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大姨“偷偷摸摸”给我家送大米的情景;想起了大姨给我们送饭到田埂的情景;想起……
“一个大姨半个妈，你们以后要记得。”四十多年前，妈妈躺在病床上讲出这句话时，眼泪水就在眼圈里打转。
那是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五月的一天下午，患有偏头痛和心脏病的母亲，喘着粗气，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孩子，吃了中午这餐饭，晚上的米就没了，也不知道你爸爸出去卖面条今天会不会回来？”“没关系，我们吃红薯。”我和哥哥不约而同答道。
我们母子对话过后大约一根烟的工夫，大姨还未走近我家大门，就习惯性地“嗯嗯”干咳了两声。我和哥哥应声出门，以为是大姨去赶集回家路过，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兄弟姐妹送零食来了。就见大姨背着一只大花箩，箩筐上盖满了刚刚采摘的猪草，机织蓝布衣的背上湿淋淋的，额头上挂满了汗珠……我们的高兴劲顿时往下掉没了。
“玉仔，身体这几天好些吧？给你送了些米来。”大姨跨进我家的木门槛后，放下花箩筐，就直奔到我母亲病床前问道。
“没事，好多了，反正老毛病，好不了，也死不了。呃，你怎么晓得我家今天没米煮了？”母亲听说大姨给家里送了米来，心里瞬间来了神气，马上拖着病体起身移下床来。
“我今天一大早就心里一动，想着你这肯定没米吃了，上午就没去墟场，等煮好几锅猪潲，别人家都赶集去了，我就用花箩背了些米来给你们吃。”大姨说着，眼睛在我家的大门和窗户上扫了扫，生怕让人听见，一脸的神秘。
“在哪里，在哪里……”站在一旁的我和哥哥，听到大姨说给我家背了大米来，重又高兴得跑到花箩前，抓走铺在花箩上的猪草，只见箩筐底下用菜叶子捂住筐边，中间压着一个鼓胀的黑色布袋子，用苎麻丝拴着布袋口。小小年纪的我，伸手想把布袋子拽出来，可是拽不动，好沉好重。
“大姐，你每次给我送米来，姐夫他晓得吧，要不，我给你记起数，等小孩子们做得来了，要还你。”母亲说这话时，把眼睛盯向了我。我抿着嘴，听不懂母亲和大姨在讲些什么，只知道这是母亲说的：“记数……要还……”
我家和大姨家相隔不到两公里，田土相依，语言相通。我妈自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后，身体就像溃了堤一样，常年四季“哎哟，哎哟”地低吟着。因为母亲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每天出工劳作记工分，尽管父亲把全身心的力气都用上了，每年一到年底，经生产队盘点核算，我们家总是入不敷出，成了全村人都知晓的“老超支户”。再加上我爷爷在土改时因多买了几亩田，被定为“地主”成分，左邻右舍有心想帮助我们家，也怕他人小题大做。
父亲是我们全家人背靠的山峦。每天从早晨天还没亮爬起来，要等到月亮挂在西窗，才会囫囵地上床休息。母亲每次生病后，一天几次，他都会按照医生的交代及时给母亲喂药;母亲身体好些了，他便每天早出晚归，挑着一百多斤的面条，爬坡越坎，走村串户去叫卖，赚取几个血汗钱，给母亲抓药，给家里买粮。到了夏季，父亲身上就很少穿上衣。不管太阳酷暑炎热，每次出门，他都是肩膀上披挂着一条米多长的洗澡帕，挑担时，则把澡帕铺垫在肩膀上，任凭肩上的重担磨压。父亲身上的皮肤，就像村子中间的老堂屋，四处都漆上了一层褐红色的桐子油，光鲜光亮的。
大姨命好，嫁的丈夫是个大户人家，自己身体又硬朗得像树桩，虽然不似农村人讲的那种“男人婆”，但在方圆几公里还是响当当的。论身材，走在大路上属于高回头率的那一类;论口才，站在人群堆里可以放开喉咙扯上几个钟。姨丈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大红人一个，一家人的小日子始终都比别人家要过得殷实许多。那些年里，大姨到底给我家“偷偷摸摸”送过来多少大米，后来母亲没说，也没把数目传下来。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后，生产队实行家庭责任承包制，分给我们家的好几亩田，都在离大姨家不到五百米远的地段。每次到这里来做事，我们都会有事没事地跑去大姨家坐一下，玩一会。大姨见我们兄弟姐妹到来，脸上总是挂满了笑，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搜”出来，摆在桌上。到了吃饭时间，大姨会麻利地准备好饭菜，一定是留我们吃了饭才走。
有年夏天，正是稻谷抽穗扬花时节，天气连续高温无雨。眼看就要收割的稻谷要被旱死，父亲心急，不分白天黑夜抗旱保苗。到了星期天，父亲让我和哥哥两人也搞起了责任承包，把我家离大姨家最近的那两丘田分给我们。
我们村的稻田本來是水旱无忧的。上面有口水井，每天像条水龙汩汩而出，浇灌着它下面的几百亩田土。可这年，连续一个多月，老天爷都是睁开着“火眼”，眨都不眨一下，把那些高旱田里正在扬花的禾苗都旱成了点火即燃的稻草。
这天早晨，我和哥哥还没起床，父亲就爬上楼梯，把我们拖起来，说：“都什么时候了，我都已经去浇了两块菜地回来了。赶快起来，到罗家洞去提水浇田。不然，今年下半年就只有喝西北风。”父亲说话的语气，没有一丁点商量的余地，硬邦邦的。
“那么大两丘田，怎么保得了。”哥哥坐在床上揉着有几分倦意的眼睛，回了父亲一句。
父亲伸手就把哥哥的手臂劈开，吼道：“别废话，赶快下楼。等你们到了罗家洞，水沟里的水都被别人舀干了。”我和哥哥无可奈何地跟着父亲赶往罗家洞。
出门时，母亲叫着说：“孩子他爸，他们都还小，提累了，就让他们在树蔸下躲下凉，肚子饿了，要记得早点回家吃饭，别饿坏了身子。”父亲没有回话，母亲倚靠在大门旁，目送着我们，就像目送勇士出征一样。
我家的稻田边有条人工引水渠，水是从一条叫花溪河的河床上引过来的，但比我家的稻田要低一米左右。父亲把我们带到现场后，要我和哥哥两人，一人把守一丘田，一边从上面的水渠引水灌田，一边找一处最佳地段提水浇田。见我年纪小，没经验，父亲在离开前还帮我用泥巴在垠头上筑起了一个倒水进田的引水沟;在引水渠上垒砌了一道蓄水堤。
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卷起裤脚，双脚插入到齐膝盖骨高的引水渠里，一手提桶把，一手端桶底，弯腰挖水，挺腰提水，似机械一般，将一桶桶的水送进自家的稻田里。
夏天的太阳越是中午越炙热，我晒得有点顶不住了，就干脆用水桶挖半桶水淋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把水桶倒转过来，遮住头顶上暴晒的太阳。一分钟，两分钟，一小时过去，在我和哥哥一整天地擎提下，稻田里的水才渐渐浸没出地面来。
回到家里，我笑着跟母亲说：“妈妈，中午的时候，我好想去大姨家吃饭，可是……”我没把话说完，母亲就接过了话茬：“可是什么呀，想去大姨家吃饭就去嘛，你大姨对你们比妈妈还好。”母亲一脸的自信。
次日，又是一个如火烈日。大清早起来，家门口的几条狗，就吐出长长的红舌头，喘着粗气，懒洋洋地伏在地面上。爸爸见我们兄弟俩都起床后，板着脸，很不爽地说：“你妈的病比前几天严重些，我要送她去镇卫生院检查一下。你们两个就按昨天的样子，还是一人一个点，继续去提水灌田，一定要保住这两丘田，不然的话，下半年全家人都要捏紧裤带过日子。”
“爸爸，我们昨天才把那两丘田提满了水，干不得那么快，今天能不能不去了呀？”我眼鼓着大门口似火烧的日头，央求着。
“你懂个屁，这么大的太阳，一天都要三指水，等田都干死了，再去救，就没得卵用了。去，一定要去。”父亲有点烦躁地说道。我嘟着嘴，低着头，没有正眼看父亲。
“哎哟，哎哟，崽呀，都这么大的太阳，你们去，就要戴顶草帽，中午就去你大姨家吃饭。”听到我发出很不情愿的哀求声，母亲从里屋吐出一串微弱的声音来。
在父亲的怒视下，我和哥哥又各人提着一只水桶向着罗家洞的稻田赶去。到了引水渠边，继续重复做着昨天的事，双脚插入到齐膝盖骨深的引水渠里，一桶桶地挖水、提水、倒水……
等到太阳爬过头顶，我对着哥哥那边喊：“什么时候去大姨家吃饭，我肚子饿了。”哥哥没有回答。我又继续喊：“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去大姨家吃饭，我肚子饿了。”哥哥还是没有回答。我心急了，怄着气，爬上垠头，直奔哥哥的取水点。
还没走近哥哥的取水点，我的心就要蹦出来一般，既没看到哥哥的人影，也没听到哥哥提水倒水的响声，他去哪里了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跑过去。只见哥哥用草帽遮住自己的脑袋，双脚浸泡在水中，正仰躺在引水渠坝上睡着了。听到我的声音，哥哥瞬时从酣梦中惊醒过来。
我顾不得其他，直问他去大姨家吃饭不？哥哥说：“顶一下吧，田里的水都快出地面了，搞完我们就回去吃。老是去大姨家吃饭，我都不想去了。”哥哥年长，懂事，我一脸无奈，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我在心底里咒骂哥哥“死脑筋，死脑筋”。
“亮仔，亮仔，你们都过来吃饭吧。”正当我们兄弟为吃饭问题发愁时，大姨跟往常一样，扯起她的粗嗓子，带着顶旧草帽，穿着大衣襟，从村口的那条小路上快步走来。
我家那丘稻田的西边有条小河，常年都有河水流淌，河畔长有两棵水桶粗的柏树。大姨走到柏树下就没走了，立在那里，酷似她身边的那棵大柏树，手里拿着旧草帽在不停地给自己扇风，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额上。
我见状，光着脚丫子，蹦跳而去，心底里似乎注入了“核能”。等我们赶到后，大姨蹲下身，揭开盖在竹篾箩上的洁净洗脸帕，从竹篾箩仔里端出一碗茄子和菜椒混装的菜肴，提出一罐饭，随后吩咐我们自己拿碗筷吃饭。
看着我们全身沾满泥水，饿得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饭的样子，大姨问道：“你们有没吃早饭？你爸爸今天怎么不来？”哥哥听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姨。大姨没有吭声，拿起遮盖在竹篾箩仔上的灰白洗脸帕，忙转过身去，仰头揩搽了好一会。等再次转过身来后，她笑着跟我们说：“外甥，你们多吃点，以后来罗家洞做事，就去大姨家吃饭，大姨一定给你们做好吃的。”哥哥抬起头，停下碗，仰视大姨。而我，仍旧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次日上午，等我们赶到自家稻田边时，大姨顶着烈日，已经立在我提水的引水渠里帮我家提水灌田了。
故乡村口的花溪水，流过了一冬又一春，心怀梦想的我，将要离开故土，戍守南疆。这天早晨，随着送行的锣鼓声在村里响起，大姨挤开人群，站到了我的跟前，伸手帮我整理了衣领，随手从她的衣袋里“挖”出一个黑色的钱袋子，说：“外甥，这是大姨送给你的盘缠。还有，这是我从你家罗家洞稻田的田垠上抓来的一抔土，你把它带在身上，它会保佑你一生平安健康的。”大姨说着，又从另外一个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灰色的小布袋。我接过留有大姨體温的一沓零钱和装有我家田土的小布袋，泪水霎时摔落下来……
记得在我小孩出生后，我妈已是半瘫之人。那天，我从商店买完小孩的生活用品回来，刚进门，爸爸就直呼我名道：“亮仔亮仔，你大姨来了。”我闻声赶出门去迎接。只见大姨肩挂着一只黑色布袋，圆鼓鼓的，边走边笑盈盈地问这问那。进了屋，见小孩正在熟睡，她把黑布袋提到茶几上，解开布袋口，从里面先拿出了几沓用旧衣裤剪裁、针缝的小孩尿布和款色各异的口水巾，然后又拽出了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我十分喜欢吃的冻米油茶。这是我们家乡人接待贵客时用的，有酥脆的冻米、糯米糍粑片、油爆花生米、红薯片等，用茶水或开水一泡，即可食用。参加工作后，我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准备一大盘，见我吃得高兴，她就乐在心头。
因为工作的缘故，这些年，我和大姨见面的时间不多，只能把思念藏在心底。有次，大姨很想到我家来看看，可她的子女们不允许，说“老人七十不留食，八十不留夜”，怕给我添麻烦。我知道后，请假赶到了大姨家，大姨见到我，又从她那掉了漆的碗架里端出一大钵早已准备好的冻米油茶来。见我一碗快吃完了，她马上又从瓷钵里舀起帮我添满，并不停地说：“你爱吃，多吃点。”见我吃得开心，大姨裂开嘴笑说：“工作不忙的时候，你就多回大姨家里吃，趁大姨手脚没麻，还做得起。”
“一个大姨半个妈。”
在大姨弥留之际，我蹲在床边问：“大姨，还记得我吗？”大姨眼睛直直的，喉咙在噎濡，可就是讲不出话来。我又想起了大姨“偷偷摸摸”给我家送大米的情景;想起了大姨给我们送饭到田埂的情景;想起……
潘光贤摘自《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