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耀祖关在苏南一个看守所已经有一年多了。十二月的南方已经很冷了。尤其是昨天突如其来的那一场雪。雪花柔软细小、无声无息，但很快铺天盖地，把整个世界全部包裹进去。树梢、屋顶、马路、草地，工人们的清洁桶和睫毛上全都挂着冷冰冰的雪。看守所应该比家里更冷。南方没有暖气，虽然许多人家也不舍得整日开着空调，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抵御严寒，然而，看守所就不一样了。
我想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想到冰冷的石墙和铁栅栏。我想到关在那里的人一定在瑟瑟发抖。许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女子监狱。从表面上看，高墙大院，跟普通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可是进门的时候，没有指令，那些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最外层的门又高又重，拉开的时候故意发出刺耳的声音;进了大门，从逼仄的走道拐几道弯，之后，要站在两扇厚重的铁门跟前等很久。
陪同人员为了缓解客人的压抑，会向你解释这个程序为什么这么复杂。傻瓜也是心知肚明。进去之后，供参观的犯人宿舍都非常整洁，没有一样尖锐的东西;车间也跟普通服装厂没有区别。普通服装厂有男有女，但这里，只有清一色的女人。我注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坐在缝纫机前。在我们参观的十来分钟里，她的眼皮一次都没有抬。她让我想起上学时最漂亮的女同学，公司里最受欢迎的女同事以及电影里的女主角。她的冷漠而年轻的脸让我十分好奇，我盯了很久，但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耀祖将从我的日常中被忽略，到了逢年过节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会屹立不倒。但现在，耀祖令我回想起见过的那座监狱，想起缝纫车间里高高的玻璃窗口闪烁着冷酷无情的光芒，想起记忆存贮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监狱画面，当初的好奇心荡然无存，留下来的是深重的苦涩的滋味。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感到苦涩，每晚入睡前，我仍然被苦涩的感觉包裹着。
然而，我一点儿侥幸心都没有，没有像正常人那样问一句，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我的内心丝毫没有替耀祖辩解的意思。盗窃、抢劫、打人都是有罪的。耀祖有罪这件事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顽固，无可挪动。后来，我明白了，耀祖的人生，无论经过多少流转，不过是从前那个世界的延伸，跟想象的一样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脸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那些信息——我因为年纪小，因而无从表达，但我隐隐有预感，关于耀祖，关于耀祖的命运，早有定局。
我无法称耀祖为朋友——如果一个人你二十年里只见过三次面，说话没超过十句，也许不能将之称为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前男友、不是亲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我的童年伙伴。他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童年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差不多七十年了。我们同一年出生，一同在那个小孤岛上长大。十五岁起，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上高中，之后只有逢年过节才见面。又过了几年，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讨生活，见面的次数变成三五年一次。算是兄妹也是可以的，但我们到底不是兄妹，如果是兄妹，我得到他进监狱的消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想办法，而不是仅仅缩在这里掉眼泪。但是真切的眼泪提醒我，耀祖，比我以为的对我还要重要，以至于我束手无策，如困兽在屋中团团打转。
2
耀祖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我试着联系儿子。就今天而言，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人：耀祖和儿子。我儿子对我的家乡非常生疏，不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外婆家一住就是整个夏天，现在的孩子生命金贵，时间也金贵，适应不了农村的酷暑和苦寒。他一岁那年春节，我带他回乡下过年，正月格外寒冷，冰锥子挂在屋檐上，到娘家头一天，怕他冻着，我们把他裹得像粽子，他很不自在，嗷嗷直叫唤，谁哄都不行，直到耀祖抱着的时候才停止哭闹。
这是他和耀祖的第一次见面，他整整纠缠了耀祖一个下午。我们围坐在桌边打麻将，耀祖带着儿子东跑西荡。这就应该是耀祖，沉默无言，值得信赖，吃得了亏。到了晚上，孩子适应了江边的气候，也适应了耀祖，发出咯咯咯的欢笑声。之后我数次带他回乡，他仍然谁也不亲近，唯有见到耀祖，却能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跟前，喊他“舅舅”，甚至他长大之后，只要提到外婆家，童年和妈妈的好朋友，我儿子总是说，妈，那个耀祖舅舅……
如今，耀祖身陷囹圄，我的兒子远在异国，我已年过四十，我以为一切翻天覆地，可是令我牵挂、折磨我的还是这仅有的几个人，我的内心无比苦涩。冷战了五天之后，我在微信上留言问儿子A-level的考试成绩出来没有。其实这只是个借口，我并不期望他的成绩突然好到天上去，我只是希望这种冷战有理由结束，并且不是以我的道歉——要是道歉的话，冷战结束就容易得多。
但道歉是个坏的开始，即使道歉，也应该由他向我道歉。无论如何，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在养育他，我在挣钱供他读书，奋斗了半辈子，现在还租住着别人的一居室呢。我甚至也没有继续沟通的欲望，因为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会顶回来。有时候搞得我灰头土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摆。我一片忙乱，脑子就不转了。等我理顺了，又想争执点什么的时候，人家发来语音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改变不了你，你也改变不了我，不如暂时什么也不要说了。
总之，我已经五天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我知道他的动态。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两块可颂面包，喝了一杯牛奶;我还知道他昨晚凌晨一点还在跟别人语音电话。他的笑声通过他在英国监护人的手机传送给我，使我的心里既酸楚又欣喜。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上一个暑假因为疫情他没有回来，我去英国的签证也过期了。回想他的模样，我的儿子最让我倾心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种淡定和稳重，我以为是一种教养，也像是一种基因突变。我跟他父亲，我们这代人，这个家族里都没有这东西。我第一次发现他如此与众不同是在伦敦的街头。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们在街头走了很久。经过一条小巷时，天已经黑了，行人稀少，路灯昏暗，我很紧张，担心迷路、担心遇到电影里的黑帮火拼、担心招停的出租车司机会抢劫我们。
不会的，妈妈。他说，有我呢，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说完不疾不徐地往前走。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没有那么笃定，对这个地区也很陌生，四周没有参照物，但是，他没让我看出他一筹莫展。他的脚步不紧不慢，一直到灯火通明的地铁站，脸上才露出喜色，呼出一口气。
但这只是他在人前的样子，进了屋，安顿好，他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门很快锁起来。说我们母子零交流，完全不是夸张;说他恨我，更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多想跟他说说耀祖的遭遇，可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3
在耀祖被抓进去的前一个月，我才见过他。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村子，正月初三，到处都有疫情的坏消息，我们已经准备马上动身回城里去，以免道路被封。突然，我看到一辆红色的旧奔驰停在我们两家房子的过道上。我听到耀祖的屋子里有孩子的声音。还能是谁？直觉告诉我是耀祖带老婆孩子回来了。我朝着他的大门口喊了起来，像我小时候经常做的那样。长大了之后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但是回到村子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放大音量说话。
耀祖从门里走了出来。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七八年了。但是他认出了我，我从来没有怀疑他认出我。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然后就那样看着我。他老得有点狠，头顶已经秃了。一个小男孩站在身边，我知道是他的儿子，但是外人肯定会说这像他的孙子。我相信我在他眼里同样老了，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个事。他问我说，你一个人回来的吗，你的孩子呢？
他在国外上学呢，这是你儿子吧？我假装才刚刚发现这一点。
是啊是啊，五岁。小瑞都出国了吧？他的口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羡慕，以及更加复杂的情绪。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我装着没听出异样，轻描淡写地说，小瑞成绩不好，在国内上不了好高中。
可是那要好多钱。他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他小时候就喜欢那样直愣愣地看人。我假装看不见那辆奔驰旧得跟什么似的，反而提高嗓音很惊喜似的说，你买车了呀？
是啊，耀祖买车了。耀祖妈妈正等着我提起车的事呢。她喜滋滋地责备说，人家十年前就买车了，耀祖到现在才买车，还这么旧。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反正都有车了。
以后回来方便了。他妈妈说，他妈妈真的欢喜，去年她还在责备他没有开车回来，如今，因为车，似乎和城市、和儿子的距离更近了，她的面色很舒展。耀祖没有说话。
耀祖的儿子在叫爸爸，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家，毕竟门外太冷了，我们都只穿着件毛衣。
但是，等我吃过饭站到门口，门口那辆破旧的奔驰车不见了，耀祖也不见了。
临时有事，老板让他马上回去。他妈妈告诉邻居们，一并也告诉我。他过几天还回来，他的老婆儿子还在这儿呢。
耀祖母亲脸上的光还在。光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昨天她脸上还没有这种光，前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我们大家过年相见打招呼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在耀祖回来的这半个钟头，光来到她脸上。她已经很老了，大约七十七八岁，但她脸上的光让她神采奕奕，看上去精力旺盛。
直到我離开的时候耀祖也没有回来。他的五岁的儿子独自看着江面，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一种耀祖小时候的模样，如果不算冒犯的话，就是那种傻呵呵、直愣愣的神情。这个东西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
4
关于耀祖妈妈脸上的光，我一路都在回味。我本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家里的长女，我的成长是无波无澜的，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也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我不记得妈妈因为我而充满了光，并且，我也没有从儿子身上感受到什么光荣的时刻。承认这一点很难为情，但并不妨碍我相信，即使一百岁的人，也渴望看到妈妈脸上的光以及为儿女而感到光荣。
我儿子长到十八岁，我只有在他出生后前七年享受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后来十多年，基本上就是不愉快和烦心事居多了。不，这里面还有许多快乐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藏得很深，被其他东西覆盖了。
在他七岁之前，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快乐的。那时，我的想法开放，不拘泥于那些粗糙的成功学经验，信奉快乐高于一切，希望儿子在自然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我还希望他有爱的能力，懂得给予、分享，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我把房子买在近郊，虽然上班有点不方便，但近郊有更多的绿化、科技馆和露天公园。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去学钢琴、跆拳道，我则教我儿子快乐和玩耍。他每天骑脚踏车在公园里快乐游戏，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陈逸的童年玩伴。陈逸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大人小孩都非常投缘。我们两家都没有刻意选择重点小学，两个孩子同一年上了小区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
一进小学，王嘉瑞就显示出跟别人的差距。他成绩不佳，显然不属于那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学习兴趣的孩子，但这没有引起我特别大的警惕。有一次，我看到儿子考了83分的试卷右上角画了一个圆，里面是一个“40”。这是什么？我问儿子。
这是我的学号。儿子声音响亮地回答我。
但是，下一张考了79分的试卷上赫然画了一个44。你的学号会变吗？
不会呀。儿子歪着头打量着试卷。我意识到这不是学号，可能是排名。班上总共45个学生，这意味着我儿子的成绩是全班垫底。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试着走到教室门口接孩子，主动和他的语文老师聊了几句。她证实了我的猜测：那的确是排名而不是学号。她很高兴我终于来找她谈话了。她告诉我，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之前完成了拼音和百位数之内的加减，王嘉瑞这方面基础的确很差。但是，她接着说，可以通过周末上补习班的形式让他追赶上学校的进度。
他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只要家长用点心就可以了。
见我一副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老师面露不悦：高考制度摆在这里，成功或者失败，一目了然。上重点中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体面的、成功的人，表面上成年才能决定，事实上决定因素在起步线上，在小学、在每一天、在家长的观念里。她说得很有哲学意味。这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老师，她的脸上写满了世故和阅历。她的神情里有一种“非此不可”“别无选择”的意思。她脸上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和你的孩子已经滑在了某种危险的边缘。我一阵心慌。
直到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我更真切意识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处境。我儿子应该还是懵懂无知的，看到妈妈坐在他的位置上，兴奋地咧嘴一笑，把书包往我身边一丢就逃开了。他在操场上做游戏，等我开完家长会带他一起回家。
数年之后想起那个家长会，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似乎上一秒还有和我一样的家长们，他们轻松愉快地交流，像我一样坚定地沉浸在给孩子一个“快乐自然健康”成长的理想中，决心当与众不同的家长。但是，班主任开口的一瞬间，就给乱糟糟兴奋着的家长们一个下马威。她简洁地问了声好，就步入正题。她列举了这个班同学的毛病和问题，说到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劳累，她特别说到有些孩子，给班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家长们停止交头接耳，端正坐姿。班主任说话的时候不与我们的目光对视，无法断定她在说谁的孩子。
气氛很快变得相当沉闷，甚至令人心慌。紧接着，她开始表扬起几个孩子。她指着在一旁帮忙的孩子，列数他们的优点。她一再提到这几个孩子的名字，说他们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不让人操心，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些孩子被挑选出来在黑板上写欢迎致辞，他们穿梭在坐满了家长的学生位置上，把老师提到的注意事项发到每位家长手上。他们表现得相当自信，有点儿像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很明显的，这几个孩子家长的表情松弛了。总之，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这个糟糕的班级，仍然被打捞出五六个近乎完美的孩子，多少让她轻松了一些。不得不承认，这世上是有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用突出的表现征服了老师，赢得了关注。
我渐渐发现，老师所有的批评和担忧里，都有针对我儿子的部分。但王嘉瑞根本感觉不到他就是老师嘴里那一类“粗枝大叶，上课容易分心，态度不端正，喜欢交头接耳”的亟待家长重视和修理的差生。家长会刚结束，他就窜过来喜滋滋地牵起我的手。他的手热乎乎的，额头上有残留的汗珠。他不知道我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老师说了，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就是命运的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让我觉得胸闷。我的儿子是个笨蛋，这个念头开始蹦出来，我的快乐教育的理论这会儿也不那么笃定了。我妥协地想，我也不想做一个天才的妈妈，我只想做个普通孩子的妈妈，至少不会让老师觉得我的孩子是个麻烦，在其他的妈妈听到我的自我介绍时，不会“嗯嗯”地打着哈哈，而那些明星学生的妈妈周围全是赞叹的声音，这个场面太伤人了。
这算是我们人生的新篇章。我隐约感到王嘉瑞不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活泼、机灵、乐观，有主见、有好胜心。他不是。他调皮、爱玩，特别爱热闹的场合，可是见到大人却不会主动礼貌地打招呼，也似乎对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感兴趣，不敢看恐怖片，也没有拆卸电视机的好奇心。四岁之前他只有两个创举：一次是把他爸爸的新手机放到装满水的茶杯里;另一次是剪碎了一床被子。关于被子，我逼问过他。他用有限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很想知道剪刀能不能把被子剪碎。他一解释我就原谅他了，不，甚至更爱他了。
但他是个笨蛋。这很让人沮丧，这似乎是个事实，有各种试卷上的排名为证。
这样的情绪随着学期的深入越来越深。我对这个小学产生了一种恶感。我和陈逸的母亲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她儿子的问题跟王嘉瑞一样，她本人压抑和受辱的感觉也和我一样，即使她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班级、另一个班主任和另一群优秀的学生。
我和他爸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年年拿奖学金，对我们来说，学习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想到我儿子从一年级就被认为是差生，在班上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她的声音明显不够淡定了。
你本来就不稀罕什么组长……
我不稀罕是一回事，当不上是另一回事。
看得出，她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转变。她的话让我对学校的恶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快乐童年带来的后果没有因为我的重视而消逝，仿佛我不止让我的儿子享受了学龄前快乐无拘的时光，而是透支了人生的信用卡，要连本带息地加倍偿还一样。老师把班上的家长组成一个QQ群，每天从这里布置作业。一开始还只是布置作业。到后来，除了布置作业，就是班主任老师的训诫。班主任老师说，家长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校本来排名就不靠前，升好中学的几率就不大，如果再成不了尖子生，这样一路下去，连个普通的三本都上不了。这些都是用数据说话的，不是我们凭空捏造。这些话隔三岔五就重复一回。许多家长点头称是，也有些无动于衷，我则被说得心灰意冷。
数学老师好像长了千里眼，看到我不是滋味的样子，她在群里补充说，其实并不难，教育，任何时候行动起来都不晚。她们就这样前后矛盾又配合默契地夹攻我。基于自己是如此的容易受人干扰，我决定打起精神，试着准备按照老师的意愿来教导孩子。负责任地说，这也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每天晚上我逼迫他弹琴——既然他的同学都各有特长，这一点他似乎也应该跟上去。其余时间，我督促他写作业。我坐在他对面，算是寸步不离，直挺挺地看着他的手，间或用些空洞的话来鼓励他。
一旦他的笔尖在纸上绕来绕去，不落下去，我就意识到他在开小差。那时我们尚可称为朋友。我常用感情来诱导他。我告诉他，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他，我也不会。但是，越来越多的冲突则无可避免，一旦他拿回来一张排名倒数的试卷，一旦他的老师在我跟前讲他又犯了什么错误，一旦我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如此多的一旦，对我的耐心和爱心是致命的摧毁。
而且，毫无悬念的，情况没有改善，他没有变成我和老师期待的那样的小孩，仅有的几次好的表现，数学考了满分。体育测试得了“优”，我们全家就出门庆祝，就是为了强化他对此事的记忆和愉悦感和追求成就的决心。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少得可怜。无论我用了多少心思，他回报我的是更差的成绩。试卷上出现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但别人同樣能得到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同学们不仅在学龄前就开始学习，现在仍在加速度进步。这使我无法去跟老师理论、辩解。
我知道她们有一大套现成的理论在等着修正我，她们期待的是我狼狈不堪地点头称是。就算我如丧家之犬，她们也不会满足、不会原谅，最后还是放弃不管。儿子的成绩变成了我的弱点，我有时像他的同谋，是学校的破坏者和后腿，我开始躲躲藏藏。遇到他们班长的妈妈，我也装着没有看见。那些意气风发的家长让我自惭形秽。到后来，我每天像贼一样猫在学校围墙后面，等他出来，带他回家。最折磨人的是每天傍晚，孩子们在校门口和老师们告别，但在那些欢声笑语背后，藏着很难体会的残忍。
另外就是陪伴做作业的时刻，我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的疲倦。他不勤于思考，对明明白白的答案也不知情，有时明显是想装糊涂逃过去。仿佛他觉得，只要他做得够快，妈妈会布置更多的作业。别的家长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他们晚上会拿出来更多的练习题。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再三向王嘉瑞保证，早做完早休息。他不抵抗，只是消极地摆弄着作业本，这样磨蹭到夜色已深，我们彼此都疲倦不堪为止。这个交涉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心里明白，比起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有出息的人。而他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可能朝相反的地方去。我常常忍着忍着，很想一跃而起，一巴掌糊过去，打到他目瞪口呆为止。
5
我爸爸退休之后，就生活在过去的老宅子里。他偶尔会来我们兄妹几个家里转一转。他成了我了解老家人事的唯一管道。在我把儿子送到英国读书的那一年，我爸爸带给我一个消息：
小林回村做善事来了。
这是村子里出了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这个事从我爸爸、从我同学和亲戚那里分别以多种版本传到了我的耳边：小林那年腊月向村里每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捐赠了一千块钱。有人说捐赠会年年持续，还有人说即将每人每年一万。
政府都没有他那么大方，而且不需要啰里啰唆，左手摁个手印，右手就拿到了钱。
都说现在的世道坏了，我看却是更加好了。我爸爸补充说。
我们的村庄一直以来是一个边缘的、没有受到过任何重视的小岛。堤坝是泥土垒造的，房屋也是泥土墙壁。在我长大之后，许多房子重造后改用青砖，不过就那些青砖，都是村里人自己挖土、建模，在村口的小土窑里烧出来的。我见过许多孩子在这里出生，虽然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也见过许多老人在这里死亡，埋在村头的坟岗。我经历过发洪水，水位跟门槛齐平，武警们扛着沙包从大船上跳下来，我也见过江心里一闪而过的江豚。后来，大多数年轻人陆陆续续离开，出外谋生，留下老人和孩子，但是，严格来说，至今这个村子里的人没有享受过任何福利，也没领过任何救济。小林的壮举让村子里充满了欢乐。
后来又听人说小林在村口圈了一块地，说要造一幢五层的楼房，把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拢在一起住，免费。
那年春节回去的时候，村里人都在说这个事。他们说他在学刘强东。
我对小林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只记得他是耀祖的表弟。他仅比我和耀祖小两岁，小时候，他就是个大大咧咧、生性温和，最喜欢玩弹弓的小屁孩。他的家境也是一团糟，至少不比耀祖家更好。他的父亲是一个驼着背的、整天愁眉苦脸的老实人。小林没有朋友，只有跟在耀祖后面，可耀祖对小林的态度不好，因为小林身材矮小，常受欺负，又没有自己的主见。不管去哪里玩，闯了什么祸，最后来承担责罚的总是耀祖。
没有迹象表明，他将来会与众不同，有大成就。但在成年后我们各自分开近二十年，他衣锦还乡，并且成了一个大善人。那年正月我也见到了他。他穿着看上去昂贵的西装，迈着气定神闲的步子，对着菜地、荒坡和芦苇荡指指点点，像是在回忆，也像是要赋予这些事物新的意义。他后面跟着两个比他年轻的小伙子，像在陪他视察自己的江山。而我们这些同辈，仍然在各自的城市里过着平凡的生活，想到这里，我闪回屋子里。他走过来，邻居们跟他打着招呼，感谢他;他走过去之后，邻居们在背后继续夸奖他。
他跟耀祖一起长大的，耀祖就没这个出息。耀祖的妈妈本来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她突然站起身来，颤抖着捂住自己的胸口，走回了屋。她非常瘦，她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响声。小林是她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子，就在刚才，小林经过她的房子，还亲热地问候她。她问小林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小林说再找机会来专门看望她。可是突然之间，她表现出这样激烈的情绪。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各自散开。
等到吃晚饭时，我妈妈告诉我，年前小林来发钱的时候，全村只有耀祖妈妈没有要。
小林自己并没有亲自来发钱。他的几个下属来操作这件事，他们挨家挨户发钱和油。带着印章，领过钱的只需要大拇指上蘸一点红泥，盖个手印就好。
他们并不清楚耀祖妈妈和小林的亲戚关系。他们把钱递给耀祖妈妈的时候，耀祖妈妈一口回绝了。
我有儿子。不需要救济。
这不是救济，有儿子也可以领。小林的下属解释说。
有儿子怎么能要别人的钱呢！耀祖妈妈早有准备，仍然客客气气地摆了摆手。
小林的下屬并不喜欢强人所难。他们继续向前，去寻找下一户符合条件的老人。
村子里的人都不欣赏耀祖妈妈的做法。如果欣赏了，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钱拿错了。因为没有儿子的孤寡老人才三五个，可是，现在领了钱的有五六十位。他们一致责备耀祖的妈妈“老顽固”。
“老顽固”没有悔改，她放出话来，就算小林建了房子，她也不会搬进去。她没有理由让别人给她养老。给她养老是耀祖的事。
这样一来，又像是对那些指望从自家房子搬出去的老年人又是一次嘲讽。老年人过来跟耀祖妈妈争辩说，这些剩在村子的老人零零散散地分住在埂上，有一个突发意外，其他人好几天才能知道。住到一起有利于大家相互照顾。
可是耀祖妈妈不肯就范，小林的房子还没有影子，她和邻里之间就此已经拌了好几次嘴。
她似乎一心一意对善良和关爱关上大门，主动脱离一种慈悲和照应，甚至和一辈子的老伙伴们公然对立。她卓尔不群的样子几近可憎。
真顽固，我爸爸说，我都不好意思责备她，她都过得那么苦。我相信我爸爸说的苦，是对耀祖的思念，现在，唯有对儿女的思念是他们共同的东西。
我爸爸说，做长辈那样做是不对的。
那次他来我小妹妹家，我妹妹三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一起说着闲话，相信我们姐妹俩目光对视了一眼，被我爸爸捕捉到了，他急忙补充了一句：我会跟孩子们商量着决定，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他的话，显示他与耀祖妈妈巨大而本质的区别。
我爸爸比我年长二十四岁，他竭力保持智慧犹存的样子。像年轻时一样，他每天都从生活的经验、从子女、从新闻、从各种突发事件中学习新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有许多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避免别人的错误，却未必能避免自己的错误。
6
既百思不解，又心有不甘，我的疑虑越来越重。出于对糟糕心情的改善，以及对儿子智力的疑虑，当然老师的暗示也有些影响，我带王嘉瑞去了医院，检查他是否有多动症。诊断结果显示他一切正常，相当健康。脱离了学校，他和我都是正常的，连医生也说着正常的话。他说大多数孩子其实都不爱学习。不爱学习是人的天性。所有的学习和知识都是成人在对抗人类自身的弱点，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无故障地接受安排。
这位医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两鬓斑白，面容慈祥。他说，他经常要接待像王嘉瑞这样正常的孩子，因为在学校表现不好被送来检查。现在人都太聪明了，智力正常的就被怀疑有病。
的确，有些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强，有些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弱。有些人适合当前的节奏，有些人就是跟不上。
老师可不这么善解人意。
起码做妈妈的要善解人意。他微笑着说。看来，这样的情况他不是第一次见了。
最后，医生叮嘱我说：
强行让他跟着别人的节拍，只会扰乱孩子正常的心智，现在看不到后果，但总有一天，那些拔苗助长的后果会显露出来。
医生的话像拨开了一道迷雾。我冷静下来，好受了些。算是检讨自己带孩子看医生的疯狂念头，我又开始周末带他去公园、去乡下、去科技馆。王嘉瑞奔跑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科幻片，脸上有一种迷人的专注，他的兴趣包括收集搭建城堡、卡通片和漫画书;他还对新款的汽车特别着迷;遇到球场，也表现得兴致盎然。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我们骑电动车去上学。他坐在后座上，身上的热气通过我的外套传导到我背上。这是真实的生活。这个时刻我总会消除对他的怀疑，对人生的怀疑。
但是，他的成绩仍旧不见提高，频繁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上课有小动作、字不好看、在课堂上顶撞老师。有次测试，他一道题都没有做错，却因为字迹不端正而被扣了五分。奖状和赞美与他无缘，并且有迹象表明，他受到过体罚。有一天放学，我看到王嘉瑞的右腮明显肿起来，而且还有青紫色。我问他怎么搞的，他回说不知道。如果他自己撞到什么地方，他不会不知道。我打电话给陈逸妈妈。她一诱导，陈逸就和盘托出：王嘉瑞亲口向他抱怨，上课时插了一句嘴，被老师拧住面颊拖到教室外面。他脸上的青紫是这样留下来的。
王辉冲动地说去找老师理论，去找校长告状，甚至到教育局投诉。我让他冷静一下，我先去和老师谈一谈。
隔天我特意去王嘉瑞的教室接他，故意留到所有的学生都离开，抓住一个和老师单独交流的机会，试探地提到王嘉瑞挨打的事。我说话的时候接触到老师的眼睛，她象征性地睨了我一眼，即使我暗示她，我已经知道关于孩子脸颊的青紫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仍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哎呀，你找到解决你儿子麻烦的主意了吗”这种显而易见的责备之意。我心里顿时明白，指望她意识到对我儿子造成了伤害并且道歉，这是万万不会发生的事。她的心灵已经非常顽固，相比之下，我显得天真可笑和充满着罪过。
我听到过许多关于老师报复家长的行为。她被训斥一顿，她写检查，扣奖金，然后呢？她不会再打你的孩子，但她也不会再管他，何止如此，她还会暗示其他孩子来孤立他。你虽然出了一口气，但你的儿子会生活在孤島上。王辉还在想着对策，我却已经做出把这口气吞回去的打算。得知我的阻挡，王辉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他的额头上的纹理写着无处发泄的愤怒。
就算选择忍气吞声，老师们对待我儿子仍然是他们那一套：批评、怒骂、罚站、抄作业。老师们把他们认为应该做的步骤完成之后，把我儿子扔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忽视他、羞辱他，直到放学铃响起。一开始，还有人同情他，后来大多数同学经过他身旁，也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
这些事情，令我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王辉也变得很焦躁。他坐在沙发上看球赛。对电视机里所有人的表现都不满意，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我也是，蹲在厨房里择菜时，想到儿子的脸颊被人揪着往外拖，眼泪常常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溢出来，很快，那滴泪珠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有天我去接儿子放学。他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得了区里的奥数冠军。
你想当奥数冠军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想。他的回答出其不意的干脆爽快，不仅把我，把旁边等红灯的骑车人都吓了一跳。
那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
我想好好学习的呀！儿子瞪大眼睛，露出委屈的神情。或许他也像我一样，只是不知道把“想”和“做”统一起来。
那时候我醒悟过来，就连我的儿子自己都已经被熏陶感染，做好进入角色的打算，我，还停留在原地。我下定决心要推他一把。
儿子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好伙伴陈逸转到了一所国际私立学校。他妈妈来告别时说，儿子的成绩很差，不太适应中国的教育。“别人家的孩子”让他们怀疑人生，他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下一步的发展。他们让他念私立学校，然后送出国。陈逸的母亲表现得很振作，很有头脑，看上去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半年过后，陈逸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陈逸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大幅提高。现在，她谈起儿子来不那么唉声叹气了，对自己下的这一步棋，她非常满意。甚至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她还微微压抑着自己的轻松和喜悦。
陈逸的转学，对我和儿子打击都很大。我很沮丧没有能力跟他们做一样的安排。我儿子再也不能经常和小伙伴坐在一起看漫画和骑脚踏车，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们提到陈逸的名字，他会变得暴躁和易怒。他似乎恨着陈逸，也似乎还不明白他的小伙伴并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有天我突然有了新的念想：虽然我没有能力把儿子送到私立学校，因为伴随着高昂的学费之外还有要送出国的实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既然在这个班级他坏学生的形象定型了，老师也基本放弃他了，不如让他换个学校，重新开始。我的心一动：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以新的形式和状态，有机会见到更高素质的老师和同学，也许可以摆脱这老地方带来的颓丧之气。
换到重点小学，先得换到重点小学所在的学区房。王辉竭力反对。他说，我们现在每个月还几千块的贷款，已经很吃力了，再换贵的房子，压力会更大，再说眼下这个小区宽敞明亮，绿化很好，住在这里还是蛮舒服的，换房之后要换邻居还要重新装修，太折腾了。
但我被新生活的幻影迷住了，想象儿子能摆脱这窘迫的处境，消除过去的阴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像陈逸一样变成优秀生。我回想陈逸妈妈清脆的声音，羡慕不已。这些都让我变得顽固而亢奋，像被什么东西追赶一样，每天心无旁骛地盘算这个事。似乎只要我咬咬牙，冲过去，我们的生活就能重新开始了。最终王辉拗不过我，默许了我的意愿，也陪我去看房。看着一套又一套价格昂贵的房子，我体会到一种隐隐的下坠感，一种正在犯错的令人恐惧的直觉，但随着心意越来越坚定，我们已经很难后退。最终我如愿以偿地换了一套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我们换房差不多贴进去全部储蓄，房子少了一个房间不说，还多欠了银行二十多万元的贷款，一共多花了一百多万。这一百万忠实地显示了我对儿子的爱。
新房子到手后，我把朝南的最好的房间给了王嘉瑞，房间里配了书桌、书橱、席梦思、一台联想电脑。当然我知道，光换环境不管用，我必须从精神上、从习惯上、从思想上都紧张起来，带动王嘉瑞也紧张起来。
我每天晚上读故事书给他听，说一次我爱你，虽然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疲倦和困意。他拥有比我更好的生活，使我得到许多安慰。我希望他明白，这不是随便得来的，这是父母全部的能量。我向他形容我的童年：在微弱灯光下写作业，蚊子整晚吸我的血，早上空着肚子去上课，中午回来的时候头晕眼花，就这样我仍然考上了大学，希望他能珍惜今天的条件。但我发现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他无法感同身受，也没有兴趣去体会。遇到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他放空自己，两眼发直，这是他的抵抗方式。他不太使用激烈的语言，大多数时候很温和，很唯命是从。但显然，他已经不止一次采取这样的方式逃开他不能理解或不愿服从的说教。
奇迹没有发生。新的学校仍然有一帮格外优秀的孩子，他们品德端正、发挥稳定、礼貌待人。作为良好的典范，他们的名字一直出现在荣誉榜上和老师的嘴里。他们像一面面镜子，把王嘉瑞身上的毛病照得清清楚楚。王嘉瑞的新班主任第一时间猜到王嘉瑞转学的原因。好在他没有一棍子打死。这位老师算是位教育专家。他让我把“硬”和“软”的度掌握好。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也都是恶魔，他们的身体里都住着“懒惰和自私的小人”，在培养他优秀品质的时候，不能心软，因为你对付的不是儿子，而是他体内的小人。
如果你们的心慈手软被他体内的小人觉察到，他就会利用这一点，放纵他自己。他教给我许多技巧。比如，想让孩子学什么，都不要直接提出来，而是要营造一种假象，要让他深信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同时还要让他觉得荣誉感是个好东西，是可贵的东西，让这个东西激发他的积极性，这比成天盯着他要好许多。
比如我想让孩子去学钢琴——我深信钢琴对他手指和脑子都有帮助，但并不急于怂恿他，而是先煞有介事地“沉醉”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子中，还带他去听了一场刘诗昆的现场演奏会，让他领略万众站起来鼓掌五分钟的盛况。趁着那种氛围，我对着他耳边说，瞧，多伟大、多了不起的音乐家，多少人喜欢他、羡慕他呀。他两眼发直，如坐针毡，一直吵着要去上厕所。演奏会一结束，他就窜到马路边上的小吃摊等着烤鱿鱼。他喜欢蘸甜面酱，糊了一嘴，黑乎乎一片，回到家，往床上一扑就睡着了，拖起来洗澡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不露声色，不要抱怨。老师说了，这是一场气场和能量的较量，谁坚持下去，谁占有主导权。你想要什么样的孩子，就得有多么大的智慧。
我假裝不经意地买来些画笔和画纸，没事的时候自己就在那里画画写写，就盼着他一时兴起，也过来培养一下兴趣。我还找了一家死贵的英语培训机构，里面有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幽默、风趣、亲切地又蹦又跳又唱。
效果不是很好。
经过高智商老师的技术手法诱导之后，王嘉瑞仍然当仁不让地包揽市二小四年级二班的倒数前三名。
你这次考试考了77分啊！放学的路上我问他。
是的。他说。
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太难。他说，过了一会儿，怕我不信似的，他又补充了一句，陈泽宇也说难。陈泽宇是新学校的学霸。他也没考到满分。
同样出于技术原因，我没有责备他，甚至表现得更爱他。当然我也担心考砸了表现出更爱他会不会让他自己考砸更多次来获得我的特别关注。专家让我放心。他说，只要他能，他还是愿意考高分。就算考砸妈妈更爱他，他一定更在乎同学和老师对他的评价。
事实确实如此。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只有考砸的结果交到我手上。
我的心里充满着疲倦。因为一直以来对儿子的教育方式，既不是我一贯的作派，也不符合我的性格，都是专家传授给我的。我就像在操作一台精密仪器，而我对这台机器又完全一无所知。所以我虽然机械地做着，却同样是麻木不堪的。
除了上班，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他身上。每天早上起来变着花样做早餐，下午做好点心去学校门口接他，带他一起去辅导老师家补课，回到家做夜宵，陪着他做作业，直到他上床，我还会在门外侧耳听一听里面有什么动静，确定他睡着之后，我的一天才算正式结束。可是，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情抑郁极了，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只剩下和这股劲拧着的力气。
王嘉瑞的长相也不像我的家人。我的家人都身材魁梧，王辉也是个高个子，可是我的儿子身材一直没有发育，背有点驼，手臂纤细，两颊瘦削，更突出的特点是，他不自信，他也不掩饰他的甘愿渺小和胆怯的神情。当我试图鼓励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会流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古怪神情。可是，当我责备他的时候，他同样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好像在说，你不是我妈吗，怎么像个坏人？
怎么会是这样呢？要是生了一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多好，或者一点儿不在乎他的前途也好。可是，一想到如果我就此松手，他势必会失去种种进步的可能性，他将沦落社会的最底层，想到他衣衫褴褛地搬砖扫街，我的心揪住了。可是一待我准备更紧地催促他时，我面对的是一张无措和疲倦的脸，一阵深深的怜悯袭来，我的心柔软起来。
每天半夜，我会将身体放直，躺在无声的房间里，阵阵睡意拂面，白天一切的难题，渐渐融化在夜里。
7
耀祖近四十的时候才结了婚，对方是一个丧偶的寡妇，带着一个女儿，和耀祖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可是村子里人提到他，还是会说“光棍耀祖”。其实早在三十出头，村子里就有人背地里喊他光棍了，尤其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听说娘家村子里有一两户身有残疾的儿子在遥远的四川“娶”回了儿媳，耀祖妈妈不知道私底下琢磨了多久、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之后，开始频繁地拜望山里的娘家。她到处打听谁家有待嫁的姑娘——太多的没有，但几千块、万把块她能拿得出来。她甚至可以凭她一贯的好名声去借一些。她频频对外宣称，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做媒天赋的人。她说了，我不买儿媳妇。她不买，她只是在找特别需要为了钱而草率嫁女儿的比她更穷的家庭。
也许陌生人看到的是苦难，或者令人感到不安的忧虑，但熟悉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是那种经过一日又一日的忍耐和劳累积攒起来的苦相和倔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劳作。她的庄稼从不缺水，从不长杂草。总之，她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农村妇女，天晴戴草帽，下雨撑雨伞，春播秋收，一直跟从季节和别人的步伐。她還有小林这样的侄子，也有友林那样的外甥，这些多多少少有点血缘关系的替她加分，成了她的资本。她的行为越来越疯狂。确定地说，都不像她了。有一天，她突然兴冲冲地从远方走回来。一路上，她都在散播着一个好消息。
有个姑娘看中了我家耀祖。
多大？
三十二。
年纪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人们立刻想起那样的形象，古板的、木讷的、说话不利索的、甚至长相有点瑕疵的大龄姑娘。
那赶紧呀！邻居们异口同声地催促她。
可是多少还是需要点彩礼的，不能让人家穿旧衣裳进门呀。
说的是啊。大伙都赞同她的看法，也希望耀祖不要错过这次结婚的机会。
她开始借钱。一开始，她去了娘家，去了耀祖的叔叔家，她带回来一半好消息一半坏消息：借到了一半的钱，还缺另一半。
我爸爸慷慨解囊，还有四五户邻居也破天荒大方相助。等到耀祖妈妈再次离开去接儿媳妇，邻居们端着饭碗在门口闲聊时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婚礼一直都是耀祖妈妈在唱独角戏。耀祖还没有露面和点头呢。
耀祖反对什么呢？有人这样反驳了一句，紧接着发现这样有点太看不起人了，所以讪讪地笑了一声。
事情果然不止这么简单。第三天，耀祖妈妈回来了。
远远出现在视野里的她面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头发也水淋淋的，迈步的样子显示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她谁也没有看，直接进门倒在床上。
真相很快被猜测出来。她遇到的是一对骗子。做丈夫的把老婆说成自己的女儿，四处找待娶的光棍。耀祖妈妈交出了八千块之后，那个女人跟着她走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叫“十里”的街上把耀祖妈妈甩了。
一开始，她以为人家脑子不好迷了路。她等在那姑娘上厕所的街口，从中午等到傍晚，最后把厕所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六神无主地哭了起来。等她哭着把来龙去脉告诉看热闹的人时，立刻有人指出她是遇到骗婚的了。
跑远了，追不上了，你这么大年龄。
她仍然不死心地追到了县城的汽车站。来来回回兜了几十个圈。等她找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好心的路人劝她算了。她花钱买儿媳本身也是犯法的，可能因为被当成人贩子关起来。
那是个夏天，岛上的风景还说得过去。虽然杂树枝无人打理，垃圾袋散落在路边，无人收集，被江水冲垮的护堤，堤下的江面上漂浮着千里之外的塑料瓶。那时候，我们村子里至少还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那里，可是完全离开的迹象已经显现了。
那次，她病了很长时间，因为羞愧，她拒绝把自己生病的消息告诉儿子。时值中秋，我回老家时看过她一次。她穿着旧花布衫，躺在床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楚和陈旧的气味。老年人的家里样样东西都是冷色的，就连堂屋中间的一块匾都发出冷飕飕的寒光，我看看她，又看看自己的脚。屋外的泥从我的脚尖上滑落，沾到她家的地面上，显得很扎眼。我说了几句空洞的安慰话。她脸上松弛的肌肉抖动着——她难堪、她自责，她不是欠债不还的人，没人逼她，但她仍然羞愧地重复地诅咒自己。我告别的时候，她说：
耀祖要有你这样我就死都瞑目了。
我那时才生了王嘉瑞不久，还很穷，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毫无优越感可言，可是，在这里，我陡然间又成了他人羡慕的对象，一时无所适从，只好又客气了几句，离开了。
8
王嘉瑞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分居了。他与单位一个年轻的文员有染，被发现后，我一直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当然是实情，但等我冷静下来，却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当时是绝对看不到的。就是他对我以及对我们一起的生活感到彻底的失望。我和王辉都来自同一个小镇，好不容易读了大学，各自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买了一套房。在别人看来，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其实已经透支了我们前半生太多的体力和激情。结婚后，我们胸无大志，愿意过平淡无奇的生活，况且婚后头几年也的确能从朴素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直到孩子的问题出现，我作出换学区房这样的超承受力的举措，以及平常过多的精力和情绪都用在了孩子上，属于“我俩”的生活才慢慢消失。但感情破裂的真正导火索并不是王嘉瑞的成绩。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好也罢、歹也罢，他身上有我俩的基因，都得认。问题还是出在那套房。买房不久他在单位得罪了一位领导，失去了升迁的可能性，他守着无望的工作坚持了很久，因为高额的贷款要还，他不敢轻易辞职;也可能为了保全自尊，他也不太愿意把受的委屈全部倒出来……
这个家事实上早已失去了欢乐，被一股淡淡的看不见的忧愁笼罩。事情到这样微妙的地步，我想王辉的心里仍然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有次邻居送来两张演奏会的门票——他的孩子有一个独奏节目在省大剧院表演。王辉接过票，连连感谢、连连赞叹，可是人家一走，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他看上去严肃而阴郁，就是那种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疼痛又猛又烈。他大口喘着气，喘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说话：
不知道人家的神童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明白他也倒戈了。当初也是他主张不剥夺孩子的童年快乐，不把孩子送到各种智力开发培训班，声称小孩长成一个健康平凡的人就可以。可现在，他看上去比我更脆弱、更失落。他说，王嘉瑞，你在班上进不了前十名，就肯定考不上好的中学;考不到好的中学就进不了485和911。你从小学起就是差生，就只能交到更差的朋友;将来你的朋友圈里都是维修工、清洁工和扛沙包的，我辛苦几十年改变家族地位，到你这里付诸东流、前功尽弃。
他捶胸顿足，焦虑万分。
王嘉瑞能否承受，他管不了了，因为他急需一个管道来消化自己消极和沮丧的情绪。过去扮演两面三刀的角色，软硬皆施、说大话狠话的都是我，王辉一直在说什么做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出尔反尔的表现着实把王嘉瑞吓着了。孩子在父亲的训斥下连连后退。那是一个冬天，气温大约在零度左右。南方的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在家里我们也穿着厚厚的棉袄。王嘉瑞的牙齿开始打战。我发现他不对头，赶紧打开空调。通常来讲，下雪的时候才会开空调。
开着空调的房间已经热乎起来，可是王嘉瑞还像打摆子一样抖动不已，王辉这才偃旗息鼓。那天晚上，王嘉瑞缩在床上到凌晨三四点才睡着，睡着时佝偻着身体，保持着防御戒备的姿势。自那之后，家里充斥着紧张的急迫成功的气味，我们都被熏得昏头昏脑。我们对待王嘉瑞，或暴怒，或劝导，软硬兼施，可是一等孩子疲劳过度生病的时候，我们又会开始深深的忏悔。那时真想放弃得了，随他去吧，自然生长，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可是，他到底不是一块木头，偶尔又像金子一样放射出些许光芒，唤醒我们沉下去的希望。只要他表现好一点点，我们就大肆宣扬，大加褒扬，各种夸大其词，希望他吃这一套。
到后来，我觉得我们全家都像小丑一样;我们母子都是一根无形的线上的木偶。怎么样动，往哪里动，其实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有更大的手在操纵我们，我们自己的心意算不了什么。
那次发作之后，王辉开始频频晚归，一开始跟朋友喝酒唱歌，最后发展到移情别恋。直至他的小情人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跟我叫板，他不得不跟我摊牌。与其说他变心，不如说他在自我防卫。防卫自己一日又一日被儿子拖到一个深不见底的坏情绪的大坑里爬不出来。他把因儿子而生出的沮丧和失落统统甩给我。好像这样一来，他就能得到另外的人生。没办法，我只能尽力扮演好受害者的角色才能争取到更多的优势。
后来我也想，是不是我的决策失误才毁了这个家？不过我很快自我安慰说：换房上重点小学看上去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更是环境使然。到处都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影响力在起作用。别人都把谈论房子、汽车品牌和孩子的教育理所当然地当成头等大事严肃对待的时候，我们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过去秉持的观点，很容易摇摇摆摆，直到自我否定，去服从大家的标准。同事的孩子多么优秀，亲戚的孩子多么优秀，这些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把我们的孩子比下去，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像四处发射过来无声的嘲讽，促使我们变得疑虑重重。王辉内心里早就认同老师和同事的那一套了：学习成绩无比重要，有无特长对升学有好处，考不上好学校，整个人生就输掉了一大半。
我们名存实亡的婚姻持续了两年。之所以一直拖着没有离婚，是怕对王嘉瑞造成伤害。王辉早就有离婚的意愿，但在儿子跟前还要拼命演戏，时不时出现在晚上的饭桌上，习惯性地教育儿子做一个勇敢、正常、诚实的人。这些话不走心，张口就来，本能告诉他要这样教育下一代，但这些话却和他本人的行为背道而驰。
双方的老人都已经知道我们的事，都还抱着幻想，做着各种无望的努力，试图帮我们挽回婚姻。在我父母从乡下来我家的那几天，他借口出差，跑出去住进了他女友的家。有一就有二，那之后，他有时是出差，有时陪领导，有时在打牌，各种各样的理由使他消失不见。
有一天晚上，我带着儿子外出吃饭。经过夫子庙的时候，孩子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他的父亲，那个满口正义道德的男人搂着他的女友正在牌楼下面玩自拍呢。
我儿子傻呵呵地盯着这个早上收拾行李说要出差，关照他听妈妈话的男人举着手机摆出各种姿态。王嘉瑞眨巴眨巴眼睛，像是等着自己从梦里醒来，直到他父亲的笑声真切地传来，他仍然怔怔地看着那个愉快的场景，完全没有一丝的惊讶和愤怒。我赶紧拉起儿子的手，把他拽离现场。王嘉瑞顺从地跟随着我的脚步，可是他的脸上保持着那种狐疑的表情，就像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海市蜃楼，是魔术，是电影镜头。可是我相信那个在家已经难得一见的欢快的父亲的笑脸，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王嘉瑞的脑子里。
协议离婚的过程中，我父母和王辉的父母数次恶语相向，纠缠了许久。一开始为了划分责任和罪过，后来为了房子的归属权。
拉锯战开始时，为了鼓舞士气，我爸妈来陪我们一阵子。我听到我爸悄聲对我儿子说：好好读书，长大了赚大钱孝敬你妈。你妈才三十多岁为你愁白了头，你外婆的头发还没有白。
我赶紧上前阻止他。我说，怎么能这么讲呢，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挣大钱。好好读书是为了有能力选择生活。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要为了钱而丧失了生活的乐趣。
我们争执的时候，王嘉瑞就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珠子在我和我爸爸之间扫来扫去，好像我们说的跟他完全不相干，他只是个看热闹的路人。
王嘉瑞的爷爷奶奶也时不时来看孩子，我每次都会借故回避，不跟他们正面相处。凭良心说，爷爷奶奶对王嘉瑞很好，嘘寒问暖、疼爱有加。他们自己的经济并不宽裕，却给王嘉瑞买了一只智能手机。王嘉瑞懵懵懂懂地享受着他们的疼爱，甚至溺爱，没有负担、没有索求，也没有说教。可是只要他在外公外婆面前提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会一脸嫌恶地转过脸去，眼皮耷拉下来。
仿佛因为王辉的背叛，女儿变得十分不幸，世上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手机不对，爱的表达不对，孙子的高兴也是不对的。离婚家庭的孩子之所以更脆弱，就是因为这样的斗争和敌意。王嘉瑞被亲人的爱和恨牵扯着，父亲那头的爱越拉越纤细，脆弱得随时要断的样子;可是母亲的爱越来越粗厚，像麻绳一样捆住他的时时刻刻。久而久之，王嘉瑞的脸上好像贴着一张招牌。招牌上标明他父母所犯下的过错，他贴着父母的错误走来走去，他更加内向，更加沉默，更加慵懒。生活已然失去了平衡。
9
我们的村子就是这么神奇的地方，许多地方都面目全非了，可它没有变。最新的房子也是三十年前造的。人们不回来造新的房子，而没有人住的旧房子一直保留在那里，没人去拆它，也没有去修缮，因为修缮了也没有人住。零零碎碎的垃圾堆在堤坡下，平常掩映在灌木丛中，到了冬天，全部裸露出来，显得更冷、更丑、更旧。
耀祖三十二岁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剧烈的人生动荡。那时候，是小林向他伸出手。小林在省城搞海鲜批发，请耀祖过去帮他。耀祖在小林那里工作了一年，离开了。
离开小林的鱼铺子时，耀祖来南京停留了一个晚上。他从我家打了个弯，也许是来求王辉找一份工作的。王辉跟我回娘家过年时他们见过面、聊过天。王辉聊天时喜欢吹牛，经常会把道听途说的大事件描述得如临其境，让人觉得他很有来头。耀祖坐在我家的沙发上，那是我见过他最瘦的一次。他的腿很长，穿一条薄裤子，膝盖头从裤子里抻出来，脚踝也裸露在外。他有点紧张，生怕弄脏我的沙发。我叫他不要见外。我们自少年时代分别后又各自经历了十几年风雨。
不管多少年没有见面，见了面我还是像能够一眼看穿他。手还是那双手，脚也是那双脚，可是褪了无数层皮。他坐着，显现出他生活的所有信息。王嘉瑞被他奶奶接走，王辉又冠冕堂皇地住在他的女友家里，我的婚姻虽然快完蛋了，但名义上还有个丈夫。我不停地跟耀祖道歉，因为家里没人陪他喝两杯。我做了条鱼、虾和几个素菜，两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饭。耀祖的筷子绕过放在他跟前的鱼，夹着我这边的素菜。我客气地让他吃鱼。他说他一年里把一辈子的鱼都吃完了。我这才后悔没买肉。吃过饭我给他泡了一杯茶。我问他为什么在小林那里做了一年就不做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想换个工作。后来我回老家的时候才听说小林把赚来的钱拿去炒房，耀祖给他帮忙的那一年，小林买了五个门面房。为了买房，工人工资也不发。他做这些事不避讳耀祖，觉得耀祖是他表哥的缘故。其余两个工人拿着杀鱼刀大吵大闹，小林怕他们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借钱给他们发了工资，因为耀祖是亲戚，一起长大，反而空着手离开。
耀祖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帮小林打工。他们是表兄弟，生活境况差别太大，对耀祖是很大的压力。要是远处的人发了财，只是一个传奇;要是身边的人发了财，会显得自己格外差劲。我理解这种感受，我尤其明白，一开始，耀祖不想离小林太近，尤其不想杀鱼。但是小林打电话催他过去，很亲近、很理所当然的口气。谁听了都有一种幻想：一个有能力关照自己的人的亲切是能给人希望和期待的。耀祖以为到小林那边能担当重任，就像电影里的江湖弟兄一样。但小林只让他早上去鱼市把鱼拉回来，再从车上卸载下来。
后来耀祖知道小林是受妈妈所托，妈妈拜托小林帮帮耀祖别让他颓废下去。因此小林完全忽视了耀祖的期望，随随便便地使唤他。一开始耀祖搬鱼，后来杀鱼的那个伙计辞职不干了，小林就让耀祖杀鱼。耀祖以超常的忍耐应承下来，结果一杀就是整整一年。后来小林发现耀祖晚上也没什么重要安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让他帮着喂养他的几条大狗。小林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耀祖在小林那里一年瘦了十几斤，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敢直接喊出来，要不是他直直的眼神和粗粗的嗓音，我还真不敢确定是他。
他只是抱怨了一下觉不够睡，早上四点多起来，一直要忙到晚上八九点，一点时间都没有。
我们一直话不多。我有心事藏着掖着，所以有点儿紧张，后来想想，他显然比我更紧张。他的乡音很重，虽然也用了别扭的普通话。他的话和我的话一直不太对得上。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像在同一个世界，可是在這里，电视机开着，里面随便放着一个娱乐节目。耀祖的眼神告诉我他不熟悉里面的导师、不熟悉嘉宾，也不熟悉里面的歌，那是他不熟悉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都只有花生粒那么大，一旦超过，就一片茫然。他的这种茫然就像我在科技馆看遥感技术连连惊叹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播放奥运广告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儿激动：更快更高更强，图片上是着红色运动服的中国短跑运动员举着国旗高声呐喊。耀祖朝我会心地笑了一下，搓了搓手心：不得了。我立刻回到我们童年的夏天：我们赛跑，最先到达栅栏的会站上土墩制作的领奖台，以一捧狗尾巴草作为奖品，但那让我们对外部的生活产生无限憧憬。他亦和我一样对遥远的友情有强烈的印象。他的茶杯空了，我帮他去添水，他站起来，一定要自己动手。可是他站在饮水机面前，不知道按哪个按钮，又恢复成拘谨的客人。
吃完饭的时候，他略略活泼了一些。
小林又买了一辆雷克萨斯，不得了。他说，他喜欢用这句口头禅。我说到我们共同认识的其他人时，他插话说，听说你哥哥有好几艘大船。不得了。
并没有好几艘。我纠正他，造了一只大的，先抵押了小的，然后又卖掉小的，现在还欠了一大笔贷款。
还是不得了。他的鼻音很重，他的脸上那种憨憨的，一看就是欠缺思考的神气从小到大都没有消散过。小林变得大腹便便，整个人从上到下无一处同小时候相似，可是耀祖，除了更长更干巴一点之外，无处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他把“羡慕别人”几个字写在脸上。好像这几个字影子一样天生就跟着他。自打我认识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安全的、没有攻击性的人。现在，他还是拘谨的，他那么高，膝盖并在一起，手脚不知道放到何处，脸上带着惊扰了他人的歉意。他的手关节都是肿的，那是因为长年在水里泡着，从早到晚手都是湿的，就算现在脱离了水，皮肉还是红肿，关节也红肿。
我从来没有见过耀祖杀鱼，但那天晚上，我想象耀祖弯着腰，在臭烘烘的鱼摊前，一条鱼一条鱼地宰杀，我对小林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恶——不公的感觉如此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