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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绪，我叫了一辆四点的马车，”诗人雪莱记录道，“我等着闪电与星辰变白。终于到了四点钟，”他继续写道，“我走了出去。我看到她。她走向我。”7
十七岁未满的玛丽·戈德温与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这次出走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私奔。这个女孩肤色如牛奶般白皙，有着充满穿透力的睨视目光，是一个天才。她八岁时就发表了一首叙事诗。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说她有“某种飞扬跋扈和生机盎然的心智”。在1814年的7月28日，当她和她的继姐克拉拉·玛丽·简（Clara Mary Jane，在家里被叫作简，她现在更为人知的是克莱尔·克莱蒙[Claire Clairmont]这个名字）悄然逃离她们父亲在伦敦的居所时，这两个女孩也带上了她们的作品。玛丽把她的身份文件（和她父母的情书一起）装进了一个盒子带走。她向雪莱保证他会读到“她心灵的作品”。不仅仅是阅读：他会去“研究”她的写作。在这个作为同居导师的诗人的鼓励下，两三年后玛丽将会创作出《弗兰肯斯坦》——对十九岁的年纪来说，这是非凡的成就。
玛丽穿着雅致的花格呢裙，在雪莱拜访她父亲时遇到了他。他高挑，双腿修长，在周围人都领结齐颏的年代穿着开领衫。他炽烈凝视时，肩膀会微微耸起。玛丽，这个一直被保护着的无邪少女，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无法抗拒的激情，并被这阵激情唤醒。如同那个比她更加年幼的朱丽叶在父亲家中与罗密欧面对面相遇的时刻一样，玛丽也立刻陷入了绝对的爱情。“我是你的，只是你的，”她在自己抄写的雪莱的诗歌《麦布女王》（Queen Mab）中偷偷地写道，“我将我自己交予你，作为我神圣的礼物”。8
她的存在仿佛被这次彻底的委身所定义，正如她几个月后对雪莱的朋友托马斯·杰佛森·霍格（Thomas Jeferson Hogg）倾诉：“我如此温柔而彻底地爱着他，我的生命悬于他的眼波，我整个灵魂都全部缠绕在他身上”。
他殷勤又细腻，对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毫不在意。他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承认自己阳刚外表下的阴柔元素。正如玛丽所说，他“柔软如女人，坚定如夜晚的星辰”。[1]
但这并不是盲目的爱情；欲望之中存在着认可。她感到自己被他的奇特所“贯通渗透”。雪莱击中了她，如同他会击中每一个人：他不同于任何其他男性。他有着想要改造世界的远见卓识。他想要为被剥夺了正义的人寻求正义，想要消除政治和家庭的残暴专制。不过，双亲都是革命者，对她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雪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心存的仁爱，他也想要将这仁爱洒向一切生命。这个男人不会为了一次伤害而实施报复；他的宽容反而会改变施害者，所以当玛丽称他为“我神圣的雪莱”时，她也并非完全在编造神话。
阻挡激情的障碍只会加剧她的激情，就像朱丽叶对被禁忌的罗密欧所怀有的热切一样。比玛丽年长六岁的雪莱已婚——在玛丽的父亲看来这婚姻是幸福的。但让威廉·戈德温没有想到的是，五个孩子中他最疼惜的一个，也是在理性的自制力方面最像他的一个，会如此寡廉鲜耻，堕入通奸。
但普通的词语——通奸、私奔、性，甚至激情——都不足以描述眼下发生的一切。关于玛丽·戈德温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她是一个天才，她的智性是在一个对儿童发展有着开明思想的家庭里滋长起来的——这个家曾经是专门出版儿童书籍的先锋出版社，玛丽自己也是它迄今最年轻的作者。这个前景驱动着玛丽所做的一切。当她和简飞奔离开冲入那个黎明时——她们新生活的黎明——她们也带上了一些书。这些书多数是玛丽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她是《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作者，这本书出版于1792年，同年雪莱出生。雪莱是她的信徒，这个男人将女性视为智慧的生物，他认为她们一旦摆脱了社会的局限，特别是婚姻的禁锢，便会崛起。戈德温家的女儿们因为雪莱对她们思想的关注而为之倾倒，而雪莱也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个女儿身上蕴藏的可能性所吸引。9
“你是谁？”他在《致玛丽》这首诗中问道，“我知道但我不敢讲。”
唯有和雪莱一起，玛丽才能够“揭开”自我认知的面纱。在这两人之间上演的欲望戏码，是关于知晓与谜团，讲述与缄默。想要革新世界的雪莱也意图将革新带给女人，这对于玛丽来说诱惑十足。表面上，她显得沉默而认真，她的思想是“一个封存的宝藏”。而雪莱打破了这层隐私的壁垒。他的声音为她喝彩，并为她打开了新的思想渠道。曾经对她来说，奇异和多变的思想受到约束是一种“精致的痛楚”，而现今，这潮涌却在按它应有的样子前行，加速。和雪莱在一起让她发出了声音，像她说的，这声音获得了一种“天然的调制”，并“带着无限的自由去交流”。
和玛丽“封存的宝藏”遥相呼应的，是少年雪莱在一个敌对情绪堪比战火纷飞的公立学校中，为了生存下来而营建并保卫的“秘密仓库”。这种内心的力量生长，带有一种“孤独的意味”。作为乡绅的儿子和继承人，在伊顿公学受教育的雪莱是一个选择了做局外人的圈内人。他珍视自己的“古怪之处”并让它们“隐秘地呈现”。他知道自己会被误解，“像一个栖居在遥远而荒蛮土地上的人”。他孤独且敏感的存在与循规蹈矩的父亲相左。他渴求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在玛丽身上发现了同类，尽管她是那样年轻。他们都拥有被雪莱称作“最隐秘的灵魂”的东西。雪莱发现，她的神志仿佛是被拨动的和弦，为“一个令人愉悦的嗓音”伴奏，与他自己的声音一同震颤。10
玛丽与雪莱传递的爱融为一体；这活力格外赋予她力量，因为它不是来自天堂而是通过共鸣传来。他的举止是毫不造作的，轻松到她可以随意倚在他胸口或膝上，当这对出逃者抵达海岸出海时，她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从巴黎开始步行至瑞士。这是一个风暴横行的海峡，浪潮冲击着小船。但当他们停泊在加来的沙滩上时，雪莱却看到了一片宽阔的红色光亮。
“玛丽，看，”他说，“太阳照亮了法国。”好像他在宣告一个新的人生。
对他来说，她看上去“对所有未来的邪恶毫无察觉”。那为什么仅仅在两年之后，她却构思出了一部有关彻头彻尾的骇人邪恶的小说呢？
众所周知，《弗兰肯斯坦》是有关一个科学家造出了一个超凡人物的故事。那么这个人物的本性是什么？他会做什么？无父无母，人人避之不及的他转向了暴力，身形带来的能力使他造成的破坏耸人听闻。“弗兰肯斯坦”作为一个词语进入了我们的语言，他代表了危险的试验会导致失控。这部小说将惊悚元素和普世问题相结合，它一直受到固定小群体的喜爱追捧。暴力是天生的？还是由于情感匮乏而被诱导而生？是父母缺失和社会歧视的结果吗？这是一个年轻女人提出的问题，作为局外人的境况使她足以进入一个怪物的心境。与雪莱的私奔将她置于社会之外，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她也目睹了人类的残暴。
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从怪物被疏离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像麦克白一样，作者敢于将一个有人类情感的声音赋予一个凶手，在这里他是人的构造，但却又是一个异类，其骇人之处显而易见。11
小说发表后的两个世纪以来，曾被无数次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但是《弗兰肯斯坦》诞生的神话却延续至今。在由雪莱和拜伦对哥特小说的讨论而引发的一个梦里，玛丽·戈德温毫无征兆地突然构思出了《弗兰肯斯坦》。雪莱在为小说写的序言记录下了这个回忆，十五年后，当两个诗人都已去世，玛丽将它扩充，这段轶事也把《弗兰肯斯坦》和他们不朽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就这样，玛丽被锁定在了这两个男人和他们所读之书的阴影中。但想要开启这个久远的哥特惊悚小说的战栗背后的隐密故事，我们必须要回到玛丽的家庭，回到那个受人尊重但多少带有污点的父亲的形象，回到她的继姐简在经历“惊悚症发作”时被压抑的东西，回到在通往《弗兰肯斯坦》的路上，玛丽自己的观察和情感——正是这一切，引领她造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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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8月3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分娩后第十天去世。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她的父亲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父亲或鳏夫。在那时，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是一个名人。两代的思想家都读过他革命性的论著《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两个天才将名垂史册的伦敦人——柯勒律治和查尔斯·兰姆——会来到城里的斯基纳街41号，这是戈德温书籍遍布的住所。他们的谈话是他女儿教养的一部分，而玛丽也意识到，一个被这样的父亲养育长大的女孩会独立思考，并能超越女性教育的局限。
玛丽的父亲鼓励她写了第一本书，那时的她是一个被一首流行歌曲迷住的小孩。《不记道先森》（Mounseer Nongtongpaw）是一首谐谑诗，讲述了土里土气并蠢笨至极的约翰·布尔去法国旅行时（在1802—1803的短暂和平时期[2]）犯了许多愚蠢错误的故事。他用英语和法国人讲话，并把法语中的“不知道”听成了一个叫作“不记道”的显赫人物。戈德温在1805年发表了这部作品，就在这一年，他在斯基纳街的转角处开办了一座青少年图书馆。
戈德温认为玛丽长得像她的母亲，他的人生挚爱。从一幅小画像也确实可以看出，她们的嘴角有相似的弧线，她们还同样有深深凹陷的上唇。但是玛丽更像她的父亲，高高的前额，苍白的面容和修长优雅的鼻子。她有着她父亲的勤奋和阅读品味。12
她花了很久去努力接受那个1801年末降临的打击——她挚爱的父亲再婚了。从那时起，她和父亲的亲近就开始受到一个脾性让她无法信任的继母的挑战。玛丽对她的厌恶是本能的：“她是一个我想到就会发怵的女人”。
玛丽·简·维尔（Mary Jane Vial）将自己佯装成一个要为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查尔斯和简——负责的寡妇。（她使用的名字“克莱蒙夫人”，可能是从1798年的一部哥特小说《克勒蒙》[Clemont]得来，简·奥斯丁1799年完成的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女主人公就为这个体裁中过分的恐怖所惊吓。）克莱蒙夫人可疑的名字和晦暗的过去让戈德温同一天在伦敦不同的教堂分别和她结了两次婚。可以想见，作为天主教徒，她会想要一个天主教的仪式，但同样可能的是，戈德温想要为她的多重身份取得法律庇护。因此，戈德温夫人一怀上他的孩子，他就做出了负责任的举动（正如他和正怀着玛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结婚时一样）。
“第二个妈妈”（戈德温如是介绍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戴绿色的眼镜，曾做过编辑和翻译。尽管她在图书行业的经验让她可以是戈德温的贤内助，但她喜怒无常——“坏孩子”是查尔斯·兰姆对她的称呼。她会因为离家出走而让家人们惊恐，然后她又会回来。
当戈德温仍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单身汉时，他很穷，这是他到四十多岁才结婚的原因之一。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健在时，尽管他们也被金钱问题困扰，但还能勉强糊口并快乐地在一起，尽管两人是迫于舆论不情不愿地结婚的，但他们都迅速全情投入了婚姻生活。但这位“第二个妈妈”却不同：戈德温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她不如他的第一任妻子。新妻子的影响吞没了这个智慧超凡且忠诚的男人，她改变了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他变成了一个积习难改的借贷者。
接下来，玛丽·简扭曲事实的恶习发泄到了戈德温的女儿们身上，特别是最大的女儿——戈德温的养女芳妮。芳妮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前一段关系中所生的孩子，男方是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雷（Gilbert Imlay）的美国人，他出身于费城一个富裕的航运家庭。他们都并不知道芳妮的存在，而且伊姆雷的浪荡人生也让他不可能抚养孩子。13
芳妮母亲的死亡，第二个妈妈的到来，以及不久后一个儿子小威廉的出生，都让她处在弱势的位置，因为她是在戈德温家的五个孩子之中，唯一跟父母双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在戈德温做单身父亲的那些年，他身体力行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条，她认为家庭成员间的感情应该是教育的基础。一天，他恰好要外出，就让“第二个妈妈”去亲吻她的继女们，但仅当她自己愿意这么做。这个补充条件暗示出，其实她对这两个要她负责的小女孩儿并不是自然地心怀关爱。
为了父亲的缘故，芳妮曾尝试去看“第二个妈妈”的优点，但随着成长，她越发受伤。戈德温夫人着意对芳妮摆明她就是一个多余的累赘。于是那个活蹦乱跳的“芳妮儿”，那个沃斯通克拉夫特钟爱的孩子，那个曾陪伴母亲去斯堪的纳维亚旅行的孩子，那个曾经是她母亲的安慰并睡在她怀里的孩子，就这样长成了一个消沉的人。
戈德温由于被生意上的事务烦扰，于是将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妻子。芳妮尽力顺她的意，而玛丽却不愿屈从。芳妮任由“第二个妈妈”的摆布，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来拯救的灰姑娘，但是玛丽却反抗她们的继母。
在玛丽成长过程中，摩擦一直在升级。在她十四岁时，戈德温把她遣送到住在邓迪的巴克斯特（Baxter）先生家里，他是戈德温的朋友，有两个女儿。关于送玛丽离开这件事，戈德温给出的理由是健康，但这听起来并不令人信服。更可能的是，玛丽不得不离开。“健康”有可能是精神健康的一个委婉说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两个女儿都从她们的母亲那里遗传了抑郁症的倾向。
正是玛丽在苏格兰期间，雪莱在斯基纳街拜访了戈德温夫妇。尽管雪莱反叛一切形式的权威，但他却敬仰戈德温的政治观点。1810年在牛津大学时，雪莱和他的朋友霍格发表过一篇叫作《无神论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的文章。当被校方盘问时，他们拒绝认错。于是大学必须要开除他们。雪莱的父亲提摩西·雪莱（Timothy Shelley）爵士将他逐出家门——尽管由于法律原因，他不能剥夺他的继承权。14
这个诗人决心要顺着戈德温的路线去革新：去重现那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所说的我们天性中存在的仁慈之心。戈德温和雪莱都相信，人需要从压制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中解放自我。这正是雪莱在他反对宗教的宣传册上所写的。
雪莱相信戈德温仍然坚守他1793年的书《政治正义》里的思想——但后来却发现戈德温自己变了。法国大革命的流血牺牲让他转而相信，不能正面对抗强权，而是要通过写作和指导那些寻求他教诲的人们来改变下一代人。当雪莱在1812年来到他门前时，戈德温对他的鲁莽印象不佳。他斥责雪莱对他自己父亲的敌意，以及他对爱尔兰叛乱的支持，斥责他如此着急地去发表更多有煽动性的小册子而不考虑后果。戈德温以他一向的坦率态度，说雪莱是在炫耀。
雪莱很开心。他完全没有恼怒，因为他一心只想领会戈德温的道德立场。当雪莱因发现戈德温如此让人精神焕发而感到振奋时，戈德温也欣喜地发现，他的这位追随者是个语言大师，并且还是二十万英镑的继承人，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财产。15
尽管雪莱是作为戈德温的追随者而来到斯基纳街的，他也同样热切期待能认识芳妮，这个早年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塑造的女儿。甚至在他和芳妮见面之前，他就邀请她去北德文郡海岸的林茅斯，与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哈丽雅特（Harriet）过夏天。出乎雪莱意料的是，戈德温并没有允许——他说，他没当面见过一个人之前都不能算认识他。
当雪莱来赴宴时，芳妮十八岁，她是一个有着棕色长发的年轻女子，脸上有儿时得天花留下的斑点。她的另外两个妹妹都没有出现。十四岁的简当时在寄宿学校，刚刚十五岁的玛丽在家但并没有参加。就此一次，芳妮没有被她的姐妹比下去，尽管戈德温仍在力荐玛丽。玛丽“非常像她妈妈”，他不断地对雪莱说，但那个时候，他机敏鲜明的蓝色双眼正聚焦在芳妮身上。那天晚上，她已不是那个原先闷闷不乐、急于讨好人的年轻女子了。雪莱想要了解她的意愿也唤起了她身上属于她母亲的那份热切的口才与诚恳，这份活力也正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芳妮身上赞许过的品质。
雪莱着迷于芳妮仁慈的敏感，以及她的想法——他后来将这个想法据为己有——她认为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与他耸起的肩膀相平衡的，是他扬起的浅粉色长颈，他的那些词句就从这里源源涌出。他有着一种公然的乖张，这来自一个毫不畏惧自己观点的人，但与之相应的，是他警觉的举止。他激越而消瘦，窄胸窄肩，以偶尔心不在焉地从兜里取出的面包和坚果为食。他浸在凉水里清洗过的卷发蓬乱着。他的后脑勺扁平得古怪。16
雪莱和芳妮彼此倾慕，以至于当雪莱再次造访斯基纳街时，“妈妈”认为应当将芳妮送到她毫不亲近的姨妈们（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姐妹）家里。如果芳妮一直在这里占据着雪莱注意力的中心，那么他可能不会将他的感情转向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个女儿身上。
第二次邓迪之行之后，玛丽在1814年3月回家了，她和“妈妈”之间的摩擦再次爆发。玛丽经常躲到她母亲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地那里。这个地方让她能够阅读，并和这个世界已经失去的那位女性楷模进行交流。
5月5日，雪莱出现在斯基纳街，玛丽也在那里。那个月他来了七次，并在附近的哈顿花园住了下来。接下来，6月8日，他将他在牛津的朋友、正在准备律师考试的霍格带来见戈德温。当这两个年轻人在戈德温的书房等他时，雪莱不安地来回走动，问霍格戈德温这时会在哪里。接着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穿着格子裙的苍白女孩用“兴奋”的声音说，“雪莱”，雪莱用“兴奋”的声音呼喊，“玛丽”。他立刻奔出书房去同她讲话。
他们之间的火花已然在眼神和举止间显而易见，依雪莱看，是玛丽主动出击。1814年6月26日，在简毫无警惕的监护下，他和玛丽来到了她母亲的墓前，并在那里向她倾诉了自己的过往。
事后，雪莱告诉霍格说，当玛丽·戈德温宣告自己属于他时，没有言语可以比拟这个时刻的“崇高”。如果他对这个场景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么他并没有提及他的婚姻。但是玛丽也察觉了关于他婚姻不幸的蛛丝马迹：他暗示说，哈丽雅特已不爱他，而且她怀着的孩子都有可能不是他的。即便如此，对于玛丽来说，宣告自己的感情也仍然是离经叛道的。
所有雪莱的顾虑都被玛丽的直率与心甘情愿所抵消，她相信他们在一起是命中注定的，这信念和朱丽叶一样坚定。她的独特在语调和音色中就已十分明显，那是一种混合着温柔和出于信念而渴求同等承诺的声音。她柔顺的秀发散落双肩，随着脑袋的转动而飞扬，他对这样一个女孩的回应也同样火热。后来他告诉她：17
你在你年轻的智慧中
是多么美丽、平静与自由，
当你挣开并撕裂这凡俗的锁链……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这种狂喜中的一部分。“我将要与你/受人爱戴的名字结合”，这是雪莱在回忆玛丽父母的惊人胆识时写下的诗句。这位十六岁的女孩是那个“胸怀抱负的孩子”，她母亲的盛名
闪耀在你身上，穿过那撼动今日，黑暗狂野的暴风雨；
而你能够从你母亲那里，
获得那不朽姓名的庇护。
玛丽表白后的那一天，对雪莱来说好像是他真正的“生日”——这或许也是指他们大胆逾越禁忌的那一天，他们把简打发走，第一次做爱。
简的在场并不是偶然的。她不只是社会习俗所要求的监护人；雪莱对她也有意，他曾经去她的寄宿学校拜访过她，而且他们也一同散过步。用独立的头脑思考和行动是戈德温的家教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在这点上，简和玛丽被塑造的方式是相同的。简同样也想写作。事实上，她先于玛丽构思出了一个局外人的故事。她想塑造的是一个由于激怒了世俗而被人们称作傻瓜的女人。
玛丽和简两人都为雪莱的思想着迷。他对于她们的魅力远远超出一时的痴迷，尽管痴迷是其中一部分；这些女孩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要信徒，她在戈德温书房里的肖像一直注视着她们的成长，她的墓地对她们来说也是一块神圣的地方。雪莱在许多地方和沃斯通克拉夫特想法一致，他热切提倡女性读书与学习，并且愿意分享他的优势，这在当时那个书中都警告女性不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是很罕见的。这个诗人的热切与他好奇的思维冲击着玛丽和简，她们把这视作走向家庭以外世界的机会。18
雪莱立即向戈德温表明了他要和玛丽在一起的计划，他的嗓音过高了一些，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由于戈德温在《政治正义》中反对婚姻制度，雪莱因此期待玛丽的父亲会准许。
“他疯了。”戈德温在他的一个朋友面前勃然大怒。
戈德温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复杂的位置上。和他的愤怒相冲突的，是雪莱正在代表他协商一笔一千多镑的贷款。后来戈德温说，雪莱是在7月6日协商敲定之后才表达他的意愿的，但戈德温实际上的反应却是拖延，并在接下来运用了他不容小觑的论理能力去阻止他认为是雪莱的主动行为。和许多有热情女儿的家长一样，他认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色诱”的行为。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邪恶的。
哈丽雅特·雪莱对她丈夫的音讯全无感到忧虑，于是她从巴斯来到伦敦。在她和雪莱关系紧张的时期，她、她的姐姐和孩子就独自待在巴斯。过去的三个月，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性关系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哈丽雅特在三月底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在七月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也恰好是这个月，雪莱对她透露说，他现在的责任已经只是作为朋友而不是丈夫了。
这次面谈很有压力，于是他做出了“抚慰”的姿态，尽管他告诉哈丽雅特，“你从未以足够的激情充斥过我的心，这不能怪我”。他承诺自己还会对她有持续的感情，并保证她一定会找到下家，这促使他的妻子接受了现在的状况。她会将玛丽看作是受到“专制压迫”的人而同情她吗？而玛丽会给哈丽雅特寄去一些手绢以及他们拥有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遗著吗？哈丽雅特确实想过，玛丽是在用她的母亲诱惑雪莱。
受到来自两方恳求的压力，一边是哈丽雅特（那时已经有五个月身孕），另一边是戈德温的要求，玛丽似乎退缩了。雪莱夫人被告知，玛丽会尽己所能拒绝雪莱的追求。
而雪莱的回应是服下过量的鸦片酊——剂量不足以致命。午夜时，戈德温的房门被雪莱的房东敲响；戈德温冲到哈顿花园，发现雪莱已被当地医生接手。戈德温夫人接下来照顾了他一整天。19
尽管肉体分开了，玛丽和雪莱却在通信。起初，信件被热心的简偷运出屋，接着，当戈德温禁止她这样做之后，信件又被书店送货员送出。每天玛丽和简在查特豪斯附近散步时，他们还会秘密会面。7月25日，戈德温给雪莱写信提出请求。他评判这个诗人的感情是“善变和一时的冲动，这压倒了任何一种对于诚实的心灵十分珍贵的冲动”。他认为哈丽雅特是“一个纯良并值得称赞的妻子”，并且要求雪莱放过“他年幼的孩子纯洁无瑕的名声”。
戈德温通常不会表露出他的感情，但他在为玛丽提出这个恳求时，他的感情却很激动。“我不敢相信你以一个捐助人的名义进入我的家门，却留下了一团无尽的毒药来蚕食我的灵魂。”
考虑到这封信的力度和雪莱对戈德温的尊敬，那个夏天本来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晨吐的出现。玛丽怀孕了。于是，这对情侣在热心但蒙在鼓里的简的陪伴下，启程去了法国。
将自己置于一个已婚男人的庇护之下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举动。在这个阶段，玛丽不可能知道雪莱有多容易被其他女性吸引，以及他是否会被某个可爱的落难少女吸引过去。玛丽也不太可能知道雪莱的祖父，比希爵士，曾为他的情妇和四个孩子置过外室。雪莱家族保持了他们作为可敬得体贵族的地位，因为他们遵循了“遮掩”这一行为准则。雪莱与玛丽的婚外结合实际上在他的家族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雪莱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缺乏谨慎，至少最开始是这样的。
损害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的名声，这并没有困扰到他，就好像当他和哈丽雅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私奔时，也没有受到什么困扰一样，哈丽雅特那时也是一个在家庭保护下长大的女学生。当时的情形下，他可以结婚。但是这第二次，当他和玛丽·戈德温私奔时，他却有一个妻子和孩子要考虑。同样的冲动又在作怪了。他抛弃了他一岁的女儿艾安茜（Ianthe）和一个未出生20的孩子，而且他不会没有意识到，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如果又公然犯了通奸罪，那么除非他回到妻子身边，否则他想要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抛弃；他幻想哈丽雅特也会像简一样，作为一个依恋着他的朋友继续留在他身边。在他所处的上层阶级，人们不会因为不忠而大惊小怪。但牵扯上像哈丽雅特和玛丽这样单纯的中产阶级，注定要带来麻烦。
当他们正要离开家时，玛丽停下了马车，要去做“一些事”。在这最后时刻，她是对这样偷偷摸摸离开家感到有些不情愿吗？或者怀有一些她并没有告诉雪莱的愧疚？她并不是像莉迪亚·班纳特（Lydia Bennet）那样粗心大意的无脑之人，和一个无赖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在《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留下了一个欢脱的、毫无信息的便条。但玛丽回去却是给她父亲留了一张我们确定是有明确信息的便条，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在他的梳妆台上看到了这张便条。
戈德温惯常的行为是冷静而理性的。但现在，他是一个被欺骗了的父亲，这让他恼羞成怒。雪莱是“放荡的”，是一个“诱奸者”，并且“背叛”了他的款待。戈德温欣然接待了这个年轻的革命者（难以想象还是一个准男爵的儿子），是带着足够的期待，希望他能投资一些有价值的计划，比如戈德温资金短缺的出版社。这个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商有一个绝佳的书单，包括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但一直负债累累，难以为继。可现在看上去好像是戈德温为了拯救自己的事业而交易了他的女儿。他不能原谅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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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给她父亲的便条应该透露了他们的去向，因为在去往多佛的路上她害怕被追上。他们用了四匹马，为的是甩开升温的速度，那时的炎热异乎寻常。第一天的出逃是一场比赛。
但玛丽错了。她的父亲并没有追她，他还警告他的妻子（她确实去追简了）不要跟雪莱接触，他可能有“暴力倾向”。事实上，雪莱对女性很温柔，戈德温的想法反而暗示了他自己正处在不常见的暴烈情绪中。21
戈德温夫人在加来追上了那些离家出走者。显然，她的行动并非是为戈德温，而是为她的女儿。她唯一的目的是要说服她自己的女儿回家。当简拒绝后，戈德温夫人没再吭声。雪莱和玛丽在她回港口的路上撞见了她；没有人破除沉默的鸿沟。这其中的信息很明显：必须要避开玛丽·戈德温。
为什么戈德温没有去追玛丽？实质上他是对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孩关上了家门，将她弃之不顾，为什么？这是让人困惑的行为，玛丽自己也觉得这难以解释，尤其考虑到她和她父亲之间特别的纽带。在戈德温对玛丽的抛弃背后一定深藏着某些他们之间相互的情感，尽管他个人的想法很难揣测。但事实无可辩驳：他要抹去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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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爱侣搬去了巴黎。他们觉得杜乐丽花园太正式了而且没有青草，不过这没关系。“我们回家后开心到睡不着觉”，8月2日星期二，雪莱在他们一起写的《日记》（Journal）中记录道。第二天，在玛丽大声朗读拜伦的作品时，他们激烈的感情好像让他们将这些诗占为己有。就是在巴黎，玛丽打开了她私人的宝箱让雪莱看，那里有她的作品和她父亲的信。“她躺在我的怀里”，他记录道，那个上午在“愉快的谈话”中过去。
除了爱情和令人迷醉的肢体亲密，书籍是他们的结合中核心的部分。玛丽和简立志要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就好像今天有抱负的人要上大学一样。即便这是一所资金短缺的“流动大学”，它却在智力的高度上野心勃勃。这两个年仅十几岁的女孩，早于那些有志向却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几代人，穿越国界，带着书籍，脑子里装着还没讲出来的故事。尽管她们的行为代价巨大，但她们又异常幸运地有两位卓越的人物去指导她们的阅读：开始是戈德温，现在是雪莱。玛丽的父亲敦促她成为出色的人；雪莱也同样。除了他们作为爱人之间的亲密，雪莱对她的学业也是绝对支持的。22
在他们徒步旅行的初始，玛丽和简穿着黑色的丝绸裙子离开巴黎。当他们缓慢前往瑞士的途中，雪莱大声朗读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传体小说《玛丽：一部小说》（Mary:A Fiction）。这部小说发表于1788年，恰好是玛丽的母亲在伦敦不再做家庭教师而转做作家的时间。这时的她决心要做“新物种中的第一个”。这部小说宣扬要创造的角色不同于理查德森（Richardson）笔下的克拉丽莎或者卢梭笔下的苏菲，因为她们的完美都“偏离了天性”。相反，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要证明“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女性的心智”：这样一个生灵，“可以被允许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
这个家庭教师已经发表过她关于女孩教育的先进观点，对她来说，这种可能性通过玛丽这个角色已渐渐进入实践。她从挫折中幸存，并想要奔向未来。这个虚构的小说形象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条是一致的，她相信女性在个性上的改变必须先于她在更加公共领域内的进步：“我喘息的灵魂仍然向前推进，并栖居在未来之中，在这黑暗笼罩的深深阴影里”。
这部小说慨叹，女性都依赖于一套陈旧的叙事生存，不能重塑她们的人生。它期许有一条敞开的路，“让她们能够去追寻更长远的独立”。
在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旅馆，玛丽、简和雪莱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专心致志地领会《女权辩护》和《女人受罪》（The Wrongs of Woman，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部小说，于1798年她去世以后出版），以及《玛丽》和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这三个旅者将他们的思想准则付诸行动，包括他们对婚姻作为一种财产形式的反对，这让三人在革命的纯粹性上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他们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字以及她对理性的信仰而鼓舞：“那些有足够胆量领先于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人们，会通过自己思想的力量去摆脱偏见，而这个世界更加成熟的理智也迟早会否决这些偏见，这些人必须要学会勇敢面对指责。”
他们的旅途要穿过一片遍布饥饿和穷困的地区，这是当年二月拿破仑的失利造成的。玛丽后来回忆起塞纳河畔的诺让镇成了一片白色的废墟，白色的尘土覆盖花园。战败的一方形容惨烈，不梳不洗，旅馆也非常肮脏，有时旅客无法睡觉。一张床无非就是一张铺在草上的床单。在奥塞莱斯——特鲁瓦迈松，简说，当老鼠把冰凉的爪子放在她脸上时，她必须去躺在玛丽和雪莱的床上。23
在曾经美丽的圣奥宾村，哥萨克人连一头牛都没给他们留下，没有人有牛奶喝。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们都被哥萨克人杀死了。
“暴力从此统治这个世界，”玛丽的母亲曾在《女权辩护》中断言，“人习惯了在野蛮的状态下向权力俯首帖耳，那么他将无法把自己从这种粗野的偏见中解脱出来。”她的女儿也用了“野蛮”这个词：“这些野蛮人在进攻时散布的破坏是无可比拟的，”玛丽观察到，“或许他们没有忘记莫斯科与俄国村庄的毁灭（在拿破仑1812年攻击俄国时）；但我们现在在法国，这些房子被烧了的居民的困苦……激起了我对战争的痛恨，这种痛恨只有在亲身游历过这个被劫掠、被糟蹋的国家之后才能感受到，人类傲慢地对他的同胞手足施以迫害。”
尽管玛丽起初坚信爱可以战胜邪恶，但她被迫要去重新看待眼前的场景。她观察到，对平民施行的罪恶是如何被一些人扭曲的自怜所鼓动，他们还把对无辜者的杀害辩护为复仇。
他们在法国的一路上，洗澡水都是短缺的。也没有洗脸盆，所以他们经常只能在村庄水泵那里洗洗脸和手。当他们接近边境小镇蓬塔利耶时，雪莱向玛丽提议在路旁的浅溪中洗浴。玛丽的借口是，她没有浴巾，于是雪莱提出可以拿一些叶子来擦干。这个提议被她默默地拒绝了。是机敏的简在她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场景。
玛丽在她与雪莱合写的日记里没有提到戈德温一个字，但这不意味着她完全没有想着她的父亲。她对雪莱的依赖让她不可能表达对父亲的悔意，以免让雪莱不快。8月30日，临近十七岁生日时，玛丽是一个有孕在身但毫无经济来源的私奔者。雪莱并没有意愿去讨生计。他纵然有着人人平等的道德思想，但却仍保有一种特权阶级的心态。他对于收入的概念就是从他父亲那里设法要到一份补贴，以及凭借他未来会继承的遗产去借贷（利率惊人）。24
在蓬塔利耶的一天晚上，玛丽在试图和雪莱一起嘲笑他们不太可靠的车夫时说，男人是一千种困难的源头。
雪莱问她为什么突然看上去很悲伤。
“我想到了我爸爸，不知道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你这么说是在指责我吗？”
“哦！不！”她把这件事搪塞过去。“我们别再想它了。”
简意识到玛丽是多么爱她的父亲。而简也又一次写下了玛丽没有记录的内容。一个保护壳包裹住了她的反叛、温暖、欲望和忠诚（这点上她和她的父亲很像，这让她一直和他气味相投，哪怕在他们关系疏离时）。她骄傲且敏感，除非被珍视或被支持，不然她不会贸然上前。让这种含蓄节制更趋深沉的是，她在人生中这两个不谨慎的男人面前一意地谨慎。她父亲关于她母亲的回忆录（其中叙述了她母亲对吉尔伯特·伊姆雷的感情）给了外人诋毁中伤的机会——玛丽对这种“不友好的报刊杂志粗俗的中伤”很反感。但是她现在以母亲为榜样，和这个“身着俗世衣装的精灵”走到了一起。这个超人（她是这样看待他的）将她选作了伴侣，这种命运也将她与那些掌控凡夫俗子的律法分割开来，而她的生活方式也注定给普通人留下争议。
特鲁瓦是一个他们途中经过的中世纪小镇，在那里雪莱给哈丽雅特写了信，邀请她来加入他的漫游小分队。让他失望的是，他们过了瑞士边境到达纳沙泰尔时也没有收到回信。
玛丽在面对她所要承担的一切责任时需要清醒的头脑，不仅仅是为了达到雪莱的高度（在诗歌与古典学方面），其实还为了应对日常琐事：起初的晨吐；肮脏的旅馆里床上的虫子；他们在买驴的问题上，以及接下来用最后的一点钱买骡子的问题上犯下的错误；雪莱对于哈丽雅特没能来加入他的队伍表现出的失望；他们在布鲁嫩的错误决策（一直住在一个丑陋并且不舒适的房子里）；最后还有缺钱，这也迫使他们返回。25
8月27日，就在他们离开布鲁嫩准备去往卢塞恩镇的时候，又一考验来临。简在读《李尔王》时，被里面那个遭到亲人背叛的被放逐者的哭嚎声惊吓，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接着翻开了《理查三世》，读到了那个杀死亲人的人。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癫痫发作，这被玛丽称作是简的“恐惧”。
他们旅行的模式并不能缓解简的恐惧。最省钱的办法是走水路北上，于是他们就决定前往莱茵河。他们在瑞士北部梅林根的同船旅客让玛丽充满厌恶。这些人形容猥琐，是“肮脏的动物”和“招人讨厌的爬虫”。这就好似在探寻黑暗之心。在这条沿罗伊斯河上行到莱茵河主干线的小船上，玛丽不得不反对戈德温对人类会逐步进化、最后获得启蒙的信念。她无法燃起任何安慰的希望。她写道：“上帝去制造全部全新的人类，都比尝试去净化这些怪物容易。”
他们一步又一步，从巴塞尔开始，沿着渐宽的莱茵河前行，路过陡峭的悬崖上高耸的教堂塔楼，路过斯特拉斯堡、美因茨到科隆，然后从那里坐马车，最后终于到达了荷兰的海岸。他们的路途在布满了巨型青蛙的运河中蜿蜒。当他们到达鹿特丹附近的马斯勒伊斯时，身上的九十英镑已经只剩下二十埃居（écu）。他们在等待风暴结束，恳求船长们带他们渡过海峡。荷兰的船长们都不愿在如此狂风之下出海，只有一个叫埃利斯的英国船长愿意试试。价格是每人三镑。他们能指望的，便是到达伦敦时，可以向雪莱能利用的经纪人胡克汉姆（Hookham）施压，或者如果这条路也行不通，就只能向不满的哈丽雅特要钱。
在马斯勒伊斯等待的两天里，简和玛丽从写日记转向了写故事。简的头脑里已经有情节了，是脱胎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卢梭的《爱弥儿》（他这部有关教育的解放性书籍，通过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而对简的成长产生了影响）。如同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她反对卢梭将女性刻画为卖弄风情、毫无真诚的片面形象：“通过某一个女性的行为来评判整个性别的确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这个女性的教育让她更适合去土耳其后宫而并不是作为男性的朋友与之平等交往”。这是简《日记》中的一篇，写于接下来的一天，9月10日，星期六：26
写了个故事——……写了一整天——喝茶后写了我愚蠢想法中的那个片段——这是我多年来梦想中的计划——去促使大脑工作、提升，许多普通人都把它看成是蠢人的头脑，因为这不符合他们自己粗鄙而偏颇的看法。
玛丽故事的题目是《憎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有这个题目，以及雪莱读它的时候充满愉悦。如果我们需要猜测内容是什么，我们大概能记起“憎恨”其实是玛丽对她继母的感觉。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预感吗？伦敦，她想要离开的城市，那个让她发抖的继母，和那个背弃了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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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后，雪莱去劝说她的妻子（现在正和她有钱的父母住在教堂街）为他们的旅程付钱，玛丽和简不得不在马车里等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协商，因为七个月身孕的哈丽雅特起初希望她的丈夫能回到她身边。不管怎样，雪莱最终说服了她，让她相信他会对所有事做最好的安排。雪莱的小分队在卡文迪许广场的玛格丽特街56号找到了住处，那里离玛丽的父亲很近，但是他不只自己无视了这个女儿，还禁止姐姐芳妮来探访。在戈德温看来，芳妮的名声也可能会因接触他们而被玷污。
玛丽·戈德温却依旧持续栖居在她父亲的智力空间中。在9月20日她开始阅读《政治正义》，接下来，她又坐在母亲的坟冢前阅读父亲1809年一篇关于坟墓的文章。如果她的确渴求父亲的关心的话，那么她也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表达出来。她顶多只允许自己说出“斯基纳街的那些好人”这种稍带讽刺的坏话。27
除了雪莱的圈子，她现在没有朋友；除了简以外没有同性的朋友。在法国时，她应该是给曾在邓迪同住的伊莎贝尔·巴克斯特（Isabel Baxter）写过信，但伊莎贝尔现在也躲着她，这有可能并不是她自己的意愿，而只是遵从了她的新婚丈夫布斯先生的意思。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克里斯蒂给芳妮寄了一封玛丽称作“十分无礼”的信。克里斯蒂曾作为玛丽的朋友住在斯基纳街，高调宣告自己对玛丽的友爱，但玛丽说道，“现在我们能看到这友谊到底有几分价值”。
玛丽的解决办法是用书籍建造一座防御堡垒。《日记》在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她的阅读记录。玛丽对古典学问有一种渴望，这也同样出现在玛丽·安·埃文斯（在她成为乔治·艾略特之前）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在她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前）身上，伍尔夫曾在她父亲在肯辛顿的房子后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希腊著作。对她们来说，古希腊语代表了女性无法获得的教育。尽管雪莱在伊顿公学遭受的欺凌让这个学校变成了“一座小地狱”，他还是从那里获得了对荷马和古希腊戏剧家的喜爱。在他的帮助下，玛丽在回到伦敦后不久便开始上古希腊语课。
九月底，玛丽和雪莱在霍尔本的一家书店停留并买了一基尼的书。那天，她的日记记录了她如何把她父亲的《政治正义》当作一封给她的信来读，替代那些他没能写给她的信件。她读完这本书后，便翻开她父亲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那部小说，《凯莱布·威廉斯传奇》（Caleb Williams）。
她夜以继日地阅读。社交和情感状况越糟糕，她越全身心地将自己和伟大的思想融为一体。投入阅读是她恢复并更新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叫作自我教育，这也是那些没有学院教育机会的女性的智慧源泉。玛丽·戈德温、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都以不同方式处在社会边缘或之外，而且她们都是读书的人。书籍是她们长久的伴侣，书籍培育了一类新的女性。她们与世隔绝的自由让阅读与书写可以比其他那些忙于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持久。28
在她把阅读作为一种自我塑造的方式来追求时，玛丽·戈德温遵循了自己母亲主张的原则。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教论》（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中，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成为一名读者。她注定会代替那类古老的女性物种，她们被设计得只知道服从或被动依赖，她们（女性）“身上每一个天然的火花都被扑灭了”。
与此同时，雪莱正在四处奔走尝试借款。在十月和十一月间他必须要躲避因欠款而被捕；只有在星期日回到固定地址才是安全的。尽管陷入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但雪莱知道最终他还是会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他作为他父亲遗产继承者的位置。这也给了他信心让他为所欲为。
一天晚上，那是10月7日，一个周五，玛丽很早上了床，他们的客人，作家托马斯·拉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在晚餐后离开。当简和雪莱独自在一起时，简谈起了她关于“地下女子社群”的想法。前一天晚上，简刚刚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这自然不是巧合。
雪莱把话题转向了简的弱点：她想象中的恐惧。“感觉到夜晚的安静在你耳中震动，这难道不恐怖吗？”他鼓动道。他在和玛丽的日记中对这个场景的记录表明，他表现得像一个好奇的科学家，对着愈发不安的简重复着他的问题。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雪莱称之为“巫术时刻”。两点时，他们终于要道晚安了，雪莱低下头靠近简，他的手支在桌上。在那个时刻，他无法压制自己的权力感。
“你看上去好恐怖，”简惊呼，“别用这副表情看我！”
她感到房间里不安全。一个掉在床下的枕头现在出现在椅子上，于是她坚信她已对她周围的东西失去控制。由于恐慌，她又跑到雪莱身边。就在那一刻，几乎是以一种医学诊断的方式，仿佛这是一个实验，他审视了简“扭曲”的面容，并在第二天记录了他的观察：她嘴唇和面颊上那种“死亡的色调”，脸上散发出“几乎像是日光的白色”，她的耳朵几乎直立起来，眼睑缩回到看不见，凝视睁大的眼球好像是“刚刚被嵌在一个无生命的脑袋上”，整张脸都皱了起来。29
雪莱选择了这个时候对简透露玛丽怀孕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简尖叫着在地上翻滚起来。雪莱被迫把玛丽叫醒，带到简身边来。只有玛丽在场才能使她平静。
雪莱的描述太过夸张，以至于简抗议说那不是她的感觉，但她到底什么感觉，恐怕除了雪莱控制她心智的强烈意愿之外，我们也无从得知。
除了雪莱笔下的这个场景，《日记》其他部分回避了简的“恐惧”——玛丽的叙述一直很平静。第二天，当雪莱和简说话时，玛丽拾起了《女人受罪》。或许玛丽只是在重读她母亲的作品，并没有其他意味，但这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玛丽不经意的评论（当雪莱邀请哈丽雅特加入他们的时候），她说男人是麻烦的源头。
这个小分队的成员构成并不稳定，因为雪莱想要实践他的梦想——常常是拯救式的行为。他幻想要转化并解放“两个女继承人”——他的姐妹海伦和伊丽莎白——让她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去爱尔兰西部远行，进而实现他渴望改变社会的决心。在这个任务危险的边缘，他发展了戈德温关于男人并不拥有女人的理论，并鼓励已怀孕多时的玛丽去和霍格发生关系。玛丽再一次表现出圆滑的社交技巧。她拍了拍霍格，并用近乎调情的口吻传递了礼貌的借口。她告诉他说，她没想过这样。她还没准备好。
作为这个小组中的处女，简的惊慌是完全有理由的。她让自己处在了一个男人的保护之下，这个男人推崇性爱自由，将她作为必需品绑在身边，并阻止她背叛他去追求属于她自己的改变世界的激进梦想：一个作为地下政治组织的女性社群。
戈德温夫妇认为，简被她和雪莱的关系玷污了，但是如果她离开他并回到父母的保护之下，还是可以挽救的。她的母亲和芳妮一起来到玛格丽特街，并站在她窗外。由于戈德温禁止她们接触，她们只能站在那里做着无声的请愿。
简一直为在一个哲学家家庭中长大自豪。因此戈德温对她行为的指责确实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写信给戈德温，他敦促她立刻回家，她犹豫了。她的“恐惧”来得愈发猛烈。也许是母亲在加来说的话唤醒了她（她警告她说，她会变成一个终身的异类，和玛丽一样无可救药）。简并非戈德温夫人婚内所生，因此她最适合去警告简，不要把自己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简选择了追随玛丽，但却被这对情侣对她隐瞒的消息所动摇：玛丽的怀孕其实让她更加依赖雪莱，这种依赖超出了简的想象。30
十一月，芳妮被派来带简回家，骗她说母亲已奄奄一息。“芳妮不见我，”玛丽在《日记》中记录道，“但是我能听到她说的所有话……爸爸告诉芳妮，如果她见了我，那么他再也不会和她讲话——这倒是一种幸福的自由。”
简在10月13日回到在斯基纳街的家中。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戈德温夫人并没有死，第三天，简就回到了雪莱那里。玛丽描述自己第二天就“卧病在床”，与此同时，简和雪莱“在城里四处游逛”。游逛。这个词标志了简的恢复，同时也开启了雪莱接下来变化多端的行径。1814年的11月对于简离经叛道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月起，她开始尝试用回她最初的名字克拉拉的几种不同写法：克拉丽，克莱尔——最终决定用克莱尔·克莱蒙。过去的那个简已经彻底终结了。
那个月，玛丽的身孕开始显现出来。她并没有计划隐藏自己：她在家乡的城市里怀着一个私生子，而她的伴侣依然欠债在逃，躲避牢狱之灾。他在许多地方藏身过夜，主要在皮科克家，这就意味着玛丽和她的继姐被独自留在家里。玛丽并没有，或者说她不允许自己为处境感到懊悔。她与雪莱的同居生活本身便是一种庇护，让她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一次简短的会面后，分离使他们之间的激情更强烈了。之后，在11月2日，当雪莱在给玛丽的信中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甜蜜时光时说道：“在这些时光里有永恒——它们包含着不朽的生命中真正的灵丹妙药。”他们之间传递的信件宣告着无与伦比的爱情，而雪莱也感到两个人都变得更加智慧。他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被迫分开的恋人之间的戏剧：“我可以去‘惊吓那些慵懒时间的骏马’”。31
事实上，从十月底进入十一月是一段绝望的时光，因为雪莱找不到一分钱，而不得不从他越发疏远的妻子那里讨钱。当他们的孩子快出生时，哈丽雅特恐慌地回忆起第一次生产的痛苦，雪莱向她保证第二次会好些，尽管他完全没有作为父亲参与到此事中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哈丽雅特的父亲极其气愤，甚至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这却引发了雪莱尖酸的指责。哈丽雅特为允许这种争论发生感到羞耻。
即便玛丽想到了哈丽雅特，她也非常小心，纸上写下的看法只有一个冷漠的词语：哈丽雅特很“古怪”。玛丽从未停止过她激情澎湃的忠贞和外露的爱情，她为雪莱神魂颠倒：“玛丽无数的拥抱和她眼中的光芒带给我甜蜜的回忆。”这些写在他们《日记》中的私密言语是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他在用他的方式把爱情与他们对知识的热爱结合起来。
他的天才，她说，“远胜于我，启迪并指导着我的思想”。她总是醉心于他的天赋，但在他看来，她在创意方面更胜一筹。玛丽明白，如此的相互欣赏是多么罕见——这激励着她成熟的心智。晚上，当他们的生活平静下来时，雪莱经常会大声朗读，或者是《古舟子咏》，或者是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选段。仿佛通过雪莱，玛丽和克莱尔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一个家，而且逃跑小分队的叛逆、性的激情，或者戈德温的冷落都无法动摇这些对他本人精神世界的回馈。
玛丽·戈德温对她父亲的感情暗示，《弗兰肯斯坦》的情感核心（怪物因其制造者将他弃绝而感到悲痛）其实是先于他在玛丽白日梦中的骇人外表而出现的（玛丽后来详细叙述过这个梦）。
1814年12月，玛丽怀着六个月身孕，去听了安德烈——雅克·加纳林（André-Jacques Garnerin，因敢于使用自制跳伞而闻名的法国物理学家）的一次演讲。一群伦敦的上流阶层和贵族听了一场关于电和气体实验的讲座。这也对之后《弗兰肯斯坦》的创作至关重要：那个故事中心的实验者将会使用电流，将他人工制造的生物激活。32
讽刺的是，玛丽的境况解放了她，让她在智识和自主的力量上不断进步，但这种境况却让芳妮受到了限制，几乎像是“妈妈”在胁迫她为她妹妹的逃跑付出代价。一天晚上，“妈妈”禁止二十一岁的芳妮下楼吃饭，原因是她收到了一缕玛丽的头发。玛丽在12月17日记录了这件事，并评论道，“芳妮当然是像奴隶一样服从了”。对可怜的芳妮来说，她没有逃脱的办法。她既爱戈德温也爱她的妹妹，因此她在对立的两个阵营间进退两难，也没有一个爱人去安抚她的伤痛。
雪莱的爷爷在1815年1月去世。比希爵士曾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3]在他的出生地，新泽西的纽瓦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后来他到了英格兰，聚积了一笔财产（通过先后和两个女继承人结婚），继承了菲尔德地和其他萨塞克斯的土地，建起了一座叫戈林城堡的家宅，并在1806年被封为准男爵，那时他的孙子还在上学。雪莱无视家庭律师让他不要露面的警告，来到了他父亲选择居住的菲尔德地。提摩西·雪莱爵士现在已经继承了遗产，禁止他儿子进入房子，但雪莱并没有离开。他坐在房子外面，叛逆地读着《科马斯》（Comus）[4]，其中的主角是一个浪荡公子。
有时局外人的身份并不会对他造成困扰，他反而很享受父亲和叔叔四处奔走，跟放贷者结成同盟，企图将他关到监狱中去。不管这是不是真的，雪莱的父亲最后答应每年支付他一千镑，这还帮他清了债务。他于是便能够负担每年要给哈丽雅特的两百镑，以及额外给戈德温（仍然拒绝会面）的一千镑。33
雪莱对追捕的恐惧密切伴随着玛丽的生活，这连同她父亲的抛弃、夜晚的恐惧以及电流实验一起，成了日后《弗兰肯斯坦》的重要素材。早在1815年初，在玛丽完成故事的一年半前，一切都已经在她的想象中栩栩如生了。
§
1815年的2月22日，玛丽临盆。照料她的是克拉克医生，他很有可能就是玛丽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由于产褥热濒危时，请来的那个著名的克拉克医生。
玛丽想要姐姐来陪她，于是叫来了芳妮。她留了一整晚——这种自由是因为戈德温夫妇恰巧在那晚外出了。
女婴早产几乎两个月，因此并没有什么活下来的希望，但玛丽坚持要用母乳喂养她。她开始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但在孩子出生后第十七天的早上，玛丽醒来时发现孩子死了。在这个焦虑的时刻，玛丽需要的还是芳妮。芳妮在雨中赶到，两姐妹也借机谈到了“许多事”。
玛丽说，“我曾是一个母亲，但现在我不是了”，以及“失去一个孩子如此让人难过”。她无法停止想念“那个小家伙”，有一天晚上她还梦到孩子并没有死，只是冻僵了，在火前揉一揉，它又恢复了生命。
即便那时，父女关系依然没有缓和。戈德温没有去看他的女儿。他也没有给她写信，或者承认一个外孙女的存在。
克莱尔没能提供安慰。她和雪莱的关系在玛丽卧床期间升温，并很可能转向了情爱。（戈德温认为她爱上了雪莱，和玛丽、芳妮一样——她们三个都被这同一个男人迷住了，而他崇尚自由的爱情。）克莱尔的在场对玛丽来说越发难以应付，甚至到了令她抑郁的地步。同时，戈德温又给克莱尔捎来了消息，给她的未来提出建议。如果她不想回家的话，那么她可以做个家庭教师，或者至少为了恢复自己的名声，能低调地躲在一个体面人家里。也就是在此刻，戈德温夫妇为克莱尔联系到的一个家庭拒绝了她的请求。34
克莱尔提出的两个条件就此摧毁了戈德温夫妇的计划：他们必须允许她宣告自己对社会规范的鄙视，并允许她继续拜访玛丽和雪莱。
1815年5月，让玛丽宽慰的是，克莱尔决心要去林茅斯独居，那是雪莱和哈丽雅特曾居住过的一个德文郡北部的海滨港口，遥远而闭塞。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来说，那是一片孤寒之地，米兰达·西摩（Miranda Seymour）曾在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质疑克莱尔是否是由于怀有身孕才必须离开。但不管怎样，孤立无援的境地都会在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傻子》（The Ideot）里形成一种自然的女性特质。
1816年1月，回到伦敦的克莱尔已经完成了小说的一半，并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和戈德温夫妇所预想的隐姓埋名截然不同的计划。她的目标是和玛丽一样变成一个诗人的门徒。在一阵密集的通信之后（她开始用了一个假名，随后才透露了她和戈德温与雪莱的关系），克莱尔联系上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
拜伦勋爵在德鲁里巷的剧院有熟人。起初，克莱尔拜见他是想要做演员。但在他同意之后，克莱尔承认，其实她真正想做的是作家。看来在林茅斯流放期间，她利用了和伦敦之间的距离，借以更深地进入了一个思想自由的女性的故事——她告诉拜伦，这个女性是在社会之外被塑造的，当下这个反对革命的世界一定会唾弃她，但有洞见的读者会认识到她真正的天性。她在一封早期给拜伦的信中邀请他做这样的读者：
你能够真诚而无偏见地评判吗？你能宽容我的年轻稚拙吗？我并不指望你会认同——我只希望知道，我是否有天赋，可以通过认真的学习成为一名作家。35
我的意图是这样的：我想要刻画一个对大众观念实施过种种暴力的角色，一个在山川和沙漠中受教育的人；她所知道的指引只来自于她自己或者从自身产生的冲动。尽管她的行为表面上夸张怪异，但是她却表现出高度的友爱，充满了高贵的感情与同情心。
克莱尔想从拜伦那里得到的不是性，至少最开始不是，而更多的是一个作家的鼓励。她小说的标题《傻子》是一种反讽，其中融合了她乐观的自我和卢梭笔下那拥有自然天性的孩童，同时也结合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思考的女性，以及玛丽·戈德温离经叛道的行为。她关于一个鲁滨孙式女孩的构想可能也来源于《瑞士的鲁滨孙一家》（The[Swiss]Family Robinson），这本书由克莱尔的母亲首次翻译成英文，并在1816年在青少年图书馆出版[5]。但是考虑到克莱尔在给拜伦的信中极富个性的声音，我们似乎应该把她未完成的小说看成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前身。那个狂野的凯瑟琳，那个《呼啸山庄》里来自高沼地的女人，她并不是通过任何惯常和习俗的方式，对那个郁郁寡欢的拜伦式男人希刺克厉夫讲话；她的声音是一个赤裸的灵魂与另一个的交流。
克莱尔对拜伦倾诉说，她想把自己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嵌入一个老神职人员的叙述中。他心肠宽厚，能相信她内心深处是一个基督徒。对于一个虔诚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看上去可能是在警示激进思想的危害，但是克莱尔期待自由的思想者能看到相反的东西——她希望他们能支持她对女人天性的揭示。
克莱尔十分骄傲地谈到她的这个间接叙事。她告诉拜伦说，她运用了吉本（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使用的模糊的多重视角。吉本的著作不是为女性读者而创作的，它是为有古典学教育背景的男人们所写。因此，当克莱尔提及这个时，她实际是在做一个智性的声明，但她毫不知情的是，女人的智性其实对拜伦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这种智性充其量就是天生的怪胎而已，是个笑话。拜伦的妻子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拜伦称她为“平行四边形公主”）所拥有的数学头脑，相对于她女继承人的身份所带来的魅力，只是次要的。36
向拜伦示好的女人数不胜数，但是当克莱尔提到她的继父时，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仰慕戈德温的小说《圣·里昂》（St. Leon），同时也为克莱尔与雪莱（他还没有见过）之间的关系而惊讶。由于克莱尔宣告了她信仰自由的爱情，拜伦以为她和玛丽一样都是雪莱的情人。许多年后，当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少时说，她从拜伦那里得到的只有十分钟的幸福激情。
“我会永远记得您温柔的举止和狂野独特的面容。”她对他说。
拜伦选择认为只有一个来自无神论家庭的坏女孩才会像这样献出自己。他并不珍视克莱尔，因此他认为不值得在这个来到他屋子里“昂首阔步”的女孩身上浪费他的安全套（当时只有贵族才用得起）。拜伦把她丑化为一个性欲过分旺盛的轻浮女子。他占了这个满怀希望的未成年人便宜，却反而因为他对她所做的错事而憎恨她。毕竟“男人就是男人”，这是他的借口。公平地说，他完全不知道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玛丽的剧本：那个天才少女将自己献给了一个诗人，他于是爱上了她并成为她的导师。
拜伦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丽（Augusta Leigh）的通奸丑闻迫使他在1816年4月25日离开英格兰。至少在克莱尔这一方，她认为他们会在他即将前往的瑞士再次见面。这和雪莱带着玛丽出国时的情形既相似又完全不同。拜伦并没有邀请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