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精选

《列宁全集（第5卷）》是一本由列宁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5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一)：“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 巴登的例子

［注：本文第5—9章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并附有以下作者注：“这几篇论文是在1901年写成的。其中的第一部分曾于去年在敖德萨印成小册子出版（海燕出版社版）。第二部分是第一次发表。每篇论文都是比较独立和完整的。这几篇论文的总的题目就是探讨俄国著作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俄文版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7页和第13页）上，大声疾呼：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所有的“批评家”都在用数百种调子数百次地重复这一口号。 好吧，先生们，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吧。 你们用这个口号来攻击考茨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土地问题充满了无数互不联系的细节，对土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概括地说明现代整个土地制度的发展情况。你们的口号只是掩饰你们的缺乏科学原则性，以及你们害怕任何完整严密的世界观的机会主义的心理。你们如果不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对待考茨基的著作，你们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详细的材料，怎样整理这些材料。但是你们却不善于利用这些详细的材料，现在让我们用你们自己挑选的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爱·大卫在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先生们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第3年卷（1899）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反驳考茨基的文章，题为《农村的野蛮人》。在这篇文章里，爱·大卫扬扬得意地引证了最近出版的论述农民经济的“一部论据极其充分的、颇有价值的专题著作”，这就是莫里茨·黑希特（Ｈｅｃｈｔ）的《巴登[81]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1895年莱比锡版）。赫茨立刻加以附和，跟着大卫重复了这部“杰出著作”中的某些数字（第68页；俄译本第164页），并且“竭力推荐”（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大家阅读这部著作的原著或大卫的摘录。切尔诺夫先生急忙在《俄国财富》上转述了大卫和赫茨的言论，并且拿黑希特所描绘的“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繁荣的鲜明图画”（第8期第206—209页）来反驳考茨基。 现在我们来看看黑希特的著作。 黑希特描写了距离卡尔斯鲁厄4—14公里的三个巴登村庄——哈格斯菲尔德村、布兰肯洛赫村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那里的地块很小，每个业主只有1—3公顷土地，但是收成非常好，农民都过着富裕文明的生活。大卫（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切尔诺夫）拿这个地方的收成同德国的平均收成作了比较（以德制公担为单位，每公顷马铃薯产量是150—160比87．8；黑麦和小麦是20—23比10—13；干草是50—60比28．6），并且感慨地说：怎么样？请看，这就是“落后的小农”！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里没有对相同条件下的小农户和大农户作任何比较，因此拿这一点作为反驳考茨基的论据，是非常可笑的。更可笑的是，这位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硬说“在考茨基迂腐的见解〈关于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中，甚至夸大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然而在209页上为了反驳考茨基，却恰恰选了这样的村庄作例子，那里由于位置靠近城市而排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使农村日益荒凉，使人口集中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因而丧失了大量的天然肥料，但是与此同时，极为少数的市郊农民却依靠他们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特殊的利益，依靠多数人的贫困而发财致富。上面说的那些村庄有这样好的收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们每年用41000马克向邻近三个城市（卡尔斯鲁厄、布鲁克扎尔、杜尔拉赫）的驻军购买厩肥，向城市污秽处理机关购买污水（黑希特的书第65页），而购买人造肥料只花了7000马克。［注：顺便说一句，切尔诺夫先生要《俄国财富》的读者相信，在这些村庄里，在地产的规模上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别”。但是，如果要求详细探讨不是他口头上说说的空话，那他就不会忘记，对于这些市郊农民来说，土地多少远没有肥料多少那样重要。而在这方面，差别是显著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土地最少，但是那里的收成最高，农民也最富裕。在48000马克的肥料支出中，这个村占了28000马克，这个村共有土地258公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是108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只有30马克（12000∶397公顷），在布兰肯洛赫一共才11马克（8000∶736公顷）。］用具备这种条件的小农户的例子来反驳大农户的技术优越性，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第二，从这个例子中，真的能看到象大卫及其追随者赫茨、切尔诺夫所说的“名副其实的小农”（echte　undrechte　Kleinbauern）吗？他们在这里只是拿地产的规模作为根据，这正好说明他们不会利用详细的资料。谁都知道，市郊农民的1俄亩土地，相当于偏僻地区农民的10俄亩土地，而且经营形式由于临近城市也有极大的改变。例如，在首府市郊的这些村庄中，土地最少然而最富庶的村庄要算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那里的地价是9000—10000马克，为巴登平均地价（1938马克）的5倍，为东普鲁士边远地区地价的20来倍。可见，按生产规模（衡量农户规模的唯一准确的标志）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农。至于谈到他们的经营形式，我们看到，货币经济以及黑希特所特别强调的农业专门化，在这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他们种植烟草（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占土地面积的45％），种植良种马铃薯（一部分留种，一部分供卡尔斯鲁厄的“贵族老爷”食用——黑希特的书第17页），向首府出售牛奶和黄油、仔猪和成猪，自己则买进粮食和干草。这里的农业完全具有商业性质，首府市郊的农民都是地道的小资产者。切尔诺夫先生如果真的研究过他从别人那里引来的详细资料，他也许会多少懂得一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63页）这个对他来说是深奥莫测的范畴。最滑稽的是，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一方面声明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农民会起企业主的作用，为什么农民能一会儿以工人的身分出现，一会儿又以企业主的身分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引用的一部详细的研究性著作却直截了当地指出：“18世纪的农民，虽有8—10公顷的土地，却是农民〈“是农民”，切尔诺夫先生！〉，是体力劳动者；而19世纪的小农，虽有1—2公顷土地，却是脑力劳动者，是企业主、商人。”（黑希特的书第69页；参看第12页：“农村的业主成了商人和企业主”。黑体是黑希特用的）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难道不正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来“斥责”考茨基把农民和企业主混为一谈的吗？ “企业主”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雇佣劳动。在那些引用黑希特著作的冒牌社会主义者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实说过一句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黑希特本人是一个极为典型、极为忠诚的小资产者，他对农民信仰宗教，对大公国当局“慈父般地关怀”农民，特别是对开办烹饪训练班这类“重大”措施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自然要竭力掩盖这些事实，证明富人和穷人、农民和雇工、农民和工厂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社会鸿沟”。黑希特写道：“农业日工这一等级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农民都可以靠家里人的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三个村庄里，只有少数人在收割或脱粒时需要借助别人的劳力；这样的农户，用当地的话来说，‘邀请’〈“bitten”〉一些男人或妇女（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把自己叫作“日工”）‘来帮忙’。”（第31页）在这三个村庄所有的业主中，只有少数人雇用日工，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业主”都是工厂工人。需要雇人的真正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黑希特没有交代。他宁愿在他专门描述三个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庄就是黑希特本人的出生地）的硕士论文（德文是博士论文）中，侈谈勤奋和节俭的崇高道德意义，而没有列举有关各类农民的确切的统计资料。（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赫茨和大卫才这样赞扬黑希特的著作。）我们只知道，在离卡尔斯鲁厄最远（14公里）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这个最富足的、完全经营农业的村庄里，日工的工资最低。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日工吃自己的饭；每天只挣2个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离卡尔斯鲁厄4公里，那里住的是工厂工人），每天挣3个马克。这就是使批评家们感到鼓舞的“名副其实的小农”“繁荣”的条件之一。黑希特告诉我们：“在这三个村庄里，主人和仆人〈Ge-sinde＝既是仆人也是雇工〉之间还存在着纯粹宗法式的关系。‘主人’，也就是拥有3—4公顷土地的农民，用‘你’来称呼男女雇工，直呼他们的名字，而雇工则称农民为‘伯父’（Vetter），称农妇为‘伯母’（Base），对他们称呼‘您’……雇工同全家一起吃饭，被当作家里人一样。”（第93页）烟草业在这一地区极为发展，需要的人手也特别多，但是，关于雇佣劳动在烟草业中的意义，“论据极其充分的”黑希特却一字不提。不过，他多少还是提到了雇佣劳动，因此，就“详细探讨”的本领来说，这位忠诚的小资产者比起奉行“批判”社会主义的伏罗希洛夫之流，还是略胜一筹。 第三，人们援引黑希特的研究著作来驳斥农民过度劳动和吃不饱的事实。但是，批评家们在这里却宁愿对黑希特所指出的这类事实保持沉默。俄国的民粹派和西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拿“中等”农民这个概念来粉饰“农民”，现在，批评家们也得靠这个概念来帮忙了。“总的说来”，这三个村庄的农民都很富裕，但是就从黑希特这部论据极不充分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必须分为三大类。约有四分之一（或30％）的业主（多数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少数来自布兰肯洛赫村）是富裕的小资产者，他们由于靠近首府而发财致富，他们经营盈利很高的牛奶业（每天出售10—20升牛奶）和烟草业（举一个例子，1．05公顷的烟叶可以卖1825马克），饲养生猪出售（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1140个居民养猪497头；在布兰肯洛赫，1684个居民养猪445头；在哈格斯菲尔德，1273个居民养猪220头），等等。在这些为数很少的农户（其实，批评家们所赞美的“繁荣”景象，只有对它们说来才是完全适用的）中间，使用雇佣劳动无疑是很经常的。在其次一类农民（布兰肯洛赫的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这一类）中间，繁荣景象就差得多了，他们施肥较少，收成较低，牲畜也比较少（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258公顷土地共有599头牲畜；在布兰肯洛赫，736公顷土地共有842头牲畜；在哈格斯菲尔德，397公顷土地共有324头牲畜），家里有“陈设雅致的房间”的不多，远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许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俄国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他们因急需用钱就在秋天卖粮，春天再买粮吃。［注：顺便说一下，黑希特说布兰肯洛赫在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和存在村社的缘故，由于村社的存在，凡是年满32岁的人，“不管他懒惰也好，勤奋也好；节俭也好，不节俭也好”（第30页），都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36公亩——Almendgut）。但是黑希特仍然反对分掉村社的土地，他说这是为布兰肯洛赫人数愈来愈多的年老的工厂工人设立的一种社会救济（Alters-versor gung）机构。］在这类农户中，重心正在不断地从农业转向工业，例如布兰肯洛赫已经有103个农民到卡尔斯鲁厄去当工厂工人了。这批农民加上哈格斯菲尔德几乎全村的居民，便构成了第三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0—50％）。农业在这里已经是副业，主要由妇女从事。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比布兰肯洛赫高些（由于受到首府的影响），但是贫困已经十分明显。他们把牛奶卖出去，自己却买回一些“更便宜的人造黄油”（第24页）。山羊的数目迅速增加：从1855年的9头增加到1893年的93头。黑希特写道：“山羊增加的原因只能是，原来的农户消失了，农民等级已经分化（Ａｕｆｌｏｓｕｎｇ）成为一个拥有零星土地的农村工厂工人等级。”（第27页）顺便说几句，德国全国的山羊头数从1882年到1895年，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40万头增加到310万头。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批评家”所赞颂的“殷实农民”的进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工人步行3公里半到城里去上工，舍不得每星期花1马克（48戈比）的火车票钱。哈格斯菲尔德的300个工人中间，大约有150人甚至认为花40—50芬尼在“大众食堂”吃顿午饭也太贵，要家里人送饭去。黑希特说：“那些可怜的女人在11点钟准时把午饭装进饭盒，送到工厂去。”（第79页）至于女工，她们在工厂里同样要工作10小时，可是只拿到1．10—1．50马克（男工是2．50—2．70马克），实行计件工资时，能拿到1．70—2马克。“有些女工设法靠副业来补贴自己微簿的收入。在布兰肯洛赫，有4个女孩子在卡尔斯鲁厄纸厂做工，她们总是把纸带回家，在晚上糊纸口袋，每晚从8点到11点〈原文如此！〉可糊300个，才得45—50芬尼，以补贴白天的一点点工资，作为乘火车的费用。在哈格斯菲尔德，有些从少女时起就在工厂做工的妇女，在冬天的夜晚帮人擦银器，获得一点微薄的补助工资。”（第36页）黑希特感叹地说：“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有自己的家园不是靠帝国的法律，而是靠自己努力干活，他们有自己的小屋，不必同别人合住，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比这些实际财产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得来的。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既是工厂工人，同时又是农民。凡是没有土地的人，至少也要租一些零星土地，以便利用空闲时间增加自己的收入。夏天，工厂7点钟‘才’开工〈“才”开工！〉，可是工人4点钟就起身，收拾一下自己的马铃薯地，或者喂一喂牲畜。他们晚上7点钟回家，他们该干些什么呢，尤其在夏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再干一个或一个多小时。要知道，他们并不想靠土地得到高额的地租，只是想充分〈原文如此！〉利用自己的劳动力……”黑希特还讲了许多这种令人肉麻的话，他在自己著作的结尾写道：“小农和工厂工人，两者〈原文如此！〉都上升为中间等级，这不是由于人为的强制的办法，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勤奋，努力干活，由于他们养成了高尚的道德。”［注：关于这种“高尚的道德”，黑希特还说了很多很多，他并不比布尔加柯夫先生逊色，也非常钦佩“冷静的婚姻政策”、“高度的勤奋”、“节俭”和“有节制”，甚至还引用了“一句有名的农民谚语”：“MansiehtnichtaufdieGoschen（d．h．Mund），sondernaufdieGroschen”，意译就是：“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基辅的大学教授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说农民农户（它既不需要地租，也不需要利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原文如此！〉农业组织”（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154页）。请读者把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学说”同上面这句谚语比较一下吧。］ “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广泛的中间等级。”（黑体是黑希特用的） 黑希特说这样的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但是，有些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招摇撞骗，比任何黑希特都更加热中于粉饰现实，把少数资产阶级的繁荣说成是普遍的进步，用“农业同工业结合”这个唬人的旧口号来掩盖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象这样的人，应当把他们叫作什么才好呢？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二)：地租理论

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以为他提出如下两点反驳意见就可以粉碎这个理论：（1）按马克思的观点，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就构成地租。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除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所必需的竞争自由。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2）绝对地租只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情况，把它和后者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别的根据就是对同一事实（一种生产因素被垄断的事实）任意作出的两种解释。布尔加柯夫先生深信自己的论据有极大的威力，竟情不自禁地用一大堆激烈的字眼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缺乏论据的论据，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拜物教，马克思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其实，他这两个论据都来自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做法。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面把问题片面地简单化，把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引伸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使他不加批判地使用“垄断”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也引伸成为某种普遍的东西，从而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一种是由于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要知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一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条件（虽然不是产生地租的根源）。”（第1卷第90页）不应当说“土地生产力的有限”，而应当说“土地的有限”。（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应该归结为现有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的确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的，但是这说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在设想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时候，必须设想到全部土地被各个私人农场所占用，但是绝对不能设想全部土地都是这些业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都归私人占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或村社等等所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土地都被各个私人农场占用着，但是，这些农场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时还经营从私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以及国家的土地和村社的土地[67]（例如在俄国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俄国的农民村社土地上的各种私人农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农场）。难怪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了（并且控制了）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克兰所有制[68]和封建所有制起一直到农民村社所有制。 可见，土地的有限必然只是以土地经营的垄断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试问，这种垄断会对地租问题产生哪些必然的后果呢？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不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耕地的生产条件。粮食的这种价格使农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补偿生产费用并且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级差地租。有没有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同级差地租的形成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在村社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级差地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布尔加柯夫先生却认为第二个后果是排除了农业中的竞争自由，他说没有竞争自由就会妨碍农业资本参与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这显然是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在逻辑上，从土地有限（与土地的私有制无关）这一事实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占用的结论，而决不能得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必然受到某种限制的结论。土地有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必然给任何的资本主义农业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也确凿地证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更不用说英国了。在那里，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的分离是十分明显的，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工商业资本过去和现在都在大量地流入农业。而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同样在发生（这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布尔加柯夫先生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尘，枉费心机地把“英国的”地租说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分离这一过程，只是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租佃、抵押[69]）。布尔加柯夫先生看不到（马克思大力强调的）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居然看不见大象。在欧洲各国，我们看到，在农奴制崩溃之后，等级土地占有制被破坏了，地产得到转移，工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农业，租佃和抵押债务日益增多。而在俄国，尽管农奴制的残余还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改革之后，农民、平民和商人都在加紧购置土地，私有主土地、国家土地和村社土地的租佃日益发展，等等。这一切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尽管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尽管这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现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可以对农业投资（用买地或租地的办法），而且象对任何一个工商业部门投资一样容易，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容易。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差别〈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差别〉都是相互矛盾的，并可能〈黑体是我们用的〉相互抵销，如洛贝尔图斯曾经指出的，距离可以用肥沃程度来抵销，而不同的肥沃程度又可以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加以拉平。”（第1卷第81页）马克思指出过这一事实，但是并未对它作出这种片面的评价，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不该忘记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地段的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地段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relativeVereinsamungdesLandes），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3页。——编者注］可见，当布尔加柯夫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早已为人所知的关于差异可能互相抵销的说法时，马克思却进一步提出了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问题，指出除拉平的作用以外，还有分化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的最终结局，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各个地方地段的肥沃程度和位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驳，只能证明他提出意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反驳说：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一概念，“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同样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有着多么大的随意成分。假定投入土地的资本为10a，而且每次追加的a的生产率都依次递减，土地的总产量为A。显然，每次投入的a的平均生产率将等于A/10，如果把全部资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价格就将由资本的这一平均生产率来决定”（第1卷第82页）。对此我们只能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只顾高谈“土地生产力有限”，而忽略了土地有限这件小事。土地的有限（这同任何土地所有制完全无关）造成一定的垄断，就是说，既然全部土地都被农场主占用，既然市场需求的是全部土地所 生产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最贫瘠、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那么很明显，粮食价格就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取决于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的生产价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平均生产率”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算术习题罢了，因为土地的有限妨碍了这种平均生产率的实际形成。要形成这种“平均生产率”，并由它来决定价格，那就必须使每个资本家不仅能够一般地投资于农业（既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农业中存在着竞争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破现有的农业企业的数目）建立新的农业企业。如果情况是这样，工农业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任何地租也不可能产生了。但是，正是由于土 地的有限，情况并非如此。 再往下看。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中完全抛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我们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考虑，还是从证明资本主义农业在任何土地占有形式下都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考虑，这种论述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来谈谈这个新的条件。假定全部土地都是私人占有，这对地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既然级差地租是超过资本正常的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既然在农业中存在着（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着）竞争自由，即对农业投资的自由，那么，土地占有者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只拿平均利润而把超额利润让给他这个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主。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制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此呢？能不能设想，土地占有者肯把只能提供资本平均利润的、土质贫瘠、位置最坏的土地，白白交给农场主耕种呢？当然不能。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马克思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两种解释，却没有用心想一想，我们所谈的实际上是两种垄断。一种是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因此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垄断的结果使粮食价格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对优等地的投资，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剩余利润，则构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形成和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土地私有制只是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从农场主手中取得这种地租。另一种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无论从逻辑上或历史上来看，这种垄断同前一种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注：也许用不着再提醒读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关于地租，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并不涉及一些具体事实，比如：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历史以及它的普遍性；海外竞争对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两种垄断）的破坏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来说，这种垄断并不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过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例如在国有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因此，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因而除了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注：在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TheorienuberdenMehr-wert》，II．Band，II．Theil）中，马克思对绝对地租问题作了解释，这些解释证明我的说明（特别是关于两种垄断的说明）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无限’〈引自李嘉图〉，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么，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相反，如果土地（1）是有限的，（2）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么，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绝对地租的。”（第80、8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48—349页。——编者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土地的有限同土地的私有区别开来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所以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肯定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农产品的价值一般地总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总是高于利润。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注：顺便指出，我们所以认为有必要特别详细地谈一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因为我们看到，彼·马斯洛夫先生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理解也不正确（1901年《生活》第3期和第4期：《论土地问题》）。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递减，即使不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见的”、似乎是正常的现象，他把这一现象同级差地租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绝对地租的理论。彼·马斯洛夫先生这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对批评家们作了许多正确的评述，但也存在着极大的缺点，因为作者犯了刚才指出的理论错误（作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去认真辨别“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又作了一些轻率的、极不公正的论断。例如，他说别尔嘉耶夫先生“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他的特点是“既不损害客观性，又能坚持阶级观点”；说什么“考茨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偏颇性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断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种解释很不满意，他高声地说：“这种剩余价值既然象呢绒、棉花或其他某种商品一样，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可能的需求，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第1卷第105页）这种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目前人们最喜欢用来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之相适应，那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剩余价值是由一定数量的呢绒、棉花、粮食等商品所构成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当量。（所谓“一定数量”，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可以具体地算出这一数额，而是说，大体上确定这一数额的条件是已知的。）在农业中，剩余产品比工业部门中要多些（按同资本的比例来说），而这种余额（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它并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当然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土地垄断占有者的“需求”。 布尔加柯夫先生谦虚地说，他的地租理论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创立的（第1卷第111页）；关于这一理论，我们不必向读者作详细的叙述了。只要略作几点说明，就足以评定这位教授的“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的这种产品。他的“新”地租理论，是按照“既然是蘑菇，就得叫人采”这句老话炮制出来的。既然是竞争自由，就决不应当对它有任何限制（尽管这种绝对的竞争自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既然是垄断，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地租根本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甚至不是来自农产品，而是来自非农业劳动的产品，地租不过是一种贡赋、捐税，是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克扣，是给土地占有者的期票。“这样一来，农业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以及农业劳动，总之作为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领域的农业，成了资本主义王国的国中之国……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一般价值的一切〈原文如此！〉定义，一应用到农业上，就都成为虚数了。”（第1卷第99页） 原来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原来都是虚数。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有时候这样胡说八道，可有时候也说得有点儿道理。翻过14页以后有这样几句话：“社会为农产品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劳动，这就是农产品的价值。”好极了。就是说，价值的“定义”至少不完全是一种虚数。他接着说：“既然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控制生产的是资本，那么粮食价格将根据生产价格来决定，就是说将要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这种劳动和资本支出的生产率。”妙极了。就是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数。就是说，竞争自由（虽然不是绝对的）是存在的，因为资本要是不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来回流转，就不可能“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生产率”。他接着又说：“由于土地的垄断，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一直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太妙了。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贡赋、捐税、期票等等是取决于市场条件的呢？既然由于垄断的关系，价格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那么，“新的”地租理论和“旧的”地租理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走“自己的道路”的作者，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下面再翻过7页以后（第1卷第12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论，大谈其“土地占有者、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者分配这种产品〈农产品〉的方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出色的批判的出色的结局！这是从此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颖的布尔加柯夫地租理论的卓越成果！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三)：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

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或伯恩施坦派在替小生产辩护的时候，经常拿下面一种情况作根据。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小农饲养的牲畜比大农多得多。他们说，这样，小农就能更好地给土地施肥。他们经营的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在现代农业中肥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户饲养的牲畜所提供的肥料，出任何人造肥料不知要强多少倍。 爱德·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说这个论据有决定性的意义（俄译本第326、526、527页）。他写道：“粪肥是农业的灵魂”，并加上了着重标记（第308页），他把这条道理当作维护小农业的主要根据。他引用德国统计材料说，按单位面积计算，小农户饲养的牲畜比大农户多得多。大卫深信，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在农业中大生产优越还是小生产优越的问题，并证实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理论和作为农业的灵魂的粪肥。 大卫和许多拥护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就是统计。他们比较了各类农户的牲畜数字（按单位面积计算），并且默然地假设，相比的数值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某一种牲畜，无论在大农户或小农户中，都具有所谓同等的农业价值。他们还假设同样数量的牲畜可以提供同样数量的粪肥，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大体上相同，等等。 显然，上述论据能不能成立，完全要看这种常见的默然的假设是否正确。上述论点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们摆脱枯燥的、粗糙的、笼统的统计材料，而去分析一下小农业生产和大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个论点恰恰把尚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断言，小生产的牲畜饲养条件（我们看到，土地的管理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如此）比大农户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伯恩施坦派，却作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由于小农勤奋，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条件比大农户好得多。如果要用统计材料来阐明这个问题，那大卫所引用的统计是完全不符合需要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牲畜数量的统计调查，而是牲畜质量的统计调查。德国的经济文献中有这类调查著作，可能还不止一种。在经济文献中，有人根据详细的调查试图阐明大小农户内部的条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著作虽然满篇都是从各种农学著作中摘来的无数毫不相干的引文，但是惟独对上述尝试只字不提。下面我们就把大卫不该回避的这些著作当中的一部介绍给读者。 德国著名的农业问题著作家德雷克斯勒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农业统计调查”结果的专门著作。关于这份调查，作者公正地指出，“就调查结果的确切性来说，这份调查恐怕是无与伦比的”。他调查了汉诺威省的25个居民点（22个村和3个地主庄园），不仅分别地搜集了每个农户的土地数量和牲畜数量的材料，而且还搜集了牲畜质量的材料。牲畜质量是用一种特别精确的方法来判定的：“根据对每头牲畜尽可能精确的估算，即根据内行人作出的估算”，确定每头牲畜毛重多少公斤。［注：大卫清楚地知道农学家们的这种计算单个牲畜毛重的方法。他在第367页详细地讲到各种肉用牲畜、产乳牲畜和耕牛等等毛重有多少。他抄录了农学家们的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想到，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说来，重要的并不是区别牲畜的品种，而是区别小农户和大农户，“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牲畜饲养的条件。］这样就得出一份各个不同规模的农户每种牲畜毛重的材料。而且这种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875年，第二次在1884年。德雷克斯勒尔发表了这批原始材料［注：1875年的材料发表在《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24参第112页（《农民状况》第3卷），1884年的材料发表在《蒂尔农业年鉴》第15卷（1886年）。］，他把三个田庄分别列出，把所有的村分为三大类，把各村的农民农户按土地数量又分为七类（超过50公顷，25—50公顷，12．5—25公顷，7．5—12．5公顷，2．5—7．5公顷，1．25—2．5公顷，1．25公顷以下）。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共包括11种牲畜，读者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图表会有多么复杂。为了得出一份综合性材料，使大家能看出总的和基本的结论，我们把全部农户分成五大类：（一）大田庄；（二）土地超过25公顷的农民农户；（三）7．5—25公顷的；（四）2．5—7．5公顷的；（五）不到2．5公顷的。 这几类农户的数目和他们的土地的数量，在1875年和1884年分别如下： 　 1875年 1884年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单位公顷） （一）田庄 3 689 229 3 766 255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1 1949 38 58 2449 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74 3540 13 248 3135 1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42 1895 4.3 407 1774 4.3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449 1279 0.88 1109 1027 0.92 总　计 2219 9352 4.2 1825 9151 5.0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先来谈一谈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经济类型。德雷克斯勒尔认为，凡是71/2有，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少不了要使用雇佣劳动。这样一算，就有325个农民农户雇用工人（187年）。土地在2 1/2与公顷以下的农户，不得不受雇于人。有2．5—7．5公顷土地（平均是4．3公顷）的农户，据德雷克斯勒尔计算，有一半可以不从事雇佣劳动，另一半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可见，在全部农民农户中间，有325户是资本主义农户，有221户是既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小“劳动”农户（我国的民粹派一定会这样说），有1670户是受雇于人的半无产者农户。 可惜，德雷克斯勒尔的分类方法和德国的一般统计分类方法不同，后者是把5—20公顷的业主划为中等农民。但是，这些中等农民大多数要雇用工人，这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的“中等”农民就是小资本家。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占极少数：在2216户中只占221户，即只占十分之一。 这样，以上各类农户按经济类型可表述如下：（一）大资本主义农户；（二）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大农”）；（三）小资本主义农户；（四）小农农户；（五）半无产者农户。 从1875年到1884年，农户总数和土地总数都减少了。减少的主要是小农户：有21/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从1449户减少到1109户，即减少了340户，差不多等于1/4。相反，最大的农户（超过25公顷的）却从54户增加到61户，它们的土地从2638公顷增加到3215公顷，即增加了577公顷。可见，德雷克斯勒尔所称赞的那个地区的经济普遍改善和文化提高，意味着农业集中在人数愈来愈少的私有者手中。由于这种“进步”，2219户中有将近400户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到1884年只剩下1825户），其余各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从4．2公顷增加到5公顷。有的地区资本主义使某一农业部门积聚化，使许多小业主沦为无产阶级。有的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小农户（例如，市郊农村的牛奶业和象丹麦这样一些出口乳制品的国家的牛奶业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地区中等农户瓦解，小农户增多。笼统的统计掩盖了所有这些过程。要研究这些过程，就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上面谈到的那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畜牧业的改进上。但是，牲畜总头数却减少了。1875年共有7208头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到1884年只有6993头了。按照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如果不是计算牲畜的头数，而是看一下全部牲畜的“毛重”，那就可以看到，1875年是2556872公斤，1884年则是2696107公斤。 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 各个农户拥有牲畜的平均头数如下：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一）田庄 105 69 174 110 41 151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13.2 11.0 24.2 13.7 10.5 2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5.4 3.8 9.2 4.9 4.2 9.1 （四）2.5—7.5公顷的农户 2.2 1.4 3.6 2.2 1.8 4.0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3 0.6 0.9 0.4 0.7 1.1 总　计 1.7 1.5 3.2 2.0 1.8 3.8 在最大的农户中，牲畜头数减少了。在最小的农户中却增加了，而且农户愈小，增加得愈快。看来，岂不是小生产进步而大生产退步了吗？这不是证实了大卫的理论吗？ 但是只要看一下牲畜平均重量的材料，错觉就会消失了。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①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一）田庄 562 499 537 617 624 619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39 300 376 486 349 42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09 281 356 432 322 3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79 270 337 404 287 352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50 243 280 373 262 301 平　均 412 256 354 446 316 385 ［注：① 各种小牲畜都按照通常的标准折合成大牲畜。在一年内，11种牲畜中的每种牲畜有多少头，是大致算出来的，因为只有重量的材料，没有牲畜头数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农户规模愈大，牲畜的质量就愈高。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或半无产者农户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在1884年，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之间的差额竟超过百分之百：大资本主义农户每头牲畜平均重量为619公斤，而半无产者农户为301公斤，也就是少二分之一以上！因此可以断定，大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假设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完全相同，这是多么肤浅啊！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情况一般比较差。现在我们有事实可以证明。关于牲畜毛重的材料使人能最确切地了解到牲畜饲养的种种条件，如饲料、牲畜棚、耕作和照料等条件。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门著作中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已经对这一切作了总结。我国的瓦·沃·先生和德国的大卫，极力赞扬小农在照料牲畜方面如何“勤奋”。其实，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重评价的不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使农民受压榨，而是劳动者（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为资本劳动的人）的“勤奋”。 从上述材料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这10年中，牲畜的质量一般都提高了，而且各类农户也都有所提高。但是普遍提高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了大小农户之间畜牧业条件的差别。普遍提高没有使大小农户拉平，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悬殊，因为在提高的过程中，大农户比小农户进步得更快。下面就是1875年和1884年各类农户的牲畜平均重量的比较。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 （单位公斤） 增加 增加的百分比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37 619 ＋82 ＋15.2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376 427 ＋51 ＋13.6 （三）7.5—25公顷的农户 356 382 ＋26 ＋7.3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37 352 ＋15 ＋4.4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280 301 ＋21 ＋7.5 平　均 354 385 ＋31 ＋8.7 提高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户，其次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小农农户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其他两类农户提高也很有限。德雷克斯勒尔也同绝大多数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学家一样，只注意到问题的技术方面。他在比较了1875年和1884年的情况以后得出第五个结论说：“畜牧业［注：德雷克斯勒尔在这里指的是除役畜（即所谓的Nutzvieh）外的所有牲畜。关于役畜的材料，我们将在下面单独引述。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种或哪几类牲畜，总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牲畜头数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在这三类村庄［注：德雷克斯勒尔按照地理位置和其他经营条件，把22个村庄分为三类。我们只引用一些综合的材料，以免文章中满篇都是数字。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类村庄，结论还是不变。］中，每类村庄牲畜的平均毛重都显著增加了。这就是说，在牲畜的繁殖、饲养、照料方面或多或少普遍（ziemlichallgemein）有重大的改进。” 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或多或少普遍”这几个字，正好证明作者忽略了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或多”指的是大农户，“或少”指的是小农户。德雷克斯勒尔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他只注意各类村庄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役畜的材料。这些材料能说明狭义的农业的经营条件。上述各类农户的役畜数量如下： 　 平均每户拥有役畜头数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27 44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7 5.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1 2.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1.3 1.5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07 0.16 平　均 0.7 1.0 可见，绝大多数半无产者农户（即2．5公顷以下的农户，1884年这类农户在1825户中占1109户）根本没有役畜。这类农户甚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业户。总之，就使用役畜的情况来说，这些有93％或84％根本不使用役畜的农户，是无法同大农户相比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把大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前一类（（一）类）农户中，132头役畜共耕种766公顷土地，而在后一类（（四）类）农户中，632头役畜才耕种1774公顷土地（1884年），这就是说，前者每头役畜平均要耕种将近6公顷土地，而后者将近3公顷。可见，小农户饲养役畜的开支要多一倍。小生产意味着经营技术手段的分散和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 造成这种分散的部分原因，是小农户不得不使用质量低劣的役畜，即不得不拿牝牛当役畜来用。牝牛占役畜总数的百分比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 －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 2.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6.3％ 11.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60.7％ 64.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67.7％ 77.9％ 平　均 27.0％ 33.4％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牝牛耕地的情况增多了，牝牛已经成为半无产者农户和小农农户的主要役畜。大卫想要把这种情况叫作进步，这就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德雷克斯勒尔一模一样了，后者在自己的结论中写道：“许多小农户改用了对它们更合算的办法，就是拿牝牛当役畜。”这种做法对小业主所以比较“合算”，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钱。所以省钱，是因为优质的役畜换成了劣质的役畜。德雷克斯勒尔和大卫这些人所赞赏的小农的进步，同日暮途穷的手工织布工的进步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手工织布工正在改用愈来愈低劣的原料，改用工厂生产的下脚料。 1884年耕地的牝牛的平均重量是381公斤［注：不用于耕地的牝牛平均重量为421公斤。］，而耕马是482公斤，耕地的犍牛是553公斤。后一种役畜气力最大，1884年它占大资本主义业主役畜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小资本家中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小农中不到五分之一，在半无产者农户中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农户愈大，役畜的质量愈高。役畜的平均重量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54 598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42 53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88 4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04 40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77 378 平　均 464 460 可见，总的说来，役畜的质量下降了。实际上，在大资本主义农户中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各类农户中，却停滞或下降。从1875年到1884年，大生产和小生产在役畜质量方面的差别也扩大了。小农户改用牝牛当役畜，是德国普遍的现象。［注：这一点情参看上面第8章《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见本卷第172—183页。——编者注）］我们的材料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改用牝牛的现象说明农业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农民的贫困更加严重了。 在快要结束对德雷克斯勒尔专门著作的材料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再引述一个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的牲畜头数和重量的统计材料，这是大卫根据德国一般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每公顷土地平均有 牲畜头数 （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牲畜重量 （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0.77 0.59 408 367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0.63 0.57 238 244 （三）7.5—25公顷的农户 0.71 0.72 254 277 （四）2.5—7.5公顷的农户 0.85 0.94 288 328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02 1.18 286 355 平　均 0.77 0.76 273 294 关于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的材料，这是大卫使用的唯一材料。在我们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德国整个农业中，这些材料都说明按单位面积计算的大农户的牲畜头数减少了。例如，在1884年，半无产者农户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比大资本主义农户多一倍（1．18比0．59）。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计算就是把无法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牲畜重量的材料揭示了农户之间真实的对比：按单位面积计算，大生产的牲畜重量最大，因此肥料也最多，这说明，大生产在这方面条件也最优越。由此可见，大卫的结论说小农户的肥料总的说来比较充裕，这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应当注意到，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涉及只有殷实业主才买得起的人造肥料；第二，按重量来比较牲畜的数量，会把大小牲畜等同看待，例如，会把一个大农户68头牲畜的重量——45625公斤——同一些小农户1786头山羊的重量——45097公斤（1884年）——等同看待。实际上，大农户在粪肥方面的优势，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注：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援引的（第6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克拉夫基的一段话：“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牡畜棚的就少了。”］ 总之，大卫提出“粪肥是农业的灵魂”这句空话，从而回避了畜牧业方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对事情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 在一般牲畜特别是役畜的质量方面，在牲畜的饲养、改良以及厩肥利用的条件方面，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得多。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四)：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

上面我们考察了有关农民经济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农民经济问题恰好是现代土地问题的重心。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审核一下“批评家们”就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我们扼要地把1882年和1895年统计的主要结果引述如下： 农户类别 农户数目（单位千） 农业面积（单位千公顷） 百分比 绝对增减数字 农户 面积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农户 面积 2公顷以下 3062 3236 1826 1808 58 58.2 5.7 5.6 174 -18 2—5公顷 981 1016 3190 3286 18.6 18.3 10 10.1 35 96 5—20公顷 927 999 9158 9722 17.6 18 28.7 29.9 72 564 20—100公顷 281 282 9908 9870 5.3 5.1 31.1 30.3 1 -38 100公顷以上 25 25 7787 7832 0.5 0.4 24.5 24.1 ±0 ＋45 总　计 5276 5558 31869 32518 100 100 100 100 ＋282 ＋649 马克思主义者和“批评家”对于这种变化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个情况值得研究一下，这就是：最小的农户的数目增加了；大地产即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数目增加了，这类农户在我们简单的图表中是同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合并在一起的；最后，中等农户（5—20公顷）的数目也增加了，这个事实引起的争论最多，也最引人注目。 最小农户的数目的增加，表明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大大加深了，因为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业主绝大多数都不能单靠农业维持生活，而必须搞些副业，即从事一些雇佣劳动。当然也有例外，如果种植特种作物、经营葡萄园和蔬菜业、播种技术作物和商业性作物、经营市郊经济等等，那有1公顷半土地就能成为独立的（有时甚至不算小的）农民了。但是在总数达300万户的农户中，这种例外是微不足道的。大量的这种小“农民”（几乎占农户总数的3/5）都是雇佣工人，德国关于各类农民的主要职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将这些材料简要概括如下： 农民类别 按主要职业划分的农村业主（百分比） 从事副业的独立农村业主 （百分比） 独立的 非独立劳动 其他工作 总计 农业 商业及其他 2公顷以下 17.4 22.5 50.3 9.8 100 26.1 2—5公顷 72.2 16.3 8.6 2.9 100 25.5 5—20公顷 90.8 7 1.1 1.1 100 15.5 20—100公顷 96.2 2.5 0.2 1.1 100 8.8 100公顷以上 93.9 1.5 0.4 4.2 100 23.5 总　计 45.0 17.5 31.1 6.4 100 20.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全部农民，只有45％即不到一半，按其主要职业来说是独立的农民。而且在这些独立的农民中间，有五分之一（20．1％）还兼搞副业。有17．5％的农民，其主要职业是经营商业、工业和蔬菜业等等（所谓“独立的”，是指他们都处于业主地位，而不是各该行业的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31．1％）是雇佣工人（他们在工农业各部门都是“非独立的”）。以供职（当兵、做官等等）和自由职业等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占6．4％。在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中，有一半是雇佣工人；在320万个这样的“业主”中间，“独立的”农民只占很少数，只占总数的17．4％。而且在这17％的农民中间，有四分之一（26．1％）的农民从事副业，这就是说，不是按其主要职业（如上面说的50．3％）而是按其副业来说，他们也是雇佣工人。甚至有2—5公顷土地的农民，也只有一半多一点（1016000户中有546000户）是不从事任何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情况的歪曲描述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他硬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胡说）真正从事农业的人的总数增多了，并且认为这是由于“独立农户增多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首先是中等农户由于大农户减少而增多了”（第2卷第133页）。即使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从17．6％增加到18％，即＋0．4％），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农村人口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中等农户的增加。在农户增加的总数中，哪些类农户增加得最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有关的、决不能作出两种解释的资料：农户总数共增加了282000户，其中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增加了174000户。可见，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有增加的话），恰恰是由于非独立农户增加了（因为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多半不是独立的）。增加得最多的是小农户，这说明无产阶级化加深了。即使是有2—5公顷土地的农户增加了（增加了35000户），我们也不能全部当作独立农户的增加，因为这类农民共有1016000户，其中只有546000户是不从事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在谈到大农户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下面这个非常典型的事实（也是驳斥一切辩护术的很重要的事实）：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结合，对于各类农民来说具有不同的和相反的意义。对于小农说来，这意味着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农民的独立性愈来愈少，因为在这里，同农业结合的是雇佣劳动、小手工业和小商业等等。对于大农说来，这意味着大土地占有者由于在政府或军队中供职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或者意味着农业同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了。大家知道，这后一种现象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独立的”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即不是以工人身分，而是以业主身分经营农业的）农民，其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提高（17—72—90—96％），而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这个百分比却降到93％，在这类农户中，有4．2％的业主是以供职（“其他工作”栏）为主要职业，有0．4％的业主是以“非独立”劳动（这不是当雇佣工人，而是当总管、当视察员等等；参看《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为主要职业。同样，我们看到，兼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百分比，随着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