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与她的“梅郎”
她曾是深宅大院里的朱家四小姐
朱枫（1905-1950），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宁波镇海人。她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亦出身富豪之家。六个女儿当中，最受朱云水夫妇宠爱的便是四小姐朱贻荫。
少女时代，朱贻荫曾拜沙孟海为师，写得一手清丽的小楷《前赤壁赋》，假如没有战乱，她很可能成为女书法家。但“书法不能救国”，在宁波镇海的朱家花园，朱贻荫开始了由少女而至少妇，由少妇而至革命者，最后成为烈士的一生。
1927年，22岁的朱谌之依从父母之命，远嫁沈阳，做了奉天兵工厂一位镇海籍中年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她很快胜任了继母的角色，并生下女儿陈沈珍（后改名为朱晓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大家子逃回老家镇海，陈绶卿一夜之间得了霍乱，撒手西去，不到三十岁的朱谌之成了寡妇。
红色女谍惊世骇俗之爱 守寡7年后嫁给外甥
朱枫和孩子们
在抗日的洪流中她嫁给了自己名义上的外甥
守寡的朱枫在家中开起私塾，教族里的晚辈。那段岁月，她更像是“民国版的李清照”，但真正让她投身革命的，却是生命中的一段爱情。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朱枫传》中记述：寡居七年之后，她竟然被她的那个名义上的外甥热烈地爱上了。叫朱晓光的男子，是朱枫开私塾时教过的少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不过是名分上的舅妈与外甥，但这已经够惊世骇俗了。
他们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憔悴的少妇变成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才华横溢，英姿飒爽。于是，热血男儿一发而不可收地爱上了她。
“这一段超乎寻常的恋爱关系，如果没有时代洪流的裹挟，将成为离经叛道的‘鸳鸯蝴蝶梦’。壮怀激烈的年纪与浴血奋斗的时代，有一个从身心直至灵魂的女性作为寄托和引领，人生无憾。晓光从朱枫身上汲取力量，朱枫从久违了的青春中回忆了当年的纯真进取、慷慨激昂。”作家王旭峰如此评述。
朱家三兄弟彼此以“松、竹、梅”相称，朱晓光是为“梅君”。后来，朱枫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
出狱后她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
为的是消除敌伪的怀疑
1937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工作。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结晶：一岁的儿子朱明。
朱枫假借妹妹婆家的名义开了一间大乐童装店。表面上，她是一个极善经营的成功浙商，“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暗地里，童装店是地下党的商业机构，负责筹措革命经费。
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枫便利用这层关系搜集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好文章阅读 www.lingdz.com)
1944年，朱枫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她非常机智，也很镇定，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得以释放。朱枫的外甥女、着名医学专家顾倬云回忆：一出狱，朱枫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以“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
她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奇迹般地营救出丈夫
1941年夏，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化名周爱梅，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她摆出富家女的姿态，出手阔绰，打扮时髦，探访都由集中营的领导亲自接待。
“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讲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多年后，朱晓光写文章回忆当时情景，他满怀感佩地称妻子是他的“护法韦驮”。
其时，朱晓光身患疟疾，脸上长疮，备受折磨。朱枫看在眼里，却要将对丈夫的思恋、担忧、焦虑、紧张的情绪，统统隐藏在若无其事的表情背后，一边心如刀绞，一边却与看守谈笑风生。她知道那些人的软肋在哪里，便前后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让看守人员对朱晓光刮目相看，把他当做一个不知世事、大有油水可捞的富家公子，由此放松了警惕。
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
“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夫妇俩的通信真挚深情而乐观
很长一段时间，朱枫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5年朱枫秘密入党，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女儿朱晓枫回到母亲身边，度过了一段最长最温馨的时光。
次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谁都不会想到，母女就此永别。“母亲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以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
朱晓枫对母亲最后一个记忆中的镜头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
1948年秋，朱枫到香港工作，主要任务是陪伴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回归大陆。由朱枫继女陈宜带大的儿子朱明已经十来岁了，也来到香港，和朱枫共度了一段岁月。朱明这才知晓，亲生母亲原来是这个他称为“外婆”的人。
那也是朱枫、晓光夫妇最渴望团圆的日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留下来筹建新华书店，一家人翘首盼望朱枫归来。朱枫又何尝不是，她给“梅郎”写下不少情感细腻、真挚的信件：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
而朱晓光回信则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朱枫没有回上海，而是去了台湾。
1950年，“中共间谍第一案”轰动台湾。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名中共潜伏人员壮烈牺牲。
她曾是深宅大院里的朱家四小姐
朱枫（1905-1950），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宁波镇海人。她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亦出身富豪之家。六个女儿当中，最受朱云水夫妇宠爱的便是四小姐朱贻荫。
少女时代，朱贻荫曾拜沙孟海为师，写得一手清丽的小楷《前赤壁赋》，假如没有战乱，她很可能成为女书法家。但“书法不能救国”，在宁波镇海的朱家花园，朱贻荫开始了由少女而至少妇，由少妇而至革命者，最后成为烈士的一生。
1927年，22岁的朱谌之依从父母之命，远嫁沈阳，做了奉天兵工厂一位镇海籍中年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她很快胜任了继母的角色，并生下女儿陈沈珍（后改名为朱晓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大家子逃回老家镇海，陈绶卿一夜之间得了霍乱，撒手西去，不到三十岁的朱谌之成了寡妇。
红色女谍惊世骇俗之爱 守寡7年后嫁给外甥
朱枫和孩子们
在抗日的洪流中她嫁给了自己名义上的外甥
守寡的朱枫在家中开起私塾，教族里的晚辈。那段岁月，她更像是“民国版的李清照”，但真正让她投身革命的，却是生命中的一段爱情。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朱枫传》中记述：寡居七年之后，她竟然被她的那个名义上的外甥热烈地爱上了。叫朱晓光的男子，是朱枫开私塾时教过的少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不过是名分上的舅妈与外甥，但这已经够惊世骇俗了。
他们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憔悴的少妇变成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才华横溢，英姿飒爽。于是，热血男儿一发而不可收地爱上了她。
“这一段超乎寻常的恋爱关系，如果没有时代洪流的裹挟，将成为离经叛道的‘鸳鸯蝴蝶梦’。壮怀激烈的年纪与浴血奋斗的时代，有一个从身心直至灵魂的女性作为寄托和引领，人生无憾。晓光从朱枫身上汲取力量，朱枫从久违了的青春中回忆了当年的纯真进取、慷慨激昂。”作家王旭峰如此评述。
朱家三兄弟彼此以“松、竹、梅”相称，朱晓光是为“梅君”。后来，朱枫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
出狱后她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
为的是消除敌伪的怀疑
1937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工作。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结晶：一岁的儿子朱明。
朱枫假借妹妹婆家的名义开了一间大乐童装店。表面上，她是一个极善经营的成功浙商，“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暗地里，童装店是地下党的商业机构，负责筹措革命经费。
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枫便利用这层关系搜集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好文章阅读 www.lingdz.com)
1944年，朱枫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她非常机智，也很镇定，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得以释放。朱枫的外甥女、着名医学专家顾倬云回忆：一出狱，朱枫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以“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
她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奇迹般地营救出丈夫
1941年夏，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化名周爱梅，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她摆出富家女的姿态，出手阔绰，打扮时髦，探访都由集中营的领导亲自接待。
“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讲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多年后，朱晓光写文章回忆当时情景，他满怀感佩地称妻子是他的“护法韦驮”。
其时，朱晓光身患疟疾，脸上长疮，备受折磨。朱枫看在眼里，却要将对丈夫的思恋、担忧、焦虑、紧张的情绪，统统隐藏在若无其事的表情背后，一边心如刀绞，一边却与看守谈笑风生。她知道那些人的软肋在哪里，便前后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让看守人员对朱晓光刮目相看，把他当做一个不知世事、大有油水可捞的富家公子，由此放松了警惕。
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
“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夫妇俩的通信真挚深情而乐观
很长一段时间，朱枫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5年朱枫秘密入党，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女儿朱晓枫回到母亲身边，度过了一段最长最温馨的时光。
次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谁都不会想到，母女就此永别。“母亲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以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
朱晓枫对母亲最后一个记忆中的镜头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
1948年秋，朱枫到香港工作，主要任务是陪伴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回归大陆。由朱枫继女陈宜带大的儿子朱明已经十来岁了，也来到香港，和朱枫共度了一段岁月。朱明这才知晓，亲生母亲原来是这个他称为“外婆”的人。
那也是朱枫、晓光夫妇最渴望团圆的日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留下来筹建新华书店，一家人翘首盼望朱枫归来。朱枫又何尝不是，她给“梅郎”写下不少情感细腻、真挚的信件：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
而朱晓光回信则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朱枫没有回上海，而是去了台湾。
1950年，“中共间谍第一案”轰动台湾。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名中共潜伏人员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