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1900 年生，河南唐河县人，1917 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班。
1917年夏天，河南唐河县祁仪乡冯家，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茶不思，饭不想。
冯沅君自幼学习古文，五六岁时就能吟诗填词，还读过私塾和学堂。后来，看到大哥冯友兰和二哥冯景兰先后考学离家，她也萌生了出外读书的念头。放暑假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冯友兰带回一个消息，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增设的国文专修班面向全国招收四十名学生。冯沅君听后欣喜若狂。
母亲听说女儿想报考京城的学校，担忧道：“你缠了脚，还许配了人家，能跑那么远的路？”冯沅君很坚决地说：“能！”母亲犹豫了半天，勉强同意了。就这样，冯沅君在哥哥冯友兰的陪同下赶往省城开封应试，最终以一篇极富才情的文章一举考中，成为中国第一批文科女大学生。
9月中旬，冯沅君跟着哥哥冯友兰、冯景兰一起来到北京。初入大都市，她看什么都觉得新鲜：那两个细细圆圆的轮子，怎就能驮着人往前跑而不会倒？那没有缠脚的妙龄女子，走在大街上果真是轻快飘逸……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首届国文专修班的四十人中，北京本地学生十三人，其余多是各省省城考生，只有冯沅君一个人来自偏远的乡村。同学们给一身土布衫裤的她起了个绰号叫“乡下妞”，但这个“乡下妞”在第一堂课上就镇住了全班同学。当时，顾震福教授历代文选课，开讲前让大家自行选背一篇不少于三百字的名篇佳作，只有冯沅君一人站起来，从容背出了东汉王粲的《登楼赋》。
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会聚了多位“新潮派”和“欧美派”教师。受他们的教诲和引导，冯沅君积极投身各种活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有两件事使她名震京华：1919年6月1日，北京多校学生约定4日凌晨齐聚新华门上书总统府。冯沅君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团成员，她带领学生砸开校门，向新华门进发。这惹恼了校长方还，他扬言要开除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冯沅君执筆起草了《驱方宣言》，细数方还十大罪状，要求撤换校长。是年7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撤掉方还并任命了新的校长。另一件事发生在1920年秋天，国文专修班学生李超因不满包办婚姻郁积而死。此事激起冯沅君对封建礼教的憎恶，她把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宣扬恋爱和婚姻自由的话剧搬上了舞台，全城巡演，在广大北京市民中产生巨大影响。李大钊观后拊掌赞叹此剧“比任何政治家的演说都见效”。
1922年，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研究生。
季羡林，1911年生，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0年的夏天，对于出身贫困家庭的十九岁小伙子季羡林来说，太阳火辣得令他窒息。
事情得从头说起：6月，季羡林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为抢到一只“铁饭碗”，他遵从父亲和叔叔的严令先后参加了济南邮政局和山东盐务稽核所的招工考试。当时，邮政局、铁路局和盐务稽核所是旱涝保收的单位，进其中任何一家做工都能衣食无忧。季羡林的文化课成绩名列前茅，但面试时老外考官看他不像那块材料，先后把他“毙掉”了。不得已，季羡林只好另寻出路，最后决定进北京投考大学。
那时，北京有很多大学都在招生，但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用。季羡林携带盘缠不多，只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两所大学都录取了季羡林，而季羡林出于留洋“镀金”（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专门培养并输送青年学生到美国学习，学成后可进入大学做教授，端上“好饭碗”）考虑，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成为钱锺书和万家宝（曹禺）的学弟。
秋天开学后，季羡林很快融人大学生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阵容强大，有陈寅恪、吴宓、叶公超、温德等中外著名教授为他们授课。
陈寅恪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佛经翻译文学”课程。他要求学生“凡上这门课者，先去买一本《六祖坛经》”。季羡林跑了很多书店都没有买到，最后还是从一座寺庙住持那里借得了一本。陈寅恪在课堂上总能提出新颖的见解，令人茅塞顿开。季羡林经常研读陈寅恪的学术论文，或邀约同学前往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诵读陈寅恪撰写的碑文，以此继续“向陈老师学习”。
朱光潜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课，主讲“文艺心理学”课程。他上课不用讲义，直接口述，吩咐学生记笔记。上了几堂课后，季羡林发现，朱光潜讲课时从不直视学生，而是两眼往上盯着天花板的某一处地方，将西方哲学、西方美学流派和中国的老子、庄子、孟子以及古体诗词娓娓道来，没有一句废话，令学生大呼过瘾。听得多了，季羡林对朱光潜的许多理论比如“感情移入说”等铭记于心，以至于时隔多年仍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后来，季羡林追忆这段岁月时如是说：“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汪曾祺，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与季羡林的刻苦学习相比，后来成为著名京派作家的汪曾祺则完全是另一副状态。
1938年，汪曾祺断断续续地读完高中后，随家人藏身于家乡高邮一个小村庄里躲避战乱。那时，他很想上大学，听人说北京大学的学生上课自由、考试随意，更是对北大向往至极。1939 年夏天，汪曾祺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联合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决定前去投考。
其时，日本侵华，烽烟四起。为安全起见，汪曾祺选择从上海搭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乘坐滇越铁路火车往昆明。不想，在走滇越段时，汪曾祺染上了恶性疟疾，上吐下泻，持续高烧，他一度甚至考虑“要不要给家里写一份遗书”。好在疾病痊愈，他最终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那时，日军战机经常飞临昆明上空。一次，在刺耳的警报声中，汪曾祺跟着大伙儿拼命往郊外跑。返城时，他边走边看，发现昆明的街市、风土、书肆、衣食等与家乡高邮大不一样。这异乡风貌吸引了他，此后他常常逃课出去逛街。
清早，汪曾祺夹着书离校，逛累了就寻一家心仪的茶馆，坐下来喝茶、听曲、吃饼、看书，有灵感了就写文章，直至夜幕降临才返回学校。日复一日，汪曾祺跑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也结识了不少“同好”。后来，他在《泡茶馆》中写道：有一个陆姓的同学，真是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午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茶，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这个陆姓同学身上，就有汪曾祺自己的影子。
在这种闲逛中，汪曾祺发现并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人和事，待经过心与脑的酝酿和打磨后，就成了流淌于笔尖的优美文字。
虽然西南联合大学学风自由，但对于汪曾祺的连番逃课，还是有教授忍无可忍，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每次上课前，朱自清都会点名，发现汪曾祺不在，就趁晚间找到汪曾祺的宿舍，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语气严厉，毫不留情。然而汪曾祺依然如故。
闻一多就比较宽容，上课不点名，课下不批评，只是私下里找到汪曾祺，要求他“能写出好文章就行”。汪曾祺也很争气，不断在校刊《文聚》上发表小说和诗歌，渐渐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才子。
不过，汪曾祺从不逃沈从文的课。大一时，汪曾祺听了沈从文的一堂课，深为沈从文的语言和风格所吸引。到大二时，汪曾祺一口气选修了沈从文三门课，每次上课总是提前进教室坐在最前排。汪曾祺写出文章后，也总是先拿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详加批注，遇到好文更会推荐给报社和杂志社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发表。这令汪曾祺大为感动，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兼朋友情谊。
逃课的后果是，1945 年，在留级一年后，汪曾祺还是没有考过所有必修课程，也就无法获得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离校后，他前往上海，但因没有文凭，找工作时四处碰壁。绝望中，他给沈从文写信，倾诉苦痛，感叹不如一死了之。沈从文很快回信，臭骂了他一顿后说了一句：“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笔！”这句话震醒了汪曾祺。自此，他埋头写作，很快写出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1949年4月，巴金主編“文学丛刊”时，选了汪曾祺的八篇小说结集为《邂逅集》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从此，汪曾祺开启了新的人生航向，最终成为“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语）。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山东省高密县（现高密市）人，1984 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莫言写的一部中篇小说。
作为一个出身中农家庭的孩子，莫言上大学的梦想发端于少年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期，莫言的大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在村里引起轰动。那段日子，村邻们羡慕不已：“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莫言心里很得意。寒假时，大哥回来过年。有一天，莫言偷偷摘下大哥衣服上的校徽戴在了自己胸前，跑出去到处炫耀。有小伙伴哂笑道：“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你烧包什么？”莫言立刻泄了气。从那一刻起，他暗下决心：我要好好学习，争取像哥哥一样考上大学，当一名真正的大学生。然而，世事难料，几年后，“文革”爆发，大学停止招生，他亦因出身中农家庭而失学。他虽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找没人的地方读书解愁。
后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根据招生简章，莫言判定自己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且劳动积极，就兴冲冲地跑去公社恳请推荐参加考试，结果被公社领导一句“没有名额”顶了回来。
1973年6月，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莫言似乎看到了希望，决定效仿之，便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写信，表达自己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不久，莫言收到了回信。大意是说：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是套话，但莫言大受鼓舞，随后接连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信，但再无回音。村里人知道了这事，一见他就说：“你这样的能上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莫言听了伤心地号啕大哭。
直到1976年，数度因出身被刷下来的莫言，借着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参军的机会一道“混”进了部队。
在部队时，莫言在参加军事训练之余，阅读了大量文学、哲学和历史类书籍，这为他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1 年，他在《莲池》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售棉大路》《民间音乐》等作品，其中《民间音乐》还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好评。这时期，中国恢复高考制度，莫言的大学梦想再度被点燃。
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莫言得到消息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他带着几篇发表的作品，匆匆找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徐怀中看了他的作品，直接交代招生人员：“给他报上名。即便文化课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人帮天也助。文化课考试时，莫言从容做完了语文和政治试卷，但在做地理试卷时被“与我国接壤的国家有哪些？”一题难住了。他无意中一抬头，看到教室的黑板正上方赫然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幅中国地图，心里窃喜，飞快写出了答案。就这样，莫言以作品最高分和文化课考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一年，他二十九岁，距他心中生发大学梦想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在大学里，莫言和李存葆、李荃、宋学武、钱刚同班同宿舍。李存葆、李荃来自济南军区，宋学武来自沈阳军区，钱刚来自南京军区，都已获得过文学大奖。那时，他们的生活既简单又疯狂，白天上课，晚上大家哪儿也不去，就猫在宿舍里写作，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写到半夜写累了，就用“热得快”煮方便面吃。有一次，外边疯传方便面要涨价，四个人凑钱一下子买了几大箱整整八十包囤着，足足吃了两个月。后来，每当回想起这一幕，莫言就“嘿嘿”直笑，说那是人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刻。
也正是这种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令莫言的写作水平得以突飞猛进：1985 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他的成名作；1986 年，他发表了在文坛引起轰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次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后，一举斩获了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自此，莫言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顺，一篇篇优秀小说接连出炉，2012年成功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余娟摘自《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