉是拉拉的原型，把书的题献给了她，在她入狱的日子，他继续写，完成了书的大部分内容。回忆录以近半篇幅讲述《日瓦戈医生》的成书与出版经历，当局的反应，读者的反响。两人都不苟逢迎、不善隐匿，“任凭被刮到可怕的风口浪尖”。他每天既听到诽谤与污蔑的噪音，同时也见到同情与理解的热泪。上万封信纷至沓来。有人对他说：他是“为数不多宁愿沉默也不愿不真诚的人”。而帕氏也为这些热泪而流泪。 在去世前一年，他在《日瓦戈医生》上题词：在奥莉嘉生日这天将这本书连同我全部的悲惨人生一道送给她。奥莉嘉则在《日瓦戈医生》里读出他对她的道别：“再见了，我的美，再见了，我的快乐，无尽的，永不枯竭的永恒快乐……” 似乎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出版前后那几年才是两本回忆录的重心，也是帕氏粉丝最为关心的，但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历史文献来读，那么真正打动人心的恰恰是那个艰难时代里显得颇为沉重的情谊——即便此前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那是经过轻盈的时间之网千淘万漉留下的沉重，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抉择：爱与尊严。如果命运让拉拉重新选择，她不会因预知了困苦而改变初衷。因为那段生活对她固然不够仁慈（简直残酷无情！），却给了她“极大的幸福”“与你的爱情、友谊和亲密”，而她未曾忘记他的话，即便身处不幸，也要始终“希望与行动”。
《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读后感(二)：《日瓦戈医生》的女主人公拉拉，原型是谁？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20世纪俄罗斯的杰出诗人、作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高峰。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首次问世，次年出版俄文本和法文、英文译本，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欧美文学界早已看好他获奖。1958年初，美国评论家马克·斯洛尼姆、美国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司徒卢威等人，就对《日瓦戈医生》大加赞美，后者还特意给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郑重的推荐信。获奖消息传出，俄罗斯域外文学界闻风而动，热烈研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内的情景却是相反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立即做出了开除作家会员资格的决定，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作家的文章，如10月25日《文学报》编辑部文章《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10月26日《真理报》登载《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等等。此后很长时间，苏联文学界避而不谈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日瓦戈医生》更是集体失声。直到20世纪80年代，零星出现了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正面评价，20世纪的最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研究方才雨后春笋一般旺盛。
亲属、友人编著的传记和回忆录类著作，提供了关于作家生平与创作、思想发展与情感历程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这些作品里，有一部格外引人注目，叫《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时代的俘虏》，作者名叫奥莉嘉·伊文斯卡娅。
谁是奥莉嘉·伊文斯卡娅呢？她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爱人，最后岁月的陪伴者，在一起十四年。他们四个（帕斯捷尔纳克、奥莉嘉和她以往婚姻所生的两个孩子）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奥莉嘉的女儿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对这段生活印象深刻，撰写了《波塔波夫胡同传奇》，被纳入作为母亲作品的附属，共同构成了这部独特的回忆录。
1946年底，第一次见面，在《新世界》的编辑部。奥莉嘉以梦幻的笔调描述当时的场景。“从编辑部的地毯通道上走进我的人生的他，表现出来些许野蛮的、非常规的、具体的雕塑性”，“他就这样站到了我窗边的小桌旁——那个世界上最丰富的人，那个以云朵月亮和风的名义言说，那个能找到如此公允的词形容男人的激情和女人的软弱的人”，“我当时只是被某种预感，被我的神那洞穿我的眼神所惊慑”……奥莉嘉的书写就是这样的风格，很久以来，她就是他的狂热仰慕者，他们的恋情迅速升温，为了这场爱，帕斯捷尔纳克抛弃了家庭和妻儿，而奥莉嘉两次被捕入狱，这段浪漫史成为帕斯捷尔纳克人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也是所有围绕《日瓦戈医生》的文学分析和评论必须凝视的部分。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
评论界和大众最关心的是：《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莉莎（拉拉），是奥莉嘉吗？
《日瓦戈医生》起初设想的标题，叫《男孩与女孩》。帕斯捷尔纳克最为关切的是他所属的那一代人的存在本身，他感到对自己的同时代人欠下了一笔债，他有责任通过一部史诗性的作品，通过一群“男孩与女孩”的生活见证，讲讲他们的时代，讲讲那些远逝的、仍然笼罩着他们的岁月。整部小说以一个依照时间顺序展开叙事的编年史框架，以日瓦戈的命运为主线，以拉拉的命运为副线，两条原先各自独立的线索逐渐汇合，串连起与主人公们有联系的其他人物的活动，从而呈现俄罗斯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动态历史全景。
拉拉与日瓦戈在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人又具有许多相似的内在品质，个性思想、精神向往和价值观等方面都较为接近。拉拉的命运与日瓦戈交织在一起，即使他们逃到荒郊野外、沉醉于桃源般的绮梦生活，也无法逃避大风暴的冲击。她与丈夫安季波夫的分手，她屡次落入仇人陷阱，她与日瓦戈的婚外恋情，她与日瓦戈的别离，她的被捕以至死亡，都与动荡的历史风云紧密相关。
我们从书中附配的旧照可以感觉奥莉嘉的美貌魅惑，遇到帕斯捷尔纳克之前，奥莉嘉有过两任丈夫。奥莉嘉戏剧化地讲述了帕斯捷尔纳克如何向她表白，她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家写信陈述自己的过去，她写道，第一任丈夫叶梅利亚诺夫为了她上吊自杀，因为她嫁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维诺格拉多夫，人们传言是维诺格拉多夫的告密，导致奥莉嘉的母亲因“诽谤领袖”而被关进了劳改营，维诺格拉多夫本人因此过世。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清晰地记着细节，她在手稿中也描述了父亲试图阻止奥莉嘉再婚并为此心碎的场景。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嘉、伊琳娜
奥莉嘉接着描写了帕斯捷尔纳克如何不顾一切前来与她相会。他们陷入了热恋，她清晰地写下了那个日子：“是的，四七年四月四日！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城中夏日’开始了。我的房子，鲍·列的房子都是空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奥莉嘉描写了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细节，包括他们的服饰装扮，他们的对话，他们的游玩，四周的风景，她把它们与《日瓦戈医生》里的具体描写加以对应，她为自己身为“拉拉”而自豪，那对她无比重要。
1949年10月9日，奥莉嘉被捕了，罪名是卷入了《星火》杂志某位编辑的财务诈骗案。但是对于她的讯问主要围绕帕斯捷尔纳克，他们想知道他是否在从事间谍活动，奥莉嘉顶住了压力，没有败坏诗人的声望，被判服刑五年，在狱中，奥莉嘉流产了，1953年，奥莉嘉因大赦而获释。伊琳娜后来有机会读到了跟母亲案件相关的卷宗第3038号（档案号P33582，起止日期1949年10月12日-1950年7月9日），这份审讯记录部分再现于《波塔波夫胡同传奇》。1960年8月16日，奥莉嘉被指控“走私罪”，遭到逮捕。伊琳娜描写了母亲被捕时的反抗：“一群流氓，下流胚，你们可曾听过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读过没有？你们知道拉拉是谁吗？”9月5日，伊琳娜也被捕了。帕斯捷尔纳克刚刚过世，与他亲密的人就开始被清算，被要求提供虚假的指控和诽谤。直到1988年11月，她们才获得平反。
她是“拉拉”，“拉拉”就是她，对于奥莉嘉无疑是一种信仰，正是怀抱着这样的信仰，她获得了罕见的勇气，守护她的爱人。《时间的俘虏》明确传递着这样的信念。
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奥莉嘉的人生遭际与拉拉有很多的重合。不过，《日瓦戈医生》很早就在构思了，奥莉嘉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纳依达，到底谁才是拉拉的原型，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日瓦戈医生》里，可以找到有利于季纳依达的证据。出于可想而知的理由，季纳依达在奥莉嘉的回忆录里几乎是隐身的。有人认为，拉拉身上闪现着茨维塔耶娃的影子，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的形象有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廖沙·埃夫龙的经历和性格的某些折射。也有人认为，阿赫马托娃藏匿其中。还有人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的女性朋友们也有所亮相。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1959年4月9日，帕斯捷尔纳克在答复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教授阿尔贝·德曼的信中说道：“《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们的原型确实曾生活于人世，但主人公们本身却是这些原型的变体。”保留下来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于1956年的自传随笔《人与事》里原来有段文字：“这儿所写的一切足以让人理解，生活如何经由我的个别情况实现了艺术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又是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中诞生出来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作家对艺术与生活的看法。
这部回忆录也许有奥莉嘉的艺术加工，那些充满着热情与爱语的表达，在时间深处的鸣响，让人们不能不侧耳聆听。拉拉的原型，到底是谁呢？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拉拉不太可能是某位女性的单一化身。拉拉的命运浮沉以及个人与时代的牵连，构成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反复被拨弄的弱小者和那个恐怖年代的一场特殊对话，拉拉应当是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的高度凝结，也是精神气质特别、内涵复杂深邃的俄罗斯民族的一种隐喻。
我的书
拉拉的原型到底是谁？-北京青年报
《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读后感(三)：诗人留下《日瓦戈医生》，缪斯则回以《时间的俘虏》
文 |郑诗佳
译 |李莎 顾蕴璞 等
导 语
他给她留下《日瓦戈医生》，而她隔着渺远的时空，回之以《时间的俘虏》。
作为《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诺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迷妹以及后来的灵魂伴侣，伊文斯卡娅无疑是和后期的他最亲近的人。帕氏逝世的十六年后，她怀揣热忱的爱与深情回忆并写下他们之间的过往，与女儿一起写下《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向世人摊开那一段往事。她既见证了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时刻，也为保护他而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
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伴侣，难能可贵的读者，缪斯、“厄革里亚”（希腊语“激励者”）。她是《日瓦戈医生》女主人公“拉拉”的原型，像拉拉一样，美貌，钟情于诗，披着凌乱的金色发辫，向人和命运敞开胸怀。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无法同读者交流。伊文斯卡娅给他带来了勃发感情。伊文斯卡娅也是帕斯捷尔纳克晚期抒情诗的书写对象，他晚期的许多诗篇如《冬夜》《别离》《会面》《秋》《八月》《童话》《无题》等，也都由这段爱情引发。
相恋
你——是迈向死亡的恩赐，
当生存比病痛更让人厌恶，
而美的根源——无畏，
正是它把我们引向彼此。
——[俄]帕斯捷尔纳克《秋》（1949）节选
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灵魂伴侣、带给他写作灵感的“缪斯”以及生命中最后的爱人，伊文斯卡娅收到过许多帕斯捷尔纳克为她而写的抒情诗，而更多的诗中也都有他们的相互陪伴作为背景。有时诗人会以另一人——即《日瓦戈医生》的主角尤里——的口吻写出这些诗歌，因此它们中的许多被收录在“尤里·日瓦戈的诗”中，《秋》正是其中的一篇。
相处
生活中寡言，开不起玩笑，
现在你满是激情，全身炽热。
就让我锁住你的美丽，
在诗歌幽暗的阁楼。
——[俄]帕斯捷尔纳克 《无题》（1956）节选
这首诗原名《开不起玩笑》，帕斯捷尔纳克创作它时，伊文斯卡娅正坐在他们春天新装修的房间里向他讲述一天的经历。灯光穿过新换的灯罩将二人的影子夸张地放大到贴着浅蓝色墙纸的墙壁上，一切都显得寻常而温馨，像一对做着普通工作、平平淡淡生活的夫妻。伊文斯卡娅将他们的生活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工作（他诗作的翻译出版）料理得很好，帕斯捷尔纳克则为这个井井有条的小家增添些许浪漫，这是他们“共同的财产和骄傲”。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德语译本上，他还专门写道：奥柳莎（伊文斯卡娅的昵称），第六十九页是你的诗。他指的正是这首《无题》。
相伴
爆竹柳下，常春藤围绕，
为躲雨我们寻找庇护。
我们的肩上披着风衣，
环绕着你的我的双手。
我错了。这茂密的一丛
不是常春藤纠缠。是啤酒花。
那就最好让这风衣
在我们的身下铺展。
——[俄]帕斯捷尔纳克 《啤酒花》节选
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在膝头上，诞生了无数这样的诗行。诗歌中写道“我错了/这茂密的一丛/不是常春藤纠缠/是啤酒花/那就最好让这风衣/在我们的身下铺展”，而伊文斯卡娅则在《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中补充这件“铺展”的风衣，“尚在稳定的伊兹马尔科沃别墅时期前，就已是我们的信仰和真理”。
别离
在痛苦的年月，
无法想象的日子里，
她被命运的波浪
从海底推到他面前。
而如今她的离开，
或许，是被迫的！
分离将把二人吞噬，
忧愁啃食骨头。
——[俄]帕斯捷尔纳克 《别离》（1953）节选
一九四九年，“房间里闯入一些陌生人”，伊文斯卡娅开始了将近一年的被审讯和长达数年的牢狱生活——因为她没有按照侦查员们的想法“承认”帕斯捷尔纳克是英国间谍。在监狱中，伊文斯卡娅很少能接触到外界的信件，更不允许和非近亲通信，帕斯捷尔纳克只好以她母亲的的名字写信，凭空创造了诸如“我和伊拉（伊琳娜）在林荫路见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之类的偶遇。他在信中告诉伊文斯卡娅自己的近况，向她诉说自己如何爱她并梦到与她相见。
之后，在回忆起这次分离时，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了《别离》，用诗歌表达他内心的伤痛，“分离将把二人吞噬/忧愁啃食骨头”。
隔绝
仿佛是用一块铁
浸入染料，
你被镌刻
在我的心上。
因此这雪中的夜晚
分成两个部分，我无法在你我之间
划出那条界限。
但我们是谁，又从哪来，
当这些年月过去
只留下流言，
而我们已不在人世？
——[俄]帕斯捷尔纳克 《会面》（1949）节选
在被审查期间，伊文斯卡娅曾受到过“与帕斯捷尔纳克会面”的欺骗。押解员们将她带到一间停尸房，试图让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成为了一具躺在那里的尸体，以期她能放弃挣扎。聪明的伊文斯卡娅在最初的惊吓后逐渐冷静下来，找到了这骗局的漏洞，仍未背叛帕斯捷尔纳克。
命运的巧合在于，当天对此一无所知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佩列杰尔金诺写下了诗歌《会面》，“我无法在你我之间/划出那条界限”也正是他与伊文斯卡娅的真实写照。
守望
它（恶龙）便盘住她的手，
还裹住她的咽喉。
骑士怀着祈求，
望了一眼上苍，
为了一场搏斗，
向前斜握镖枪。
一双紧闭的眼皮，
高高的天、云彩、
湖海、浅滩、江河、
悠悠的岁月和世代。
——[俄]帕斯捷尔纳克 《童话》节选
《童话》讲述了一位骑士从恶龙手中救下被献祭的少女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创作它时伊文斯卡娅正在莫尔多瓦干燥的田野上服苦役，他则为她四处奔走，试图解救她。诗歌的主角虽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文斯卡娅本人，但骑士与少女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羁绊，都像极了这对恋人。他们在时代中沉沦，身不由己地被“献祭”、无法脱身，但他们成为了彼此的骑士和公主，心中互相牵挂，互相拯救，哪怕遍体鳞伤。
冲突
包围圈越收越紧，
我又做下另一桩错事——
让我的右手不在身上：
心灵的挚友不在身边。
我宁愿，把绳索套到喉咙，
当死亡临近的时刻，
只为让我的右手
帮我拭干眼泪。
——[俄]帕斯捷尔纳克 《诺贝尔奖》（1959）节选
一九五九年，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决定和伊文斯卡娅一起搬去塔鲁萨，成为真正的家人，但临行前他又反悔，不愿伤害虽已长久没有情分、但曾救过他一命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家庭。为此，他与伊文斯卡娅闹了矛盾，不欢而散，伊文斯卡娅独自去了莫斯科。第二天早上伊文斯卡娅便接到中央的电话，得知帕斯捷尔纳克将一首诗交给了外国记者，“全世界的广播都传遍了”。
“我只是让整个世界哭泣/为了我故土的美丽”，这首诗不仅“让那些迫害他的人、试图蒙骗后代的人的努力全都化为灰烬”，而且一定程度上帮他挽回了伊文斯卡娅的心。她在路上遇到了诗人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后者则因《诺贝尔奖》这首诗祈求她不要抛弃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的感情自此举世皆知。
永别
永别了，碧空如洗的变容节，
恰逢金秋的第二救主节。
快用最后一次女性的抚爱
来减轻我厄运时刻的苦涩！
永别了，生不逢辰的岁月！
再见吧，向那屈辱的深渊
敢于发起挑战的女人！
我便是你进行搏斗的地盘。
——[俄]帕斯捷尔纳克 《八月》（1953）节选
几乎是预言般地，帕斯捷尔纳克在组诗“雨霁”中写下《八月》，预告了自己七年后的葬礼。而在死亡还未显征兆的时候，本来迷信的他为了安抚伊文斯卡娅，在她读到这首诗后立刻辩解说：“你要明白，这是梦。仅仅是个梦，而且我一旦把它写在纸上，它就不会实现了。”
在这首诗中，他用“向那屈辱的深渊敢于发起挑战的女人”形容伊文斯卡娅，即使面对自己的死亡，也不忘她在侦查员的高压下从未放弃过保护他的坚韧。
（ 在微博搜索“文学纪念碑”，点击关注，即可订阅丰富的经典文学资讯 ）
《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读后感(四)：我不喜欢那些正确的人 |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 60 周年纪念
今天是苏联诗人、《日瓦戈医生》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逝世 60周年的纪念日。而最近，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伴侣奥莉嘉·伊文斯卡娅及其继女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写作的回忆录《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也与中文读者见面了。今天分享的文章就来自于这本书。
这本由帕斯捷尔纳克最亲密的人写作的回忆录里，有缱绻的情意，也有沉重的时代。它让我们看到一名作家如何在艰难时世中守住自己，并且慷慨地帮助落难的朋友。当然，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中的一面也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奥莉嘉索性称他为“怪人”，她记录的这几桩轶事完全符合大众对一个文学家的想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仿佛生活在天上，时常不按常理出牌……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主人公之口说过：“我不喜欢那些正确的人，那些从没堕落过、从没犯过错的人。生活的美未曾在他们面前展开过。”
怪人
撰文：奥莉嘉· 伊文斯卡娅
所谓怪人，按照大家理解，很明显就是指那些不按照常规处事规则行事，我行我素，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人。在正常的思维健全的俗人眼中，鲍·列毫无疑问是个怪人。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思维健全者就会是那些宣称“最理性、首要且正当之事是发疯”的人，这种人非常多。关于鲍·列做过的怪事可以写整整一本书。这里只讲几个偶然的趣事。
当有人对鲍·列不友善，他一定会像个孩子一样幼稚地报复那个讨厌的人。比如他不知为何讨厌上了在西蒙诺夫编辑部的诗歌事务科作威作福的卢科宁。当我还在《新世界》杂志工作时，鲍·列在处理某些文学方面的事务时要找卢科宁。我听到有次他打来电话说要找“卢托欣”。“没有这个人。”秘书回答他。
“啊，没有？那找卢托什金！也没有？那找卢科什金！”
他想以此方式对卢科宁表示不尊敬和恶意。他还对我管西蒙诺夫叫“恶棍中的佼佼者”。
鲍·列有异于常人的幽默感。比如，他觉得把剑兰（гладиолус）说成剑“男”（гладиолух）非常搞笑，并且因此哈哈大笑，这笑声非常有传染力，大家看着他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后来，在小说《日瓦戈医生》里，他借自己的主人公的口说：“我不喜欢那些正确的人，那些从没堕落过、从没犯过错的人。生活的美未曾在他们面前展开过。”
柳霞·波波娃（奥·伊·斯维亚特洛夫斯卡娅）向我说起过两个有趣的片段：
“我们在鲍·列的别墅里喝茶。不知为何没有糖了。鲍·列往黑面包上抹了芥末充当茶点。
一个乞丐来敲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他，但是，自己觉得还不够，所以开始四处奔忙起来，以至于乞丐明显觉得有些尴尬，想赶紧离开。但鲍·列不放他走。
‘请您原谅，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断试图辩解，‘家人去领口粮了；您明天再来，明天所有东西就都运来了，我可以给您点什么；现在甚至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最后乞丐几乎是夺门而出，因为鲍·列挡着门不让他走，他从门缝里挤出去，真的是‘跑’掉了，身后还伴随着雷鸣般的送别语‘您明天可一定要来啊！’
而鲍·列还自言自语了好久：
‘真是不凑巧，太尴尬了：有人来了，但是什么都不能给人家提供……’”
改编自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同名电影
第二件事：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跟我讲，某次晚会上有个不认识的人向他走来——个子高高的，穿着非常考究——并做了自我介绍。 ‘我明白了，’鲍·列嘟囔着，‘这是维辛斯基 [1]。而他突然开始说起，我在侨民圈子里多么受喜爱和尊重，我给脱离了祖国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欢乐。我很吃惊——你想，那位维辛斯基先生居然会如此关心侨民的生活。于是向他咨询了些关于自己住宅问题的建议。这下吃惊的是维辛斯基了。之后有人告诉我，这根本不是维辛斯基，而是前不久刚刚回国的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 [2]……’
不久后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讲 [3]‘复活节时我去拜访过帕斯捷尔纳克。他太脱离日常生活了，整个人悬在天上，他应该更接近大地一些……’
之后我向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问起维尔京斯基的来访，他有些不愉快地嘟囔道： ‘是，他确实来过我这儿，读了自己的诗。我对他说：“您放弃写诗吧，这不是艺术”。而我觉得他生气了。他应该来得早点，那样我们还能一起喝点……’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不应该读他的文本，’我说道，‘他应当被倾听；无论怎样也不应该劝他“放弃写诗”，毕竟维尔京斯基是维尔京斯基——他是全俄罗斯独一无二的人。’
‘不过您知道吗，可能我也没惹怒他。他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好像有点生气。’而他确实是生气了。”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死后，作家亚历山大·拉斯金讲了一件事。佩列杰尔金诺村帕斯捷尔纳克家附近的某栋别墅曾遭小偷洗劫，担心的家人要求鲍·列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他找来一个信封，写上大大的“给小偷”。在信封里放了钱和一张字条：
尊敬的小偷：
这个信封里有六百卢布。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了。不必费心找钱了，家里什么别的都没有了。拿了钱就走吧，这样对您，对我们都更太平些。钱可以不用数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一家
关于后来的故事，是亚历山大·拉斯金跟我讲的。
信封放在前厅的镜子底下。日子过了好久，小偷没来过。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妻子开始悄悄地从信封里拿钱补贴家用。拿了钱再补进去。有天拿了钱，还没来得及补回去……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想起来检查信封，发现少了钱。他出离愤怒。
“你们拿了我给小偷的钱了？！”他吼起来。“你们打劫了我的小偷们？如果他们今天来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他们？对他们说什么？说偷了他们的钱？”
最终，受了惊吓的家庭成员凑齐了缺的钱，六百卢布（旧钞）[4]长长久久地躺在信封里，一直也没等到“尊敬的小偷”。
我们住在“法捷耶夫酒肆”对面的最后一年，邻居女看守玛露霞与自己那没有固定职业，常年很快乐的舅舅一起酿了许多私酒。顺便说一句，伊兹马尔科沃的大部分农民都会这一手。在发生了好几起因瘫痪致死的事件后，玛露霞怕自己的自酿酒被搜出来，于是请求在我们的地窖里藏一个装有上好的头锅酒的三升酒缸。地窖的入口在我们房间。
改编自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同名电影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不仅仅同意了她，而且异常高兴：
“这太好了，奥柳莎，我们现在和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了，他们明白我们知晓了他们罪行的秘密，于是自己也成了我们的同党！”
“我们的罪行”指的违反禁令与外国人会面，以及我们关于那部如今已举世皆知的长篇小说的谈话。朋友们警告过我们墙里装有录音机。鲍·列时常在这部录音机前讽刺性地鞠躬，和它打招呼。我们非常习惯这位隐形人的存在，以至于它不自觉地成为我们的一个公开的对谈人，鲍·列温柔地称她为“录音机小姐”。
也是在鲍·列生命的这最后一年，有人对我们宣布，有两位侨居海外已久的俄罗斯太太想来见我们，她们现在在莫斯科，要么是作为旅游者，要么是作为大型报业集团的特派记者。其中一位女士是临时政府时期陆军部长的女儿薇拉·古契科娃特雷尔，另外一位女士则是名气不亚于前者的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她也是本肯多夫公爵夫人，还是布德贝格男爵夫人）。
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将要来访，这让鲍·列非常激动。她有着令人惊讶的传奇人生，与马克西姆·高尔基非常亲密，同时又是赫伯特·威尔斯 [5]的遗孀。
曾去过卡普里岛高尔基别墅的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 [6]曾这样描述过扎克列夫斯卡娅：“高个子，身材苗条匀称，脸有点圆圆的（但不胖），长着宽阔的、聪明又有威严的额头，大大的黑眼睛。深色的头发顺滑地向后梳。
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上流社会女子……精通多种语言，曾把高尔基的作品译成英语，好像也翻译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柳韦尔斯的童年》。”
高尔基，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
鲍里亚为两位女士指定了一个日子，去波塔波夫胡同的住宅用丰盛的早餐，并且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迎接准备工作。
早上七点，鲍·列从佩列杰尔金诺来到拉夫鲁申胡同，他找来一位理发师，并且开始往波塔波夫胡同打电话。
伊拉睡在电话旁。八点钟时鲍·列给我打电话，吵醒了她。鲍·列忧心忡忡地问：
“奥柳莎，我们有威尔斯的书吗？”
“有的，两卷集。”
“取出来，放在看得见的地方。”
九点半时，第二次铃声响起：
“高尔基有吗？你要漫不经心翻开它。献词中有扎克列夫斯卡娅！”
当十点多电话第三次响起时，没睡够的伊拉终于忍不住喊起来：
“她的人生经历很丰富的，你别离开电话了。老经典还会打十次电话的。”
但我们的准备工作似乎止步于玛利亚·伊格纳季耶夫娜的第一位情人，冒险家洛克哈特：我们没有他的回忆录。
为了迎接客人，我们准备了一大罐块状黑鱼子酱。我原本想把整罐都摆在桌上，但鲍·列说要分盛在小果酱碟子里。很快他就明白我其实是对的。 鲍·列来了，头发整理得干净利索，穿着考究得体，随后客人们也到了。 尽管那天我们的电梯运行状况良好，但两位女士不知为何想要自己爬到六楼（那可是赫鲁晓夫上台前建的房子）[7]。年轻的那位女士还算轻松，但男爵夫人就困难多了。 高大、肥胖、笨拙，爬上楼后她差点喘不过气，但坚持不让鲍里亚帮她脱裘皮大衣，而是在深不见底的口袋里倔强地翻找着什么。终于，她从口袋里摸到给鲍里亚的礼物：一条宽大的过时的领带，看起来，像是威尔斯的遗产。她继续翻找。寻宝过程以找到另一条领带和给我的礼物圆满结束——送给我的是一对硕大的镀金耳环。 终于客人们喘匀了气，脱掉了外套，鲍·列充分表达了谢意，邀请客人来到餐厅，那里的餐桌早已摆满了早餐。 女士们表示，这次到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采访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决定边吃早餐边进行访谈。 鲍里亚表现得非常热情周到，才华横溢，谈到了威尔斯、高尔基，一切言语都围绕着文学。 而男爵夫人，丝毫没有注意到鲍·列用心设计的小“细节”——高尔基和威尔斯的书，反倒高度赞扬了那罐块状黑鱼子酱。
改编自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同名电影
关于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漫不经心有许多传言。
例如，有次他给熟人写信：“我今天给你写了封航空信，但在邮局我还寄了另一样东西，现在我不记得有没有把信投进邮筒。很有可能信和几张包装纸一起被丢进垃圾桶了，所以到不了你那儿。”
还有一次他给同一位收信者写道：“我之前给你的信是在一种郁郁寡欢，以及很可能是智力衰退的状态下写成的，所以不确定信里是否有些不合逻辑或者语法混乱的地方——请你无视那封信。”
不，这不是那种惯常理解中的“教授式的”漫不经心。这更像是完全沉浸在自我之中，对一个如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这般伟大的创作者（无论艺术家还是学者）而言，没有这种沉浸是不可思议的。
阿霞·茨维塔耶娃从卡普里岛回来后，在莫斯科见了鲍·列好几次，她曾做过一个特别精妙的观察：“他看一个人时，视线总是绕开他（或许是穿过他）。思维没有被他，而是被某件自己的事吸引（并把他置于自己的这件事中）。但可能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注意力都没有落到那个具体的‘他’身上。”
一九三五年巴黎的会议 [8]后发生了（准确地说，是没发生）一件事。关于这件事的回忆直到鲍·列去世前的几天还一直折磨着他。
他的父母当时居住在德国慕尼黑。他已经十二年未曾见过他们了（自从他离开柏林后，而柏林是他们一家一九二一年搬去的地方）。父母当然希望鲍·列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顺路去慕尼黑看看他们。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列昂尼德和洛扎利娅，还有妹妹约瑟菲娜和利季娅，柏林，一九二一年
“但我出于某种愚蠢的自尊心没有去，”之后鲍·列为自己辩解道，“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如今可怜、萎靡的样子……原本在返程路上我想去看看他们的，但最后还是决定绕道英国回去。虽然妹妹在我的列车到柏林时来见了一面，但是父亲与母亲我再也没见到。”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在三五年十月底写信给鲍·列：
“……杀了我吧，我永远不会明白，怎么可以坐着火车，从母亲身旁路过，路过十二年的等待？母亲也永远不会明白的——别期待。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限度，超出了人类的理解限度。我在这件事上是你的反面：为了见见母亲，我宁可自己把火车背回去（虽然可能也会害怕，也会不开心）［……］……但——如今您的辩解——只有‘这样的人’能创造出‘这样的事’。您曾是歌德，没有去与席勒告别，十年内没有去法兰克福看望母亲——为了爱惜自己以创作《浮士德》第二部——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括号！）——在七十四岁时却鼓起勇气恋爱了，并且决定要结婚——这简直是不爱惜‘心脏’（生理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你们都是挥霍者……能救治你们这一切（整个自身，这可怕的恐惧感：自身的非人的一面，自身的神性的一面）［……］的是最朴素的东西——爱［……］”
后来鲍·列给玛丽娜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写了一封信，仿佛是对这封信的回复：“……当时我刚开完反法西斯会议……不想见父母，因为觉得自己外貌非常糟糕，羞于见到他们。我当时坚定地相信，还会有更合适的机会。但是之后他们相继去世了，先是母亲，再是父亲，就这样我们没有见成……这种事情在我的一生中发生过好多次，但向你发誓，不是不关心，也不是不爱！”
所以鲍·列对自己妹妹们的态度就显得非常有趣。两个妹妹中年龄较小的那位——利季娅·列昂尼多夫娜——给哥哥、我和伊拉写了许多充满善意的信。我们时常互相寄换孩子的照片——她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们的朋友，伊拉的未婚夫乔治·尼瓦乔治·尼瓦（1935— ），法国著名斯拉夫学家。在与叶梅利亚诺娃结婚前两天、叶梅利亚诺娃被捕前一周被驱逐出苏联。后成为日内瓦大学教授，详见《波塔波夫胡同传奇》。是她牛津的家的常客。他说起在利季娅家的房间里，挂着许多张鲍·列和伊拉的照片，说起他们家形成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个人崇拜”。
利季娅·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1902—1989）
莫斯科艺术剧院在伦敦巡演后，演员祖耶娃（《演员》这首诗就是献给她的这首诗后来定题为《给阿纳斯塔西娅·普拉东诺夫娜·祖耶娃》（1957）。）给鲍·列带回来妹妹们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在未来的通信中，利达表达了来莫斯科的愿望。但是，鲍里斯指示自己在米兰的出版人给妹妹（还有另外一个妹妹——约瑟菲娜）汇一大笔钱，在这之后，他依然害怕相见。
当利季娅得知哥哥得重病后，再次写信表示想来莫斯科，鲍里亚才一下子为这件事激动起来，鼓励她回来。
在他病榻旁值班的护士说，他曾念叨着：“利达要来了——她会把一切打理好。”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他觉得，利达和我们，他的第二家庭，关系不错，应该不会偏袒第一家庭，能够“平息”我和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之间的矛盾。他非常希望这样。
但是当她被签证耽搁的时候，发生了无法补救的事。利季娅·列昂尼多夫娜抵达莫斯科时鲍里亚已经下葬三天了。
她与我通了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在佩列杰尔金诺的墓园里见面。
我和伊拉一起到那里，在远处就认出了她：她说不清哪里，和鲍里亚非常相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疲倦的女性。[9]
注释： [1]指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政客，曾任总检察长和外交部长。
[2]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尔京斯基（1889—1957），俄苏传奇歌手、诗人、演员。1920年起流亡海外，曾侨居上海，1943年在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斡旋下归国。
[3 ]维尔京斯基与柳霞·波波娃相熟。——原注。
[4] 1961年苏联实行了币制改革，十卢布旧钞合一卢布新钞。
[5]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代表作为《时间机器》《莫罗博士的岛》《世界大战》等科幻小说。
[6]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1894—1993），作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
[7]赫鲁晓夫时代建造的住宅楼层高往往远低于过去的住宅。
[8]指的是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
[9]我非常想认识鲍·列的妹妹，因为他在书信中已经为我们彼此介绍了。见面定在1960年6月6日。我们当时已经在“包围圈”里——克格勃的特务毫不掩饰地跟在我们身后，在波塔波夫胡同他们已经“没收”了剧本手稿，我们的电话时不时会被切断，我和当时还是我未婚夫的乔治·尼瓦成为某种不明疾病的牺牲品，——总之，这次“监视中”的见面非常艰难。还记得，神态像极了兄长的利季娅·列昂尼多夫娜见面后马上表示，不理解逝者这句“利达来了会把一切打理好”的意义。她手上没有任何遗嘱。看来，鲍·列又像在费尔特里内利（《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的出版商，详见后文——译者注）那件事上一样，认为自己在书信中表达的意愿已经足够作为继承权的法律支撑。即便如此，我们也没在墓地谈这些物质上的事情。本来决定再见一面。但是，害怕牵连到她——万一拿走她的护照呢？——我和妈妈决定取消下次会面，我们的逮捕证很有可能就在门外。根据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的回忆，帕斯捷尔纳克的弟弟和弟媳事先警告过利达不要与伊文斯卡娅见面，“因为她道德败坏。但从墓地回来的利达却说后者没有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伊文斯卡娅）一直在哭，不停地说谁也不接受她，没有人把她当人来对待，在大家和她建立正常关系前，别指望从她这边等到任何好事，而鲍里亚的整个事业都在她手中……”是，当时所有人都哭了——这一点我是记得的。但担惊受怕又极其疲倦的妈妈在那儿说的话却未必有意义。——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注 （上文摘自《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