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自唐来》是一本由[美]倪健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80元，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诗自唐来》读后感(一)：中文译本勘误
英文版序：《亚洲专刊》（Asian Major）—《泰东》（Asia Major）。
缩略简写：影藏敦煌文献—英藏。
页4倒数行2：文学批评—文本批评（页7行2、页14倒行2同。textual criticism大致相当于中国学术中的校勘学）。
页8倒行5：关键文本（a critical text）—校订本/校定本（以下凡“关键文本”“关键版本”及页15段2行3“批评性文本”皆同）。
页34倒行3：霍林奈—翟林奈。
页42行3：提款—题款。
页102段2行3—5：父泌—路泌。
页144行7：［23］—［26］。
页168段2行2：《谴兴》—《遣兴》。
页194行13：提—题。
页202《本事诗》引文行4：即谴—即遣。
页208段2行6：吾尊师—吴尊师（页234段1倒行2“吾尊”同，吴尊师即吴筠）。
页211段1倒行1：存在于在宫墙之外—存在于宫墙之外。
页213行6：孟韵卿—孟云卿。
页226行12：十年—十五年。
页237行6：辙采其可者—辄采其可者。
页238段2行3：余为在乡校时简上……—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页283行5同。）
页260倒行6：仙化—迁化。
同页倒行2：西文并—西文。
页268倒行6：品位—品味（页363注2行3两个“品位”同）。
页272倒行2：陆系声—陆希声（下页行3、倒行1、274页行11、275页行2、367页注62并同）。
页282倒行1—下页行1：刘得人—刘得仁。
注释：
页330注38：亿公六年—僖公六年。
页336注49：童蒙求—童蒙求我。
另外，译者习惯将“初唐”说成“早唐”。
以上有三条豆友已指出。
《有诗自唐来》读后感(二)：读《有诗自唐来》勘误
是书问题意识突出，论述逻辑自足结构严整，举例似说故事，对前印刷时代唐诗的创作、流传和保存作出了很好的述论，启发意义颇佳。可惜在翻译中出现多处硬伤，列示如下，供此书阅者参考。
一
P213，其他诗歌只是显示它们被送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比如孟韵卿（约725/726年生）的《途中寄友人》。尾注，《全唐诗》，卷157，第1610页。
按全唐诗卷157，录孟云卿诗17首，《途中寄友人》是第14首。此处显是译者据英文人名回译，误孟云卿为孟韵卿。
孟云卿存诗不多，但生前身后均有诗名，是唐诗史、文学史上的知名人物。孟云卿与杜甫交好，乾元元年夏，杜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行前夜饮话别，并以诗相赠，即《酬孟云卿》。同年冬，他们在洛阳相遇，同到刘颢家中畅饮。杜甫又写了《城湖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一诗。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认为孟云卿五言古诗，源自相传的“苏李诗”，这是颇具慧眼的极高评价。
唐人编唐诗，孟云卿地位不低。元结极为推重孟云卿的诗，其所编《箧中集》，选当时7位诗人共24首诗，其中孟云卿诗5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为孟诗“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张为《诗人主客图》尊六位诗人为六种风格之主，其他若干诗人按风格归入六主门下为客，孟云卿乃“高古奥逸主”，以韦应物、杜牧、李贺、李涉、李观、曹邺、刘驾等人归入门下，以今天的观点看，容或推尊过高且风格不一，但无论如何，孟云卿不该沦落到遭今人忽视以至名字都被搞错的地步。
二
P272，在他为李观（766-794）作品所作的序中，陆系声写道…尾注，陆系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载全唐文，卷813，第8550页。
按全唐文卷813，录陆希声文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北户录序、周易传序、君阳遁叟山居记、仰山通智大师塔铭5篇，文前有小传云，“希声，苏州吴人。商州刺史郑愚表为属，召为右拾遗，擢景歙州刺史。昭宗时入为给事中，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太子少师罢。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陆希声能诗，全唐诗卷689录其诗21首。
此处又系译者据英文人名回译，误陆希声为陆系声。
三
P260，孙光宪在为诗僧齐己诗集《白莲集》所作序中说道：“师平生诗藁，未遑删汰，俄惊仙化。门人西文并以所集见授，因得编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题曰白莲集。”…于是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徒弟西文并身上。
此处应系作者误读史料，“门人西文并以所集见授”，意思恐怕是“（齐己）门人西文把所收集的诗稿一并交给了我”，作者理解成“门人西文并把所收集的诗稿交给了我”。西文后来雕版刊印《白莲集》，是印刷史上的大事，译者未能发现作者的错误，甚为遗憾。
四
P274，在唐代末期，王赞为僧人方干的诗集所作的序中…
此处应系作者误以方干为僧人法名。《唐才子传》卷7方干有传，且今存数份方氏家谱以方干为始祖，是方干非僧人也。方干且系章八元外孙，是书所引唐孙郃《方玄英先生传》中有云：“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是书又曾以章八元《题慈恩寺塔》“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一联诗为元稹、白居易称赏为例，申说唐代公共场所题诗对诗歌传播的作用。惜乎译者也认同了作者以方干为僧人的说法，寺庙住持称方丈，唐代又有诗僧名丰干，《笑傲江湖》且有方证、方生一众少林僧人，作者以一西人，以方干为法名，或许竟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之了解才误会的吧。
《有诗自唐来》读后感(三)：唐诗的“物质生命”
唐诗是我们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历来研究唐诗，几乎都是从文学或文化角度进入，鲜少有人会像美国汉学家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那样，注意到这些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从它们刚开始的口头或书面表现到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
这部《有诗自唐来》，副标题名为“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该书荣获了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汉学界至高的荣誉。通过这部作品，倪健尽可能阐明了唐代诗人如何撰写诗歌，以及这些诗歌又如何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传播给其他人。自始至终，该研究的关注点锁定与“物质性”和“过程”有关的问题。
全书分为五章，从敦煌诗歌写本中的文本变动、文本记忆和识记行为、口语创作和传播、书面创作和传播，以及个人文集的编辑和复制的角度，有机地加以阐述和分析。
敦煌写本是来自唐五代最完整的诗歌文本，它们不受宋代印刷文化中选择和编辑过程的干涉。倪健选取了韦庄的《秦妇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它拥有数量众多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的复本。倪健着重关注这些写本的物质性，关注是什么让每个写本变成单独的文本，并让它们与此诗的其他版本都有所不同。
倪健运用了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日期和抄写者、形式的变动、文本的变动等因素，把《秦妇吟》的文本做了分类。通过比较分析，倪健揭开了诗歌写本生产过程的部分过程。唐代诗歌文学的物质现实所留下的痕迹告诉我们，对于唐代读者来说，文本变动是与诗歌文本互动经历的一部分，敦煌写本还为大范围的传播实践——从记忆到口头背诵到书面模式的抄写——提供了证据。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倪健继续分析了这些痕迹背后的故事。敦煌写本体现了人们在唐代如何通过书写技术来传播和存储文本，这种技术是通过操控物质实体从而保存语言的，它高度依赖于记忆。从典籍记载和笔记传说里，倪健搜集了中国文人对于超凡记忆的各种赞美，这意味着，优秀的记忆力本身有独立于被识记文本之外的道德价值。在唐代的语境里，诗歌创作十分重视记忆的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出于娱乐目的的炫耀形式，它是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超群的记忆力拥有者和以此为手段的创作者，能够上达天听。
倪健考察了唐代诗歌“口语特征”的起源和呈现。倪健认为，唐诗具有高度的口语性，格律诗有利于文本的口头传播，符合大众热切欢迎的审美标准。倪健研究了书面诗歌的物质性特征，书写文化发展到唐代，已经摆脱了简牍这类笨重的物质形态的束缚，纸墨笔砚不仅解放了创作，也激发了抄写与传播的热情。在唐代，口头和书面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冲突的，有很多流传下来的诗歌据说是口头创作的，后来变成了文本，而晚唐的雕版印刷所依据的复本，也会牵涉文本传播的口头过程和写本的传播过程。具体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更改，或者无意识的讹误，都会让文本发生变化。第五章就指明了，个人文集的编纂，最容易发生文本的修改或者选择性的丢弃。
倪健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的中世纪抄本研究理论和现当代的作者-读者反应机制。倪健对于中世纪欧洲和中古中国的抄写本的相似之处做了比较。在讨论“记忆”这部分，倪健指出，欧洲人对“记忆之术”的重视与中国人对诵读的重视，两种方式所呈现的根本的文化差异。倪健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模仿、翻译、抄袭，始终伴随着文本的传播过程，每次再生产都必须由人工完成，依赖于不那么可靠的口耳相传或者笔墨录写，作者对于文本会丧失控制力，而传播者实际上就参与了诗歌的再创造过程，如同隐形的作者。
这部作品从新颖独特的角度提供了唐诗研究的新途径。身处以印刷和电子方式大规模复制文本的时代，这部作品仿佛在提醒我们：技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精神性的，也有其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运用物质技术手段保存更好的精神成果？
《有诗自唐来》读后感(四)：《有诗自唐来》：还原唐诗原初面貌，再现唐诗浪漫唯美
相较《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的广为人知，与它们并称为“乐府三绝”的《秦妇吟》显得有些籍籍无名，当然，这与《秦妇吟》失传近千年有很大关系。据说，《秦妇吟》作者韦庄晚年讳言《秦妇吟》，不仅在撰《家戒》时自禁此诗，还在弟弟韦蔼给他编定《浣花集》时不予收录，终致《秦妇吟》失传。
后世对韦庄自禁《秦妇吟》的原因有许多猜测，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翻阅了一些资料，学者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不过，令韦庄没想到的是，在他离世千年后的1900年，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秦妇吟》写本意外重现于世。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教授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的著作《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以《秦妇吟》敦煌写本的文本变动为切入点，带领读者对多份《秦妇吟》敦煌写本进行分析、比较，从书写习惯到语句标点，以点及面地对唐诗流传及唐诗的文本世界进行了复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唐诗的历史魅力。
书中提到，唐代诗歌创作之初口语化创作占有一定数量，比如白居易的《池上篇》序言就是白居易在偶然情况下吟唱出来的，是白居易对周边环境无意识的自然回响。只是恰巧白居易在吟唱时白居易的侄子记录下了白居易的突发灵感——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直到这部作品被写下来，白居易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作。
书中写唐诗传播的那一段非常有趣，宫内女子与宫外男子将诗句写在树叶之上借溪流传递诗句，这一对以诗传情的青年男女或许就是最早的“笔友”——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可惜的是，他们最终无缘相见，只能寄情于梧桐叶上的诗句。
而另一段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唐代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士兵偶然在自己的兵服上发现了一首感叹边疆生活困苦的诗歌，诗歌深情表达了作者和读者来世再见的愿望。后来士兵得知自己的兵服是皇宫缝制的，此事不了了之。谁知几经波折，唐玄宗听闻此事后决定在宫中寻找此诗的作者。
最终，唐玄宗将书写缝制此诗的宫女许配给了找到她诗作的士兵，真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稍显遗憾的是，作者倪健未能将诗歌的原文摘录在书中，想来或许是因为原诗早已失传，无迹可寻吧。
一直以来，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为传诵，《唐诗三百首》几乎伴随着每一位中国人成长。我还记得观看话剧《杜甫》时，演员站在舞台中央吟诵《春望》时带来的震撼，那是与自书本、自诗集中读到的《春望》完全不同的感受。唐诗因诗韵而充满魅力，更因诗境而隽永。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分五个章节对唐诗演变进行了梳理。第五章《个人文集》中提到，唐代编纂的个人文集在唐代诗歌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人们意识到了诗歌散失的可能性。
古往今来解读唐书的作品不少，《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从唐诗传播讲起，细致解读了唐诗的口语特色、书面创作等唐诗创作与流传背后的故事，鲜活再现了白居易、王维等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瞬间，唐代诗歌的有形世界跃然纸上，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唐诗世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