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条半个月前刚刚修好的乡村公路上，我一个大意把油门踩到70迈，好巧不巧，这时候正好有辆电动车从路旁的辣椒地里窜出来……
本文由作者的亲弟弟口述，以第一人称写成。
一
2014年本科毕业后，我一直在西北地区一家国企做行政，工作四平八稳，生活波澜不惊。
直到2017年，单位抽调我到当地偏远地区，开展驻村工作。
工作需要，我常常和困难群众同吃一锅饭：我可能今天中午刚在张家喝过大米稀饭，晚上又会在李家吃拉条子，明天可能又会在王家啃油馕。
每天这样吃着百家饭，给我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我决定自费去接种一支乙肝疫苗。
8月14日，趁工作结束得早，我开着那辆前不久刚入手的黑色小轿车，去了乡卫生院，不巧的是，接种疫苗的大夫临时有事离开，我只好下午再去。
后来想想，我如果不磨蹭，工作结束的再早点，当天上午或许就能打上针，下午我就不会再跑一趟，我肯定就不会摊上那档事；又或者，即使我上午磨蹭了，下午不去贪图便利走那条近路，也不会有问题；又或者……
可世上哪里有如果——
就在那条半个月前刚刚修好的、甚至还没来得及挂上交通标识牌的乡村公路上，我一个大意把油门踩到70迈，好巧不巧，这时候正好有辆电动车从路旁的辣椒地里窜出来。
来不及等我反应过来打方向盘，只听“砰”的一声后，驾驶室的安全气囊立马弹开。我的胳膊被弹到麻木，眼镜也被弹掉了，世界一片模糊。
一切都失控了，车后来在路牙石的制动下总算停了下来。
好不容易找到眼镜，下了车，一旁的电动车被撞得零件乱飞，一地的碎渣似乎在告诉我车祸的惨烈，一位肥胖的女人倒在了我的车轮底下，一动不动。
我恐惧得不敢向前，只能退到离她约5米处的距离，歇斯底里地大喊：“喂，喂，喂——”
我的喊声没有得到那女人的回应，倒是惊动了正好路过此地的两位村民，我请求他俩上前去看看究竟。
两人费劲地把女人从我的车底盘下拉出来，她一动也不动。这时候，一位途径此地的乡村医生也加入到营救中来，她发现导致女人昏迷不醒的倒不是流血的口子，反而是脑袋。
她初步断定女人就算能活过来，也是重度残疾，尽管这样，她还是死马当活马医，一遍又一遍给女人做着心肺复苏。
看到这架势，我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害怕她真的就这样一口气上不来，更担心她从此就这样昏迷不醒。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慌忙掏出手机打电话给父母和姐姐，大概因为是上班时间，没有一个人接收到我的求救信号。
没办法，我只好打给当时驻村工作组的组长，也是当地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的指挥下，我报了警，打了急救电话，原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交警最先赶到，我被安排先上警车等候着。救护车赶到后，大夫动用救护车上的各种仪器仔细把女人身体查看一番后，却并没有安排抬她上车。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就是那么简单的一次碰撞，那么短短的一秒，我的人生就此将会有重大的改变……
二
我被带回交警队录了口供，他们联系到了我的家人，并且要他们给我带来被褥，直到被收走了驾驶证、身份证，被限制了自由，我才真正从心里接受一个事实——我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撞死了。
那一夜，我没干别的，脑子里只在反反复复地想，我会被关多久？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我得给人多少赔偿？30万？50万？甚至更多？
好在，一天后，家人托了个很有脸面的亲戚，和我单位的领导一起，给我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获得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监视居住时间。我可以正常上班，但隔几天公安机关就会打电话例行讯问。
出来后，我通过多种途径得知了死者的基本情况：死者女，54岁，有一位70多岁的老伴，父母及公婆均已过世，四位子女均已成年，只有一个小女儿刚参加工作还未结婚。
接下来，我姐姐姐夫主张尽快找专业律师处理后续事务，但我父母还是信奉关系至上，期望那位有脸面的亲戚能帮忙走走门路。亲戚表示，人家死者家属还没打算告咱，咱先去找哪门子律师？
当时的我们，包括那位有脸面的亲戚，既不了解法律，也没有聘请真正懂法律的人，我们仅凭自以为是的生活经验，都以为整个案子就是钱的事——赔钱、结案，然后正常生活。
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谅解，我和家人主动提出想去看望一下受害者家属。
考虑到我当时是驻村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也考虑到当地的丧葬风俗，交警大队先联系了受害者所在村委，待村委基本安抚好了家属情绪、死者头七过后，才安排我的母亲和公司领导捎上丧葬费，在村委和死者老伴见了面。
为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交警并没有让我出面，而是躲在村委办公室的隔间，可以听到外面办公室的谈话声，透过窗户缝隙可以看见外面的状况。
死者老伴断断续续地说着：“我比她大十几岁，这几年我不能干了，家里啥都指着她。”“我小女儿去年才中专毕业，刚刚不用花钱了……”“她一天福也没来得及享……”
老人后来越说越伤心，连眼泪带鼻涕挂了一胡子也顾不得擦擦。见此情景，我也十分自责。
我闯祸了，还闯了一个天大的祸，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祸。
而以我在现场的观察，家属并没有要为难我的意思，只说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即可。想到这里，我更是愧疚不已。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回来后，我和家人只能尽力准备赔偿款，以期让活着的人能好受点，也期望我们的态度能够让死者家属不要太为难我，以免去牢狱之灾。
案发后大约一个月的样子，事故认定书出来了——我因为当时时速70迈，存在超速行为，对这场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一个星期后，交警队打电话叫我和家人过去一趟。我心想，事情终于要解决了，甚至捎上了银行卡以备随时取现，以为案子不用出交警大队就能了结。
哪知一去，交警正式通知我，需要进去住几天，我和家人当时一脸懵逼，一股莫名的恐惧随即由胸口蔓延至全身，我不自觉地拉了拉一同前来的母亲的胳膊。
看我一脸茫然，交警解释，案件要走流程，最多7天，我会被放出来。
吃了这颗定心丸，我这才放心地跟着去体检。体检的路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里面的犯人会不会欺生？”他们啼笑皆非，回答我：“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体检完，走了一圈审批后，我才被拉到监视地点报到。
三
那地方一共有三道门，我在过完第二道大门的时候被要求剃头、更衣、检查身体。确认无误后，他们带我到最终目的地——也就是我接下来73天的栖身之处。
这是一间大约20平方的房间，房间最醒目的地方是一个大炕，炕上放置着大家的被褥，被褥的形制和大学时代学校统一提供的那种蓝色的被褥差不多。
房间的一角配置有最简单的洗手池和蹲便器，整个屋子唯一能称得上家具的东西就是一个大柜子，大柜子分出若干个小格子，格子不带门不上锁，供大家放置各自的洗漱用品和餐具。
果然是我电视剧看多了，没有犯人敢欺生，更没有狱警对我拳打脚踢。所到之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一副公事公办、文明执法的姿态。
工作人员对所有犯人也都一视同仁，我的狱友里有从前管放贷的银行副行长，有强奸犯，也有过失杀人犯，还有像我这样的交通肇事犯。
他们并不会因为你之前尊贵的身份而优待你，更不会因为你入狱的罪名太卑劣而虐待你。
不管我内心多么不愿意融入这里，但我还是进来了。假如一定要找一个和他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身上还有剃头时残留的头发渣子。
不过，狱友很快就要求我，去冲个凉水澡。他们那意思是，你看，你唯一特别的头发渣子也被冲没了，你认命吧，你就是我们中的一份子。
我只好和大家一起，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十五分钟洗漱后吃饭，然后背诵监规、学习、唱歌、做队列训练，然后休息、午睡。日复一日！
监规，就是各种不准，不准打架斗殴，不准高声喧哗，不准来回走动……
学习，就是学习法律，让你知道你到底犯了哪一条、哪一款，让你伏法认罪。
至于唱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等待开庭遥遥无期的那几天，我唱着“心若在，梦就在”差点没哭出声来。
下午，再把上午的事按顺序来一遍，十一点睡觉。那是我参加驻村工作大半年来，难得的一段无比规律的作息时间。
但是突然被剥夺了自由，生存环境又是那样促狭，所以最开始的那7个夜晚，我基本都是在失眠、焦灼中度过。
对我这样的享乐主义者而言，监狱的伙食有点让人难以忍受。一日三餐中两餐有菜，菜基本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菜里也会有肉渣渣，运气好能分到1—2片，运气不好1片也没有。
这样几天下来，我开始便秘，越是便秘越想去蹲蹲碰碰运气。但那里不是你想蹲就能蹲，人家吃饭你不能蹲，且你也不能总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呃，再说，众目睽睽之下，实在也有些不适。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包括吃饭、学习、唱歌，我们都被要求以盘腿的姿势坐在炕上。坐得腿麻了也不敢随心地伸，怕万一再碰到哪个一点就炸的主。
我一直坚信自己7天后就能出去的，所以一切非常低调，也不想在里面又生出什么事端。
四
万万没想到的是，7天期满，我竟一点要被放出去的迹象都没有。
更没想到的是，我居然遇见一个中学时代的哥们！哥们在这里做管教，我至今记得那天他从众多光头中把我指认出来的尴尬。
我羞愧极了，站在那里生怕他以为我十恶不赦，极力解释自己并不是什么强奸、杀人、抢劫，只是因为交通肇事。
幸好遇见他，我才知道，我的案子并没那么简单，现在已经到了法院。只是因为情况特殊，各种司法程序都比较慢，但又在法律流程之内，也不能保释。
这意味着，我的判决如果下不来，我就得要在里面一直呆着。
当务之急是快点找个律师，推进法院早日开庭。哥们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了我的家人，很快，我就见到了我的代理律师。
律师的作用更多像一个桥梁。我的案子走到了哪一步、什么时间会开庭，这些信息全部由她传递给我。也是她给我的家人转达，我在里面还好，没受什么委屈。
当然，她的专业也给了我们勇敢面对现实、争取宽大处理的信心。从此，我的期盼从早日结束7天的看守所生活，变成了早日开庭、早日判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失眠渐渐好了，但是我却愈来愈多地想念我的亲人，尤其在听到律师说我的母亲，为了我的事每天给她打一遍拜托的电话后，我的心里如同钢针扎了一般。
我的母亲一辈子强势干练，把我父亲和手下的工人管得服服帖帖，几时这样低三下四地求过人？
想我在出这档事之前，母亲日日在我耳旁聒噪，亲戚朋友中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结婚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给她牵个儿媳妇回家？
现在可好，不但她盼望的儿媳妇遥遥无期，还得要她因为我而担惊受怕。
偶尔我也会愧疚地想到，受害者的四个女儿是不是现在也像我一样，想念着她们逝去的母亲，她们的痛苦应该比我更深的吧！
我就在这样不断反省不断期盼的反复中，焦灼度日，等着这律师那边给我带来好消息。
五
律师的第二次探视给我带来了下个周一就要开庭的好消息。
从周六开始，我就各种准备。洗澡，对，一定要洗掉这身晦气；剃头，对，能留在这里的东西一定不要带到以后的生活里。
时间终于到了星期一，我各种巴望，只要外面有一点点走动声，我就期待着：是不是工作人员来带我去开庭的？
那天特别漫长，但一直等到背完监规、学完法律、唱完歌等等这一系列的常规事情，都该吃中午饭了，我仍然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到底出了什么事？是受害者家属突然漫天要价呢？还是检察院那边又有什么新的说法？
中午躺到炕上，我能看到房间顶上那个连半平方米也没有的小天窗。我甚至在梦中把自己化作了一缕青烟，一定要循着天窗的缝隙飘出去问问究竟，为什么？
我已经这样虔诚地悔过了，我就那么不可饶恕么？
我的悔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被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替自己不值——难道非要一命抵一命，你们就痛快了么？
正好在我情绪几近奔溃的时候，狱友们又因为彼此之间一些不必要的口角而招致严管，整个监室被罚扣三个星期的生活用品。
这期间，我们没有卫生纸用，如厕后只能用凉水冲洗，要知道当时已是深秋，我的胃肠状态很快从入狱之初的便秘转变为着凉之后的腹泻。
记得那天因为实在憋不住，插了那名强奸犯的队。不等我蹲下，强奸犯就操着一口家乡话开始冲我大喊，大意就是骂娘之类的。
听到他叽里咕噜的挑衅，想着这些天在里面的憋屈，我气不打一处来，双拳也不自觉间地早已紧握。
然而，最终我只是在心里发发狠而已。我用尽这一生最大的自控力，忍住，一定要忍住！如果我在狱中再次滋事，怕这牢底是要被我坐穿了。
忍、忍、忍……
六
终于，我等来了律师再一次的探视。她说，这一次是明天，准开庭，该怎样回答原告律师的提问，受害者家属临阵加码该怎么办 等等这些注意事项，律师一一嘱咐了我一遍。
果然，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提走了。我被戴上手铐和头套辗转去了很多地方，最后，重见天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被告席上了。
两个多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父母。父亲本来是一位170斤的大胖子，现在竟然找不见啤酒肚在哪里；母亲因为终日以泪洗面，双眼皮早已变成三眼皮。
看到他们憔悴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发誓：出去以后一定、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不然我就真的不配为人。
他们想让我早点成家，我就尽力去相亲好了。母亲爱唠叨就随她唠叨好了，我洗耳恭听，父亲戒不了烟就不强迫他戒了。
我甚至想好了，以后要经常带二老去体检，条件允许还要带他们去山东看望姐姐姐夫……
这些爱父母的方式，我自以为已经马上就可以实现了，然而，受害者小女儿的法庭陈述， 我这一点点仅有的自信，很快被碾压得七零八落——
ldquo;母亲从前对我说过，黑袍子她穿够了，我刚刚给她买了两条颜色鲜艳的裙子，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把裙子捎回家，就得到了她的死讯。”
ldquo;母亲这样突然离世，我又没个哥哥嫂子，你们让我的父亲往后咋办？他连饭都不能做！我想最后只能由我这个小女儿来照顾他，直到哪天他离开了，我再把自己嫁出去！”
这话分量太重，她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我的母亲更是泣不成声，甚至不顾父亲的犹豫，现场决定在原先律师遵照相关赔偿标准拟定的民事赔偿22万的基础上，又加了3万的精神损失费，并且当场支付完毕。
都到了这一步，他们也很爽快地在谅解书上签了字，法官宣告民事审判结束。
在等待刑事审判开庭的间隙，律师鼓励我，一般受害方谅解了就不会判实刑，要我只需要如实回答公诉人的问题、诚恳地认罪即可。
果然，后来最终的刑事判决如律师所料，因犯交通肇事罪，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社区矫正。
审判3天后，我终于结束了那段两个多月的囚徒生活。
七
出监狱第二天，我就被要求带上相关材料到社区司法所报到。司法所的人首先给我带上一块用来GPS定位的特制手表，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社区矫正生活。
这期间，我的手机和手表不能无故失联，原则上我也不能离开常住地，如果确有需要，我必须提前一个礼拜到司法所报备。
平时我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只是每个月固定有两天要去司法所学习法律知识，偶尔还被要求参加社区公益劳动。
期间，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反复向我强调，一旦我再犯罪，等待我的将是社区矫正立马取消，转而执行实刑。
时至今日，我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但总算可以正常地工作与生活。
两个半月，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实在不值一提，里面遇到的人生百态也不足以重塑我的三观，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挫折患上心理疾病，更不会从此仇视社会。
但是，经此一劫，我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法律这东西，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条底线，平时你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你碰触到了，就要因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付出的代价就是，从此有了案底。
初出狱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每天依然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领导们还不时鼓励我，生活中如果有困难，就及时找他们解决。
直到事故发生一年后，我所在的国企发起了新一轮体制改革，许多关键岗位实行竞聘制，其中就有组织之前本来重点培养我的、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一职，现在我因为有了案底，竟然连竞聘的资格都失去了。
更令人伤心的是，很多姑娘一听我进过监狱，便立刻把我联想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让我至今孤身一人。
我只好在30岁的年纪，依然单身，被动放弃国企的铁饭碗，去了亲戚开的一家建材城，帮着收收房租。
直属领导刚开始想让商户们把租金打到我的个人账户，我再通过别的途径转交给公司，这样公司就可以少交点税。
我直接拒绝了，有过这次教训后，任何有法律风险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碰了！
作者 | 鸢尾花花儿 农艺师
编辑 | 小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