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这一年,我遇到了两个不爱睡觉的怪人,他们一天就睡四个小时,每天如此。
钟扬,复旦大学植物学家,人送外号“钟大胆”。他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上青藏高原采集各种珍稀植物的种子,一忙起来,连睡觉都顾不上。别人定闹钟是为了提醒起床,可他在半夜三点给自己定闹钟,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放下手头的活儿,该睡觉了。
黄大年,吉林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为了做国家的大项目,他经常带病出差,连夜赶路,还总是订最晚的航班。有几次在办公室累到晕倒,他爬起来吃点速效救心丸,又继续加班,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拼命黄郎”。
我是一名新華社记者,曾经采访过叙利亚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接触过不少典型人物。但遇到这么疯狂的人还是头一次。如果他们还在世,我真的想问他们:这么疯狂到底图什么?
我带着这个问题,走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走到黄大年躺在地上阻挡卡车强拆无人机库的地方,走进钟扬那个一抽屉都是没报销的机票和发票的小办公室。我慢慢了解到,这两位科学家这么惜时不惜命,就是为了他们的科研,为了国家的战略事业。
他们两个都是想做事、做成事的人。黄大年的目标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他在事业巅峰时选择放弃所有成就回国,在他的推动下,我们对大地和深海的认识追赶了发达国家20年的进度。
钟扬用一辈子去追他的“种子梦”。他用生命的最后16年在高原上的无数次弯腰,换来了4000万颗种子的“宝藏”,他留下的一支“精锐部队”,让我们在进化生物学领域能够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
但他们很纯粹。他们不是院士,走的时候也没给家里留下多少钱。他们身边的人说,他们眼里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就是装不下他们自己。
每个科学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奋斗的灵魂。在吉林大学时,地质宫传达室的大爷讲起黄大年,哽咽得整个人都在抖,他把我拉到地质宫外,指着黄大年五楼的那间办公室跟我说,小伙子你看,就是这个窗户,每天都亮到最晚。
我最不敢面对的,是钟扬妻子张晓艳的那双眼睛。我问她:您对钟老师有怨吗?她平静地摇了摇头,说,她一直都明白,她无怨无悔。她明白钟扬对西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她知道为了西藏的事儿、为了填补国家的空白,钟扬会去牺牲一些东西。
钟扬留给妻子的,是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钟扬为这对双胞胎取名“云杉”和“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两种植物全都是钟扬的挚爱。巧的是,在黄大年弥留之际,他的外孙在英国刚刚出生,他给这个没有见面的外孙起了个名字:春伦。因为长春和伦敦这两个城市,住着他这一辈子所有的梦想。
生命无法永恒,奋斗者的精神却能不朽。在黄大年去世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在夜班飞机上晕倒了。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可能快不行了……如果我不行了,就把这个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钟扬留下了4000万颗种子。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对我们来说,这4000万颗种子,不仅是青藏高原的青松翠柏,也不仅是地质宫里不灭的明灯,而是我们心里的希望,是远方的梦想,是我们脚下的路。
(大浪淘沙摘自《经典美文》2019年第10期 图/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