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一本由黑格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15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学》精选点评：
●下学期开美学原理的课了，寒假之前再把老黑的书过一遍。
●再翻开的时候，几乎每一段都能给人新的启迪。需要再次精读的美学经典。
●#日常学习
●這就是那種你希望學校會教你的東西,可是沒有....你要把學校教你的都燒掉了才找的到....
●适合做教材
●美即理念的感性显现 象征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 建筑, 雕刻, 绘画, 音乐, 诗
●从媒介的角度入手却发现黑格尔的媒介没法与他的哲学思想剥离开来，处理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美学》读后感(一)：艺术正在“死去”
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一书中说：“不管这种情形究竟是怎样，艺术却已实在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希腊艺术的辉煌时代以及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都已一去不返了。”
西方哲学最让我们头疼的便是这种表述方面的转译，事实上黑格尔这段话在《美学》中更长，基本上是一句话一个自然段的规模，但意思很明确，就是艺术不行了。
这个有点儿诙谐的说法，却是一个艺术学、美学乃至哲学都在一直思索的终极问题之一——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观点之一，便是“艺术终结论”。
若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也是可以理解黑格尔的。
在我青春懵懂时，父母会悄悄站在我身后，默默看着我跟着随身听摇头晃脑，然后突然给我后脑勺一巴掌……每次父母在强调随身听是为了让我练英语听力才买的之外，还会附上一句说过无数次的话：“听歌也听歪歪喽，这个周杰伦有什么好听的？啰啰啰像在念经，连话都说不清，这样也能当歌星？”
如今看来，这是个让人很是感慨甚至伤感的话题。
总之，从音乐这个领域，我们似乎总是感到“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绘画、雕塑等各个艺术领域亦是如此，比如伴随着波普艺术的诞生，艺术开始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看不懂了”，觉得艺术正在变得“随意而低劣”，艺术正在“死去”……
《美学》读后感(二)：【转】王元化：读黑格尔《美学》笔记
【作者简介】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男，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除《文心雕龙讲疏》外，还有《文学沉思录》、《思辨随笔》、《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读黑格尔》、《九十年代反思录》、《九十年代日记》等。
《美学》读后感(三)：李咏吟：朱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建设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2017 年 05 期 内容提要：
朱译黑格尔《美学》是影响巨大的经典美学著作，它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形成了持久性影响。现代中国文艺学的若干重大理论主题，皆植根于朱译本的自由想象与批判性重建，但是，在对朱译本的异质性理解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黑格尔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因此，在朱译本与德文本的比照中重新理解黑格尔美学，这将极大地推进现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建设，从而赋予黑格尔美学以新的思想内涵。
关 键 词：朱光潜 黑格尔 《美学》 现代中国文艺学 Zhu Guangqian Hegel Aesthetic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一、朱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文艺学的主体接受
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在“信、达、雅”三方面为学界所认同，它直接奠定了黑格尔美学在现代中国文艺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朱译黑格尔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50-1960年代，朱光潜一方面撰写《西方美学史》，另一方面翻译《美学》等经典著作。虽然1958年只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但黑格尔美学的基本观念与主要思想却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探索；二是1979-1981年，朱译黑格尔《美学》第二卷与第三卷相继出版，这一经历艰难岁月的磨砺并最终得以全部出版的经典美学译著，直接滋润了因思想禁锢而饥饿的中国文艺美学界，从此，现代中国文艺学得以全面系统地研究黑格尔美学。①虽然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学广泛接受中西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多元化影响，但是，黑格尔美学在多元化的中西文艺美学思想中仍然显示出经典地位。不过，自2000年代以来，在多元而自由的中西文艺思想系统中，黑格尔《美学》的地位似乎被低估，许多学者以为黑格尔美学的理论价值已经终结不再具有现代启示意义，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
回顾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建设，朱译黑格尔《美学》在现代中国文艺学建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1950-1980年代，在相对单一的文艺学思想历史格局中，黑格尔的哲学认识论与辩证法思想对文艺理论研究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但是，黑格尔美学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那时，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之外，俄苏文艺学思想似乎比黑格尔美学具有更加重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普林汉诺夫等的文艺美学思想对中国文艺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不过，无论是马克思的文艺美学思想，还是俄苏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理论思想，都与黑格尔美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黑格尔美学”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重要的中介。黑格尔文艺美学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研究，通过俄罗斯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来源研究，显示了特殊的思想价值。因此，黑格尔美学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美学以及俄苏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理论一道，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形成重要影响。
在这一时期，黑格尔美学的哪些思想对现代中国文艺学产生了有益启示呢？第一，现代中国文艺学主要接受了黑格尔的“典型形象观念”，这在蔡仪、何其芳、王元化等的典型理论研究得到了充分体现。1950-1960年代，现代中国文艺学要求对典型问题形成独特的认识，甚至可以说，认识了典型形象，就认识了时代文学的根本特征。典型理论在黑格尔《美学》中主要通过“形象”概念体现，大多数文艺理论工作者则通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这一个”(solches)概念强调黑格尔典型理论的价值。其实，“形象理论”(Der Charakter/die Individualitt)是黑格尔美学的重要思想，它强调艺术美的关键就是“形象”的创造，理想必须转变为形象或个性化的情景。必须承认，形象理论与典型理论之间完全可以相互沟通。现代中国文艺学之所以特别强调典型理论的意义，不仅因为现代文学形象的创造代表了时代的文学艺术与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根本价值，而且因为现代文学形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命历史生活的直接表征”(“革命与形象”4-12)。通过文学形象，即可把握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价值信仰与生命追求，因此，通过典型形象把握时代历史是最有价值的思想方式，也是黑格尔等理论家透过形象的创造把握时代与文明的精神生活本质的意图所在。第二，现代中国文艺学接受了黑格尔的美的本质观念的影响，包括他对艺术美与自然美的看法。黑格尔通过艺术美的概念，探讨了艺术的本质或美的本质，这就是“艺术美，或理想”(Die Idee des Kunsts Chnen oder das Ideal)。为何把艺术美看作是“理想”？为何艺术美要表达“理想”？虽然现代中国文艺学并未直接接受黑格尔的这一美学观念，但是，这种思想方法对现代文艺学的探索具有显著影响。必须看到，现代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的直接影响，也间接接受了黑格尔的认识论观念，辩证地解释了社会存在与艺术意识之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重新颠倒了过来。与之相关的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以《小逻辑》为代表的哲学认识论思想与存在论思想，对中国文艺学的探索形成了关键性作用。因此，黑格尔的认识论观念，特别是他关于艺术美乃理想这一思想的表达，对现代文艺学主要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三，现代中国文艺学接受了黑格尔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关系理论的影响。在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文艺内容与形式(des Inhalts und der Form)的关系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思想。现代文艺学直接接受了黑格尔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理论，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应该看到，现代中国文艺学对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的接受，大多是以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为基础，在这一时期，周扬、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王元化等等都深受影响。认识了黑格尔美学，就是对马克思的审美辩证法思想的一种独特理解。
黑格尔美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界真正得到重视并且真正得到充分研究，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事情。一方面，黑格尔著作的汉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越来越开放，不再受狭隘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研究者可以直接从经典文本出发诠释黑格尔的真实思想。第一，现代中国文艺学对黑格尔的“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分类等问题形成了系统研究，接受了黑格尔的艺术史发展观念与艺术解体观念。应该看到，现代中国文艺学对黑格尔美学的接受，主要是从总体的理论结构与基本美学观念上接受其影响，并不涉及细部理论。例如，朱光潜、蒋孔阳、朱立元等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美学思想，有选择地接受了黑格尔美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主题。黑格尔美学把世界艺术史与“艺术美”(das kunstschne)划分为三种历史类型，即“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他认为，古典型艺术的解体(auflsung)直接导致了浪漫型艺术的生成，但是，浪漫型艺术的解体之后，“艺术向何处发展”，黑格尔并没有明示。他认为艺术最终将走向哲学，由形象走向观念，显然，这种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也缺乏实践的可行性。现代中国文艺学基本认可了黑格尔艺术史类型理论的主张，学会了从艺术的历史发展中考察艺术发展规律的方法。第二，现代中国文艺学在创作主体、内容与形式、抒情诗、史诗与戏剧诗等方面接受了黑格尔的美学影响。现代中国文艺学对创作主体与创作方法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在这方面，黑格尔的思想方法与思想观念，仿佛是完全合理的。与此同时，黑格尔有关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虽然强调心灵内容对艺术形式的直接作用，但是，现代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全接受了。黑格尔在文学文体方面，以“诗”(Poesie)的观念为核心，建立了抒情诗、史诗或叙述诗、戏剧诗的看法。现代中国文学的三分法理论，基本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艺术类型理论。虽然我们强调的是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与戏剧文学三方法，甚至直接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种四分法来看待文学的文体，但是，从诗性观念出发来看待文学的特质，基本上被广泛认可。黑格尔的这些理论显示了其美学思想的根本主题，现代中国文艺学基本上接受了这些重大的主题及其基本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对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影响至为深远。第三，对黑格尔的美学本质说、艺术美论和自然美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应该看到，现代中国文艺学在对待黑格尔的艺术本质观念时则较多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尽管在1950-1960年代的现代文艺学比较强调黑格尔的艺术美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否定自然美(das Naturschne)的看法，但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则摒弃了黑格尔的这一看法。我们在强调艺术的美时，也强调自然美的价值，而且，对自然美的肯定，在2000年以来的生态美学思想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自然美观念。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重视黑格尔美学与马克思美学，特别是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
在这一历史解释与批判重建过程中，有关黑格尔文艺美学的系统论述，显示了现代中国文艺学的重要成就。这些研究，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探索方向：一是客观地研究黑格尔美学本身，对黑格尔美学的文本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学术归纳，例如，蒋孔阳、薛华、朱立元、陈望衡、李丕显、邱紫华、蓝华增、雷礼锡、陈鹏等等的研究，重视黑格尔美学自身的系统研究。②虽然这些研究并不是直接从德语原著寻找思想的解释依据，但是，他们对朱光潜译本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从黑格尔美学中受到启示，直接转向现代中国文艺学的探索与理论重建。在这方面，朱光潜、张世英、王元骧、曾繁仁、邓晓芒等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文艺美学理论建构的高度自觉，他们高度重视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主题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吸收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服务于现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康德—黑格尔”89-105)。三是重视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创建的关系，特别是黑格尔与朱光潜美学等的关系、黑格尔与王元化文艺思想的关系，客观正视黑格尔与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关系，对此，钱中文、李衍柱和宛小平有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寻找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的联系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思想事实。应该说，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与探索皆是有价值的。至今，在文艺美学中，像黑格尔这样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发展意识，又具有全面的文艺美学形态观念的美学经典著作还没有出现。黑格尔美学所呈现的巨大历史感以及黑格尔美学所具有的对主体精神自由的高度重视，在文艺美学思想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朱光潜的黑格尔《美学》译本对现代中国文艺学的直接影响，不仅体现在文艺美学观念上，而且体现在文艺美学的综合创造上。
二、朱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文艺学的理论主题
我们对黑格尔美学译本以及黑格尔美学影响的学术，已经客观地探讨了黑格尔美学对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影响，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问题域之间的关系。从朱光潜译本出发想象黑格尔美学，这是时代共同的特点，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困境，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域。如果说，1950-1970年代，人们想象黑格尔美学主要停留在《美学》第一卷的基础上，重视艺术本质与艺术理想的认识，那么，19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文艺学则高度重视黑格尔美学的全面思想价值，包括艺术类型观念、诗性类型观念、艺术解体观念，等等，这就使得现代中国文艺学在最关键的问题研究上始终保持着与黑格尔美学最紧密的联系。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问题域”，显然，要比黑格尔美学的直接影响要广阔得多，但是，黑格尔美学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关键问题的影响，特别体现在不少文艺理论工作者从朱译本中批判性地还原黑格尔美学的思想，由此形成现代中国文艺学理论的新视界。
第一，现代中国文艺学有关“艺术美”(kunstschne)问题的探索继承了黑格尔美学的基本问题并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什么是艺术美？”这是黑格尔美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艺术美是美学探索的根本目的所在。黑格尔为何只强调艺术美，而且，要把自然美从美学中排斥出去？这个意图来得非常坚决，并非一般人所可理解，因为他违背了审美活动与审美对象建构的基本事实，但是，在黑格尔的理论强调中，艺术美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生活与情感的自由，它比“自然美”(Naturschne)更富有创造意义。黑格尔正是从“创造”这一意义上强调艺术美的特殊价值，这使得黑格尔特别强调艺术创造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我们已经把美称为美的理念，意思是说，美本身应该理解为理念，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黑格尔135)。美的观念与美的认识或文学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文艺的本质从认识的意义上说，到底是什么？黑格尔指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们是否充分理解了黑格尔的意图？为此，黑格尔把艺术看作是理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认证，这就是：“理想，单就它本身来看”；“理想的定性”；“艺术家”(kunstler)。说实话，在大多数学者有关黑格尔艺术美或理想问题的解释中，始终对此并未进行认真的解释。艺术的认识与艺术观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客观外物强化的结果，还是主体心灵自由综合的结果？在今天，人们已经不轻易用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艺术观念与艺术形象，而是强调其内在的丰富复杂性。黑格尔有关文艺本质或文学理想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现代中国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域，虽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与黑格尔的思想雷同，但是，客观启示则无法否认。
第二，黑格尔的“理想”发展为各种类型的艺术美的思想，启示了现代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理论论域。对此，有许多问题必须面对：“理想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精神？”“它如何转化为艺术美？”黑格尔为何坚持理想或理念先于艺术形式或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先有精神理念还是先有形象？艺术家是直接从形象出发，还是先有精神理念才寻找形象？这一直现代中国文艺学争论的关键问题域。黑格尔认为，艺术前的艺术或不自觉的艺术与自觉的艺术之间，都在通过艺术“创造”生命的理解与生命的信念。虽然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性，但是，他采用归纳的方法理解艺术的发展与艺术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任何归纳方法虽然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归纳的方法与选择必然充满了主观性，这就是黑格尔给现代中国文艺学所提供的主观与客观、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理论问题域。必须看到，黑格尔的归纳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科学的。问题在于，他为何坚持这样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来源于何处？黑格尔的归纳本身，一方面是对美学历史事实的描述，另一方面则是对美学的主体性理解，充分体现了美学思想的可能创造。黑格尔《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人们接受了他的艺术划分与美学归类，并以此作为认识艺术美的历史的基本方法与思想依据。其实，艺术类型与艺术的历史观念，在世界艺术史的发展视野中，并非像黑格尔所归纳的那样明晰与肯定，但是，黑格尔的主体性归纳与强制性解释，使得人类艺术的美学观念充满了特定的历史记忆。在这种强化中，历史解释置换了艺术的丰富复杂性。特别是主体性理论，在1980-1990年代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形成了决定性影响。一般说来，李泽厚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启示提出了主体性观念的现代意义，刘再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主体性”。③随后，现代中国文艺学就此展开了批评与反批评的历史话语活动，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就，确认主体性创造乃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所在。不过，李泽厚将审美主体性理论归功于康德美学思想的启迪，其实，并不客观，实际上，“文学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概念，更应该看作是黑格尔美学的直接启迪。康德强调认知主体的先验感性与先验知性规范，并没有明确的审美主体性思想，尤其是可以不尊重对象客观性而完全尊重主体想象的“审美主体性思想”。黑格尔美学则在主体性问题上有着充分而自由的认识。黑格尔美学所强调的“主体性”(Subjektivit)，是为了强调审美感知与审美创造的完全自由，强调独创性、个体性、主观性与精神性的自由创造，与现代中国文艺学的问题域之间有着最内在的联系。
第三，黑格尔在对世界艺术史的考察中主要从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五个方面探索艺术美的精神理想，这一思想建立了真正广义的文艺美学观念，对现代中国文艺学形成了根本性影响。事实上，我们至今依然没有超越黑格尔这一思想，而且还必须忠实地继承黑格尔有关文艺美学的这一根本性规定。黑格尔为何要采用这种广义的艺术观念？为何特别强调建筑的艺术特性？这显示了黑格尔美学的深远用心，它充分体现了黑格尔对“艺术美”的真正理解。在文艺美学中，许多人往往只强调“浪漫型艺术”，即只在绘画、音乐和诗歌意义上讨论美学，或者，只在狭隘的文学意义上讨论“艺术美”，显然，这种方向是有缺陷的。绘画、音乐与诗歌之间，到底构成了怎样的生命联系？他们内在的生命精神与审美精神是什么？黑格尔从理念出发，认为“理念生成了艺术的理想”“理想变成了艺术的价值类型”，而艺术的类型最终在艺术门类中得到了落实。黑格尔为何要倒过来认识艺术的历史发展呢？按照艺术的生成过程，应该是先有各种具体的艺术实践，而且，这些艺术实践来源于生活与生命的需要，因为的居住的美学追求而形成了建筑艺术，因为不朽的形象追求或英雄的崇拜理念而形成了雕刻艺术，因为色彩与图像的追求而形成了绘画，因为声音与身体美感的追求而形成了音乐艺术，因为语言的想象与生命的记忆而形成了文学艺术。这些艺术有可能是共在的，或者说，是同时发生的。在民族艺术与文明生活的发展演进中，各种艺术门类丰富复杂地创造与探索；每一门艺术形式不仅有着自己内在的形式法则，而且有着独立的生命理想追求，形成了艺术自身的独特的生命理解。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每门艺术形式都要经历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三个阶段，实际上，艺术并不总是这样按照线性的历史规律发展的。艺术的创造，经常显示出艺术的形式是共在的，象征艺术、古典艺术或浪漫艺术往往共在同一生命时空中，这样，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观念是错误的。的确，艺术在不断解体，问题在于，“艺术解体”并不是艺术的发展造成的，而是艺术的独特性追求的必然结果。这不是艺术史问题，而是艺术创造学的问题。艺术类型在形式与技法上有继承性，但是，艺术形象或艺术理想决定了艺术创造永远不能雷同。艺术作为独立的创造形式永远不可能长在，艺术的创造性要求决定了艺术的不断探索与不断更新。黑格尔美学所提供的艺术类型与艺术形式观念，形成了现代中国文艺学批判与超越的问题域。
第四，黑格尔从诗歌意义上探讨广义的文学观念，最终形成了史诗、抒情诗与戏剧诗的文学类型认知。在黑格尔的艺术类型与艺术门类中，“文学”，即广义的“诗”(poeise)被放置于所有艺术类型的最后阶段，显然，这不符合艺术的发展实际。从艺术史意义上说，语言的艺术是最早形成的艺术，甚至比建筑艺术更早。为何黑格尔只把“诗歌”看作是浪漫型艺术形式？黑格尔在强调“理想”时也谈到诗歌，在强调诗的主体性精神方面，认为语言艺术是最自由的，诗是最接近理想自由的与精神神秘的艺术形式。虽然从视觉直观意义上说，建筑、雕塑与绘画比诗歌要影响大得多，事实上，现代艺术正是在视觉艺术形式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显然，艺术自身或艺术美的创造，并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来源于理念和理想的具体化，而是有着独立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命运。每门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生命与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文化内容与精神形式，因此，每门艺术的美学内容与理想精神，皆值得独立而深入地探索。黑格尔的诗性观念，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文艺学思想，促成了现代中国文艺学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改造。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朱译黑格尔《美学》文本得到理解。在这种单纯的汉语语境中理解黑格尔的《美学》，仿佛黑格尔美学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理解方法，并且以为这种理解已经把握了黑格尔美学的根本思想特质。实际上，在单纯的汉语文本中理解黑格尔美学，只是对黑格尔美学的异质性理解，未必充分理解了黑格尔美学自身。为了更深入更自由地理解黑格尔美学，还必须回到黑格尔《美学》的德语语境中去，通过汉语与德语的交互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美学的思想。那么，黑格尔美学思想中有哪些是在朱光潜译本中所无法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被误读的？基于此，朱光潜的黑格尔《美学》译本有着自己的不可避免的遮蔽性。为了拓展现代中国文艺学的问题域以及文艺美学的未来可能性，必须在汉语黑格尔美学与德语黑格尔美学的批判重建中形成真正的思想创造。
三、朱译黑格尔美学的异质性与现代文艺学反思
必须承认，单纯从朱译本出发想象黑格尔美学，不可避免地对黑格尔美学进行异质理解，甚至是错误理解，因此，许多学者以为黑格尔美学思想不再具有创造性启示。其实，在朱译黑格尔《美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遮蔽了黑格尔美学的部分价值，这并非是朱光潜翻译自身的问题，而是读者在单纯的汉语语境中想象黑格尔美学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依靠翻译是不可能真正充分理解黑格尔美学的真正创造性。由于现代中国文艺学对黑格尔美学的接受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因此，现代中国文艺学并没有把黑格尔当作不可移易的文艺美学经典，而是批判性地创造性地重构了黑格尔美学，特别是许多学者直接从朱译黑格尔《美学》文本出发去接受和理解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美学潜存的许多理论创造并没有完全穷尽，而且，许多解释本身由于带着“先在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黑格尔美学的原意。如何在朱光潜译本与黑格尔美学原本的比较中寻求黑格尔美学的真正理解与思想创造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的重要思想任务。如何把黑格尔美学思想中被遮蔽的价值发掘出来，也是重要而必要的学术职责。因此，仅仅阅读中文译本是不够的，而且，朱译本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遮蔽了黑格尔的美学的真正创造价值。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朱光潜译本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遮蔽呢？“遮蔽本身”是任何翻译所不可避免的，因为翻译是把“异质的思想”放在“异质的文化”中理解，这其中本身就有许多不可避免的误读。正视这种误读，并回到黑格尔美学本身，显然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只有在德语语境中理解，才能发现黑格尔美学的异质性。在《美学》汉译过程中，朱光潜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必须照顾汉语的可理解性，朱译本中的关键词翻译强化了汉语读者的特别理论关注点，这些概念或问题，也许不是黑格尔美学的真正思想创造。翻译所涉及的语言问题，是许多解释的根本困境所在。例如，(1)艺术美的“理念”(Idee)与“理想”(Ideal)应该如何理解？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很少讨论理念问题，也很少讨论理想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具有美学思想的异质性。黑格尔的“理念”具有思想的确定性，它具有概念化的指向，理念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抽象性与模糊性特征。在黑格尔那里，理想是理念的具体化，必须体现为感性的形象。“理想”必然表现为生命存在者的自由生活形象，在艺术创造中，理想就是艺术家的精神信念，是主体对生命存在的具体感受与理解，最终通过个性化成为生命的形象。象征艺术的理想、古典艺术的理想、浪漫艺术的理想，虽然同是“理想”的显现，但是，其理想的内容完全是生命的不同理解与想象。深化黑格尔关于“理想”问题的理解，有助于现代中国文艺学根本主题的重建。(2)黑格尔的主体性(subjektivitat)、个性化(individuelisierung)、个体性(freie Individualitt)、创造性等问题，有助于对“艺术家问题”的深度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中国文艺学一直回避“主体性创造”这一问题，黑格尔美学确立了“内在主体性原则”(Das Prinzip der inneren Subjektivitat)。在创造活动中，主体性与个性化，个体性与创造性，揭示了艺术创造与艺术美的最后秘密。离开了个性化，典型形象就不可能生成，离开了内在主体性原则，创造的自由就无法得到体现。这一问题，揭示了艺术创造的至深本质，表达了艺术的真理与生存自由信念，对此，只有在德语语境中，才能真正显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异质性。
二是人们习惯于从整体出发并从本文的主题结构出发理解黑格尔美学，不可避免地忽略了黑格尔美学的细部问题。黑格尔《美学》是一部伟大的书，无论是它包含的内容，还是它所呈现的巨大篇幅，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它昭示着我们对世界艺术史的新理解，也昭示我们应该如何从神话、宗教、伦理、文化、历史、艺术等多维视野理解世界艺术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正是因为黑格尔美学的无限丰富性，在把握黑格尔美学的基本主题与基本理论格局时，深入黑格尔美学的细部，深入研究黑格尔美学可能提供的美学启示以及可能出现的美学错误，这对于真正的研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黑格尔的美学有许多“主观性的言说”，涉及的历史文化与文明生活内容以及艺术门类又特别多，不可能不出现错误。那么，应该如何纠正和认识这些错误，显然，这是对黑格尔美学能否形成真正理解的关键。例如，“艺术终结”(Ende)应该如何理解？“艺术解体”(auflsung)应该如何理解？另外，对希腊罗马艺术、印度艺术等应该如何理解？对待神话、象征、史诗、浪漫艺术应该如何进行独特的理解？“终结”是艺术的完成形态，它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能再发展，它并不是所有艺术的终结，只是某一艺术的终结。“终结”并不可怕，问题在于，我们把“单一艺术的终结”理解成“所有艺术的终结”!“终结问题”与“解体问题”相关，“解体”，并不是艺术的消亡，而是指艺术形式的分解，实际上，还是指艺术的完成形态或僵化形态。艺术永远追求自己的独创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必然解体。“艺术解体”并不可怕，只是宣告已经完成的艺术必然凝固化，并非艺术的死亡。艺术永远不可能死亡，只是新的形式总是要超越旧的形式。由此可见，潜入德语语境中去理解黑格尔美学必定有许多新的理解和批判性重建。
三是由于受到中文译本与中文解释者的解释权威，现代中国文艺学缺乏自由探索黑格尔美学新思想的独立意志。由于朱光潜在翻译上的权威性，我们往往习惯于从《美学》译本出发，不再深入黑格尔美学的德文语境中思考，这样，有可能曲解黑格尔美学的问题，单纯在汉语世界中想象黑格尔美学。朱光潜的《美学》译本无疑有着特别的优越性，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新的黑格尔美学译本出现，即使将来有黑格尔《美学》的新译本，如果在德语修养与美学修养方面无法超越朱光潜，也很难指望新的译本可能带来巨大的变化。当然，这并不说明朱光潜译本的无可取代性，在翻译的细部，甚至在关键词的翻译和理解上，一定有更好的译文出现。不过，大多数解释者不想在原始语境中或者在多语境中理解黑格尔美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浅薄的理解。事实上，朱光潜在翻译黑格尔美学时，已经参照了英语译本、法语译本、俄语译本，在世界最主要的几种学术语言中，朱译黑格尔“美学”，无疑显示了思想真正自由的交流的意向。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这种科学取向与科学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在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语境中理解黑格尔美学，但是，这种科学态度值得效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从权威而误读黑格尔美学自身。例如，在黑格尔美学中，“爱作为浪漫派理想”(Liebe als das romantische Ideal)这一问题长期为我们所忽视。其实，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涉及美学的生命本体理解。黑格尔对爱的理解，常常为我们所忽视，“为何有爱”“为何要爱”“何为真爱”“何为泛爱”“何为友爱”“何为博爱”，这是艺术的生命本体论视界，也是艺术的根本价值所在。对此，必须进行批判性解读或创造性重建，因为爱不仅是浪漫艺术的理想，也是古典艺术的理想，甚至可以是象征艺术的理想。爱的理想构成了一切艺术的伟大生命主题，我们必须对黑格尔美学的这一主题进行深度理解与建构。
四、朱译本与德文本比读及黑格尔美学批判重建
如果能直接进入黑格尔美学的德文语境中，那么，我们必然对黑格尔美学有新的发现。如何不带汉语理解的先见而进入黑格尔美学的真实语境中去，这是研究德文本黑格尔《美学》的关键(Hegel 126)。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朱译与德文原本的对照，不断拓展黑格尔美学的新问题域，纠正在单纯的汉语中文语境中想象黑格尔所可能具有的缺陷。如何创造性地理解黑格尔并且为现代中国文艺学提供新的思想启示，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在此，有几个重要的思想主题可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发掘黑格尔美学的新价值，这是我们最需要探讨的问题。在广阔的文艺美学理论语境中，在中西古今文艺美学的自由交流中，文明论的视野、广义的艺术观念、主体性创造确证、自然美学重估，无疑是最值得开拓的黑格尔美学的新价值，也是黑格尔美学批判重建的重要问题域。
第一，建立文明论的美学观念并从文明论的高度重新理解黑格尔美学的世界意义，重新发掘黑格尔《美学》的重大思想价值。在此，可以把黑格尔与维科和斯宾格勒等联系起来，在历史精神与文明形态的想象中探索美学的文明论观念及其可能性。文明自身对美学的影响极为巨大，目前，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界还很少有人直接从文明论出发探索美学的真正价值。其实，黑格尔、维科与斯宾格勒，都是以西方文化艺术史或人类文化艺术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他们都试图在历史与文明的巨大综合中发现人类思想创造的规律。维科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出发探讨了“诗性智慧”对于人类文明重建的关键价值，在维科看来，人类科学的最初起源皆具有“诗性特质”，因此，他借此建构了“诗性智慧”“诗性天文”“诗性时历”“诗性法律”“诗性科学”等等的价值，并由此推断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这是基于希腊神话思想与艺术文化想象而形成了诗性创造性理论(Vico 11-13)。与黑格尔一样，斯宾格勒也关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他发现了神秘文化的历史转变，他把人类文明生活分为“阿波罗文明”“浮士德文明”以及“魔幻文明”三种形态，由此，把握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这种主体性心灵的精神，有其独特的生命价值，他认为，浮士德文明展示了西方文明的没落。黑格尔对人类文明的历史与艺术的演进，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信念，他通过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浪漫精神与心灵的自由品格。黑格尔美学所蕴含的文明论的美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黑格尔对艺术美的强调，就是基于世界艺术与文明生活的历史生活创造。在艺术美观念中，就体现了强烈的文明意识，理想表现为美，理想表现为艺术，这理想就是文明生活的精神本质。从黑格尔美学这一思想主题，重建文明论美学，深化文明与艺术主题的认识，无疑是极有价值的论域。
第二，强调文艺美学类型与文艺美学历史价值的重新想象，重新建立的文艺美学观念，即对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诗歌(包括戏剧诗、叙述诗、抒情诗)的全面理解。黑格尔的诗学观念，至今依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是文艺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从未过时。但是现代中国文艺学主要从“诗的观念”或“文学观念”理解黑格尔，显然，忽视了黑格尔美学的整体性，事实上，只有在广义的艺术观念中理解黑格尔美学才能真正看到它所具有的价值。黑格尔重视艺术的多样性，重视美学的多元化呈现，这种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观念，就是重视人类文明的自由而独立的创造价值。黑格尔的艺术形态论，也是文明论美学思想的主要体现，艺术前的艺术、象征的艺术、自觉的艺术、古典的艺术、浪漫的艺术，无处不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意识与文明意识。文明生活体现了独特的生命意志，它由文明生活的精神价值信仰与文明生活的形式共同体现。艺术构造了文明，文明精神寄托在艺术形式之中，文明与艺术之间构造了独特的精神生活关系。建筑、雕塑、绘画参与文明生活，呈现了文明的艺术视觉奇观。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与绘画艺术，体现了独特的文明生活形式，象征着文明的自由想象。音乐艺术与语言艺术，体现了文明的自由情感想象；音乐的快乐体验与语言的形象体验，展示着最为深邃的生命文明精神，寄托了生命的自由想象力量。因此，黑格尔的广义艺术观念，是现代文艺美学批判性重建批判性重建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黑格尔本来就是文艺美学的真正奠基者，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第三，强调黑格尔主体性自由创造的重新理解，对理解的主观性保持必要的批判态度。“主体性”是黑格尔最重要的思想，也是艺术最重要的精神特性。黑格尔美学的最关键的主题词，就是“主体性”，主体性问题，对于艺术家而言永远不会过时。在艺术家的论述中，黑格尔重视主体性，在对艺术类型与艺术创作的分析中，黑格尔同样强调主体性。创作主体与创作自由的重新理解，主体性精神的价值，在黑格尔美学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证明。由于李泽厚不适当地把主体性问题归入康德哲学和美学的创造性思想，此后，许多学者往往由此出发讨论认知主体性与审美主体性，显然，这是对黑格尔美学创造的严重忽视(杨祖陶12—15)。事实上，黑格尔美学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美学中强调了“主体性”的自由创造价值，而我们在单纯的想象中却完全忽视了黑格尔美学的这一价值。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他并没有基于科学认知的主体性思想。在黑格尔那里的“主体”，是充满自由思想意志的人，它不全是客观的科学思想，而是自由的主体性创造与想象。黑格尔的主体充满了对想象、幻想、意志的认同，这是忠实于审美主体性的主体，只有审美主体才不会过于在意科学的知识的确定性，强调认识内容的主体自由想象。这种主体思想最接受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主体性立场，因此，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体现了独特的文艺认知与审美认知，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无疑，现代文艺学的批判重建必须对此进行深化理解。
第四，重新赋予“自然美”以真正的美学价值，从时代的生态美学观出发对黑格尔美学进行思想的根本纠偏。黑格尔美学坚持艺术美的立场，否定自然美，他的倾向性立场虽然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是，这种排斥自然美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它必须在现代解释中得到纠正。必须认识到，不重视自然美学，并不是黑格尔的高明处，恰好是黑格尔美学的不足处。黑格尔美学在强调文艺美学精神时，有意贬低乃至忽视自然美学，这是黑格尔美学的根本局限所在，也是需要重新正名的事情。自然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自然美本身的力量，已经充分显示出自然美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自然美本身的创造性启示问题，自然美高于艺术美问题，皆值得重新探讨。与其说，黑格尔想否定自然美，不如说，黑格尔只是为了强调艺术美而把自然美从美学中排斥出去。其实，在西方视野中，人们一直重视“自然”，特别是从环境保护的高度理解“自然美”。自然美不是人创造的，而是自然给予人类的恩慈，但是，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美并改造自然美。而且，艺术美忠实于自然美，艺术美源于自然美的启示而创造。事实上，黑格尔也认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正是通过理想而获得自由表达。这说明，黑格尔并非真正否定自然美，而是从创造意义上把“自然美”排除在艺术哲学或审美哲学的思考之外。不过，在今天看来，把“自然美”排除在美学之外，显示了思想的致命缺陷。因此，重新找回“自然美”并在美学中重新探索“自然美”与“艺术美”，寻找文明与生命的自由创造与自由理解，是现代中国文艺学批判性重建的内在主题。黑格尔站在世界艺术史的高度对人类的艺术创造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是，黑格尔并没有预见到自然美问题或者环境问题在未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在黑格尔的时代，尊重自然并保护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科学技术与工业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的过度要求下，自然美问题与环境问题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困境，因此，生态美学应运而生，在生态美学背景下，黑格尔美学的自然美观念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加以创造性改造，而且，自然美的理解与艺术的创造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造了生命与文明的自由交流。
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对黑格尔美学的系统而整体的研究，因为这一工作已经由许多真正的学者们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发现黑格尔美学中的新问题，并对黑格尔美学可能产生的创造性启示进行关注。这就是说，要发现黑格尔美学中的新东西，要丰富黑格尔美学的新理解，而不能简单地重复黑格尔美学的艺术类型学说、艺术美学说、艺术解体学说等。因此，在朱译本与德语本的双重关照中审视黑格尔美学，完全可以重新赋予黑格尔美学以崭新的内容，这样，黑格尔美学才是永远面向历史、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我们需要的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在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在探索的基础上发展，黑格尔美学作为重要的美学思想遗产，必将对现代中国文艺学产生持久性启示。
注释：
①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译出了《美学》第一卷，第二阶段译出了另外两卷，最终分三卷四册出版。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黑格尔：《美学》(1-3)(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
②朱立元对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的研究是直接基于英文译本的读解，而不是基于朱光潜的译本，因为当时朱光潜的译本尚未完整出版。参见朱立元：《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12页。
③李泽厚：《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参见《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5)198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