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的变化 如果梳理一下历史上科技變革给工作和职场带来的变化，可以简单总结为3次主要的转型，而伴随着每次转型都有大量工作被消灭，同时又有大量新工作被创造出来。
第一次转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起始于18世纪;第二次转型是电脑的广泛运用所推动的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起始于1973年个人电脑的兴起;第三次转型则是以2015年作为起始点，开启了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推动力的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
中国，作为前两次大转型的跟随者和追赶者，在第三次转型中，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三重挑战，或者说三重叠加。
在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职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在变化剧烈的职场，找到和抓住合适的机会对个人的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职场的进阶之路不再循规蹈矩。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面临更多挑战，因为职场晋升的传统被打破了。很多职业从原先的向上晋升，变成了左右运动。这种左右运动需要的可能不只是跨越公司的边界（也就是不断跳槽），可能还需要跨越不同的行业（跨界）。
有三大因素推动了此次转型，分别是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和网络效应。
哈维尔定律。以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维尔命名的这条定律，认为未来的创新是聚合式创新，即从各种领域内现有的模块化技术出发，进行创意的合并与组合，以推出全新的高估值产品和服务。因为组合方式有非常多的可能，创新也就变得日益多元化。
摩尔定律。最早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强调，硬件的运算速度平均每18个月翻一番。在过去50多年里，摩尔定律基本上准确地描述了计算能力的几何级提高。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算力的增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其次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量的增长，这种数据量的增长甚至比摩尔定律描述的更快。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
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最简单的解释是一个数字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人越多，最新的使用者的获得感就越强。具备网络效应的平台，它的价值随着平台上所聚集的人数的增长而迅速增加，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聚合起来就可能变成高估值的公司。
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网络效应，这三大推动力正在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所呈现的爆炸式增长。问题是，人们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变，对机器取代工作过程的理解，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与去工业化过程中大型工厂关闭带来的失业和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巨大冲击和阵痛不同，这一轮转型带来的改变很难让人马上意识到。
当苹果手机刚刚面世时，谁也没有预测到它竟然是一个改变人类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的产品。最早的苹果手机基本上是一个使用触摸屏幕的进阶版iPod，甚至电话功能还因为天线问题而不甚完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本质改变。新的围绕着智能手机作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诸如地图、外卖、单车等，层出不穷。只是，如果问什么是数字化转型的分水岭，大多数人说不出来。
科技变革到底是如何在消灭旧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工作的？科技、商业和社会之间到底会如何相互碰撞，产生作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值得我们借鉴。
先来看一下汽车取代马车的历程。1865年，面临蒸汽机车可能会大规模取代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甚至在由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会成为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并危及马车和车夫的时候，英国推出了一条法案，俗称“红旗法案”。法案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也就是使用机器动力的车辆），需要至少3个人来操控，其中一个人需要在车辆前面几十米的地方步行，举着一面红旗，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知道即将有汽车经过。此外，法案还规定了汽车的限速标准，在乡村是6.4千米每小时，在城市是3.2千米每小时。这个法案有效地抑制了蒸汽动力在工业革命后发展最快的英国全面淘汰马车的步伐。法案直到30年后才被废除。此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力方式——内燃机。
那么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在发明之后多久才全面替代了马车呢？仔细梳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量产的汽车替代马车也花了整整20年的工夫。马车发展的极盛时期，并不是在汽车发明之初，而是在1910年左右，那个时候福特已经开始用流水线生产福特T型车了。
预测科技带来的变革特别难。1894年的伦敦《泰晤士报》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言：到1940年，伦敦每条街道都将被埋在3米深的马粪下面。虽然1885年配备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已经发明，但是到1910年，马粪的确成了最令纽约市政府头疼的问题，可以说《泰晤士报》准确预测了马车持续增长了十几年后的情况。它没有预测到的是，随后马车的拥有量会断崖式下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马匹总量就只剩下十几年前鼎盛时期的零头。
再看一下集装箱颠覆航运业的过程。有关标准集装箱的概念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要真正推动集装箱的使用，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主要是船运、卡车和火车货运公司，还有码头——确定标准，这并不容易。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码头的装船工人，装卸散装船需要几百名码头工人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散装货船装船时非常危险，经常有工人受伤甚至丧命。此外，散装货轮的运量也有限。而装卸集装箱只需要几个小时，运量就会大幅提升。虽然集装箱明显优于散装货轮，但是如果转用集装箱，可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转变首先就会遇到港口工人的抵制。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一样，在散装船时代，任何能运货的车辆都能到码头参与运货，虽然集装箱的采用可以让卡车装卸更便捷，但是这意味着卡车司机需要花大价钱购买标准的集装箱货车，对这些司机而言，科技变革带来的痛苦不言而喻。
航运业很早就意识到采用集装箱会给货运业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但是要真正全面采用这一新技术，需要克服来自劳工方面的阻力。事实上，推动航运业这次重大变革的，并非创新者，而是一位很有前瞻性眼光的商人麦克林——他抓住了一场历史的机遇。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陷入“越战”泥潭，不断往越南增兵之后需要运输大量补给。当美军向商界询问谁能提供更有效的物流支持时，麦克林毛遂自荐，推荐采用集装箱。而集装箱被证明在一个整合的物流系统（整合了火车、航运和卡车）中最有效率。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讲完。大量码头装卸散装船的熟练工人面临失业，怎么解决？最终的妥协方案是让港口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效率和吞吐量激增的同时，对既有的熟练工人给予保护，被称作额外照顾。这种额外保护规定，码头按照集装箱货轮出现之前的工人总数雇用工人，即使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仍然要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工作。类似的做法在柴油机车取代蒸汽机车时也是如此，英国的铁路在同一时期就曾经规定，在使用柴油机车之后，仍然在车上设立铲煤工的职位——也就是给锅炉加煤的岗位——即使柴油车不再有锅炉，也不再需要加煤了。两个类似的规定，都给那些因为科技变革而失去工作的技术工人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缓冲期。
预测工作的未来，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改进版或者增强版，一台电脑绝对不是一台更好的打字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用线性的思维来预测未来，一定会纰漏百出。1894年《泰晤士报》对马车未来的预测之所以谬以千里，就是用线性思维推想经济发展会带来马车需求的激增，从而导致满街的马粪无人清扫，卻没想到汽车因动力的提升完成了对马车的整体取代。
汽车因规模生产而变得价廉物美和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是无论什么人在100多年前都难以预见的。比如汽车推动的美国郊区化运动给大城市的布局带来了根本性变化，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也催生了零售与连锁业的变革。可以说，汽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造出的全新岗位，是无人能预料到的。
第二条思路则是：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这是不是与第一条相矛盾？不是刚说过，别一看见键盘，就把未来的电脑想象成升级版的打字机吗？
事实上，的确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比如加州关于无人驾驶运输车辆行驶的规定就和150多年前的“红旗法案”类似。法律规定无人驾驶汽车需要有人在旁边监督，需要插上红旗来标识它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2016年伦敦两万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优步给他们带来的生计上的困难，就和200年前卢德分子在英国制造的骚乱类似。伦敦出租车司机指责优步司机“不专业”“不安全”，这恰恰代表了“技术+全球化”给职场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和卢德分子指责自动纺织机抢了有经验的手工织工的饭碗如出一辙。
两条思路都直指一个预测未来工作的关键点：不要去保护职业岗位。在科技变革面前，旧工作被取代，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司空见惯，却很难准确预测。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保护劳动者，为他们构建避风港。职场虽然要更灵活，但是在工作中有保障对于劳动者适应变革最重要。
面对科技带来的变革，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态度。科技变革会给商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味去阻碍变革是不可能的，但变革也一定会带来苦痛。关键问题是，应该由谁去承担变革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和失业的苦痛？怎么才能让更多人，至少让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共同分担变革的成本。
从这一角度去看“红旗法案”，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道路上人为设置路障，它所采用的规定岗位和限制速度等方式，看起来是阻挠先进技术的采用，但又何尝不是在保护马车车夫既有的权益。同样，无论是额外照顾法案，还是保留锅炉工的岗位，本质上都是通过制定法规的方式，确保不只是由劳工来承担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失业痛苦。
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保障，在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中将更加困难，因此也更加重要。在当下，颠覆既有的工作模式，用机器取代人工，注定可以盈利。创造新工作，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工作，却很难确定有利可图。或许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对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近200家大公司的总经理都赞同，股东利益不再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社会，需要从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始。
（缀 玉摘自《经济观察报》2019年10月14日，刘 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