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谢谢大家，我是Echo。”
我熟练地抬起右手，90度弯腰鞠躬，伴随着稀稀拉拉的掌声，仓促下台。
这是我第三次脱口秀的“开放麦（演员试验段子的地方，票价很低）”，也是我首次经历冷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这样的失败，实在太丢脸，幸好我朋友因为9块9的高消费票价没有来。
下场后，我默默走进旁边的小房间，演员们都歪七倒八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咖啡厅里刚刚用完餐的客人留下了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服务员正准备进来收拾，多吉见盘子里还剩了很多水果，左手往嘴里塞进一坨香蕉，右手又叉起一块，问我吃不吃。
“这不是别人吃剩下的嘛？”我问。
“搞脱口秀的没几个吃得起水果，有机会吃就多吃点吧。”多吉回复，转头又拿起一枚圣女果开始吆喝，大家就像冬眠醒过来的动物一样，七手八脚地开始捡水果吃。
服务员识趣地出去了，留下一群仿佛在吃流水席的脱口秀演员们——为了上7点半的开放麦，大部分人都是下班后涌动在晚高峰中匆匆赶来，自然来不及吃饭，饥饿让人放下了矜持。
新疆小伙子艾克抬起那双迷人的欧式大眼，叫多吉递过去一块西瓜，转而低头又开始面对着手机，继续跟女粉丝撩骚。黄没没此时拿着手机过来录像，嘴里喃喃自语，他是编导专业的学生，大三，东莞人，自带黄色属性，空余时间做点vlog来玩。不过没有人喜欢和他拍照，因为他拍照只看手机有没有准备好，从不看人有没有准备好。他从学校赶到开放麦场地，来回要在地铁里待上3个小时，比他一天学习的时间都还要多。
多吉挑起一块火龙果给我，我摇摇头。
“别这样，是这届观众不行。”多吉走到我身边。他30多岁，西藏人，光头，某新媒体公司的艺术总监，做脱口秀也有两年多的时间，算是资深老前辈。
“真的吗？”我说。
“假的。”
“冷场太正常了。”他边吃边说，“我也冷过好多次，尴尬得要死。”
“你都冷过场？”
“当然，谁没冷过。”
“那就没事了，我以为就我呢。”
“我是为了安慰你才这样说的。”
演出结束，我们七八个演员们开始收拾现场，扯掉黑色幕布，把凳子归位，转身下台阶，往最近的“全家”超市出发。俱乐部老板二娃豪气地叫大家“随便拿”，“总价必须保证在50块以内”。几个收银员听见了，开始相互递眼色，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
我们在那里开始了这一晚表演的复盘大会，桌子上摆着琳瑯满目的饮料和几包花生米，二娃很开心，因为结账时只花了47块钱。
这次我在场上本是想吐槽我妈小时候给我洗澡时的狰狞模样，以为效果会不错，大家点评道：
“但你有点放不开，表演没跟上。”
“这样现场效果就大打折扣咯……”
“语言不够简练，里面很多废话直接拖慢了节奏。”
我嘴上也在“深刻地自我检讨”，但心中的挫败感的确很难平复。冷场是做脱口秀最恐怖的事，一旦出现冷场，你便想着要去补救，但往往事与愿违，越是补救，越是出错。补救到让你意识到自己是在很努力地讨好观众，一种恶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想开点啦，看看9块9的票价，观众们还想要啥自行车？”
……
半小时后，复盘大会失去了严肃性，大伙开始插科打诨，荤段子一个接一个，比我们自己写的段子精彩太多。二娃审时度势地出来提醒一句：“散会啦，大家明天还要上班呢。”
这时已经夜里10点了。
多吉开着他那辆红色的Jeep回去。他是为数不多有房有车的脱口秀演员，经常在我们面前肆无忌惮地炫耀，说下次要开自己的路虎出来。我说他骗人，他就专门给我发了他开路虎的小视频，我回了两个字：“爸爸。”
剩下的人，无论是在郊外上学的大学生，刚毕业住在市中心工作的白领，或者像我一样为了图便宜租在三环外的普通打工人员，都只能搭乘地铁回家，包括我们的老板二娃。
二娃自称“成都钟楚红”，卷发，大眼，身材娇小，大龄单身未婚。她倒是很希望自己是老板娘，但始终没有男人愿意做老板。我们这家“4fun”脱口秀俱乐部，场地是租的，名字是她自己取的，目的跟名字一样，为了好玩（for fun）。白天她是人模人样的培训师，凭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客户，周三、周五晚上摇身一变就成了开放麦主持人，一脸嬉笑和观众们调情逗趣。
在渐渐驶离市中心的地铁5号线上，二娃回到自己在郊区的家，一边感叹无人为自己留灯等待，一边笑嘻嘻地把今天从开放麦挣来的两百块钱存进自己的养老保险基金里面。而我们，也都在铁轨声中渐渐消失在成都的夜里。
从上大学起，我便痴迷单口喜剧（stand up comedy，一个人，一只话筒，就是全部的表演组成，以段子的形式聊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跟脱口秀不太一样。国内观众习惯把这种娱乐形式叫做脱口秀，行业内我们大家都叫单口喜剧），甚至有想过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我所知道国内知名的脱口秀俱乐部都在北京或者上海一类城市，身在成都的我也就断了念想。
去年6月份，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单口喜剧演员郝雨（嗯，就是曾经唱《大学自习室》的那个）要来成都做演出，当即定了票——演出就是由4fun的俱乐部承办的，场地在一家书店。
郝雨那晚的表演相当成功，台下百多个观众被他逗得前仰后合。我第一次见多吉也是在这场演出时，他是这场演出的主持人，那时还比较胖，看起来很讨喜，讲话慢吞吞，段子却还挺能笑。
活动结束后，他在台上说：“要是大家有兴趣想讲脱口秀，都可以来加我们俱乐部的微信群，提前写好稿子都有机会可以上。”
我没想到成都还有这样的俱乐部，很想加入，但又没有自信，觉得人家应该看不上我。结果第二次看线下演出，我又碰见了多吉。这场他做开场嘉宾，现场气氛冷得惨烈，他试图用干笑来缓和一下气氛，那颗光头已经开始微微冒汗。
“什么玩意儿？”我想，“这样都行，那我也行。”
于是，我果断去加了多吉的微信，表明想法后，他把我拉进开放麦的报名群。我以我弟弟的故事为创作蓝本，断断续续写了几周，出了第一版稿子。发给老板二娃，她说我写得太像故事了，需要重新修改，“最好能挖掘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内心”。
我真心觉得自己写的没问题，是她审美还没到，便把稿子先扔在一边。一周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其实不去讲脱口秀，我的生活也不会缺少什么，安心做一个观众也行。
脱口秀是一种自我表达，我没有必要把我自己的私人生活剖开来让别人笑，只要不去做，那我永远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状态。
不过，内心深处，我是很想改变当时那种无聊的生活。我决定暂时不写弟弟了，先回过头看了一下自己。
2017年，我大学本科毕业。我骨子里就向往自由，当老师或者考公务员，都不在我的求职范围内。
我误打误撞找到一家自媒体公司。老板做了十几年的商报记者，因为喜欢徒步，辞职创业干起了这个公司，主要拍摄徒步的视频。我就跟在团队里面做“小编”，负责推文的撰写和徒步过程中的后勤安排。不得不说，几个月的工作时间里，在藏区的深山里，在甘肃荒芜的沙漠戈壁里，在无人区漫漫的雅丹林里面，都留下过我的屎和尿。
累，真的累。一进山就至少一周，每天徒步十几二十公里，中午随便吃点垃圾食品对付一下，天黑后开始搭帐篷烧火做饭。积雪融化后的山泉水冷到刺骨，我们在下游刷牙洗脸，上游取水做饭，差不多晚上8点睡觉，浑身脏兮兮地挤进睡袋里——摄影师更可怜，还得熬夜守着相机拍延时的天空。
我的小腿总是胀得生疼，全身疲软，唯有拉上帐篷的拉链前，抬头看看深紫色的浩瀚星空，一天的疲劳才稍微得到一点缓解。我那时候真希望天永远都不要亮，好让我永远在睡袋里睡着。
毕竟那时我才22岁，还没有寄情于山水之间的兴致，干到8月，我就辞职了。
离职后，想不到团队中曾一起工作的一个富二代看上了我——可惜是个女的——说我写文案还可以，她那里刚好也有个视频项目需要一个文案，要不要一起去干？
见我犹豫，她主动找到我，跟我沟通，晚上用她的奔驰车送我到楼下，看着小区门说，“你住这里啊？”我点点头，她自然地接上一句：“放心，跟着我干，以后你一定会住在更好的小区。”
我信了她的邪，跟着她直接去了菲律宾拍节目，结果中间跟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维护另外一个同事，我公然跟她对峙，甚至在当天拒绝了她给我分配的任务。
于是，我彻底地失业了，而2018年才刚开始不久。
拿着之前赚的一点钱，我彻底停掉了工作，专心在家写作，幻想一炮而红。
饿了，我就去菜市场买包子，一次买五六个，可以吃一两天，免去烧火做饭浪费时间，吃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所以，现在我拒绝吃任何馅儿的包子。
我住在玉林，听民谣的文青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地方，实际上里面老气横秋。这个叫“芳华”的社区，大白天像我一样待在家里的，也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了。
无所事事的我经常站在窗台望着楼下，合租的室友每天早出晚归，见我总是在家蓬头垢面，还以为我是精神病，要么就在做违法的事情，对我的态度有些微妙。于是我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给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她过几天还给我了，还送了一盆小小的多肉，让我放在屋子里，看起来有点生机。
我小心翼翼地把多肉放在窗台，每天精心地养着，就像史铁生最初生病时一样，他也是养着一颗洋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颗按照自然规律生长的植物上，只要开花了就是有希望，自己的腿一定就能好。我知道多肉不会开花，但是只要它不死掉，我的生活还是有希望。
我的生活从几个月前的高节奏高压突然转变到了现在这般浑浑噩噩，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一样，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我跟大部分朋友都断联了，没有了社交，当然，我自己也不好意思社交。
我常常半夜在出租屋的床上惊醒。那是一张很老的木床，底下断了一根横梁，睡起来凹凸不平。我跻身在旁边平坦的一侧，午夜梦回，突然就开始流泪。
我感觉自己是个废物，我的未来一片漆黑。我陷入自己的执念：人是能独自完成成长的，我根本不需要去接触外界，一个人也能好好的。
事与愿违，在封闭自己的这段时间里，我得到的并不是成长，而是迷茫和焦虑，我内心极度渴望与人交流。
我在一个网络文学平台上有了百万阅读量，拿到了237块钱——终于，荒废半年后，我决定开始找工作了。
这半年似乎耗尽了我对写作所有的热情，我不想再做任何跟文字沾边的工作了，决定去机构里教英语——一切似乎都好了起来，认识了新的朋友，有了固定的收入。等到了2018年底，我觉得自己也差不多稳定了下来，还花几千元请爸妈来成都玩了几天。
我妈对我的状态稍微放心了一点，虽然我的工作比不上公务员和老师，但至少表面看起来还挺体面。
临行前一晚，我问我妈：“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继续待在成都吗？”
我妈摇摇头。
“因为有希望。有希望我生活一定会慢慢变好。留在大城市里，总归是有希望的。”
我说完，我妈沉默了下，说：“那你先把之前从我这借的房租还一下。”
可我的“稳定”也不过小半年，去年2月，这家培训机构的老板跑路了，我又没了工作。
就在钱快要花光的时候，有学生联系到我说想找我继续补课，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我又找家里借钱，我妈立刻生气了：“自己选的生活就要自己负责，有本事就别找家里借钱。”
我气愤地挂掉电话后不久，短信提示收到一条转账消息。我想，20多岁了，自己还是一个找家里要钱的废物。工作找得并不顺利，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漫长起来，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坐着发呆。
6月，我跟几个朋友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我在心里默默许愿，祈祷接下来的生活不会更惨。
我前一个演员“垮”掉了——底下观众已经有段时间没笑了。演员也识趣，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表演。
二娃赶紧上台救了一下场，再次向观众表示：“这是一场开放麦，好笑不好笑，真的是凭运气，要不然你们看看自己9块9的票价，你也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新演员，是一名英语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Echo。”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好久没有这样急促的心跳声在我胸腔响起来了。聚光灯第一次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有点眩晕，脑海中想不起接下来要说什么。最近的观众离我不过1米，仰头看着我，坐姿略显拘谨，人在聚精会神的时候嘴巴会微微张开，有一瞬间我能看清他们的幽深的口腔。
“大家好，我是Echo，是一名单干的英语老师，现在有很多人出来单干，是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束缚。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没有束缚住我的老板，因为他跑路了。”
这是我的开场白——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只要你讲自己悲惨的生活，就会有人笑，没有人在意你是买房还是升职加薪了。我也是对自己的调侃，讲了讲老板跑路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大家笑得还挺开心。
这是最入门级的搞笑。毕竟，这也是我第一场脱口秀。
在这场表演的前一天，我的稿子历时一个半月，终于在二娃那里通过了。
我当天中午开始就对着镜子开始排练，抓着梳子当话筒，一下午过去，待要出门时，我又在犹豫穿什么。
单口喜剧男性演员居多，他们大都并不在意自己的穿着，衬衫，牛仔裤，运动鞋，往身上一套就可以上场，而女演员的打扮似乎也偏中性。我心里突然有个邪恶的想法，想穿得很性感过去上台，但后来看了看自己的身材，放弃了。最后，还是短袖，牛仔裤，帆布鞋，尽量表现得像一个低调、合群的年轻人。
我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导航到了一家咖啡馆，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说是8点到，其实我7点半就到了，只是傻傻地站在外面平复心情。
辗转到后门，见二楼平台上有块黑布围起来的区域，心想，应该是这里。掀开沉重的幕布，一个爆炸头女人的声音响起来：“是看开放麦的吗？我来验一下票。”
我说我是“Echo”，她一时没听清，又说“把票给我看一下”。
旁边有个男演员提醒了一下，“人家群里面的Echo，是演员”。女人才恍然大悟，脸上立刻有了笑容，于是赶紧欢迎我进来，叫我自己去找地方坐。
这是我第一次见俱乐部老板二娃，有点想打她。
这个开放麦的场子不大，大概装下了50多个人，黑色的幕布遮住了后面巨大的落地窗，上面冒出些白色的假花，与黑布相互辉映，看起来像是个葬礼现场。观众稀稀拉拉的，还没有坐满座位，我自己一个人在最后面，不知道该坐着还是该站着。演员们只在微信群里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也没见过我真人，他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我识趣地默默站在后面。
8点到了，观众上来了，小小的咖啡厅都被占满了，音乐被掐掉，大灯被关掉，只留下演员头顶的一盏灯，话筒收音效果不是很好，嗡嗡的感觉像是在一个玻璃瓶里说话。二娃上场主持大概10分钟，接下来演员们就一个接一个上场，每个人的时间不多，5到8分钟，超时的话，二娃会在底下举灯示意。
一只麦克风，一个支架，这是就是脱口秀表演需要的一切东西了。
我的首秀完成后，多吉过来说我表现得还不错，叫我继续加油。他比之前瘦了很多，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得了糖尿病，我说那你要小心了，不要轻易让任何人尝到甜头。
90分钟后，这场开放麦就结束了，演员们上台和观众一起拍合照。大家喊着口号，整个场子都是青春的气息，或许是因为新鲜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快乐，一点都不孤独。
有了第一次的表演经验，我有了更强的表达欲。只是，我心里想说的虽多，但是如何将这些东西搞笑地表达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西西弗书店，点杯茉莉乌龙茶，一坐就一个下午。店员应该以为我是个艺术家，对我产生些许崇拜之意，贴心地叫我办了一张会员卡。
那段时间，我正在经历卑微的暗恋，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舔狗”——在感情生活里各种卑微讨好对方，有时为了得到对方的爱，甚至不惜牺牲掉尊严和自信，沉迷其中。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其实不是很会处理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感情生活一塌糊涂。
我创作出了自己的舔狗系列段子：
“在感情里，任何人都会做舔狗的，如果你现在不是，你马上就是了。有人说，要不是真的喜欢，谁会真的去做舔狗呢？但要不是真的知道对方不会喜欢你，谁会愿意去做舔狗呢？
“做舔狗的，都知道‘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你也就骗骗我感情了。你要是敢骗我钱，看我不干死你。
“当然，爱情里我绝不吃亏，你要是敢骗我感情，那我就一定要骗你的钱花。”
等我从场上下来时，观众席里突然冒出一个男人，捧着一束小小的鲜花过来，嘴里说着着：“讲得很好 ，我一定要这花送给你了，讲了我想讲的东西。”
男人看起来30出头，一脸憨厚的样子。这架势我没见过，心里却在窃喜，毕竟也是得到了人的肯定。不过对于这位老哥的激动，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做舔狗了。
我渐渐发现，脱口秀不仅仅只是讲一个个搞笑的故事，能承载的其实还有很多，我只是讲述了我对感情的态度，却能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产生了这样的连接。我感觉很神奇，又感觉很心酸。
我想，人们内心的很多负面情绪，其实是不需要被治愈的，只要被看见就行了。
成都的脱口秀俱乐部还是有几个的，演员们也都是流动的，混熟了我们的俱乐部之后，我决定去其他俱乐部表演一下。
常听其他演员提起“蔡师傅”——脱口秀俱乐部“过载”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己也做脱口秀，据说是“双流区周渝民”，长得像个小白脸。每次开放麦，他就像个幽灵一样站在旁边观察着演员，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感觉拿桶白色油漆给他全身一涂，就能直接搬进杜莎蜡像馆。之前有看过写他的文章，抑郁症，欠债，送外卖，武大辍学，单挑哪一个点出来都让人觉得很惨，我很想去看看。
场地比我想象的要小，观众们七七八八坐在地上，目测不过20人。观众越少，越不容易被别人带着笑，自然现场气氛就显得严肃一点。
我的段子比较重口味，我也比较喜欢去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女孩子的发育，第一次来月经，第一次去买胸罩，如何跟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睡觉。有了可以发声的地方，那我就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在“过载”，依然延续了我的“癖好”。
开放麦结束，大家聚集在旁边的屋子里开会。如传闻一样，蔡师傅上来就一顿骂，说大家没有用心规划自己的段子，笑点不突出，没有自我表达，还扯了半小时“脱口秀精神”。
说到我，蔡师傅摇摇头，面不改色：“前提还不错，就是没有梗。
讲黄色段子不是不行，但是搞清楚，别人是因为你讲了性搞笑，还是你自己的本子就好笑，尝试写点干净的东西，不要偷懒。”
毕竟才开始接触单口，还处于玩票阶段，一下子接受不了这种批评。我表面淡定地走出场地，心里骂着：“什么玩意儿，大不了以后不来了”。
回去后，我就跟一个演员聊天，我说我自己挺自卑的，对自己极度不自信，很敏感还玻璃心，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收到一个负面评价我就难过很多天，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才能恢复过来。
在创作的时候，会不断地咀嚼这些痛苦的人生片段，又要不停地寻找笑点，在这种极度痛苦又极度愉悦的情绪中来回不停徘徊，我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复一开始那样百分百的欢乐了”。
他听完，表情很淡然地说：“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脱口秀演员基本心里素质了。”
就在我那“脱口秀演员基本心理素质”还没完全成熟时，我便遭遇了文章开头“我妈帮我搓澡澡”那个段子的冷场滑铁卢。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觉得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做单口。
我回想起蔡师傅说的话，确实解决了一些我的问题，于是主动加了他微信，跟他聊了聊我的想法和困惑。这次他没有骂人，言语之间完全像个正常人，让我如沐春风：
“冷场太正常啦，开放麦就是拿来冷场的，自己下来多磨几次修改几次就好了。你要记住是单口就是自我表达，自信一点，聚光灯打下来，你就是全场的主角，自己哐哐一通讲就完了，没必要太在意每次的冷场。”
抛去毒舌，蔡师傅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对我说：“要不是因为做脱口秀，很多像你这样的傻叉我都不愿意接触”。
“是吗？”我说，“我也是。”
我终于知道了，单口喜剧比我想象得要复杂得多——怎么持续性地写出新段子，怎么把好笑的段子调整到爆笑，怎么持续性地挖掘素材，怎么应对冷场后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成了我的功课。我得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创作者。
在公共场合大笑其实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国内的观众，即便是年轻观众们，也对这样的娱乐形式持着保留态度，似乎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不该笑。
大家不是在纠结笑不笑这个问题，而是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件事情你不能拿来开玩笑。
当然，也不仅是国内，单口喜剧在美国发展了几十年，很多观众也不能接受这种冒犯性。
美国单口女王Joan Rivers 就在一次表演中就遇到过这问题，当时她在吐槽自己不喜欢小孩，说如果真的要养，那就选海伦凯勒好了，因为她不会说话。底下一名男观众当时就回呛她：“你以为你很搞笑吗？想想如果你有一个聋哑的儿子呢？”
Joan Rivers当场就开始飙脏话骂起来，一直把观众骂出了演出厅：“对，这就是很搞笑，你不喜欢你就滚，你个狗娘养的。我妈妈就是个聋哑人，你没有资格来跟我说什么事好笑不好笑，让我来教你什么是喜剧，喜剧就是要让人能嘲笑和直面任何话题，你个大傻X。”
Joan Rivers的丈夫因为事业上的失意上吊自杀，后来她带着女儿去餐厅吃饭，看到昂贵的价格，忍不住吐槽：“要是你爸看到这么贵的账单，肯定会想要再自杀一遍。”
每次看到这些喜剧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的吐槽，我总是很感动——真的，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只要我们还有勇气把生活中的痛苦笑着说出来，一切都没事。
这些时刻，我似乎摸到了单口喜剧的一点点皮毛：既然生活给你痛苦了，与其自怨自艾，还不如把这痛苦榨出汁来，顺便还能挣点钱，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大家好，我是Echo。我是一个人住，有天晚上半夜3点，客厅里传来‘砰’地一声，我立即被吓醒了，脑海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家里来贼了，第二个想法就是：完了，我要被强奸了。”
观众在等我的punchline（笑话最后妙趣横生的语句），大家的笑容还挂在脸上。
“但是我不慌，真的。”我换手，话筒换到左边，右手撑住话筒支架，故意显得自己很随意。
“作为一个现代独立女青年，我不慌，因为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if you don't kill me……”我又停了一下，吊着观众的胃口。
“if you don't kill me, you can fuck me.”
观众们轰然笑起来。
“yes！come. On. Fuck. Me！”我提高音调，趁着这一波笑声，像是终于等来了一波浪潮，我赶紧顺势游过去。
我用手指着下半身，眼睛扫在观众席。我又侧身面对观众，伏身用双手撑住膝盖，撅起屁股，头往后转过去着说，“come. On. Fuck. Me！”
为了显得没有那么油腻和冒犯，我起身打量了一下现场说：“咦，今天我妈没有来现场吧？
我妈要是在现场，肯定会站起来鼓掌，我绝对是我妈的骄傲。”
观众们放开笑了起来，前排几个男观众互相看着彼此露出别样的笑容，意味深长。
坐在前排的女观众稍微显得矜持一点，捂着嘴巴微微点头，后排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则狂放了很多，笑得花枝乱颤。
当然，关于这个独居的段子，背后的故事并那么轻松。事情的前半部分跟段子一摸一样，只是我当时紧张害怕的心情被极大地隐藏了。
当初机构老板跑路后，收入骤降，我只能从原来的单身公寓搬出来，找了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离市中心也更远了。
那天半夜3点，我被一声巨响惊醒，当时还不太清醒，我心里一咯噔：“是不是家里来贼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干嘛，只能憋住呼吸，试图通过听声音来判断入侵者的行踪。我的心跳飞快，咚咚的声音似乎要把卧室门撞开，脑海里开始闪现出自己前半段的人生，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
我僵硬地躺在床上，脑袋中开始不断回想我关门时的场景：是不是门没有关好？是不是在转身的那一刻门忽然开了但是我没有注意？是不是我没有反锁？这个人是不是跟我很久了？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我身边任何可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现在要打电话吗？跟谁打呢？家人在另一个城市，朋友们都住得很远，怎么办？
我机械地悄悄翻身起床，胡乱捡起旁边的衣服先穿上。
大概过去了几分钟，我突然意识到，咦，怎么没有声音了？
事实上，除了最开始那一声巨响，后来就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
我决定出卧室看看，打开厕所的灯，发现地面是散乱的沐浴露、洗发露——原来是厕所里的置物架掉了下来。这一刻，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崩溃了，整个身体瘫软下来，默默跪在地上哭了一会儿，起身翻出两张化妆棉，沾湿水后敷在眼睛上，避免第二天眼睛肿成核桃。
可能那是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孤独的时刻。
段子背后的故事，观众们没有必要了解，当然他们也不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只是对于创作的人来说，这些藏在段子背后的痛苦回忆，始终是激发再创作的动力。至于我段子的风格问题，我也不太在乎了，自己讲得爽最重要。
去年年底，我去重庆参加了“索道喜剧”的线下开放麦，见到一个最“脏”的演员“—dan老师”，他台上气定神闲地讲表哥带自己去嫖娼的故事，我在底下笑得不能自已，“竟然比我还脏，那必须要会一会了”。
结束之后，我主动上前去找他聊天，讨论到“黄段子”的话题。
“喜欢黄段子就讲黄段子，每个人风格不同，坚持自己。”他没说太多，但这一句也够了，“永远别忘记单口做的就是自我表达，就是讲自己想讲的任何事情。”
自我表达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能让人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去创造。脱口秀演员的生活并没有段子里看起来那么潇洒自在，只是在枯燥重复的日子里，慢慢学会了苦中作乐，打磨出更好的段子。毕竟，生活很苦，听笑话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讲笑话也是一件很正经的事情。
大半年的脱口秀表演，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挣的钱基本也就够地铁、盒饭钱，但它让我多了几个看待生活的角度——任何事物都可以重新被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被调侃，任何痛苦都可以被编成笑话。
自己变得快乐或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给别人创造快乐倒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天开放麦完了，多吉跟我一起去挤地铁。
“咦，路虎呢，怎么不开出来了？”我问。
“离婚了，车给前妻了，孩子也归她了，房子也就剩下一套了。”
“嗯？你们感情还不错嘛，分到一套房呢。”
地铁开始迅速行驶起来，我的后半句被淹没在轰鸣声中，“那你也太幸运啦！”
当然，我也挺幸运的，我妈现在会很认真地问我：“今天不去开放麦逗你的观众朋友们开心了吗？”
以前她都会说：“咦，今天不去给那些龟儿子讲黄笑话了吗？”
我感激我妈的理解，随后我妈又温柔地说：“新的一年再不找工作，你就滚出这个家。”
编辑|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