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是一本由[美]迈克尔·桑德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一)：良好社会的公民讨论需要更多这样的公共写作学者
刘擎教授写的序太好了，第一次被一篇序直接原地圈粉了。切实感受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像Sandel教授像刘擎教授这样的公共写作学者，把更多象牙塔里的研究带到扎扎实实的公民讨论之中来。
对当下阶级流动和内卷、泛滥的民粹主义有非常直切要害的讨论。
读完想起昨天在刘瑜老师的音频节目里听到一句话很动容，她说可能这个制度不好，但也没有更好的制度了，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人类或许配不上自己的理想。
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二)：1
作者对优绩主义几乎是持完全批判态度的，但我觉得，这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完全由血缘和巨额财富形成垄断的世袭制度，一个相信先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低迷的社会。但这本书里所说的内容确实非常值得反思。在过去优绩主义逐渐鹊起的这几十年里，我们看到文凭至上主义逐渐进入人心，大学的文凭认证功能被放大，教育功能却有待商榷。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甚至可以定义你的人生成功不成功，另外我觉得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是，正如书名，精英傲慢，很多人丧失了对于非高学历高收入劳动者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这也在社会中助长了对立，特朗普能上台其实也是一个很显著的表征。精英们借助自己所形成的财富，加大教育倾注，变相形成垄断世袭。特别痛心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是在美国常青藤还是中国985，高等学府中寒门子弟越来越罕见，社会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但又依旧有受阻。而且这些高等四年制大学占据了大把经费，其他的专科院校、职业教育院校却发展凋敝。比拼文化越来越极端。我经常觉得，“精英”真的都冷血又利己，在我眼里精英真的是个骂人的词。中国“双减”的思路方向是没错的，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就业结构错位，教育内卷，对立情绪，社会固化等。我们需要让教育更加健康，关注心灵的饱满，让不同的发展方向都得到平等的认可。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三)：我还是更喜欢这本书的原名
久闻此书大名，读之前看到豆瓣上的平均评分居然还不到8分，不免惊讶万分。
但读完之后再回头想想……嗯，好吧，确实是到不了8分呢。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不算很好，简中翻译拖了后腿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但英文原文里本身就有大量同义反复的车轱辘话。作者大概是太想写通俗作品降低阅读门槛了，反而错手摧毁了一个本可以更加清晰的行文结构。
不过，考虑到在目前的西方政治世界（好吧，在中国也是）正面对杠merito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多么艰苦的尝试……我还是默默地给作者多加一颗星，希望能拉高点平均分吧。
其实看完之后，填充我心胸的情绪竟全是遗憾与怅然。真是可悲，哪怕是作者这样的铁杆左派，今天在为底层人民辩护的时候也只能搬出道德和上帝这种虚无缥缈的后盾了。
然而，问题从来不在于我们处在一个幸运的社会，问题在于我们依然处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在这里，精英的财富建立在剥削底层人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金融行业的巨大收益建立在吸血实体经济的基础上。
所以，成功者就是在现实中亏欠着失败者，不平等就是有着天然的不正义，精英就是没有资格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无论他们被教育军备竞赛逼迫到了什么样的绝路。
这是个经济问题，是个实践问题，从来不是不仅仅什么虚无缥缈的道德或者政治问题。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四)：读后感
开始看这本是因为B站Up推荐，正好是和最近看的鲍曼的书内容有一部分重合，就直接插队开始看了。这本是目前看的政治方面最新的书，在序言上提到了美国对于“大流行“的准备不充分：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有巨大的裂痕。其表现就是共和党特朗普当选，民粹注意盛行。作者认为，美国的民粹主义盛行是因为美国社会比当今任何发达国家都更加依赖和信任”优绩至上“原则，即”能者多得是理所应当的公平原则“。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当我们信奉”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背后的逻辑是对精英的追捧和对底层的唾弃。精英所得的一切都是他靠自身努力得来的，而底层之所以是底层，只是因为他们太蠢太懒。这种优绩至上的逻辑话语，使美国社会深深地分裂，产生了拥护民粹主义的白人底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和移民难民抗衡，无法从当前的工作获得自尊和自信，因为贫穷已经代表了一切。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加剧了民粹主义的发展，使美国特朗普上台，欧洲脱欧。精英们无法预测到这个结果，因为他们就像之前一样傲慢地忽视了底层的需求和痛苦。 优绩社会仿佛是一个新的世袭制，它将富人的财富以“努力”为名，借学历之手，继续传递给富人。而穷人比起之前的封建时代，不仅要忍受穷苦的折磨还要去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偏见。 根据桑德尔的调查，美国常青藤高校中来自顶端家庭1%的学生，比金字塔底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富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进入高校，比如捐赠、校外培训、校友子弟、甚至贿赂等等。比如哈佛大学的录取率是5%，如果是校友子弟的话，这个数据是1/3。 优绩主义给了所有人一个“跨越阶层”的美好愿望，但是当穷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跨越的时候。对精英和所有外来者产生仇视，导致了民粹主义愈演愈烈。 桑德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更多地将成就和运气挂钩，减少和努力挂钩。这样可以对精英阶层来说也可以降低学历的内卷压力，对底层来说更是可以减少对自己的憎恨和埋怨。 由于我们也生活在这种逻辑下，这种对运气和命运更多的依赖，真的会让精英减少傲慢吗？在我看来还是太理想化了。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五)：《精英的傲慢》与《顶楼》的不谋而合
一则2019年的美国高校招生丑闻，通过贿赂、作假的走“侧门+后门”的方式，让名人有钱人的孩子入读名校。原本是精英的父母们（富有的明星、商业领袖、有钱的父母），下一代，也必须是精英。虽然不知道这些精英父母们是不是这种方式进入精英阶层的，但至少他们，需要这样的方式，照顾自己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好让他们以后人生大道耀眼光芒，以及，不至于逊色于自己或不给自己丢脸。
精英阶层的人们大概是觉得，成绩好、名校、精英和成绩差、普通学校、普通平民，对应的形象分别是高级、上流、勤奋和低级、无礼、懒惰，甚至分别对应优雅、高贵和邋遢、没品。
当初看到这本书时，被简介吸引过来，买下，阅读。边读边看迈克尔·桑德尔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时，我突然想到了近两年引发很多话题，还频频上微博热搜的韩剧《顶楼》。
《顶楼》，这两年大火的韩剧，因为人物的歇斯底里和永远想不到的剧情反转，以及高中男女学生们和他们父母们的周旋，一个网友说，“真是又狗血又刺激又搞笑”。
我也追了两季，在2021年出了第三季之后，已经无力追逐了，追逐“名利”真的太身心疲惫了，似乎没有个终点。
一个城市最高的楼宇，住着这个城市收入最高、权力也高的精英们，他们的孩子也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作弊的方式在名校就读，并试图通过获得一个歌唱大奖的方式拿到进入首尔大学的门票。因此而展开了有关联的人物之间背叛、谋杀、出轨、霸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为了争夺名校的资源还是，为了争夺精英阶层的位置，就靠各位看官各抒己见了。毕竟，我已经没有追第三季了。据说很多人物都复活了，也不知道是精英还是平民孰方获胜了。
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源自2019年他在大学开设的“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本科研讨课，2020年出版了《精英的傲慢》，2021年中译本进入中国。
优绩论的初衷是个人靠勤奋、努力可以获得相应的荣誉、职位以及金钱。在这个观念下，没有阶级的先天优势，没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命运论，只有公平公正的“天才是1%的灵感和99%的汗水组成”。
但是，作者批判了优绩主义。它的终点根本不是最初想的那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走向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自私和傲慢。
这群靠努力和勤奋获得了阶级上升机会的他们，会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的成功是自己亲手拿回来的，你没有，只能怪你没本事。
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优绩论”，它的终点不是幸福，它走向的是傲慢狂妄。
顶楼的父母们可以给孩子们报钢琴班、请最贵的私教歌唱老师，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成功助力，这种优质的教育是平民无法提供给自己孩子的。于是他们的孩子私下对抗、对立，有钱人的孩子见不得穷人孩子的存在，穷人孩子也只能想凭什么是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条件，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都无法换来有钱人家孩子的尊重。对，尊重是不存在的。所以剧里经常有两类孩子之间的矛盾对立，让剧情变得更加紧张刺激。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注定需要靠争夺获得。而教育体系的判断标准，也以谁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来判断学生优劣，谁的优质资源越多，就更容易拿到进入名校的指标。
为什么教育体系要搭建这样的标准呢？大概是因为学生学的什么乐器、会的什么运动、获得什么比赛名次，这些都可以量化，而品德、胸怀、修养、谦卑无法量化。所以品格，在孩子们眼里变得不重要。
教育体系也有它的考核指标，我们每个谋生、打份工的人，都不容易。于是，就这么不容易下去，自己的下一代，也会同样在这样的漩涡成长。
网友们在看《顶楼》的时候，特别心疼穷人家的孩子，既有天分、又勤奋，还善良，特别看不顺眼有钱人家孩子的嚣张跋扈、自以为是。但他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父母、出生、性别、种族、肤色、家庭背景、家族血脉这些因素，是每个人都无法改变的。
可是我们经常把个人成功归结于个人勤奋，而忘记了背后跟着一大串诸如父母、金钱、性别、人脉、种族等种种因素，变得自私而冷漠、傲慢而偏见。
我还没读完迈克尔·桑德尔这本书的所有观点，有一些个人的解释观点不代表作者的意义，可能会误解，但不妨碍大家解读我的观点。
《精英的傲慢》读后感(六)：谦卑与尊重
病毒来临时，“我们都在一起”这句空洞的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那些从全球化获得回报的人，他们的身份认同不再依赖当地社区或本国社群。全球化的赢家解释说，现在，重要的政治分歧不是左右，而是开放对封闭。赢家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应得，输家感受到了愤怒和怨恨。要革新美国的公民生活，就要理解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社会纽带和人们对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
2019年3月，威廉·辛格的大学录取舞弊案，区别了合法的后门，和非法的侧门录取，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二者都允许金钱凌驾于成绩上。而成绩本身也受到金钱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培训的机会。把大学看作阶层跃升的奖励而拼命竞争，这是年轻人沉重的负担，是对公民感情的腐蚀。我们越认为自己自给自足，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就越难关心公共利益。
对民粹主义的一种诊断是，白人男习惯对种族、民族、性别多元化的反击。另一种诊断是归因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造成的混乱困惑。前者免除了统治精英的责任——他们一手创造了让人不受尊重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
全球化自里根-撒切尔开始，在两个方面刺激了民粹主义，一是以技术官僚的方式构想公共利益，二是以才能至上的方式界定输家和赢家。前者把公共话语中的道德内涵抽空了，把意识形态的争议问题当成了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待，让普通公民产生了被剥夺感。
仅凭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不足以导致民粹的愤怒。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财富不均，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如何，都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奥巴马特别喜欢念咒，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他公开演讲中讲了超过140次。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阶层跃升的话语非常空洞。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5%能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甚至无法成为中产。如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国家。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效，来自收入最高的1%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学生数量加起来还多。对于机会平等的花言巧语已经不受信任。
才能至上的核心是这样的理念：我们不应该基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阻碍。许多天赋不因我们的行为而改变，所以那些因自身天赋而上升的人，没有正当的理由得到比同样努力但未被市场规则奖励的人，更多的回报。才能至上的观念，在胜者中鼓励狂妄自大，在败者中引发屈辱和怨恨。
感受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此厄运。”才能至上的观念，削弱了我们把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它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
奥巴马和希拉里总是给大家画大饼，谈“机会”。而川普则频繁使用“赢家”和“输家”。美国政治今天最深刻的分歧时有大学文凭和无大学文凭者的分歧。特朗普赢得了2/3无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的支持，希拉里在高学历的选民中获得压倒性优势。
英才治国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美国的创始人们，都有英才治国的观念，但他们都认为才干包括了道德美德。但是美国今天的技术官僚治国，割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现在，技术管理假设公共利益由GDP决定，由经济学家来建议。这种话语挤出了重大的道德和公民问题，譬如公民的尊严，不平等，公民团结的问题，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这种狭隘的考虑价值的方式，削弱了民主社会，刺激了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60年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发明了meritocracy这个词。一个完全meritocracy的社会意味着机会平等，壁垒消除，但是却有着赢家的光荣和输家的耻辱，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的结局。
在日常生活中，唯才是举通常都是公平的做法。但才能至上会引发问题。
“自己的作为决定命运”，这种观念在西方文化的道德直觉中根深蒂固。《圣经》教导说，万事皆有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对良好行为的神圣奖赏；干旱和瘟疫是对罪恶的惩罚。远航的船遇到风暴，人们问，哪个船员激怒了上帝？这种想法，反映了道德世界的法则如下，“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导致苦难”。这个当代观点十分相似，“财富是勤奋的结果，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圣经》世界观和才能至上主义非常相似，一方面强调人的能动性，一方面对不幸者冷酷。
上帝被设定人人类行为的回应者，他受制于人，因为公正，就必须给人回报。《圣经·约伯记》中，约伯正直贤能，但他的儿女在风暴中丧生。朋友们坚持他一定犯了大罪，逼迫约伯回忆自己的罪孽。这就是才能至上暴政的最早例证。约伯的朋友们坚信苦难是罪孽的结果，约伯必须为子女的死负责，这进一步加剧约伯的痛苦。约伯询问上帝，为什么正直的人要受苦受难，上帝否认了“罪人受罚”的逻辑，否认了“行为决定命运”的假设，他宣告并非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人类行为的奖惩。创造世界不只是为了人类，宇宙远远广阔，不应对上帝的道德准则妄加猜测。约伯记中的上帝背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中论功行赏的上帝观念。上帝否认自己的宇宙是才能至上，是行为决定命运的，从而上帝宣告了他无限的力量，并教导约伯学会谦卑。
在神学上，如果上帝必须赏善罚恶，那么上帝的行为就受制于人了，就否认了上帝无限的力量。如果救赎仅仅是上帝的恩典，与具体人的作为无关，那么上帝就必须解释为何世间有这么多的恶。人们很难同时认可三个观点：上帝正义，上帝全能，世间存在邪恶。解决这个难题，就要把罪责从上帝，转移到人类的身上，并承认人有自由意志——最早想出这个观点的是伯拉纠（Pelagius），他是早期基督教神学中自由意志的倡导者，是自由主义的先驱。
伯拉纠的方案受到了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全能，削弱上帝的最终恩赐——耶稣在十字架牺牲——的，道成肉身的意义。对上帝的谦卑将让位于对个人努力的骄傲。尽管奥古斯丁坚持认为，获得救赎必须凭借上帝恩典，但教会在实践中又把赏罚的观念带了回来。洗礼、祈祷、弥撒之类的仪式，除非让参与者产生某种获利的感觉，否则不能长久持续。倘若认为虔诚的宗教仪式和善行不会受到上帝青睐，在上帝眼中无价值，那么信仰就很难维持。
新教改革初期，马丁·路德就是批判自我作为决定赏罚的观点。路德继承奥古斯丁的观点：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受任何试图取悦上帝的行为的影响，无论善行还是仪式。我们不能祈求进天堂，更不能花钱卖钱进去，这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的选中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恩赐。
严格的路德派恩典教义坚决反对才能至上论，路德否定凭借善行实现救赎的可能，不给人类的自由，自我实现留下空间。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新教改革最后引发了新教徒的才能至上的工作伦理。约翰·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也认为救赎纯粹是上帝恩典：谁拯救，谁诅咒，早已命中注定，做圣礼也无济于事。加尔文的预定论引发了人们难以忍受的焦虑，由于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选中，因为注意力被引向职业伦理，引向世俗的成就，以努力工作，禁欲主义的方式来颂扬上帝，韦伯认为这促进了资本积累。
然而，人们始终难以抗拒这种想法：我努力，就会得救。神学上，凭借良好表现获得救赎这一才能至上的理念，早已出现，无论是天主教对圣礼的强调还是犹太人认为需要维护十诫来获得上帝的青睐。
加尔文教仍然暗示，努力工作不只是救赎的标志，也是救赎的原因。就这一点，有路德教徒抗议说，这种工作伦理实现救赎的看法，是对上帝恩典的冒犯。但无论如何，从加尔文教以后，才能至上的观点卷土重来了。中世纪修道士的苦行、精神贵族的观念快速衰落。这种观念让社会迸发了卖力奋斗的热情，产生了巨大财富，以及自我负责，自我实现，弱者有罪，悲剧合理的阴暗面。
对路德、加尔文教徒来说，他们关心：被救赎的人是自己赢得的，还是上帝的恩典？对于我么们来说，我们关心：成功者究竟是自己成功的，还是出于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而成功的？
韦伯观测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自己应得这份成功。他还想确认，与其他人相比，自己配得上，不幸者的不幸都只是他们应得的。”
近几十年，美国基督教产生了一种成功神学，领导者是美国最大几个教堂的电视福音传道者，教义是上帝赐予财富和健康来奖励人们的信仰。这种神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代周刊》的一项调查发现，近1/3美国基督徒相信，如果你把钱给上帝看，上帝就保佑你获得更多钱；61%的信徒相信，上帝想让人们成功。成功神学给成功者信心，给失败者希望，但在事情不顺时会导致巨大的沮丧。
特朗普在废除医保法案时，亚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议员莫·布鲁克斯说，共和党会让有医疗需求的人花更多钱，但这是好处，不是坏处，因为这奖励了有良好生活方式的人。（这种赏善罚恶，自由竞争，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赢者优越，弱者有罪，的观念，它会把一切竞争的残酷之处都合理化。）
从艾森豪威尔开始，各界民主党的美国总统都喜欢说，“美国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这又是一种赢家通吃，赢家应得的观点。反过来说，他就是弱国之所以弱，是因为不善不德，而美国，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伴着一种历史宿命，历史终结于正义的论调。
在奥巴马任期内，他的措辞渐渐从推行变革，转向安慰现状。2012年，他在加州比弗利山庄的筹款活动中说，“进步是走之字型路线的，有时政治走错了路，有些人被落下。但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是，最终，我们必将做出正确的选择。马丁路德金说得道德的曲折之路必将通往正义，就是让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特殊的原因。”
从80年代我开始上课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相信才能至上。70年代，斯坦福录取了1/3的申请人，哈佛录取1/5的申请人；而现在，两所大学只录取不到1/20的申请人。孩子们的青春期已经成为激烈奋斗的战场。2012年我在中国的厦门大学讨论为了Iphone卖肾的案例时，一个学生居然说，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劳，他们理应活得更久。我被这种厚颜无耻的思维吓了一跳。邓小平的改革，和里根-撒切尔的改革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的，那时起全球都在更多地依赖市场，相信市场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首要工具。
80年代对于美国福利制度的争论，与其说是关于团结的，不如说是关于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的不幸负责的，是无限个人责任，还是有限个人责任。我们对命运负责得越彻底，我们的生活就越值得赞扬和责备。克林顿的演讲中说，“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是时候戒掉从我们的政府或彼此那里不劳而获的坏习惯了。”责任和阶层跃升的话语，都指向自力更生，自我创造，（丛林法则）的理想。90年代以来，学院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也主张，社会帮助失败者的义务取决于找出穷人种谁应该为他们的不幸负责，以及谁是坏运气的受害者——只有后者才值得救助。
奥巴马在白宫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诺平等的结果，但我们创立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你是谁，长什么样，来自哪里，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决定终点。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学。”奥巴马特别喜欢阶层跃升的话语，来画大饼。这个策略在希拉里那里已经失效。川普竞选期间从未谈到过阶层跃升和进步信念，他只是谈赢家和输家，保证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在美国人对凭借努力和勇气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不再符合现实。奥巴马等人的u can make if u try，smart的阶层跃升话语，混淆了希望和事实，混淆了输赢的意义。
虽然中国的收入差距和美国大致相同，但中国的代际流动性比美国更大，起点在美国更重要，更可能决定终点。
托马斯·弗兰克批评自由主义者把教育视为弥补不平等的措施：“对自由派来说，每个大的经济问题都是教育问题，是失败者在学习正确的技能和获得证书方面的失败，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未来社会中需要这些。这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因于教育，只不过是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都分散了民主党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清楚思考哪些政策在导致不平等。
21世纪，95%的美国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都上过大学，意味着文凭者统治无文凭者。1979年，37%的英国工党议员来自体力劳动者背景，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要注意，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多数大学中没有得到很好发展。鲍里斯·约翰逊内阁中近一半的人是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而二战以来最成功的克莱门特·艾德里内阁却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艾德礼内阁的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领导创建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把国会变成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并没有提升政府效率，反而使其失去代表性。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日益成为教育精英的政党。政治的文凭主义把工人阶级推向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如今，59%的共和党人认为高校对国家发展有负面影响。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变成了文凭主义，贬低了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偏见，把劳动人民排除出代议制政府，引发强烈的政治抵制。
治理民主社会需要与不同意见作斗争。在面对分歧时进行治理的前提是，分辨清楚分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的公共目的克服分歧。西奥多·罗斯福创造了bully pulpit这个词，把总统职位称为道德激励和劝诫之地。现在，奥巴马把它看作提供事实、数据和信息的场所，按照这一看法，政治挑战不在于打破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不在于唤醒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强烈意识，而在于提供优质准去的信息。
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用市场激励机制来引导人们做出合意的行为，但激励是一个技术官僚的概念，采用财政诱因来实现公共目的，把决策权置于精英手中，削弱普通公民的权力，放弃了政治说服。
政治辩论中的事实并不像描述家具这么简单，房间里的大象可能是气候变化。不能把政治争议简单理解为拒绝科学，它关系到如何识别和描述有争议的事实。对公众舆论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对气候变化得看法就越两极分化。而那些反对减少碳排放的人，他们并不是拒绝科学，而是不相信政府会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尤其在重大经济改革中，他们不相信设计这套东西的官僚技术精英。
假设两个社会，收入都不平等，且不平等程度一样，100美元收入中，最富的20%有62，最穷的仅有1.7。如果这个社会是才能至上的精英社会，那么人们就会激烈竞争，而贫穷让人消沉，且会受到冷酷的对待。如果这个社会是世袭贵族的社会，人们都知道自己是靠运气才有这样的收入，因此会更加谦卑温和。英才统治的理想关乎流动性而非平等，它强调每个人都能攀爬成功的阶梯，却不告诉人们梯子上的横档应该相距多远。才能至上的理想为不平等做了辩护。
对精英而言，他们需要明白，他们碰巧生活在奖励此类才能的社会。詹姆斯打篮球赚了数千万，因为篮球受人欢迎，他的天分只有在当今的社会中才能带来奖励。
罗尔斯的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差别原则【把天赋分配视为共同资产，分享该分配带来的利益。那些被自然恩惠的人，只有在改善那些失败者处境的条件下，才应得他们的利益。应该让偶然性的天赋为最不幸的人谋利。】罗尔斯的公正原则，既不奖赏才能，也不奖赏美德，因为对什么是才能或美德，人们看法不一，这取决于对美好生活方式有争议的观念。因为有争议，所以就放弃对价值观的讨论，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权利。他觉得正当（权利）优先于善（才能+美德）。
桑德尔认为，我们的成功依赖于我们栖身的社群，因此有义务促进社群的公共利益，社群是否对个人的市场收益有正当的道德要求，取决于我们如何证明这种义务。、
分配不只是关于财富的，也是关于荣誉和认可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对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坚持正当，程序正当优先于善的观念，会化社会尊重为个人道德问题，导致自由主义者对傲慢羞辱视而不见。精英对工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荣誉和认可不能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分开。
运气均等主义认为只有在人们的不幸由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时，才应该得到补偿，把公共援助视为有条件的，支持了那些贬低他人的观点，即福利领取者毫无贡献，无价值。它忽视了贡献正义问题。而且，什么是自愿的，什么是可控的，机会和选择的差别经常是模糊的，如果我的房子烧了，有人想谴责我，他可以说，你怎么不去买保险呢，你本来可以控制结果的。（控制结果依赖于信息，信息无止境的）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那就是精英大学目的就是招收最有才华的学生（过去这些学校只为上层精英服务），要达到无阶级的，流动的教育，所以使用SAT（军用智商测试）来测试入学申请的学生。他找了托马斯·杰斐逊来背书，杰斐逊反对凭财富出身获取地位的贵族，认为美德和才能的贵族要取代之，教育体系要从穷人中选拔天才青年的机制。然而，流动性未必以为着平等，相反流动性让才能而不是出身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精英教育没有带来无阶级的社会，它仍然贬低那些因缺乏天分而被排除在外的人。而且，经济学家哈吉·柴提的研究表明（p188），美国高等院校很少让学生实现阶层跃升，1800所大学中只有不到2%的学生从收入最低的20%升到了收入最高的20%。
高等教育的赢家通吃的重新分类实不可取。第一，加剧了不平等，在考试选拔中表现最好的，通常是最富有家庭出身的，军备竞赛的结果通常是富者胜出。第二，对获胜者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过去的世袭精英毫不费力就占据了好大学的位置，而新的才能至上原则让精英们也历尽艰辛才获得这个位置，这让他们更认为自己的地位理所当然。激烈的竞争让青少年在严酷无情的环境中成长，大学生的压力空前上升，抑郁和自杀的风险上升。过去一年，每五名大学生就一名有自杀的念头（Laura Krantz, 1-in-5 College Students Say They Thought of Suidide）。
拆掉分类机器：应该弄清楚如何让生活中的成功更少依赖大学文凭。尊重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开始，这些学习和培训为人们从事工作做好了准备。要扭转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四年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陡峭区别。
重塑社会尊重的阶梯：不仅增加就业培训的资金，也要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学习成为水管工、电工或牙科保健员，也应该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宝贵贡献，而不是对那些SAT高分但没钱读大学的人发安慰奖。
被全球化抛下的工人们不只是因为失业、贫穷和文化，也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无法帮他们获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已经不代表他们对公共利益所作的贡献，甚至他们还会被黑人、女人、移民、难民插队排到他们前面。这些选民想要的是更大程度的贡献正义，赢得被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机会。
2014-27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停止增长，甚至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死亡率下降了40%，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死亡率上升了25%。
我们要开启恢复劳动人民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需要兼顾贡献正义和分配正义。根据公民的理想，公共利益不应只是简单地汇总反思我们的偏好，最理想的是提升和改进我们的偏好，让我们能够过上有价值的、最充实的生活。黑格尔和涂尔干也认为劳动组织必须赋予所有工作活动特某种性质，表明这些工作对公共利益有贡献。如果每个人基于贡献来获得报酬，那么社会分工就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当我们因为贡献而获得同胞的尊重，我们才是最完整的人。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
我们不能把市场中赚的钱和社会贡献等同。譬如金融业的赚钱方式改变了精英和成功的定义，它深深影响了工作尊严。迈克尔·刘易斯在《Flash boys》中讲述一家公司，铺设了链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纽约证交所的光缆，可以把五花肉期货和其他投机交易的速度提高几毫秒。这种优势价值上亿，但是对经济没有贡献。通过金融创新赚钱的行业不产生实际的投资，不产生贡献，而他们牟取暴利，说明了市场回报和公共贡献之间巨大的鸿沟。投机者的威望和财富，嘲弄了那些在实体经济中生产商品，努力工作的人的尊严。
税收不仅分配收入，而且表达社会判断，什么对公共利益有贡献，什么没有。为什么资本利得税低于劳动者的工资税？巴菲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赌场式的投机行为，征收金融交易税，“罪恶税“就是一个好办法。
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公民对彼此负有怎样的义务。如果我们不思考我们共同生活的目的，就无法确定什么是值得肯定的贡献。如果没有归属感，不把自己看成互相亏欠的社会成员，我们就不能思考共同的目标。只有当我们依赖他人，并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时，我们才有理由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集体福祉所做出的贡献。这需要足够强的团体意识来说出，我们都在一起。而不是危机时的宣传咒语。
即使是流动性更强的社会，也需要找到办法让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在原地蓬勃发展，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一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让那些无法成为精英的人日子不好过，怀疑自己的归属。人们常常认为，机会平等的唯一替代办法是苍白的、压制性的结果平等。但还有另一种平等：生活境况的广泛平等，让那些没有获得巨额财富和显赫地位的人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赢得社会尊重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分享传播学习和文化，与同胞共商公共事务。
我们今天缺乏境况的平等。把不同阶级、种族、民族、信仰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空间太少。40年的全球化让收入财富不平等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互相很难碰面。这助长了一种冷酷、恶毒的政治氛围，加剧了党政，让我们失去了共同思考重大公共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了互相倾听的能力。
消费主义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公共利益：如果公共利益仅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那么结果平等不重要。如果民主仅仅是各种手段的经济学，是把我们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加在一起的问题，那么民主的命运就和公民的道德纽带无关。如果我们只有与我们的公民同胞商讨符合我们政治共同体的目目标才能实现公共利益，那么民主就不能对共同生活的性质漠不关心。民主并不要求完全平等，但民主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的公民在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相互接触。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分歧的方式，也是我们关心公共利益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