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木拱桥》是一本由刘妍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编木拱桥》读后感(一)：读后
精彩绝伦！作者成功回应了一个典型的“共相与殊相”问题：编木拱的痕迹散落于亚欧大陆各地，为什么唯有闽浙地区发展出了如此完备而绵延的编木拱桥体系？从中西间不同的结构思维（节点-构造；几何-结构）所牵连的文化取向到极端地理条件与特定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作者以植物的生长周期为喻，终而揭示出“殊相”何殊、又何以成为可能。
在具体的展开上，作者立足于绵密的调查与测绘，并将技术有效定位在其所处的地域背景中，如此既能见专治技术之建筑史家所往往不见的社会动态，又能较不识技术之历史学家走得更深远（作者说，而技术，远非形式的达成，而是将概念转化为建造实践的一整套手段与方法。说得真好啊）。如此，作者对工匠的体察便带有了更为复合而深重的体察与关怀，她意识到编木拱桥的炫技其实源自艰险自然与贫困生活的无奈，正是工匠直面自然，以命相搏（作者自己在测绘中也曾遇险），方有如此巧工。
自己也十分关心形式的共相与殊相问题，比如圆，这一最为对称的形式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十分流行，不同地区的人们因形式近似也常把它们视作日月的符号，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认知不同地域的殊相、又如何处理共相与殊相间的关系（殊相正因普世的共相而得以成立）？；技术与材料的问题也是自己所好奇的，在读完本书后，也开始试着进一步思考南宋川东的工匠群体——他们究竟如何与贫瘠的自然与衰退的社会相搏？很遗憾，自己现在还不懂得如何雕刻石头，因而也格外羡慕作者的经历与研究，一如书名，她真正做到了将个人、技术与社会紧密编织为一体。
《编木拱桥》读后感(二)：个人感受，字数太多，不算书评
有幸在2017年，刚刚步入建筑学的世界没多久，作为刘妍老师的学生，了解并亲身体验了中国古建筑以及一些建筑考古学、测绘的简易粗糙流程。
十分感激老师在整个课程中一直鼓励和帮助我的“小论文”，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一个人在历史资料与史实以及现状间作为一个侦探的快感。
之后随老师一起去测绘，测绘后还随老师去参观浏览了一些古建筑，当时我懵懵懂懂，走马观花。只记得老师的心情和当时山区的天气一样阴沉。提前以一个旁听的身份经历了老师的心路历程后，虽然受到了不小的心理影响，以至于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都对自身和学科充满了一知半解的怀疑。但在看到了老师后来的自述后，当时心里的疑惑多多少少被解答了一些。
一个懵懵懂懂，有点胆怯，甚至都不曾怎么自己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二学生，面对一些自己曾有过向往的事物，被突然的情绪浪潮轰击，以及被否定和被质疑之后，多多少少还是对这段经历感受颇深。
回到本书，有趣且珍贵的恰恰是跟历史以及人文相关的探索与追问。正像当初老师在测绘后发出的质疑一样，营造法式所叙述的这些规则意义何在。构造，形式的意义何在。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在为社会和人在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风水堪舆之与古建是更重要的存在。看了老师的后记，回想当初老师在我们测绘结果的一片数字中纠结和烦恼，我更能理解了。
那个夏天，像是一次神秘的旅行，现在回想，更像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梦。但自那之后，我对此却无比向往。不过更多是个人情感层次上的罢了。
《编木拱桥》读后感(三)：【泛读】从精微到辽阔
（如果）我来定位：
本书是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扩展而成，以“编木拱桥”为研究对象的一本结构科学（桥梁史）-技术史（建造史）和人类学-社会学交叉的一部著作。也因此本书最突出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即在于原本在技术史的范畴的一种历史上特有的桥梁类型的研究被作者在扎实的“建筑考古学”的基础上，结合了丰厚的文献，通过对宏观历史到微观家族，以至匠作体系的回溯，呈现出背后的“文化”价值，相信读过的人都会被这样看起来仅仅是一座桥背后所具备的文化/历史/地方/遗产意义所震撼。
（如果）我来理解：
不同于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套路：首先构造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能建立在一系列经典理论之上，比如x柯、x伏尔、x图尔，会详细argue出为什么这样，以及这样的意义等等所有严密的逻辑条件；随后是几个案例或者是一个主题的几个部分或者分类的几个项目，这几个案例（部分/项目）的写作会相对严密的置于预先构造出的框架之下；最后得出结论。
写作结构/内容角度，本书的作者直接呈现了四个案例（实际上也就是本文的主要内容）：1. 凯撒（第一章一）；达芬奇（第一章二）；2. 日本圆月桥（第二章）；3. 虹桥（第三章）；4. 闽浙编木拱桥（第四到八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未能明确的证明凯撒和达芬奇桥之间的联系，就如同虹桥和闽浙编木拱桥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一样，那么应该算是俩案例。此外，虹桥一章虽然且算案例，但实际是一部中国木拱桥学术史的回顾，甚至可以理解成中国木拱桥史学史。此外的此外，诚如本书的书名，这四个案例通过明确的详略明示了本书的主体，闽浙编木拱桥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余的三个案例连带中国木拱桥的学术史回顾都可姑且充作国内学术写作体例中的“文献综述”部分，此功能以外，这三个案例还有趣的将闽浙木拱桥的时间拉长，空间拉大，的确有“云图”的味儿。
方法角度，除了圆月桥、如龙桥考古等章节展现出的“建筑考古学”方法（“细致”且“钝感力”十足的测绘和记录导致了本文好几处推理般的写作段落）外，本文引用了纵贯德文、法文、英文、日文和中文的大量各个时期的出版物、图档以至于族谱等各类文献，作者将它们进行了合理的组织进行了很清晰的写作表达，这部分也称之为“文献考古”。
（如果）我来好奇：
1. 当并置了凯撒-达芬奇-日本-宋代-明清至今的闽浙之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流传自然是每个人都好奇的地方。尽管作者明确的陈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普世的独特性”，然而这个问题也许足够的重要值得更多的论证（考证）和笔墨。普世的独特性足够凝练，但也许读者会有更多的些许的心有不甘？
2. 桥梁所在的区位和选址应也有更多的笔墨，而这部分需要有更丰富的调查和研究，桥梁应该是一个聚落生活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它的位置，结合了各类型的流线和风水以及自然规律的考虑也许足够玩味。
3. 建筑学看传统总有那么些“批判的地域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劣根：如果解决了编木拱桥的部分不足，是否有可能形成更多的编木拱桥的优势？
4. 建筑考古学的方法是什么？
5. 注意到书中部分编木拱桥桥面上存在彩绘颜色，这部分有何讲究？
6. 本书所完成的研究以及写作已然值得敬佩。但与详实的本书主要部分相比，如四个案例的写作，闽浙编木拱桥的文献考古以至于如龙桥的测绘的“建筑考古学”中呈现的丰富的史料和测绘以及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而的推断，本文的结论部分相对薄弱，对四个案例的“普世的独特性”，细分类型，原型的回溯猜想，东西方结构思维的对比等总结看起来略有遗憾（只是对比起来对比起来），具体而言，比如，编木拱桥既然已经不在桁架分类之列，那么对桁架的讨论以及东西方结构思维的对比似乎也并没有存在的必要；
7. 编织对于建筑学而言是个G点，森佩尔！
8. 本书的研究堪称完美，除了从一个精微的对象以小见大到一个辽阔的历史和文化外，对于建筑学当前的研究（建筑学的建筑设计理论、建筑历史理论以及建筑技术理论的极端分裂而言）堪称是一次羞辱，因为本书近乎完美的结合了设计理论、历史以及技术。
《编木拱桥》读后感(四)：后记
那些年跑田野，曾在网络上很活跃。我的ID作“纸上匠”，自诩“伪科学家思路广，民间学者乐趣多”。我们几个建筑史学的师兄弟常以“伪科学家”自嘲，因为这个学科夹在文史、工程与艺术之间。闲话虽可随意调侃，但回到学术上，缺少学科主体的技术方法，总要向相邻学科凿壁偷光。话题一旦偏离自家术语门槛的小圈，就显得底气不足。而我呢，尤其心虚。
我本科专业“出身”为结构工程（土木工程），受过“最严格的”（系主任语）数学、力学与工程学训练。公式和概念早已还给了母校，但是思维模式却不易磨去。少时读书期间最喜欢的是物理，我喜欢用干净、明晰的“理论”和推演的思维去求解事物。初入建筑史学时，我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史方向，一方面想要发挥自己结构工程的学科背景（不想让“沉没资本”真的沉没）;另一方面我想要探究“物”的运作与演化方式。人类、社会与文化太过复杂而艰深，我自认为没有能力看懂，便妄图回避。
要谈论中国建筑的技术问题，编木拱桥事实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最佳选择。中国建筑的结构形式受到文化、制度、审美、信仰等层层制约，又在各个历史时期受到外来文化、区域文化的影响。中国建筑的结构原型，在这层层历史与文化迷雾下，已经很难看清了。
而在木拱桥这个题目下，因为谈论的对象是编木拱，它在桥梁中的位置是人类活动空间之下的结构体，便（似乎）回避了桥梁作为人类活动场所、地域空间节点与社会运作产物这些人文层面的问题。而受惠于编木拱的技术难度与任务挑战，技术理性得以最大化地压制文化、审美、信仰等层面的问题，成了一个近乎纯粹的技术问题，在中国建筑的一切门类与形式中，再无任何一个对象可与之相比。
我撞上编木拱桥这个题目，冥冥中顺应了一系列的因缘。
2002年秋，作为清华大学土木系新生，我受教的第一堂课是来自刘西拉教授的“土木工程概论”。教授在激情洋溢的演讲中提及，在所有建筑类型中，桥梁是几乎唯一由结构工程师主导的结构形式，而在中国古代的优秀桥梁作品中，有一座出现在12世纪宋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是以编织肌理构造，其结构之特殊，今天的结构工程师仍然很难计算清楚。
同年，在清华大学土木系第八届“结构设计大赛”中，专业组的题目仍沿袭历届传统，为桥梁设计与加载实验。我很想尝试刘西拉教授提及的虹桥结构。但我的同学们都更倾向于应用所学，选择经过力学计算检验、结构科学意义上最为经济合理的桁架或鱼腹梁结构。找不到合作伙伴，而自身对于虹桥又理解不透，一个人面对模型制作的重重困难，计划夭折。然而汴水虹桥及其结构疑题已深刻地烙印于我。
四年后，我以一项讨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力学计算模型的研究取得了结构工程学士学位。这个课题在整理发表后至今已得到结构领域同行的数十次引用，但我总是感觉我在探讨中缺失了一种能够触及本质的东西。
我在硕士阶段转入建筑专业、中国建筑史领域。大约从此时起，我开始产生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祖国的建造历史在我们于高校所学知识面前成了一种异域？
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我有机会到邻校南京大学旁听赵辰教授的建筑史课程。作为此时“中国木拱桥”领域的领军学者，他将这种结构及其在中国东南山区的建筑实物纳入了建构课程的教学框架。几年后，在选定编木拱桥作为我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博士题目后，我邀请赵辰教授作我的第二导师。
2009年夏天，刚刚硕士毕业之际，我第一次前往闽浙山区调研，在泰顺、景宁、寿宁、屏南等地走马观花地看过一些桥梁。当时母校东南大学承担了泰顺县文兴桥的保护修缮项目。文兴桥因巨大的变形而名声在外，于是我格外关注编木拱桥的变形机制。那个时段我的思考与写作还带有强烈的理工科训练的印迹:抓住一个结构特征要点，视之为变量，视其他一切形式特征为常量，观察变量的变化对整体的影响，去讨论这个特定因素的作用。我观察了编木拱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桥梁上的形式变化，又用结构计算工具分析了它对结构变形的作用，并以之解释文兴桥变形的原因——这些分析，今天看来虽不能完全归为谬误，但却是结结实实走入了歧途。
我在这个阶段的另一个思维误区是所谓的“类型学”方法。建筑史学的类型学借鉴于考古学，其基本点是认为器物（建筑）的形式、构成等特征具有时代性与地域性，据此对其进行分类与排比，进而研究其演化规律、文化特性与历史社会背景因素等。然而由于缺少严格的史学训练，读书不求甚解，我对类型学的理解浅薄而粗暴。我以结构特征为着眼点作分类，用我有限的结构理解去解释这些特征及其演化原因，这其中又带有对“进化论”的追求，以为演化的走向一定会符合某种结构科学的理性。事实上，我硕士期间的另外两个小课题都是相似的研究思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案例——总结形式变化规律——解释变化的动因，而动因要么是去顺应一条粗糙的历史动向脉络，要么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逻辑理性。
正是以类型学研究为目标，2011—2015年，我系统性地对闽浙木拱桥进行了测绘考察。我从庆元、景宁两个木拱桥集中的大县着手测绘，两年内完成了浙江省遗存木拱桥的测绘，之后再进入福建。先入浙江是因为当时福建的大部分木拱桥均已经有了该省文物工作者的考察报告的基础测绘。而近几年间被洪水与火灾毁掉的木拱桥，让我有了与时间赛跑去做文物记录的紧迫感。
我的田野工作安排在秋冬两季，每年3~5个月。一是因为我的德国签证要求每次离开德国不超过6个月时间。二是因为我需要从母校东南大学借用全站仪，要避开学院的暑假测绘实习。而不在春天测绘，则是担心山林里蛰伏了一冬、出洞活跃的老蛇。全站仪令我有条件以一己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地取得凌空巨构的基本尺寸。我先使用全站仪测取桥梁的外部尺寸，再爬入拱架内部，手工测量那些从外部被遮挡的构件，并观察内部的构造。那一段田野时光是我学术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光。外人看来辛苦，自身却感到无限浪漫。一座形式最简单的桥，现场的工作时间是6~8小时，其中在没膝的河水中作业3~4小时。加上路上时间，天亮到天黑之间一般可以完成一座形式简单、环境又不复杂的木拱桥的测绘。我不会开车，行路大多数时间依赖乡间的公交小巴。没有车的时候就靠走路，也无数次搭过好心人的顺风车——这让我感觉像是一只钻入了麦垛的田鼠。
我在夏季随身携带约90斤行李，包括全站仪、三脚架、攀岩绳索和设备、其他工具、笔记本电脑、大小相机和衣物。冬季再加上厚重衣物，行李大概要达到百斤。行走的时候，我手提全站仪，肩扛三脚架，身后背一个高我一头的旅行包，胸前还要缀一个高到鼻尖的书包——我可以以这身装备徒步走上几公里。我一般住在距离桥址最近的乡间招待所，也有数次在古桥附近的农家敲门求宿的经历。山间民风淳朴，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份，从未在野外给我招来任何危险或麻烦，反而更加容易受到乡人的信任与照顾。
那段时间我相信我和木拱桥课题的相遇是一种宿命。它对于我是最为理想的题目，而我对于它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不但因为我接受过结构工程与建筑史学的双重训练、经历中国与欧洲的求学历程，而德国博士学制在时间上有巨大自由去实践田野，并且少年时代业余马拉松、铁人三项、越野挑战等运动经历，也给予我超出常人的体力与耐力，独自进行长期田野测绘的可能。
浪漫亦不是没有危险。2011年，在田野中我出了事故。在景宁县长滩桥测绘时，我在拱架中爬行，因为天寒（这一天是冬至），手掌干硬，没有抓住梁木，跌落桥下。桥并不高，但右脚跺在了巨石尖锐的棱角上，将脚跟骨跺成粉碎性骨折。那是一个尚未通车的村子，摔伤4小时后，当地一位好心的修路的“包工头”开车将我送至乡上（他拒绝收钱，他说:“我要是为了钱，我还送你干什么？！”），又坐小巴回到县城，方见到医生。
所幸返家养好伤后并没有留下大碍——只在每一个下雨的寒日犯一犯关节炎。一年后便继续入山考察。
2011—2012年有三件事令我的研究思路发生关键的转变。先是2011年在屏南的廊桥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来自德国的（英国人）Philip Caston教授——他竟然和我师出同门，是我的导师 Manfred Schuller教授最早的博士学生之一。受他的邀请，2012年我们一同制作了两架木拱桥（景宁县接龙桥）的1:20手工木制模型。此前我已经在德意志博物馆（慕尼黑）木工部学习过3周传统木工，具备了初级的木工技术。而1:20尺度的模型可以按比例制作榫卯并探讨构造细节。借由模型工具和制作模型的经历，我对构造细节和施工方式产生了关注。
Caston教授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鼓励我用德国的“低技派”建筑考古学测绘方法去考察一座木拱桥，我选择了现存最古的如龙桥，与他当时的硕士学生于燕楠一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段实践历经漫长的26天，前面的3周都因环境的艰苦、效率的低下和精度的粗糙而在疲惫的质疑中度过。但确实，只有在如此地毯式的现场工作中才可能在细节中发现魔鬼，在激动人心的发现和复原工作后，我真正进入了“建筑考古学”（Bauforschung）这个领域。这个学科对我最重要的启示是从容而全面的调查态度。直至如今，国内的建筑学测绘教育仍然在追求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外业（现场工作），而后回到书斋完成画图——我们的实用主义思维，最崇拜那些目光锐利的聪明人，他们能从短暂的考察中最快地获得关键信息。而建筑考古学则以“现场的观察”为第一要义，全面而系统地收集那些哪怕初看上去琐碎无关的细节信息，建立对研究对象完整生命周期的全面理解。
这一时期的第二件大事，是我开始步入匠人的世界。木工实习和模型制作的经历，使我具有了与匠人进行沟通的基础能力。我先后一共参与了3次造桥项目。第一次是在2012年跟随庆元匠人吴复勇师傅，当时我的观察点主要在如何制作、如何施工这些表面的建筑技术上。我很幸运，吴复勇师傅是一位“现代派”匠人，曾经在工厂工作，掌握现代制图法，甚至发明了专门的辅助设计工具，对木拱桥的结构构造也有一些独特的理解和手段。这使他的营造方法稍显不够“传统”，但有足够的沟通力与我这样的“外人”进行交流，是一位最理想的引我入门的师傅。
第二次是在2013年，跟随坑底匠人吴大根、郑多雄师傅。这一次，我更加关注师傅的设计方法和施工操控。主墨吴大根毫不吝啬地将家传的秘密倾囊相授，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追问。这一次之后，我感到我已经进入了师傅的头脑，可以在工地理解他的一举一动，自觉已经掌握了这一支匠人木拱桥营造的全部知识。
第三次是2014—2015年的德国项目，跟随桥匠中家族历史最为悠久的下荐匠人张昌智师傅。这一次我看到了两支匠人技术核心的相似，并且通过他们的局限和失误看到了传统技术的“破绽”，这给了我写作博士论文的信心。进入匠人的世界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它击碎了我过去对结构理解心虚的自负。说实话，在写作最初的结构分析时，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使用结构科学的工具推导出一系列结论，但对这些结论却并没有“相信”的“感觉”——然而既然推导的过程挑不出错误，它大概就应该是正确的。
结构科学的分析手法当然不是错误的。但是因为思维体系的差异导致了观察的偏差，从而错失了重要的信息。所有这些关键的信息只有在深入匠人头脑世界中后才能得到弥补。
在匠人的世界中，我感受到一种活生生的理解。他们所表述的观点未必完全符合现代结构分析的结论（这主要因为语言的局限），但站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去体会他们的运作模式，便可以理解那经由数代人实践而积累的知识，那是一个系统而由具体的细节支撑的宇宙。
博士课题在开题的时候，限定于闽浙木拱桥。当时除了中国木拱桥，中西方桥梁研究学术界只知道达芬奇做过类似的设计，并不知道其他案例。2010年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美国汉庭顿圆月桥的照片，开始追踪这一线索，终于在三年后有机会开展了深入的现场调研，后来又陆续收集到更多的案例材料。而挪威的案例，甚至是在博士毕业之后去北欧旅行时才偶然捕捉。有了这些实例为基础，尤其是有了达·芬奇桥与圆月桥这两个深入调研的意大利、日本案例丰富的材料，我决意将研究扩展为跨文化研究。
2015年秋，在完成德国的木拱桥建造项目后，我开始闭关写作，在6个月内完成了用德语写作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构架与本书大体一致（中文版补入了两个章节，并因此对其他章节有所重组），是一份相对纯粹的技术史研究。论文的德文题目直点“结构思维”（strukturelle Gedanken），正是关注到了相同的结构原理在不同文明中的不同呈现，根本的差异在于根植于建造者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而学者对于这一对象的研究角度与此同理。
那6个月的写作是一段异常难熬的经历。一方面答应了承担次年春天南京大学的教学任务，有巨大的时间线压力;另一方面德国漫长黑暗的冬天本即有强大的致郁因素（事后非常后悔，如果在南欧随便找一个有大海有阳光的小城，不设时间线从容写作，大约也不会导致写作过程中的躁郁症和后来更加严重的抑郁症）。而写作是一场天人交战。最困难的部分并不在于要反驳导师或者自己过去的观点，而是要重建一套新的思维方式。我头脑中的认识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的点滴思考堆叠之上，而过去的思考又有多少因为对思维方式的釜底抽薪而失去了可靠性？脚下曾经坚实的地面，轰然化作浮冰。
这份6个月内完成的文稿在2017年以“优异”（magna cum laude）成绩通过答辩，但作为写作它其实并不完善。旧思维方式下的分析推理残留在各个角落，有的显得突兀，有的浑然不觉。
一个没有斩净的心魔是，我一直在像求解数学一样追求答案，并用“对”“错”去判别答案。“对”的便不可有破绽，“错”的便一定想驳倒。这大概亦是我缺失系统的历史学、社会科学训练的苦果。说来也是惭愧，“鸡汤”言，“小孩子才分对错”——这道理都懂，但放不下执着。
其实在认识到思维方式的文化背景后，我就痛彻意识到建筑史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技术问题。技术是由人类文明所创造，那么必然根植于文明的特性——这本是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我却因为自己缺失的学术训练而想要逃避，想要躲入“技术”的小楼，直到在狠狠碰撞了墙壁之后才懂得了转身。
这些道理说出来浅显得难以置信，但却搭上了生命中太久太远的弯路。
另一个更难跨越的门槛是基于学识修养的历史想象力。半路出家入了史学的门，我未得到史学的大视野，却学会了谨小慎微地抠住史料“事实”，盲人摸象，死死地抓住摸到的片鳞半爪，视之为真理，不敢去想象超出眼前所见及其延伸线之外的图景。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历史观都是散落的一片片鳞片，之间有大片的空白，我无力用想象去填充，甚至无力去想象这片空白的存在。
2017年的暑期小学期，我带着南京大学的二年级本科生在福建省寿宁县南阳镇测绘报祖祠——一座位于木拱桥核心区的家祠内部的佛教殿宇;一座史载建造于清代，却体现强烈宋元风格的建筑;一座建于偏僻山区的高规格艺术品;一座我可以解答一切技术问题，却无法理解它为何会出现于此处的建筑。测绘教学之后，我辞去了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研职位。
在此之后，在一段艰难的人生波动之后，我于2018年入职于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一个两年期的学术岗位）。感谢这个跨学科平台以及在此期间校内外各种学术交流的碰撞启发，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努力“重装系统”，反思闽浙地区的人文历史与地域特殊性。也是讽刺，我自诩建筑人类学视角，但在闽浙山水间浸泡了这些年，累计也达到十几个月，却对桥梁之外的社会、历史并没有多少敏感度。我吃惊地意识到，虽然我可以细致地复原、描述二百年前的匠人建造一座木拱桥的完整流程乃至技术细节，但我无法动用想象力去营建那个时代这个地区的整体社会风貌。闽浙的匠人间错综复杂的谱系关系，飘浮在我对明清王朝和东南山区稀薄的了解的虚空中。我这才有意识地补习了地方经济史、文化史，梳理了地方志，并专门返回田野，走访、收集了匠人所在区域的宗族族谱。我了解了山区矿工的艰险生计，认识了两位有意趣的县令——崇祯时寿宁令冯梦龙、乾隆时景宁令张九华，结识了一支有着科举荣光的乡村士绅，以及一个个挣扎于生存与延续的稼-匠家族......当历史、地理、经济、文化、风俗等重重图层叠合到头脑中的地图时，这片脑中的土地开始呈现勃勃生机。那些我想要追问的问题，竟似可以自行在这土地上演化呈现，呼之欲出。
我不知道我在本书最终呈现的“结论”会有多长的时效，也许很快便会再度对它产生怀疑，甚至也许下一次田野旅行就会对它发生动摇——就像我在博士答辩后的旅行中“发现”了挪威的案例一样。但在这个主题上纠缠了十余年后，我决定必须在此时有一个中止。我没有做完所有的测绘，也没有圆满地解答所有的问题;但这是我这十余年学术生命的倾力之至——无论智力还是体力。我不断变化的学科、文化、地域乃至性别，都增进了我对木拱桥这种复杂的人类创造的认知层次。而我层层逼进描述、解剖它的过程，亦是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与折射。甚至，它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我，它是我这三十余年生命历程的镜像或者隐喻。而我需要在此留步，告别。望这一点点可笑的反思，可余启示于旁人。
刘妍2020年11月于滇池东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