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孤独旅程》等经典散文7篇
作者：铁凝
长街短梦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
她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浆糊的嘎巴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这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她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脸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她帮助这老人认上针。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
她认了针，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地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想梦。
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条老路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们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以称为花的街了。
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条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
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风筝仙女
家居市区的边缘，除却购物的不便，剩下的几乎全是方便。
我们的楼房前边不再有房子了，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我们也不必担心窗外的菜地被人买去制造新楼，不必担心新楼会遮挡我们抛向远天远地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规划了菜地，这片菜地将变成一座公园。
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因为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不易。公园是供人游玩的，与生俱来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自管自地在泥土里成长，安稳、整洁，把清新的呼吸送给四周的居民。
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我们知道菜农怜惜菜，我们也就知道了怎样怜惜菜农的心情。只在下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的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放风筝的不光我们这些就近的居民，还有专门骑着自行车从拥挤的闹市赶来的青年、孩子和老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并且注意起我们的菜地呢?虽然菜地并不属于我们，但我和我的邻人对待这些突然的闯入者，仍然有一种优先占领的自得和一种类似善待远亲的宽容。一切都因了正月吧，因了土地和天空本身的厚道和清明。
我的风筝在风筝里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梁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以及邮编多少多少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一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其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子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我举着我的仙女，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的督促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这宛若劳动号子一般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没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升天的仙女。要说这仙女实在是充满了灵气：她那么快就够着了上边的风。高处的风比低处的风平稳，只要够着上边的风，她便能保持住身体的平稳。
我关照空中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入眼四望，天空下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意儿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是它们那活生生的呼吸，给地上的我们带来愉悦和吉祥的话题。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放风筝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吱地停在地边。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潍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也远非我手中这种通俗的杨木棍插成，那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钻戒”站在地边打量天上，一脸的不屑，天上飞着我的仙女和邻人的燕子。他从兜里摸出烟来，立刻有人为他点燃了打火机。一位因穿高跟鞋而走提东倒西歪的女士迪时正奔向“钻戒”，赶紧将一听“椰风”送到他手里，好不气派的一支队伍，实在把我们给“震”了。
然后那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的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扔掉香烟，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他站在地里的姿态，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这样的孩童是连葵花子都懒于亲口去嗑的，他的幸福是差遣大人嗑好每一粒瓜子，准确无误地放进他的口中。
在这时我想起单位里一个爱放风筝的司机。在一个正月我们开车外出，他告诉我说，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他自己会糊风筝却买不起线，他用母亲拆被子拆下来的碎棉线代替风筝线。他把那些线一段段接起来，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段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在乡村大道上跑着追风筝。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当今的日子，还会有谁为追赶一只风筝跑出七八里地呢?几块钱的东西。或者像拥有华贵蜈蚣的这样的青年人会追的，差人用他的“奥迪”。若真是开着“奥迪”追风筝倒不如说是以地上的轿车威胁天上的蜈蚣了。
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列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大而圆的月亮突然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思想究竟什么叫做放风筝。我不知道。
但是，有了风筝的断线，有了仙女的失踪，有了我追逐那仙女的奔跑，有了我的失而复得，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心中的;连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
草戒指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茶道的炉具，其他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
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塌。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须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呵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唯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唯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草帽辫、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矫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裕，那看来缺少风度的“矫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吗?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号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作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吗?
于是她们就在声声“矫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相，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阴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
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吗?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河之女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于是，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
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草和蒿的原，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毡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卷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呐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脸。……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鞧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我对婆婆说—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
“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十大集。”
“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
“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
温暖孤独旅程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派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世界
即使在梦里，年轻的母亲也知道要过年了。
即使在梦里，年轻的母亲也知道她应该往旅行袋里装什么了——都是些过年的东西，她将要与她的婴儿同行，去乡下的娘家团聚。
就这样，母亲怀抱着婴儿乘了一辆长途汽车。车子驶出了母亲的城市，载着满当当的旅客向广阔的平原飞驰。
许久许久，城市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而乡村却还远远地不曾出现，铅样的天空锅似的闷住了大地和大地上这辆长途汽车，这长久的灰暗和憋闷终于使母亲心中轰地炸开一股惊惧。她想呼喊，就像大难临头一样地呼喊。她环顾四周，满车的旅客也正疑虑重重地相互观望，她喊叫了一声，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用力掐掐自己的手背，手背很疼。那么，她的声音到哪儿去了呢？她低头察看臂弯里的婴儿，婴儿对她微笑着。
婴儿的微笑使母亲稍稍定了神，但随即母亲便觉出一阵山崩地裂般的摇撼，她的眼前一片漆黑，她的头颅猛然撞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无声地粉碎了，母亲和婴儿被抛出了车外。
母亲在无边的黑暗里叫喊。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也无法移动自己的双脚。当一道闪电凌空划过，母亲才看见脚下的大地正默默地开裂。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开裂，转瞬之间大地已经吞没了不远处母亲的长途汽车和那满车的旅客。这便是世界的末日吧？母亲低下头，麻木地对她的婴儿说。借着闪电，她看见婴儿对她微笑着。
婴儿的微笑使母亲生出超常的勇气。她开始奋力移动她的双脚，她也不再喊叫。婴儿的微笑恢复了她的理智，她知道她必须以沉默来一分一寸地节约她所剩余的全部力气。她终于奇迹般地从大地的裂缝中攀登上来，她重新爬上了大地。天空渐渐亮了，母亲的双脚已是鲜血淋淋。她并不觉得疼痛，因为怀中的婴儿对她微笑着。
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她的婴儿在破碎的大地上奔跑，旷野没有人烟，大地仍在微微地震颤。天空忽阴忽晴，忽明忽暗，母亲不知道自己已经奔跑了多少时间。这世界仿佛已不再拥有时间，腕上空白的表盘使母亲觉出她再也没有力量拯救婴儿和她自己，她也无法再依赖这个世界，这世界就要在缓慢而恒久的震颤中消失。母亲抬眼四望，开始无声地嚎啕。
婴儿依旧在母亲的怀中对着母亲微笑。
婴儿那持久的微笑令嚎啕的母亲倍觉诧异，这时她还感觉到他的一只小手正紧紧地无限信任地拽住她的衣襟，就好比正牢牢地抓住整个世界。
婴儿的确抓住了整个世界，这世界便是他的母亲；婴儿的确可以对着母亲微笑，在他眼中，他的世界始终温暖、完好。
婴儿的小手和婴儿的微笑再一次征服了嚎啕的母亲，再一次收拾起她那已然崩溃的精神。她初次明白有她存在世界怎会消亡？她就是世界。她初次明白她并非一无所有，她有活生生的呼吸，她有无比坚强的双臂，她还有热的眼泪和甜的乳汁。她必须让这个世界完整地存活下去，她必须把这世界的美好和蓬勃献给她的婴儿。
母亲怀抱着婴儿在疯狂的天地之间跋涉，任寒风刺骨，任风沙弥漫，她坦然地解开衣襟，让婴儿把她吸吮。
母亲曾经很久没有水喝，她便大口地吞咽着白雪；母亲曾经很久没有食物，她以手作锹，挖掘野地里被农人遗忘的胡萝卜白萝卜。雪和萝卜化作的乳汁照旧清甜，婴儿在她的怀里微笑着。
天黑了又亮，天亮了又黑。当母亲终于看见了娘家的村子，村子已是一片瓦砾。瘫坐在废墟上的母亲再一次站了起来，希望的信念再一次从绝望中升起。她要率领着她的婴儿逃脱这废墟，即使千里万里，她也要返回她的城市，那里有她的家和她的丈夫。母亲在这时想起了丈夫。
年轻的母亲从睡梦中醒来，娇她爱她的丈夫为她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牛奶。母亲接过牛奶跃下床去问候她的婴儿，婴儿躺在淡蓝色的摇篮里对着母亲微笑。
母亲转过头来对丈夫说，知道世界在哪儿吗？
丈夫茫然地看着她。
世界就在这儿。母亲指着摇篮里微笑的婴儿。
母亲又问丈夫，知道谁是世界吗？
丈夫更加茫然。
母亲走到洒满阳光的窗前，又指着窗外晶莹的新雪说，世界就是我。
丈夫笑了，笑母亲为什么醒了还要找梦话说。
年轻的母亲并不言语，内心充满深深的感激。因为她忽然发现，梦境本来就是现实之一种啊。没有这场噩梦，她和她的婴儿又怎能拥有那一夜悲壮坚韧的征程？没有这场噩梦，她和她的婴儿又怎能有力量把世界紧紧拥在彼此的怀中？
阅读是有“重量”的
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众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地“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新媒介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
然而，我觉得“界面”代替了“纸面”的阅读，损失的可能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少年，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深深感动，让我生出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动之余，倚靠在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问他当时为什么读这些书，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然，所以也是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无用之用，是阅读心境的解放。
今天，我们的阅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往往是更靠近生活的实用的书：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已经“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而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
阅读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无用”的阅读，正如文化给人的力量一样，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虽然它是“无用”的，然而一切都有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所必需的，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人的存在，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它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它的“无用”本身便是更大的作用。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阅读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能比故意强迫阅读或者故意淡漠阅读都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