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羞涩寡言，将自己
爱吃的糖果硬塞予人，是表
达对一个人好感的独有方式。
一
在奶奶的葬礼上，我再度见到她：黑色裤袜外套着一条绿色西装短裤——当下不城不乡人士热衷的穿法。她的表情毫无哀伤可言，身处一片悲泣之中，抖腿而立的她，尽显轻佻和冷漠。
小姑一边流泪一边拿眼睛“剜”了她一眼。那一眼，嫌弃与气愤兼而有之，如果可以，恨不得在她脸上留下伤痕。
我没有料到，再次见到她是在这样的场景中，也没想到，距离上次见她竟已时隔十五年。更不敢相信的是，她变了，与之前几乎判若两人。这种变，当然不仅仅是外形上的。
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她穿着大红的棉袄，坐在两头印着“囍”字床单的婚床上，眉眼间尽是柔和的笑，冲站在门口怯怯朝里张望的我说道：“妞，我是你五婶。”
说真的，她不漂亮，一嘴龅牙，身材粗短。然而，或许是源于她脸上春风般的笑，将距离一下子拉近，我对她的初次印象很好。
我站在房门口，望了望她，又看了看握在自己手中的糖，奔跑了过去，将已经攥得有些融化的糖往她手里一塞，又扭头跑出了屋外。惹得五婶不顾当日新媳妇的身份，丢掉矜持，哈哈大笑。
那时的我羞涩寡言，将自己爱吃的糖果硬塞予人，是表达对一个人好感的独有方式。
二
婚后的五婶，一直待我不薄。
夏忙时节，她总会忙中抽出一点闲，将长在田埂上的野花采上一把，带回家中送给我。正闷头做数学题的我，瞬间将枯燥感抛在脑后。
五叔那时有一把自制的猎枪，农闲时，他会去深山里打野兔子，时有所获。野兔炖好后，五婶都会端上满满一大碗到我家，并特意说道，妞嘴刁，爱吃好的，给她尝尝鲜，比猪肉味道好。
她不知道的是，每次看到野兔肉，我的内心都要撕扯一番，一方面是惋惜那欢蹦活跳的小野兔一命呜呼成了盘中餐，另一方面觉得如果不吃，是对她一腔好意的辜负。
其貌不扬的五婶有一个有别于其她农村妇女搓麻打牌的爱好——看书。
初中肄业的她，所看之书自然不是什么高大深的中外名著，无非是故事会之类的书刊罢了，稍稍上点台面的，也仅是到琼瑶的《六个梦》就止步不前了。
看书的时候，她总是搬两把藤椅，放在时有人经过的村子中央的几株树影下，一把用来坐，一把用来放脚，捧着书，状似忘我之态。
一些村里人轻过她身边时会撇一撇嘴角，好似在说，一个泥腿子的庄稼人，装什么有文化！
虽然我也隐隐觉得五婶看书的样子有几分拿腔拿调、故作姿态之嫌，但是，我仍觉得她捧着书本的样子是当年村里最美的一道景。
我有些想不起那是深秋还是冬天，依稀记得枣树叶子都落光了，光秃秃的。五婶笑着递给我一支钢笔——是那时流行的“英雄”牌，然后用慷慨激动的腔调说：“妞，五叔五婶要离开咱村去城市发展了，这支笔送你，听说你作文写得不错，其实五婶读书时作文写得也不差，希望有天妞能写一写五婶……”
五叔五婶走后，我常望着那支钢笔出神，想象着五叔五婶在城市里混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
三
四年后，五叔五婶回来了。
他们眉眼间的凄苦神情无言告诉人们，城市不适合他们，他们混得并不好，无非是身上的服装时髦一些罢了。
这次回来后，他们没再出去。
农村的生活总是温温软软，就在五叔五婶从城市里带回来的几件时髦衣服褪得看不出原色，破得不能再破，不得不撕成一片片改做鞋垫时，五叔突然患上一种怪病，时常感冒，身体每况愈下，急剧消瘦，体衰无力。
发展到后来，口腔及皮肤开始溃烂。
五叔病倒的同时，一条不知哪里传来的消息，令整座村庄都沸腾不已。
在全家上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再三追问下，五叔终于颓丧地承认自己得的是爱滋病，并讲述了生病的前前后后。
原来，前几年去城里打工的五叔五婶一直遇人不淑，先是遇到不给工钱的老板，正当走投无路之时，又遇到一个貌似热心的洛阳人，正是此人将五叔送入无望之境——染上了爱滋病。
那位洛阳人给五叔五婶介绍的是一份毫不费力就可挣钱的工作——卖血。
那是一个地下非法采血点，生意很好，前去卖血的人络绎不绝。正陷入生活困境的五叔几乎没犹豫就撸起了袖管，任由自己的鲜血汩汩被抽走几百毫升，换取几张面额不一的钞票。
五叔自己也记不清总共卖了多少次血，只记得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是靠卖血生存。他没允许五婶撸起袖管，他说挣钱还得靠男人，还说挣这种钱不光彩，女人就别跟着掺和了。
后来非法采血点被警方捣毁，五叔五婶觉得城市也没什么可让人留恋的地方，就回到乡下，准备安安份份地继续当农民。
一年前的一个午后，五叔正躺在藤椅上昏昏欲睡，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大作。五叔说当时他听到那铃声，心里说不清楚为啥，一阵心惊肉跳。
电话是一个姓胡的男人打来的，他说他不行了，快要死了，恐怕就是这两天，想见见五叔。
这个人的家与我们村子相距不足十里路，是五叔当年卖血时认识的。五叔去探望他时，惊闻他得的是爱滋病，同时也获知，由于当年一个针头连续抽几个人都不换，曾一起在那家非法采血点卖过血的人，有好几个都染上了爱滋病。
我没有看到五叔当时听到那些消息时的表情，但他向我们讲述这些时，浑身仍忍不住颤抖，透着无力和悔恨。可以想象，当时听闻那些消息的五叔，该是多么震惊恐惧又坐立不安。
次日清晨，一夜未眠的五叔在五婶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
知道检查结果后，五叔整个人一下子萎靡了下去，那些潜藏多年、伺机出动的爱滋病并发症，开始争先恐后突显出来。
有人说，如果五叔不那么早知道的话，或许还可以多活两年，他是被吓死的。也有人说，五叔打死的野兔太多，野兔有灵性，这是报应。
听到风言风语后，五叔将那把视为宝贝的猎枪付之一炬，说是以后再不杀生。
然而，人们无权叫停正在行驶的列车，五叔也无法将自己体内的HIV清零，重新来过。
半年后，死亡不期降临。
四
五叔去世时，几乎没什么人去吊唁。
那是1999年，大多数人对爱滋病了解不多，只知道是个传染病，一旦染上就等于在阎王那里报了道。得了这样一个病，是惹人耻笑的，耻笑之余还有恐惧，生怕离得太近就会染上。村里村外的空气里，处处充斥着谈“爱”色变的味道。
五叔在死去的当日就被草草下葬，什么仪式都没有，操办得很仓促和潦草。五叔去世后两年，五婶去了远方。有人说她是找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独自等待死亡的降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五婶也染上了爱滋病。
不久后，一个确凿的消息传来，五婶命大，并未染上爱滋病。她去了浙江的一个小镇，与一位离异的木匠结了婚。
如果这是五婶的最后归宿，倒也不算太差。但不久后又有消息传来，五婶和木匠并未领结婚证。木匠之所以愿意以夫妻名誉将五婶收入家门，并非是出于好感，只是想在他外出做工时，家中的猫猫狗狗和他还在读初中的女儿有人照顾，屋子有人收拾，他回来时有热汤热饭。如此罢了。也就是说，五婶被人当成了免费的保姆。
我从小姑那里获知了五婶在浙江的电话——小姑与五婶的妹妹是同学，小姑总是有意无意地从五婶妹妹那里打探一下五婶的近况。因而，小姑对五婶的行迹可谓是了如指掌。
我想给五婶去一通电话，不聊过去，只是想问问她过得好不好。
电话通了，却长久地无人接听。几天后再打，终于有人接了，是个陌生男人，说着难懂的当地方言，折腾半天，我艰难听懂了一句：“她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后来五婶又流落何方，无人知晓，小姑也渐渐打探不出她的消息。据说有邻村人在深圳的街头看见过她，她又结交了新的男人，但这个消息一直未经证实。
去年，在外漂泊了十余年的五婶突然回村了，憔悴苍老。用母亲的原话讲，叫“老得都不敢认了，额头上的纹深得跟沟一样。”
回到村里的五婶，迎接她的是一地的破砖断墙——由于常年无人住，五叔五婶当年的婚房，在风雨的侵袭下，已经倒塌。
听母亲讲，五婶站在自家已经倒塌的破房前，像傻了一样，站了好久。
这之后，五婶回了娘家，帮着兄弟做农活换取温饱。家里人曾想着看在五叔的份上，凑钱给她再造一幢房子，但一想起五婶这些年在外的种种风流传说，觉得有辱家门，造房一事就不了了之。
五
五婶又在抖腿了，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我的眼眶再一次潮湿了，这一次不是为奶奶的逝去，而是为五婶。二十多前年那句温和的“妞，我是你五婶”仍历历在耳，可是我分明感到，眼前的五婶与记忆中的五婶是衔接不起来的，她们如同两个人。
那一刻，我们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人们总说，时间会让人变得面目全非，但或许不顺的生活才是始作俑者。如若不是生活赋予五婶太多颠沛、坎坷，可怕的麻木与冷漠又怎么会找上她？
葬礼结束后，小姑终于没忍住，眼睛望着村子里那个不懂人事、正站在不远处呵呵傻笑的傻子指桑骂槐道：“哪怕是无关旁人也会掉两滴泪，良心叫狗吃了。亏得老太太活着时候还常常挂念她！”
五婶闻言，回转身，望着小姑，蓦地笑了，笑得很灿烂，也很大声。一副我不但不哭还要笑，气死你的劲头。
小姑气得涨红了脸，正要发作，被众人劝离。
我站在几步开外，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五婶终于笑累了，收拢脸上笑容的同时忽然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起初有丝丝温度，瞬间又被陌生所取代。淡漠得就好像我们从未相识过。
我那句酝酿了多次的“五婶”，最终还是仅仅停留在心理活动阶段，没有喊出口。
作者张爱菊，会计
编辑 | 李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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