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集校注》是一本由【三國】曹植 / 趙幼文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8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植集校注》精选点评：
●曹子建是天才，是一个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天才。绣虎之才，却抱憾终生。毫不夸张，曹植是承接诗经之风重要的诗人，其诗汲取诗经、楚辞的力量，独成“风骨”一家，他父亲的作品和他比，只是强权者的“傲慢”而已。曹植，是一个让人爱上古诗词的诗人。
●《释愁文》，“思想感情迁化的标志”
●我喜欢的曹植从来都是锋芒毕露的男人。他的自负、他的锐气、他的傲慢、他的随性那么清晰的刻印在他的骨血中。我喜欢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强烈的情感与抱负，我喜欢那样坚硬不懂收敛的曹植。那样的曹植不会委屈求全的写下「责躬」「应诏」，任命运侵蚀掉所有的锋芒，不会卓尔不群踌躇满志却糟蹋掉自己所有的骄傲。同袍阋墙、为臣独难，那样的曹植终究还是埋葬在邺城的高台盛誉中，而陈王也在佛老的景慕中、在离乱落寞下结束了自己黯然的半生。留下满纸盛藻，不过皆为凄楚之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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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杪竟成一病，辗转恍惚之间，满心都是子建。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曾经曾经也是可以很开心的呢。
●赵门一家三代，代代有重要的书，川中一绝。
●建安七子和三曹代表了建安时期的文学最高水平，曹植诗赋文各种体裁都精通。《释愁文》里对愁的描写很细腻，让人同感。“愁之为物，推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难进，其去也易追。”
●不是研究人员，发现读过余冠英《三曹诗选》和几篇有名的就差不多不需要看这本书了，剩下的作品多为残篇或者应用文，叫人提不起兴趣。依愚见，在曹植的作品里看不到什么“超越”的或者叫人激动的东西，所以虽然是名作家，但我不太喜欢。
●10月份为拿到这本书在阴雨天转了好几次车。不知道为什么，与子建十分有缘。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一)：【转】应超：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的笺注特色——兼谈与黄节《曹子建诗注》的比较
【摘要】曹植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称其为“建安之杰”，其作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被人追慕的文学范式。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曹植的作品散佚不少，故对曹植作品进行整理与校注的难度也相应加大。赵幼文在选录前贤的研究成果上附着己意，按时间顺序校注了曹植全集。他在黄节《曹子建诗注》注诗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完善了曹植诗歌的注本，校勘精细，考证详实，使《曹植集校注》笺注特色分明，成为目前研究曹植作品颇为全面的一个注本。
黄节《曹子建诗注》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二)：【转】木斋｜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洪（Hong WANG），笔名木斋， 1951年生于北京， 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宋代文学研究学会会员，曾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中外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东坡研究》 、《唐宋词流变》 、《宋诗流变》、《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三)：【转】孙明君：走向儒道互补──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
【作者简介】孙明君（1962-），甘肃静宁人。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首届文学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汉魏文学与政治》、《两晋士族文学研究》、《流霞回风——中国古典诗歌散论》等。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四)：【转】刘明：《曹植集校注》收《七步诗》辨说
曹植诗文的整理本，今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以下简称“《校注》”) 最为通行。《校注》收入《七步诗》，注云：“案此故实已见于六朝文中，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有句云‘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不能以本集不载，即云出于附会而删之，应存疑。”其意是不宜因曹植本集不载此诗而不录，不妨以“存疑”的态度收在集子里。道理是不错，问题在于既然“本集不载”，便有必要对《七步诗》入集情况作一番认真的梳理。理由是传世曹植集的早期版本，宋本《曹子建文集》 (清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上海图书馆) 和明活字本均未载《七步诗》，这为考察《七步诗》的真伪提供了直接的实物版本依据。再者，唐李善注《文选》亦引及本集，也提供了唐本曹植集是否载有此诗的文献佐证。《七步诗》是否需要辑入本集，要重视存在的“本集不载”现象。 黄永年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撰写考证《七步诗》的文章 (《曹子建集二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 ，指出清卓尔堪编《合刻曹陶谢三家诗》最早否定《七步诗》为曹植作，称誉为：“有见解，有断制。”兹检清康熙刻本卓编《三家诗》 (国家图书馆藏本，编目书号13548) ，其中《曹集》卷一载此诗，云：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题下有小注称：“本集不载。” 诗末有校语称：“萁向一作萁在，釜下一作釜中。”评云： “七步者，言子建尝七步而能诗成，犹八叉手之谓，魏文岂有诗不成而行大法之理？此诗亦尝时以煮豆起兴者，非对其暴戾之兄而敢作此语。《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煮豆然豆萁，亦非子建口气。” 算是将此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校注》不应忽视。其实卓氏也并非首发此论者，明人冯惟讷编《古诗纪》 (据明嘉靖三十八年冯惟讷自刻本) 之《魏诗纪》卷四所载此诗，诗题下已注称“本集不载”。恐怕卓氏依据的正是《古诗纪》，只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考虑到宋本毕竟不易于经见，故冯惟讷、卓尔堪所称之“本集”应该指的就是明活字本。按明正德五年 (1510) 田澜序 (载明舒贞刻本《陈思王集》) 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盖彼活字板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徐氏《子建集》即此明活字本，推断曾印卖较盛，是明人读曹植集的重要版本。 宋本不载《七步诗》，说明宋人还没有将它视为曹植的作品而入集。但宋本曹植集毕竟是北宋初的重编本，而非六朝旧集，甚至可靠性还比不上唐代流传的曹植集。按《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曹植集有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其中三十卷本即《隋志》著录本。笔者在《曹植集研究三题》 (载《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中，已考证今宋十卷本祖出唐二十卷本，而李善注《文选》所引的曹植集属三十卷本，而且还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那么唐本曹植集中是否收《七步诗》呢？有理由相信，祖出唐二十卷本的今宋本不收《七步诗》，同样也符合唐二十卷本。至于三十卷本，李善凡引此本中的曹植诗文皆径引篇题 (引曹植集中之注则称“《集》曰”云云) ，不再赘称《集》。而注《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却引《世说》云： “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表明李善依据的曹植自编集中没有《七步诗》，只能引最早载该诗的《世说新语》作注。同样，《初学记》 (据明嘉靖十年锡山安国桂坡馆刻本) 卷十“中宫部”引刘义庆《世说》云：“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又敦煌P.2524《语对》残卷云：“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文忌之……帝命令七步成诗，若不成，将诛王，应声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并何乃急。帝善之。”虽未标注出处，但引自《世说》似无疑问。印证唐初人看到的《七步诗》都是出自《世说新语》，而非曹植集。按《世说新语·文学》 (据明嘉靖十四年袁氏嘉趣堂刻本) 载曹植作《七步诗》，云：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 (疑脱‘豉’字) 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上述唐人所引三例均由六句体易为四句体。 唐宋时的曹植集都没有收录《七步诗》，出现在集子里最早是明正德五年 (1510) 舒贞刻本。舒贞本有正德五年田澜序称“《七步诗》散见诸书”，遂辑入本集，收在卷九末题“《七步诗》附”。“附”字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老实的，表明这首诗本不在集，而是据它书附入其中。但舒贞本之后的明嘉靖二十年 (1541) 胡缵宗刻本、嘉靖二十一年 (1542) 郭云鹏刻本和万历三十一年 (1603) 郑士豪刻本，均将“附”字删掉，堂而皇之地作为曹植本人的作品。是明人将《七步诗》落实为曹植的作品，而曹植集通行本的面貌恰好又是明人建构的，遂造成《七步诗》真伪问题的分歧。故雍国泰先生称：“在目前流传的《曹集》中，即使载有《七步诗》的本子，也不能断然加以肯定。” (《七步诗与曹植》，载《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甚为通达！该文比黄文发表早一年，九十年代初之所以如此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八十年代出版《校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华书局2016年新版《曹植集校注》载赵振铎先生《再版后记》，称八十年代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载其父 (即《校注》作者赵幼文) 之语云：“书出版了，有人写文章评论，说明它有社会影响，应该是一件好事。论文里面有一些意见值得重视，下次再版时应该考虑采纳。”这件事提示基本典籍的整理工作，还是能够促发针对某些问题的商榷争鸣和深入思考。可以说，以文献整理来带动学术问题的工作方式，应该成为当下文史研究中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 话再回到《七步诗》的问题。《世说新语》创造的《七步诗》文本，据任昉“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乎在南朝齐梁时已流传开来。但南朝同时也有曹植集的流传，有本集作为依据，人们不必担心真的会“挂在”曹植的头上，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另外卓氏所言：“《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很有启发性！说明考察曹植的《七步诗》，不要仅局限于经典层面的文献典籍 (《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 ，还要注重世俗层面的通俗记载。因为，自《世说新语》之后，曹植形象逐渐成为小说家言演义的重要素材，甚至还渗透到俗文化的层面，导致《七步诗》的情节及文字面貌也相应变化。李小荣老师有篇文章《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 (载《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6期) ，提及晚唐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二十称引《七步诗》，云： 问：此方因何有梵呗？ 答：疏陈思等。 按《历帝纪》云：魏文帝曹丕是魏武帝操之子，在位七年。武帝有二子，[一]号曹丕，二名曹植字子建。况 (兄) 曹丕主，封弟曹植为陈思王。陈思，郡名也，美貌有文，兄丕每礼重。偏置甄[妃]一阁，[植]遂被甄妃。后凌逼不从，自啮其臂。德困沐发，兄见妃后臂啮损，问得事由，便欲杀之。令行七步，诗成即不煞，如不成即煞。诗曰：煮豆然豆[以]其 (萁) ，豆在釜中治。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既成已，遂免煞之，除为何 (河) 东候 (侯) 也。 印证晚唐时《七步诗》便进入佛教僧徒面向公众的经义宣解中，直接因素是曹植与梵呗的密切关系。至于曹植与甄妃事则纯属小说家言，虚构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另一情节。作诗字句也存在讹字，带有明显的世俗文化印迹，反映的正是《七步诗》脱离经典文本界域而进入世俗流传中出现的变异和改造。李小荣老师还提及唐咸通间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云： “魏文帝立，乃欲诛之。公子！公子！乃何作双陆？初进之，帝方令七步作诗，乃免其诛。诗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免罪。初，为太后怜爱公子，文帝欲杀，白于太后。太后：吾不意此子若是！此乃由汝国法也！后乃免死。” 双陆是皇权的象征，曹植作双陆意味着觊觎帝位之争，而不为曹丕所容。当然这同样是小说家言，情节虚构与《世说新语》和《法华经玄赞要集》则又不同。且与《法华经玄赞要集》所引《七步诗》相较，均作“一种同根生”，与传世本大都作“本是同根生”差异明显。藉此还原出的晚唐通俗世界中所传《七步诗》面貌，与经典文本很不同，呈现出经典与世俗并行不悖的两种界面态。而据考证作于北宋初的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录》，尽管并未提及《七步诗》，却也记载了有关曹植的故事，云： “韩仲卿 (即韩愈之父) 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之所以再引此条记载，是想说明大概中唐之后民间开始大量涌现以曹植为原型的逸事，而作为最有“噱头”的《七步诗》自然成为编造这些逸事的主要素材。而这些记载相较于经典文献 (即《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 ，有着明显的通俗性。 而改造最著者恐怕要属《太平广记》 (据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 。书中卷一百七十三《俊辩》“曹植”条云：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记》。” 同卷“边文礼”条和“荀慈明”条均注明出自《世说》，证与《世记》似并非同书。相较于《世说新语》不仅文字有差异，情节也很不同，还是有别于甄妃、双陆的又一情节。很难确定这则情节源自何时，但大致应也产生在晚唐五代北宋初这个时段内，再次印证曹植形象集中世俗化、故事化发生在此时期。在此过程中，着眼于情节的需要而不断移植、改造既有的《七步诗》面貌，从而造成其文本“变动不居”的现象。 《世说新语》本具备小说家言的特点，特别是营造的《七步诗》情节。但由于文人的垂爱和推崇，本身已跃居经典文献的“行列”。因此凡是经典性层面典籍中的《七步诗》，均祖出《世说新语》，而保持着大致的稳定性。而在通俗性层面，故事情节演义的需要则赋予《七步诗》更多的文本表现面貌。具体到《七步诗》进入曹植集之前的时代，由于《集》中根本就不存在《七步诗》，故不管《七步诗》在通俗世界如何变花样，都不会视为曹植本人的“真实”作品。况且着眼于通俗化需要，而构建出来情节本是小说家言的虚构，心知肚明，也就更不需要有所“忌惮”了。归根结底，还在于有“权威”定本曹植集作为约束。通过经典和通俗两层面的梳理，可以清楚《七步诗》多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世说新语》赋予的虚构性;而在曹植集呈现出的真实文本世界中，《七步诗》不过是一首压根不属于本集的“集外诗”。明人重编六朝人集存在尚博倾向，其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将相关的资料尽可能一网打尽。但也因“务得贪多”而“失于限断” (《四库全书总目》之语) ，导致一些伪作混入其中。后人不察，不做版本源流层面的文献甄辨，很容易将之作为凭信的依据。职是之故，《校注》不宜将《七步诗》置于正文之中，完全可以视为伪作，最多也只是列在“附录”中以供参考可也。 新版《曹植集校注》，由中华书局重加编校出版，有裨学界良深！绝不宜以此小眚而淹全书之大德，况且这也是尊重作者著述原貌的结果。怎么更好地处理？近读明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陈思王集》，正文卷四中也收录了该诗，但在篇题下有行小注，云：“《世说新语》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张燮显然清楚此诗的真伪性问题，附加此条小注以交代来源。《校注》也不妨照此方式，以编者按在篇题下附加此小注。尽管《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属常识，但如此处理可于“无声”之中避免歧解。新版《校注》是好的开端，期待有更多的六朝别集校笺整理大著付梓问世，从而将六朝文学文献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原题为“《曹植集校注》收《七步诗》辨说”，作者刘明，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2期。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五)：【转】兴膳宏：《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
【作者简介】兴膳宏，中国文学研究家。1936年生于福冈。1961年京都大学本科毕业，1966年京都大学博士课程修了。1989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爱知教育大学、名古屋大学，1974年起任京都大学助教授、教授，2001年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译注》《文镜秘府论译注》《异域之眼》等著作。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用数字“七”题名的诗文，其数字的意义也有似乎并不明显的时候。
在这方面最早的作品，是西汉枚乘（？——前140年）所作的《七发》。全文由楚太子与吴客之间的问答组成。其内容梗概是，探望患病楚太子的吴客，从对太子的关心引出话题，最终使太子病愈。《文选》李善注认为，《七发》是吴客以“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此说虽较为稳妥，但文中的“七”相当于什么，却是始于穿凿，还需要反复地思考，否则就容易引起混淆。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七发》之名，另做了一番解释：“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弟也”。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是由其奢侈的生活所引起，要想使他心情快乐，必须逐渐摆脱奢侈的生活。从《七发》的内容上来看，这种解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望文生意”的解释。
在枚乘的三个世纪之后，三国诗人王粲（177——217年）、曹植（192——232年）都曾写下了以《七哀》为题的五言诗，并有数首代表作。王粲的《七哀》诗共三首，其中二首收录于《文选》中。
这首诗为王粲《七哀》诗的第一首，它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出了汉末动乱所造成的惨象，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而曹植的《七哀》诗则是：
这是一首在美丽的月亮照耀下，假托一名女子的口吻诉说与丈夫离别的孤独的妻子悲愁的《闺怨》诗。它与诗人晚年怀才不遇的心情颇为相似。只是，这里的《七哀》的“七”的意思有些不太好懂。一种说法是，这是一首以表现悲哀为主题的七首组诗，在此之后杜甫所作的以《八哀》诗为题的八首组诗，大致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创作的。无论是王粲，还是曹植，以及创作有同一题目的阮瑀、张载，七首诗一直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一个人也没有了，当然这种说法完全得到实证也还是较为困难的。另一种说法是，“七哀”原本是用音乐组合在一起的乐府的诗歌，“七”是指其中的乐曲由七小节组成，但这种考证还是较为困难的。
曹植还有另外一首以《七步诗》为题的著名的诗，此诗收录在记录魏晋名士逸事的《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曹植是著名三国英雄曹操的三子，其父死后，他与兄曹丕（魏文帝）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因而受到其兄一些莫名的压迫。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日本的源义经和源赖朝之间的关系（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同父异母弟，平安末期的日本武将。源义经响应其兄源赖朝的举兵，与其另一兄长源范赖共同讨伐源义仲，并在坛浦消灭平氏。后因与源赖朝不和而矛盾日深，遂投靠藤原秀衡，秀衡死后遭其子泰衡袭击而自杀。译者注）。当时，兄逼迫弟无理地说：“吾今限汝行七步诗一首，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当时，以当代杰出诗人著称的曹植，果然在七步之内，迅速地作诗一首：
全诗没有用什么比喻，也没有什么说明，但却使阅读此诗的曹丕感到格外羞愧。这首诗在《文选》的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文章中，被李善注所引用，但上面的六句诗少了开头的两句，变成了五言四句诗的形式。
这首诗在曹植的本集中原本并没有收录，当时的创作情况后世也不能象法官一样去做出什么判断，或许此诗也可能是假托曹植所作的。只是因为这首诗作得特别的好，因此在后世才得变得非常有名。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此类的题目。盛唐李翰编撰的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蒙求》一书中，也有以《陈思七步》为题的诗，并刊载有关这首诗的故事。陈思是因曹植的最后封地为陈，并且死后谥封为“思王”而得名。此外，杂剧《西厢记》的作者、著名元代戏剧家王实甫也曾写有《曹子建七步成章》的杂剧，这个杂剧被收录在了钟嗣成的《录鬼簿》中了。从为启蒙儿童所写的《蒙求》，到娱乐庶民的元杂剧，都收录这首《七步诗》，可见这首诗的名气是多么的大了。然而最能使这首诗的名气大增的，大概肯定要数小说《三国演义》了。在第七十九回的“兄逼弟曹植赋诗，叔陷侄刘封伏法”中，《七步诗》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记述。当时，曹植的兄长曹丕先以水墨画中的两只斗牛为题，强迫他在七步的时间内作一首五言八句的诗，而且强调要“应声而作诗”。曹植便马上作了一首，例子中的豆、箕之诗便也是如此而来的。但是这首诗是五言四句，首句是“煮豆燃豆萁”，后面的句子接《世说新语》中的四、五、六句。这便是一般人们所熟知《七步诗》的原型。
在我国（日本）的文学中，《万叶集》、《怀风藻》以及《徒然草》等，常常引用《七步诗》的故事，由此亦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自古以来都确实是极为重视诗歌的。
笔者最早了解《七步诗》时，大概是在中学的国语课上，这首诗可能是我所最早接触的汉诗了。从那之后，我对这首诗虽谈不上有什么关心，但在数年之前我偶然想到了《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这个问题了。在看到落语（日本大众曲艺之一，由“小咄[小笑话]”发展而成的日本独特的说话艺术，语言滑稽，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浮世根问》时，我常常想“为什么会是七步呢？而不是五步、六步？或八步、九步呢？”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就算不上是什么无价值的问题了，这本来也就是一个不太好决定的话题。怎样来解决它，还是要具体情况来定。在想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起释迦牟尼出生时，在走了七步之后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类的话。我想这是我们所不能说的，故而一笑了之，但忘却是忘不了的。但在最近我想起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当然还是与《七步诗》的意识有关，在以前有关释迦牟尼的联想我并没有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释迦牟尼的故事，在东汉的竺大力和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三国时吴国的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木起经》、西晋的竺法护译的《普曜经》、刘宋的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的传记经典中可以看到。现从《太子瑞应木起经》所引用的故事，其记载如下：
这句话的意思虽有种种不同的分析，但作为佛学门外汉来看这句话的话，其关键是在强调释迦牟尼诞生时便有着超人的奇妙智慧。释迦牟尼的“七步”，虽有种种解释，但现在都被搁置了下来。曹植是以他早熟的天才而闻名的，据《三国志》“魏书”的本传记载，“（曹植）年十岁余，诵《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光《论语》的字数就达一万六千字以上，由此可以推知“数十万言”的意义是多么的了不起啊！从一个十岁的孩子的角度而言，曹植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童。
曹植的父亲曹操作为一个诗人现在也是获得极高评价的人，当他看到曹植的文章后曾吃惊地问道：“你是请谁帮你写的文章呢？”曹操没有看过这个孩子的作品，当时曹植的回答是：“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请人？”言语之间表现了相当的自信。不久曹操召集儿子们作赋，曹植很快提笔写完了一篇，而且写的非常好，连他父亲也不禁为之称奇。正史中所记载的类似的天才，大概便是后世小说家创作《七步诗》的动机吧！如果说作者是以释迦牟尼的“即行七步”为范例的话，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以上所谈的话题，笔者并不是拘泥于释迦牟尼的“即行七步”故事的。穿凿于“七步”背景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六朝至唐代。就事实来看，曹植并不是佛教中的重要人物。在初唐道宣编撰的护教论文集《广弘明集》中，收录有曹植的《辨道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述了道教所说的养生术是充满欺骗不值得信赖的，虽然没有直接宣扬佛教，但如果从道教的论敌佛教的观点来看，它大概是借助诗人曹植的鼎鼎大名了。编者道宣在《辨道论》的后面，还为曹植加了一段简短的说明，其中有“植每读佛经，则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的记载。曹植不仅信佛教，而且也推崇道教。曹植本人的诗文虽然没有言及佛教，在《三国志》的本传及裴松之的注释中也没有看到他与佛教有关的叙述，只有在道宣这里，曹植不知何时成为了佛教徒了。
道宣在其后又说：“（植）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故世之讽诵，咸为宪章。尝游鱼山，闻空梵天之讚，乃传模于后”。所谓的“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从文字上来看，是指带有七种声律升降曲折的法曲，或指所谓的梵呗（指颂扬佛德的歌唱。译者注）。也就是说，曹植似乎成了的梵呗的创始者了。他在登鱼山（山名，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时，听到了天空中响起的梵天的音乐，于是模仿这种音乐而作梵呗。稍后于《广弘明集》的、由道世（道宣之弟）所作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其呗讚便叙述了曹植闻梵天之讚的情况。其声响是：“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待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模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显梵声之世，自此为始”。
《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中类似的记述，大概是根据前人的传说而写成的。如果分析一下，其原典的出处大概是梁代僧佑所编的《法苑杂缘原始集》了。此书自身的正文久已失传，但同为僧佑所编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却记载了该书的详细内容目录。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在卷六经呗导师集中，保存了《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的文章。僧佑是六世纪前期的著名学问僧，传说《广弘明集》的编者道宣生于其后，道宣沿袭了他所尊敬的先觉的著述中的记事。
与僧佑同时代的惠皎在其所著《高僧传》中，也有陈思王制呗的记述。按照卷十三“经师部” 的记载，曹植是在鱼山的体验中获得灵感的，他根据《太子瑞应木起经》而制作梵呗三千余声、四十二契。这类的传承大约始于何时目前尚难断定，但至少可以确的是在五世纪刘宋时的刘敬叔所撰的《异苑》中便已记载这类事了。大约在僧佑和惠琳活跃时期的前半个世纪左右，这本书便已编撰了。最早的记述源头，大概是《三国志》曹植的本传中的一节：“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自六朝之后所流传的曹植制呗的传承，便肯定是由这些正史故事附会而成的。
刘宋时期的大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梁代文学评论名著、钟嵘所著的《诗品》也认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他把曹植看作了是文学之神。在对曹植有了这样认识的时代，从佛教的立场而言，曹植便被当做了梵呗的元祖而祭祀着，这也是十分有道理的。只有把君临古今文学最高地位的曹植看作是梵呗的元祖，梵呗的权威才可能会有更大的提高。从传承的背景来看，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生活已深深地浸透着佛教的影响，但当时的社会氛围还不能说佛教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再反过来看，《七步诗》的成立过程产生于六朝时期，曹植所处的位置不正是很微妙吗？《七步诗》传承的形成，正是四世纪初的东晋南渡至刘宋初期的佛教兴盛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是这个故事始终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了。
附带说一句，在京都的大原，有声明是从中国唐代传来的鱼山大原寺来迎院，那可能应该是陈思王曹植的余裔吧。
李寅生 译
原载《中国文化景致》（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