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甚至以颠连步跃进。7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心机。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怄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那时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里满是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種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会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如此深刻的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只是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我第三次去巴黎，又去卢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逝多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什么，不管意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