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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大将”罗瑞卿因何愤而从三楼跳下？回复:0 人气:18806
楼主 发表于2014-02-13 08:27:43 1
罗瑞卿在公安部会议上讲话（资料图）
本文摘自《怀念罗瑞卿同志》，于长治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大将罗瑞卿，是一位戎马倥偬，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在歌舞升平的和平时期，他忠心耿耿，铁肩担道。他这种勇于任事，临难不苟的可贵品质，被毛泽东欣喜地称为：“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就是这个身材高大而被共和国领袖称之为一代名将，一生中却三次遭遇大难。令人称奇的是，将军三次大难皆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其造化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却在1978年在德国心脏病突发，客死异乡。
1927年7月，罗瑞卿由武汉军校改编而来的张发奎部教导团到达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船一靠岸，教导团便被并不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缴了械。在由武汉至九江的航行途中，罗瑞卿由于受了风寒，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因此发起高烧。因去南昌不成，他只好带病返回了武汉，并在一个靠近四川会馆的小旅馆暂住了下来。因病情日渐严重，他遂在同学的帮助下来到了武汉的仁济医院。经过诊断，医院认为他得了伤寒，并要求他住院治疗。由于住院费用昂贵，收入菲薄的罗瑞卿根本无力承担。院方见罗瑞卿交不出钱来，遂雇了一个车夫把病体衰弱的罗瑞卿送回了小旅馆。见他几乎奄奄一息，小旅馆的老板自是坚拒门外。无奈之下，车夫把一口四川腔的罗瑞卿拉到了四川会馆，把他悄悄地丢到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
此时此刻，身材高大的罗瑞卿瘦骨伶仃地躺在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病缠身的痛苦把他折磨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偶有神智清醒的时候，他就仰视着斑驳陆离的天花板，期待着死神早一点让他摆脱疾病折磨的痛苦。
有道是吉人天相。在绝望中奄奄待毙的罗瑞卿并没有死。由下一位姓熊的四川同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他，并为他送来了一碗热粥。靠着这碗热粥，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罗瑞卿缓过劲来。后来，在熊师傅的悉心照顾之下，罗瑞卿的身休慢慢地好转，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走了出来。
沙场中弹，将军绝处又逢生
1931年4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对我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二次“围剿”。根据敌强我弱的战场态势，红军决定诱敌深入，伺机反击。4月20日，红军主力后撤至根据地腹地的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当时，罗瑞卿任红十一师政委，奉命率部在一个叫观音崖的高地上阻击敌人。战斗打响之后，一向喜欢指挥靠前的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把师部直接设在观音崖的山顶上，在师特务连连长杨得志的指挥下，战士们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就开始进行猛烈的炮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向我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式冲锋。在强敌面前，罗瑞卿沉着冷静，指挥果断，率领英勇的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屡挫敌锋。激战正酣时，杀得性起的罗瑞卿操起机枪，向敌群猛扫。突然间，敌人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由于隐蔽不及，身材高大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左颊中弹，由于动脉被打断，顷刻间汹涌的鲜血便染红了他身旁的土地。
见政委受伤，战士们迅速把他抢下了火线。在经过简单包扎和治疗之后，罗瑞卿于10天之后碾转送到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后方医院。由于失血过多，再加上后运途中连日暴晒，风吹雨淋，因此重伤之下的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真正是命悬一线。
昏迷中，罗瑞卿隐隐约约听到了锯木头的声音，同时又听到了有人在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他个子很高，赶快做一个长一点的棺材吧。”
罗瑞卿迷迷糊糊地知道，他们说的大概是自己。这一次伤势太重，恐怕自己难以逃脱死神的召唤。
然而，战友们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在昏迷了几天之后，罗瑞卿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过这一次助他死里逃生的，却是他那年轻而又旺盛的生命力。
以死明志，纵身一跳身致残
全国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将军过人的精力和出众的才华，使得他在军队中身兼数职、位高权重。
也许是应了“哓哓者易折”那句古话。性格耿直、坦率而且勇于任事的罗瑞卿，在工作中大胆负责，勇于创新，注重调查研究，善于集思广益，因此使军队工作很快就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他在军队中开展的大比武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更使军队的训练热情和训练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使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全面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罗瑞卿的工作能力在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军队元老赏识的同时，也引起了以林彪为首的一群军内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嫉妒和不满。本来，长期在红一军团工作的罗瑞卿一直是林彪的老部下，在延安时两人又分别任抗大的校长和教育长，可谓是渊源颇深。在林彪看来，手握重权的罗瑞卿理所当然是自己线上的人，因此平时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但刚直不阿的罗瑞卿怀着对党、对毛泽东的耿耿忠心，并没把林彪的“关怀”放在心上，更没象他期望的那样宣誓对他效忠。这不禁使工于心计的林彪大为光火。1965年底，林彪指使其在党内军内的同党发动突然袭击，为正在边境勘察地形的罗瑞卿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无情批判，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罗瑞卿申辩无门，倍感屈辱。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性格刚直的将军认为自己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骇人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于1966年3月18日夜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幸运的是，罗瑞卿这次跳楼又没有死，仅仅是脚后跟粉碎性骨折。这是他第三次大难不死。这次死里逃生，应当归功于他那强健的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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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谈公务员工资：不能高于工人 可防公仆变主人
作者： 罗纳尔多拉A梦 关注 于 2014-02-06 10:18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朱峻峰（《求是》杂志原副总编） 原题为：想起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
最近，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过程中，与理论界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民主执政的理论时，不免使我想起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
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历经72天。但就在短短72天的时间里，巴黎公社通过并实行了许多规定和措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奇迹。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的原则，包括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巴黎公社的实践是伟大的，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理论是辉煌的。这一辉煌的理论成果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写成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同时也体现在恩格斯在20年后为出版《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还体现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
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一是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二是公社不是压迫性的机关，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三是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并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四是公社不是官僚、腐败机构，不是吸血鬼，它取消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高薪，是“廉价政府”；五是公社对农民决不去“敲骨吸髓地压榨”，“决不靠农民劳动以自肥”，而要免除他们的一切血税，要给农民直接带来重大益处。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就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民主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巴黎公社的民主措施，可以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同时也消除人民升官发财的思想，以防止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变质。他进而指出了“彻底发展民主”的思想，指出民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同时也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防止公仆变主人”，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一个历史性《决定》，第一次把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结合在一起，回答了“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民主执政本身是讲执政方式，但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执政与为谁执政、民主执政与为民执政结合在一起，所以民主执政在整个执政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决定》还要求我们“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拒腐”，就是拒绝腐蚀，拒绝腐败；“防变”，就是防止变质，防止“公仆变主人”，从而把民主执政与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等统一了起来。我们党的民主执政理论和用民主制度来解决腐败、防止“公仆变主人”，是对巴黎公社民主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2021-11-22 10:05
老工人
老工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无产阶级战略家！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家！唯一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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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判断
冯利华 释清仁
2021年11月22日08:19 |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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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判断
战争与和平的总体态势，是我们党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从对世界大战的判断入手，得出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的科学结论。进入60年代，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逐渐改变了5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60年代初，提出世界战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可能性进一步加大；60年代末，强调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判断的实践经验，对于认识与分析国际形势、把握战争与和平态势，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战争与和平态势问题，慎重考虑战争爆发可能性
战争判断思想，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对战争与和平态势的认识提升到战略高度，作为运筹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并在此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战争判断问题，是有深刻原因的，既是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又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客观要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能否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建设事业至关重要。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客观形势看，一方面，国际形势异常错综复杂，新中国的安全环境确实面临潜在或直接战争威胁；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是当时人们一直关注并思考的重大问题。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毛泽东对战争爆发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总的看，毛泽东的战争判断思想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
统揽国内外形势，在战略大视野中进行战争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经济、外交等的继续。为此，对战争奥秘的探寻不能限于战争本身，还必须深入到其他领域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战争的基本方法，以开阔的视野、大战略的思维，在综合把握战略全局中思考战争态势问题，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高超智慧。
由于与政治、经济、外交等诸领域存在着密切关系，战争的发生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从其他领域发现端倪的。这就要求军事主体必须具备宽广的视野，防止把对战争态势的认识限于纯粹战争领域。毛泽东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并非就战争而论战争，而是在综合把握国内外因素变动的基础上，来分析与判断战争态势问题，体现出大战略思维的运用。毛泽东始终坚持综合把握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在内的战略全局，敏锐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从中探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他尤其善于见微知著，从各种碎小片段中提取有益信息，并将其综合起来，形成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既重视对客观现实进行分析，又注重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从历史中探求对战争判断有益的认识。以上都反映了他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的大战略思维。
分析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对比，着力把握制约战争诸因素
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促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毛泽东深谙国际政治的运行机制，注重分析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之间的对比，并着力把握力量制约因素，以此认清战争可能性问题。
就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看，战争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战争发动者失去制约造成的，是在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战争中非常重视“知”的哲学。他历来主张，打仗要首先摸清对手状况，主要是战争发动者的意志、力量状况，尤其是其力量使用及分布状况。在战争判断问题上，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世界上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尤其是注重分析战争可能发动者的力量状况。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及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作为考量战争发生的重要制约因素。进入60年代，随着中国周边形势恶化，毛泽东更加注重分析战争发动者的战略意图及战略能力，尤其注重分析敌人是否拥有发动战争的足够力量。总的看，毛泽东从力量制约入手来分析战争可能性问题，可谓切中了要害。
关注战争发展动向，对战争进行跟踪式动态研究
毛泽东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他总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使思想跟上变化的实际，其战争判断思想表现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冷战达到高潮，世界范围内形成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战争从未停止。总的看，诱发战争的因素异常复杂化、多样化。在这种形势下，准确把握战争的动向，就有着相当大难度。在此问题上，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从坚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并非是始终如一的，要据此及时调整主观认识。实际也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7年的历程中，毛泽东不断调整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与估计，基本上把握住了战争的风向标。尤其是其跟踪式动态研究战争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借鉴。
把握战争的两面性，避免战争判断问题上的简单化
战争与和平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具有两面性。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坚持一分为二辩证地分析战争可能性问题，从而避免了战争判断问题上的简单化。
“战”与“和”，两者之间本身没有界限。现实中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往往在一瞬间。这就要求在战争判断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避免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简单化。在此方面，毛泽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在六七十年代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否定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一面。以上都体现了毛泽东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这也启示我们，一定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同时兼顾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两种状态。在和平时期，必须始终不忘备战，时刻常备不懈，以此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临战状态下，必须始终不忘发展，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以此夯实备战的物质基础。
(责编：刘圆圆、代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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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3 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