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我接到一个紧急采访任务，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选择了火车。
当我随着人流走上站台，一种莫名的孤独便袭上心头，周围一张张严肃的陌生的面孔，都和我一样急匆匆地涌向北行的列车。寒风拂过，身子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选择这样的日子出门，似乎不太合乎情理，但作为记者，采访任务就是命令，我别无选择。
从银川到北京，虽然只有1335公里路，沿途也只经过4个省，这样的距离对于经常出差的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此次出差的氛围却和以往不同，偏偏赶上了亲人相聚，烟火纷飞的春节，所以19个小时的旅行，我感到时间就像锈住了一般。
无聊，这是我心头一直闪现的一个念头。
于是，我只能以不断喝水的方式消耗着难熬的分分秒秒，一次次地拿起杯子走向火车另一端的锅炉房打水。其实我的铺位下面就有一个暖壶，但我就是不想一次打够，仍然一杯一杯的去打。
住在下铺的老兄看我来回打水太辛苦（其实，更深的意思是我频繁的起卧走动影响了他正常的休息），便对我说，小老弟，你拿暖壶打一次够喝好几杯的。说完将暖壶递给我。
我没有接，也没有对他解释什么，只是对他无奈地笑了笑。
就是这一笑，这位仁兄满脸的不自然，缓缓地站起身，拿起水壶向最近的锅炉房走去。
此时，正是凌晨2点多钟，火车到达呼和浩特市，被年味完全释放了情绪的人们，还在燃放着烟花爆竹，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目光透过玻璃伸向深邃的夜空，天空中不断绽放的礼花，让我再次感到孤独。
“同志，就是他。”我正看的无聊，听到身后有人说话。
我下意识地扭过头，只见我下铺的那位仁兄领着一位乘警站在我面前。
“你为什么不睡觉？”乘警一脸严肃地问。
“无聊，睡不着。”我没好气地回答。
“我看不像无聊吧？刚才你笑得那么神秘。”说着乘警看了一眼我下铺的仁兄。
我的目光也随即盯住了那位仁兄，他的胖脸上泛着正义感的绯红。
盯了几秒钟之后，下铺仁兄有些慌乱地解释说：“你刚才的笑的确太神秘了，我以为你是……”
还没等他说完，乘警打断他的话对我说，“请出示身份证。”
作为良民的我，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很配合地拿出身份证递过去。
乘警仔细辨认了一番，嘴里默默地念叨着：“不像是假的。”
“当然不是假的，这是正规派出所发的。”我赶紧讨好地解释道。
“还有不正规的派出所？”没有幽默感的乘警白了我一眼，立即拿起对讲机，很有素质地压低声音说道：“请迅速派一位乘警到3号车厢。”
其实，他的这一举动大可不必，因为车厢里的人几乎都已经被惊动了，大家习惯性地拥了过来，好奇地问，出什么事了？
据说是小偷。后面不知是谁传递了一个错误的谣言。
于是，车厢里响起了悉悉索索的翻查行李的声音。
过了一会，另一位乘警过来了。他们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骚乱，一位拿起我的身份证去验证真伪，另一位负责看护我，强令我躺在了铺位上。
列车还在行驶，可我却没有了困意。心里窝火呀！我怎么就无聊的成了贼？
就这样，我在乘警的“呵护”下，一直躺到张家口，几次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可又怕被误解成“畏罪逃跑”，所以一直没有动，只能假寐。
此时，拿走我身份证的乘警走过来，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身份查明您是无辜的。
我一下子从床铺上跳下来，刚想对那位乘警说点什么，但直到两位乘警走了也没有说出口。
我无奈地摇摇头，拿起洗漱用品向洗手间走去。途径车厢中部的时候，就听一位女士嘀咕了一句：“这年过的！一夜都没睡踏实。”
我寻声看去，一位双手紧紧抱着坤包的女士端坐在下铺打着哈欠。我对着她笑了笑，嘲弄地说道，这年过的！够你下车讲半天的了吧，可别添油加醋，我是清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