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记忆深处。早就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可担心我笨拙的笔不能表现父亲隐忍坚强之万一,勤劳慈爱之一斑。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兄弟三人,他最小。可由于不顾家的祖父长年混迹于国民党军队中,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二个哥哥都在战乱中死了,只剩下他和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的勤劳坚韧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小年纪便能帮祖母分担家务,自食其力。等到稍大些,祖母担心他会步前两个儿子的后尘,那就一点生活希望都没有了,于是把父亲送到娘家弟弟(我舅爷爷,父亲舅舅)那里,让他跟舅舅学点手艺,舅舅懂点医术,长年在乡行医,父亲就跟在他后面背着药箱,有时拿着药包,走乡串村,不仅生活稳定,生命有了保障,也学了一些简单的药理知识。后来舅爷爷的生意越做越大,解放前夕竟在县城开了一家药店,父亲便被送到药店里,成了坐堂拿药的伙计。
解放初,舅爷爷响应国家号召,捐出了自己的药店和诊所,这样父亲成了地方国营药店的职工,后来药店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了县医药公司,业务量也不断增大,父亲也越来越忙。据他后来说,公司扩张的那些年,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有时是日夜连轴转,由于生活没规律,特别是常常饿着肚子工作,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人温饱都难解决,哪有多余的食物,也因此父亲早早落下胃病,可他从来也没对谁说过。
六十年代初,县公司在全县设三个分公司(当时叫药材站),以分担总公司的负担,主营中草药的收购和中西药的批发零售,父亲因为业务精熟,便被派往三个站轮流主管业务,从会计出纳到仓库主管,从中药材收购到西药批发等他都做,还是那么忙,那么毫无怨言。熟悉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不赞赏他的!
父亲性格直爽。只顾做事,说话直接,不管得不得罪人,因此也惹了许多麻烦,以致于“文革”被人暗算,加之家庭背景,被打成“反动右派分子”,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自己遭罪不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天我正在上课,只见几个小朋友朝窗外望去,嘴里还在小声说着什么,仿佛有叫我的名字,我不自觉地朝窗外望去,只见父亲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字,正朝往家里的方向走过来了,他好像看到了窗户眼前的我(我那时正坐在教室侧面的窗户边),赶紧低下头,我也不忍直视,低头伏在桌子上,眼泪不由自主的流淌下来。
到了晚上,他又陪着奶奶参加生产队里的批斗会,台上面对“红卫兵”小将的严厉批判,他始终昂着头,一言不发,同时尽力保护奶奶,直到这些人闹累了,也闹够了才散场。当然这些我都是后来听班上的同学说的。这样的场景在我小学阶段不知重复多少遍!
第二天,父亲跟往常一样,利用回家的间隙,帮奶奶干家务,帮母亲做农活。母亲那时身体不好,连生了我们姐弟四人后,干活力不从心,那时虽然还是大集体,但总不能拖大家的后腿,有时母亲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了,就让父亲去顶一时半会儿,父亲毫不犹豫地接过下面的活。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就没有说过累,他总是说他还年轻,出点力干点活不算什么。要知道他那微薄的工资(打成右派后,工资降了二级,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可是全家人的依靠,而他自己总是省吃俭用,以致于身体越来越差。
在我们姐弟几人的记忆中,就不记得父亲发过脾气,甚至对我们没大声说过话。他总是把自已身体受到的折磨,内心受到的煎熬埋藏在心里,不让我们从他脸上看到。而他却常常为没能为家人带来幸福,为没能让两个姐姐接受多的教育而自责。
他对自己几近苛刻,而对于邻居和乡亲们的求助,他总是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尽心尽力地帮助。我记得村里有位村民的儿子从小头上害有毒疮,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落下疮疤,(俗称癞痢头)家人为此揪心懊恼不已,得知父亲在药材公司上班,找上门来了,问父亲有没有什么特效药,父亲当时心里也没把握,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回到单位后,利用自己在医疗系统的人脉关系,联系了并咨询了很多医生,他们说,办法不是没有就是药难搞到,父亲说这些不用担心,只要有办法治弄到药的事就交给他了,在确定了药方后,他几次上省市的药材公司,终于配齐了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彻底治愈了头上的顽疾,也治愈了孩子心里上的隐影,家长感激不已,几次三番要表示感谢,都被父亲婉言谢绝。
七八十年代,西药很紧俏,因此找父亲买西药——特别是青霉素一类的消炎药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以前整他的人,只要是在原则和情理之中的事他从不拒绝,为此家人和一些关系亲近的人很不理解,说他怎么就不记仇,那么宽容善良,他一笑了之。他曾经跟我们说,在那个年代,有些人也是身不由己,特别是年轻人易冲动,做些过激的事情由可原,不必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让我们一切向前看。
唉,至今想想,我们离父亲要求的还差得远呢!
父亲如今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隐忍坚强宽厚仁慈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