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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不到困顿厄难的境地就不能激发其斗志,不经历练和深思熟虑就不能通达。
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入局且最成功的一个,为大清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61岁,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最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士,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弃文从武,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转型为入朝局的国家栋梁。
曾国藩的时代,乾隆、嘉庆之后的清王朝,由于贪污腐败的极度恶化,由极盛迅速走向衰败。八旗兵、绿营军的腐败致使白莲教的兴起。
西方列强又看到了东方这块肥肉,无耻的伺机侵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划开了列强入侵中华的口子。可谓是内忧外患,清廷岌岌可危。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
入局后的曾国藩,定下了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迅速吸引聚集了湘军集团的书生骨干分子。他不爱财,也不爱命,受到皇帝的限制、大臣的排挤,承受辱骂、责难、批评,背负 卖国贼、伪道学、杀人狂的恶名,在局中做一名自始至终的人可谓是难上之难。
大家一直想弄明白曾国藩怎么会没有一点私心?他的做事原则又在哪里?其实曾国藩的内心是纯净的,很好懂。
曾国藩自己曾经说过,贪恋名利之人,其内心多是自私,心胸多为狭隘。他是如何放弃名利与私欲的呢?
缘由很简单,那是因为他的志向与坚守:我的志向是圣贤,这是因为受到了唐鉴和倭仁两位贵人的点拨,使得深谙儒释之精髓的我找到了在世的定位与追求的乐趣,明白了“静”字在世俗中的作用。也明白了坚守才是思想不动摇,不生自私与邪念的约束之法。
人在世上走一遭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既然来了,就要做好入世的心态。入世也可做入局,只有入局了,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有所成就。
这是曾国藩给李鸿章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他常常讲给自己的子孙听:
一老翁请客,让儿子买些果蔬,很久未回。老翁便到到村口看,见儿子挑着菜担与一个挑京货的汉子在一条田间狭窄的水路上对峙。
田埂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老翁说家中有客,儿子身材矮小,下水必湿担子,汉子身材魁梧,下水不会沾湿担子,请汉子下水田稍避。
汉子说,你儿子挑的是果蔬,浸湿没关系,他是京广贵货,浸湿一文不值。于是老翁就近对汉子说:“这样,我下田,你将担放在我头上,等你空身而过,再给你。”
边说边解衣脱鞋。汉子见此,过意不去,当即下田避让,争执就此消散。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入局的道理: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身负责,才能有成事得可能。无论做任何事,入局很重要!
古人处在艰难忧患的时候,也正是道德学业长进的时候,其功显现在胸怀坦荡上,其效体现在身体健康上。
一心圣贤生死无畏的追求,只有局中人才能明白我的行为不是为私。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为佛家,关键都是在他们经历大磨难的时候,能把心放宽,滋养灵活,有活泼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心境,把“遇事能静”的心态放到正位,身体上虽然受到外界的伤害,但没有感到不适,更引发内心的伤痛,伤害自己。一心走自己的道,勇往直前,心无旁骛,超脱凡尘俗世的牵绊。
曾国藩在回想起自己前半生的荣考生涯,不禁暗自欣喜:我10岁熟读《五经》,开学八股文,文采略有小成,一次家宴小试牛刀作“共登青云梯”喜获欧阳先生暗许其女。
23岁初到考场如愿以偿中的秀才。然秀才并非我凌云之志,便惜别新婚之妻,背井离乡走上了科考之路。
然而,好事多磨,中举之后,长沙会馆的潜心修习使得自己大开眼界,两次进士之旅均名落孙山,此时才感觉到自己功力还尚浅,须下苦功夫。
此时,韩愈的文章走进了我的生命,他的文章格式条框少了许多,更利于作者抒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读起来也生动灵活,气云非凡。此时才明白写作如人生,行于套,而又出于限。
四年后我卷土重来,三次进京赶考,此时已囊中羞涩,借友二十二串钱为路费,终中进士,后得朝考一等二名,入翰林院当了庶吉士。
由于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的形式所迫,使得自己弃笔从戎,奈何大道使然,必有所作为。有人说我狠,令酷无情,我也承认。可是要知道,治理一个国家,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扞卫大多数孱弱百姓的利益,我以为,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才是前进之道。
另外,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环境下,一谓的“和议”也只是休养生息的权宜之计。卖国求荣亦不是我的选择。
局外人是没有资格评价局内人的,人生的成功在于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