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幕西垂，暮秋的野树林，失去了往日鸟语蝉鸣的喧嚣，在残阳地映影下，枯秃的林木生机不在，阴暗和寂静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残花和枯草或萎落尘埃或随秋风远去——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傍晚驾鹤西去了。
母亲得病有些时间了，老人脸色憔悴，原本干瘦的躯体更加羸弱，好像随时就要离我而去。母亲虽病入膏肓，但仍事事坚持自理。在她心里，只要自己有一丁点气力，就不想劳烦别人，包括她的儿子。往生前一天，母亲病刚好了些，就执意要出院回家。
那一天我正准备接母亲出院时，哥哥来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脑子里一片迷蒙，身体打飘踉跄不能自主，眼泪奔涌而出，瞬间模糊了视线。我不敢相信母亲真的离我们而去。现在细想起来那时母亲看似病情好转，实则是回光返照。
母亲享年八十八岁，这个年龄在我们老家说来是喜丧。然想起母亲我就十分悲伤，不知是何缘由，总觉得有愧于她老人家。
我问一个老者。他告诉我，你欠你母亲的。
深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追思着母亲的一生。
母亲生养过五个儿子，我排行老三，大跃进时老四生天花早夭。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孝子。听姥姥说，母亲生我时盼望生个姑娘，但未能如愿。而我可能应验了母亲的意愿生来就像个女儿一样细心，照料母亲事事都很上心，从来不惹她生气，自认为似乎对母亲没有什么亏欠。
细想有一件事我很自责。母亲往生的前一天，跟我念叨着想吃饺子。可是当天我忙得没顾得上给母亲包，而是到饭店买了一盘。母亲吃得很香，直夸我包得水饺好吃。我猜母亲是知道那不是我亲手包的，但她愿意那样糊涂着欢喜。
母亲走的头天晚上，头脑很清醒，好像知道大限将至，说话特别多。不停地和我诉说从小被送养寄人篱下的委屈，白手成家的艰辛，养育子女的艰难，亲戚邻居家长里短和人情冷暖。最后她欣慰地说我们家能有今天来之不易，她可以放心去了。又嘱托我；“你大哥最苦最累，我放心不下。现在正在收花生，我的事尽量不惊动他。”大哥每当想起就掩面而泣。
母亲走后，我常常独自坐在老人遗像前发呆。特别希望在梦里再见母亲一面。有人说梦见过世的人不好，醒来后要念叨念叨，以求不再梦见。我不在乎这些，偶然在梦中见到母亲，总是不愿意醒来，醒后回想起梦中母亲的音容笑貌，一遍遍地念叨：“妈，你要想我，就给我托梦吧，让我在梦里多看看你。”
可以后却很少梦见母亲，而她鲜活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
二
解放前的一个寒冷的初冬傍晚，母亲被一个中年妇抱走，她那撕肝裂的哭喊声划过山村的上空，但也未惊醒姥姥那颗无助的心。贫穷逼迫姥姥割舍了亲情，这是母亲心中最大的怨恨，也是外祖母一辈子的心病。从此母亲对外祖母心存芥蒂,一生都不肯认亲妈。直到母亲生命弥留之际，才含泪喃喃地说道：“妈呀！妈呀！你打我吧，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母亲可能是看到外祖母来接引她了，嗫嚅声越来越小直到猝然长逝。母亲终于放下了执念，原谅了外祖母。
母亲本来姓滕，七岁那年外祖父不幸病逝。在旧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日子没法过下去。为了女儿能够生存下来，外祖母把母亲送给了母猪河畔旧西庄村一户姓鞠的人家。
我儿时记忆中的养外祖父（姥爷）清瘦细高，胡子又长又白，又懒又馋。他吃的饭菜和养外祖母（姥姥）的是不一样的，我曾看见他吃饭前偷偷翻看姥姥碗里的饭菜。姥爷爱好赌钱，唱戏，说大书。每到冬季，姥爷姥姥就开始忙活起来，姥爷物色演员，组班说戏，排戏练功。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姥爷翻晒古装戏袍的情景。姥姥则每天忙着煮米粥给练戏的人喝，米有捐来的，姥姥贴的多一些。
我那裹着小脚的姥姥，由于受封建道德观念的禁锢，一切都听姥爷的。姥姥每天都默默劳作，我母亲七岁就成了她的帮工，小小的年纪就承受着人间的磨难。没人疼爱只能乖乖听话天天干活，不然就要挨骂。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知农时懂农事。搞大集体的年代她是全村妇女中唯一的七分劳动力。
三
童年的母亲卑微地忍受着生活地煎熬，成年后和父亲结婚自立门户。父亲体格健壮，干庄稼活是把好手。母亲有打算，父亲言听计从，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日子过得还算顺心。
母亲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把细粮都卖了，一门心思攒钱买地。为了省粮，母亲长年用蔬菜加苞米面和豆面做成的菜团子充饥。多亏后来解放了搞社会主义，不然不知道她还要遭多少罪，吃多少苦。由于母亲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直到晚年也经常做菜团子吃。七十年代逢年过节全家人才能吃上一顿面条，每次母亲碗里汤卤子下不是面条却是地瓜丝，她也假装在吃面条。直到被我发现，她才笑着说地瓜丝和面条吃到肚子里都一样，饱了就行。
父亲耿直刚勇忠诚，在村里当过民兵连长和支部委员。他血气方刚，好勇斗狠。听母亲说父亲曾为集体利益动手打过人，文革时招了不少大字报。与父亲恰恰相反，母亲性格温和，淳朴善良，尊重他人，且自强自立，一辈子为着这个家庭着想，生怕父亲在外得罪人多，影响儿子的前途。
母亲没上过学，但是她识秤，识钱，会算账。这都是从小在菜园卖菜炼出来的。在母亲熏陶下，我做过小买卖。
在生活困难时期，母亲经常把从水库里捞的草虾，用盐水炸熟晾干称量包好，带着我到县城去卖。在母亲的教导下，后来我都可以独自到离家二十里外的县城摆地摊。有一次在广播站门旁，还来了个卖海参的，之前我没见过海参，看着黑黑的海参，像蚕一样。当时那人的海参卖四元一斤，我的虾皮卖二元一斤。我说：“您黑乎乎东西卖得这么贵，谁买？”那人瞟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个小孩懂啥？回想起来，感觉那时的自己挺可笑。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虾皮就是卖得比海参快，一会儿就被几个中午下班的女工买光。
我还卖过母亲养的兔，养的鸡，自种的韭菜，甚至猪食糠。母亲把她经商的技巧都传给了我。文革时母亲还教我干过“投机倒把”的买卖。村里的苹果丰收了，好苹果上交国家采购站，小果、烂果分给社员。母亲用卖鸡蛋、兔毛的钱到果园买小青苹果。苹果虽小，可不容易腐烂，价格不贵，三分钱一斤。在那个年代，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仅三四毛钱。母亲发现这是个商机，每到秋天都收一些，来年春季，让我挑着进城去卖。
文革期间贩卖东西是丢人的，母亲怕人发现，让我起早进城，八九点钟我就到了老汽车站门口。那时没有返季水果，小苹果卖得快，利也好，三分钱的苹果能卖到两毛五。一次挑四十斤，可以净赚九元钱。手里有了钱，我就到站前饭店买个叫“鞋底”的油炸面饼美餐一顿。这种面食特别好吃，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母亲的指导下，类似的买卖我坚持干了多年。
1958年，兴修米山水库有十几个村庄需要搬迁，我们村处在水库的中心地段，搬迁是刻不容缓。
修长江三峡大坝，国家提前好几年就做移民工作。而修米山水库那个火红年代搬迁就是命令，有亲投亲，有友奔友，无亲无友自己想办法走。搬？怎么搬？往哪里搬？母亲不知所措木讷坐在炕沿上暗自落泪。
就在修米山水库的前一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去了黑龙江，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带着四个不懂事的孩子。村里人都在搬迁，谁也顾不上谁。我们兄弟仨年龄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围着母亲哭。
母亲临终前住院期间对我说：“搬迁那天我领着你们几个，跟着大队人马走，来到最近的临村，借住在人家。”说起这事我好像也有一丝印象。
截河建坝的工程热火朝天，新村的建设如火如荼。寒冬腊月我们村开始建新房了。那时建筑材料除了石块，土坯再就是黄泥，可以想象数九寒冬盖的房子质量会是什么样。即使这样的房子，也不是随便能分得到的。现在拆迁是拆多少补多少。而在过去那个法律不健全的年代，我们村却是村干部多分，贫下中农多分。有的家拆了三间分得十一间，而我家拆了十一间只分得三间。每当提及此事母亲不知不觉就两眼泪花，总是感到忧伤和憋屈。
阳春三月，新村的房子终于完工了。搬迁之时我们兄弟三人在院子里欢呼雀跃，兴奋的手舞足蹈。而母亲却紧锁眉头，一脸忧伤泪珠在眼圈里转，孤伶伶地站在院子里仰望天空。似乎她心里在问：苍天呀！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才弄明白，母亲不是在为搬家困难而犯愁，而是在为拆我家十一间房子为何只分给三间而纠结着。母亲走的前夜对我说，那时她想要以死来抗争分房结果的不公，但不忍心撂下我们兄弟三个。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我的心灵，在我心中母亲之爱是无私的，是慈善的，是伟大的。
母亲一直对村里分房不公而耿耿于怀，只因当时我家六口人三间房确实住不开。修水库时我村被分了两个村庄，一个叫上庄，一个叫下庄。有一年两村进行人口调剂，上庄村的要调十几户去下庄村。这样上庄村就腾出不少房子。母亲再次去找村干部讨要，村委分房小组不得已表示可以给我家五间房，但位置是村后那排。那里风大，冬天房屋御寒条件特别差，没人愿要。尽管这样母亲还是无奈又苦涩地接受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人哭穷是一种普遍现象，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多得多要政府每年向库区移民发放的救济粮和救济款。兴办公共食堂时，母亲多年省吃俭用省下的三缸小麦被充公了。那个年代村民普遍以粗粮充饥，像小麦这种细粮是不多见的。我家一次性上交小麦近千斤，村民们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宣传的是上交食堂的粮食也是自己家的，交啥吃啥。其实最后大家吃的都一样，我家并没有多吃细粮。
每当提及此事，母亲心中就有种莫名的窝囊和委屈。会过日子难道成了罪过？我家变成了村里的“富户”，库区移民的救济粮救济款一次也没有分到。“生产队分的粮食都一样多，大家都一样穷，怎么就咱家就富呢？”母亲哽咽的对我讲。其实我家的小麦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即便这样，母亲在大食堂当炊事员时，其他炊事员在分饭前就吃饱了，把自己的那份饭菜省下来打饭回家给孩子们吃。在别人偷吃饭菜时，母亲从来不吃，但又怕别人难堪就自动躲开，她每次都是把饭菜打回家和我们一起吃。在那个困难年代，炊事员几人能够洁身自自爱？而母亲做到了，她生前将此事对我讲过多次，字里行间听得出她对自己的为人品行而自豪，同时也在教育我们也要这样做人。
有一年夏天中午，天空阴云密布，一丝风也没有，闷热难受。怱然一个闪电划破天空，接着就是雷声轰鸣不断，我和哥哥吓得又是躲藏又是叫妈，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瑟缩着身躯躲在炕旮旯盼望母亲回家。心说：妈妈呀！您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家呀？过了好长时间，雨停了，雷声也小了。母亲扛着锹和锄头回来了，妈的衣服湿透了，她紧紧搂着我，母子哭成了一团。
那天母亲病倒了，一连几天不能下炕。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包产到户父亲支边去了北大荒，家里没有劳力，母亲只能起早贪黑一个人在地里劳作。后来母亲累得病倒了。为此父亲只好辞职回家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回家那天，全家人饱饱地吃了一顿玉米饼子。
父亲那时已经有了正式工作，工作虽然累些，吃的却是商品粮。父亲曾说过，如果母亲没有那场病，如果不是包产到户，他就留在黑龙江工作了，也许命运会随之改变。姑姑和父亲一起去支边的，她留在城市里当了工人。几十年后工地广播员和父亲通过电话，语气中透露出为父亲当年没留下来而惋惜。
小时候起就非常羡慕姑姑一家，恨透包产到戸。
四
闷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田野里的庄稼绿绿的斜挂在山坡上，在碧波荡漾的米山水库的映衬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副美丽的山水画。这景色协调极了，丰收在望社员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我们村坐落在牧牛山顶，土地贫瘠不适宜种庄稼，办高级社时把外村的苹果树都移栽到我村，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苹果之村。秋天，又圆又红的苹果压弯了枝头，村里一片丰收的景象。
父亲是果业队长，每年为了及时把苹果销售出去，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到果园摘苹果，小学生也都争着去摘苹果。小学生摘苹果只是想去吃几个苹果没把挣工分放在心上。每当休息我父亲不在场时，大家就偷偷吃苹果，我也吃，只有母亲不肯吃。这一天放工回家，母亲对我说：“明天你不要去摘苹果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你爹当队长，你偷吃集体的苹果，他没有脸去管别人。记住你要学别人的好，不能跟着别人学坏。”
冬天下大雪，村里妇女都在家为生产队剥花生，大家把花生领回家，生产队按照统一的出米率回收花生米并计算工分，多余的花生米和花生皮归个人。
我也跟着母亲在家剥花生，母亲不许我吃花生，应允我如果出米率高了，多出部分给我吃。我也听话，盼望着多出些花生米。别人家都把多出的部分带回了家，可是母亲却全都上交集体了并说：“公家东西就是公家的，不能私留。”当时我小很不理解她。
我二哥退伍后定订了一门亲事，后来他进省城读书地位变了想毁婚，年假也故意不回家。母亲坐不住了，自言自语道：“咱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做人要讲诚信，不行！我得去找他。”
汽笛划开了漆黑的夜幕，火车像脱缰的野马，轰鸣着奔向省城。母亲瘦弱的躯体挤在车厢的过道上，随着人流前仰后倒，旅客多，都急着赶回家过年。母亲的心甚至比飞驰的列车还急，恨不能一步跨到济南。
母亲不认字，也没出过远门。当年孤零零一人，怎么到了烟台？怎么找到了火车站？怎么上的火车？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母亲说为了省钱，她那天买的是站票。那时车速慢，烟台到省城晚上出发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到达。二十多个小时母亲一直站着，瘦弱的身子能坚持得了吗？母亲告诉我，那天半夜有个有座位的大姨，可怜母亲便同她轮流坐到了济南。多年以后每每想起那位陌生的好心人，母亲总是眼含泪花动情的说: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也许是母亲的那颗慈爱善良之心唤醒了二哥的良知，许诺母亲不再毁婚。终于挽回了这桩婚事。毕业不久，二哥就迎娶了嫂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钱袋却还是瘪的。乡亲靠养几只母鸡，卖些鸡蛋换些日常生活用品。我家那时还养了几只长毛兔。虽然兔毛价不低，但兔子的数量太少了，赚不了大钱，而这样母亲也很知足了。
有一年夏天，兔毛的价格渐渐上涨，母亲感到商机来了，决心干一番“大事业”，利用冬闲繁殖小兔。冬季气温低，保暖条件又很差，繁殖小兔十分困难。母亲迎难而上，腾出一铺炕，准备了几个苹果筐子。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寒冷的冬天硬是繁殖出了十几窝小兔。
来年春天，兔毛价格达到四十多元一斤，一斤兔毛能顶我一个月的工资。养兔热席卷各地，我家的小兔变成了金元宝，一下子就挣了一千多块。这一年，我大哥和父亲还去北京逛了一圈。这在以前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同是这一年，我家承包了村里的一部分果园，年底收入也很可观。我家被评为致富家庭。在那个年代，收入达到四五千元是名副其实的富户了。这一年我家还得了一笔奖金，虽然钱不多，母亲很欣慰。
母亲在村里人缘好，在外村人心里也是大好人。有个常来我村收兔毛的客商，有一次来村收兔毛钱不够，他径直来到我家找母亲借钱。母亲二话没说就借给他五百元钱。事后邻居都说你胆子太大，要是人家不还怎么办？母亲淡淡一笑说：“不会的，咱村一百多户，人家专门向我借钱。说明人家看得起我。我可不能凉了人家的心。”
二十多年前，镇里和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需群众捐款，母亲每次都慷慨解囊。最让我难忘的是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八十多岁老人没有捐款任务，但母亲仍然委托我帮忙捐赠，还嘱咐我也要多捐点。当听说孙子捐三千，我捐七千时她高兴的笑出了声连连说道：“好！做善事积德！”
母亲一生勤劳朴实、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她常对我讲的是：多做善事，后人的路好走。
我家门前有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夏秋季节果实累累。母亲对乡亲们说：“我就不挨家挨户分给大家了，谁看见熟了，谁就摘着吃。”无花果不像别的水果一次性成熟，而是从初夏到深秋不断坐果不断成熟。街坊邻居知道母亲的为人也不见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自己摘。就连进村做买卖的小商贩也不例外。
或许是这棵久经风霜的老树也有了灵性，在母亲走后没几年，那棵老树也不声不响的走了。每当我看到那棵枯槁的老树桩，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它就象一位圣贤老人孤独地伫立在我面前，仿佛是母亲的一座雕像，也好似母亲的一座丰碑，让我肃然起敬。她为这个世界，为她的子孙们献出了一生全部的爱，而她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我在母亲的墓碑上镌刻了一副挽联“一生好人缘，万世永留芳”。
因果报应我不明白有无道理，不过母亲说好人有好报，我还是相信的。
四十年前的一天，一个懂得风水的商贩来我家对我妈讲，你住的地方是块吉祥宝地，你这一辈子没生养姑娘，儿子挺多。你家的住宅对后代好，住得越久根扎的越深，儿孙越发达。后来的情况果然应验了那个人的话。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恢复高考后，我和二哥先后考上了中专。大哥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二哥在镇政府工作至退休；我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四弟从海军司令部转业到北京央企退休。母亲的三个孙子全是军官；三个孙女有当教师的，有当银行经理的，还有一个从商。母亲走的前天晚上提到儿孙时，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厚德载物，也许母亲讲不清其含意，但她用一生的勤劳和善良诠释了它。在我心中她仿佛是一匹驾车的老马带有使命来到人世间，虽然她的人生之路总是那么坎坷难行，但她却用自己的善良之心铺平子孙们的人生幸福路。
作者简介；王国全，男，汉族，1954年10月生，职业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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