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是一本由朱小略著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8，页数：5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读后感(一)：外交还是对外关系 —— 在导论中继续争论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这本书，名为导论实则为中国古代外交学之辩。在学术界有些人根本不承认外交是一门学问。我想首先这只是学问的标准不同而已，其次哪个国家都需要专业的外交人才。隔行如隔山，外行之见不必在意。
本书的许多核心内容是在辨析中推进的。首先分辨外交与对外关系两种学科各自截然不同的分野，然后从外交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单位、对象、分期、结构等，最后是史料学的探讨。
首章，作者对外交的定义取萨道义和尼克尔森的观点，即外交是国与国间事务的和平处理，或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关系。这样就排除了国际法领域主权可分与不可分之类的争论。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有两大源头所谓汉学和近代交通史。西方汉学贡献了历史语言学与交通史。交通史经张星烺、向达、方豪拓展为对外关系史。而外交史则起自实务派及同文馆教习丁韪良所作之中国古代公法与外交二书，取新儒学之资源、公法学之路径。梁任公“中国古代无外交”之论为中国外交起自春秋或晚清之争论埋下伏笔。时至今日这一领域已从马化、华尔兹、史学和外交学多条进路中，产生城邦国家与朝贡秩序，清华学派和量化分析等成果。
次章，讨论中国古代外交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帝国研究中以叶理绥、曼考尔文明结构论和中罗政体法律比较的两种路径，都遮蔽了“外交”视角，而中国研究中因丁韪良侧重国与使，主体缺失与“民族”代替国家同样使古代外交失去合法性。
第三章，作者给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一个复杂的定义，“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842年，运用非暴力政治手段，以对等性原则，处理以韩语作为外交语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推广到以非对等性原则，处理汉语作为外交语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和平手段处理那些使用汉文来书写外交文件的古代国家间的事务。” 此后作者据埃利亚斯从货币和语言探讨主权，提出相对独立的货币标志国家概念工具的有效性，普遍用汉文书写类似欧洲拉丁文作为外交语言，中国即特定历史中的一群国家，并引谭其骧指出今日之“中国”为清代之版图概念。进而作者介绍了古代外交学之三层五项，即国际、国家、个人与文书、人员、主体、行为、体系，将古代外交分为上古、拟古（秦汉）、中古、近古、朝贡（明）五期，提出研究目的为求真求善，支撑外交与国关的思想。
第四章，作者指出史料的基础作用，引冯友兰史料说，史料范围则谈及出土、外国、传统文献，特别是类书、三通等，并分述历代史料，书后之半册则为春秋五经史料汇集。
详观本书，应为学术晋升创作，主要内容应基于若干论文及教学材料。因此材料安排颇有深浅不一处，前重而后轻之处。全书的好处在于广征博引，将“古代外交”概念存在的争论充分的展示出来。
私心完全同意梁启超以降的史学派观点。认为对中国古代“外交”资源的整理，不妨直接采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史学框架。孔子说，名正则言顺。就“外交”一词而言，实在是西方现代后起之物。因为国家、主权、国际秩序这些西方近代的地域概念，放到中国的不同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就很有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实本书中一到结论处，便无处不表现出此种困难。冯友兰曾说，古代学问有两种写法，一是照着写，一是接着写。就是山海经和匈奴列传之类的写法。其实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办法，第三种办法按陈寅恪所说，就是中体西用，揉着写。比如用种族视角写唐代旧史。第四种，就是套着写。套着写的话，当然也能写出来，但肯定是削着写。要是舍不得削着写，那就还是要注着写。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古代当然有国家，国家自然有对外交往。但这外交一定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东西。非要从现代政治学或者国际法的视角出发，那只能是各取所需，舍弃了许多事实乃至整体，必定要处处勉强，步步唯艰。虽然把古董整理好了放在书房里，却已经完全是现代人的趣味。对于书中货币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分期和史料一章等，也有些不同看法兹不缕述。
本书所希望论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和外交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是篮子都能采蘑菇，是为了做菜还是为了研究生物群落，所见景象的必定不同，因此也只能说上面这些话只是一个外行读者的肤浅偏见了。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读后感(二)：一本书带你入门中古外交史，一部全面严谨的专业著作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外交的专业性著作，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青年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朱小略。 第一章开宗明义，学科全名是“中国古代外交”。“外交”是一个严谨的称呼，关于涉外活动，还有“外事”“对外关系”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外交”特指各国的中央政府处理各国关系的活动，严格对应英文中“Diplomacy”一词。“国家”与“中央政府”有严格的内涵。对外关系对应的是“Foreign Affairs”，除了中央政府，各权力机构、地方机构、政治团体之间都可能存在广泛的和正式的跨国合作关系。核心差异是主体的不同，只有两国的中央政府之间展开的对外活动才是“外交”，其他的都是“对外关系”。 我国的外交部英文译名是“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一是与国际惯例接轨，“Diplomacy”一词限定了外交部的职能，二是与新中国灵活多样的“对外关系”息息相关。“外交”是“对外关系”框架下的一种极正式的活动，“对外关系”则更为广泛，包括经济援助、国际合作等涉外活动的统称。
随着时代的变化，“外交”的内涵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外交是专属于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吗？ “国家” 和“外交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外交活动的核心，外交应围绕具有职业素养的职业外交官展开。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活跃，使外交逐渐从双边关系发展为多边关系，政府间关系发展为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网络关系体。国际组织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在贸易、市场和技术转让等领域，成员国可能赋予国际组织一定程度的代表权；在国家安全、防务和海外军事协同问题上，奉行追随政策和集体安全思想的成员可能让渡给国际组织更多权力。而另一些国际组织并没有代表成员国的权力，比如联合国大会决议对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成员可以自主退出某些协议而不至于遭受额外惩罚。传统外交学研究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思路受到新现实的冲击。 国际组织在外交中的角色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国际活动中，履行不同职能。有时仅作为多边外交的平台，而在经贸合作、技术转让与军事合作等问题上，是一个国家与得到充分授权的国家组织所展开的一对一谈判，在这种情况中的国际组织是以“国际人格”的身份来活动的。 除国际组织参与的外交活动之外，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有别于传统外交的外事活动也被纳入了外交研究的视野。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国情与影响（国外）公众，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形式。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对对外关系史的独特贡献，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所导致。民间团体通过民间交流合作的方式，推动国家关系正常化，随着国家间顺利建交，民间外交发展为成熟的非政府间交往活动。 无论传媒、政界或学界都将“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列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也揭示出“外交”和“对外关系”之间的分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外交行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时期的外交研究明显受到当前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影响。
本章接着回溯了外交的理论与历史渊源，以及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与中国古代外交的区别等。第二章讲述“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理论影响，第三章就“中国古代外交”的定义进行具体阐述，第四章讲述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学，最后是对传世文献所载春秋外交史料的附录。 本书史料扎实，抒写严谨，是一本严肃的中国古代外交学专业著作。适合对中国古代外交或对外关系有兴趣的人阅读，收藏。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读后感(三)：《中国古代外交导论》：驳“中国古代无外交”论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朱小略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21-10 /
文丨云海
今天我们对“外交”并不陌生。说起外交，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各种各样的外交场景：两国元首友好的国事访问；外交人员在谈判桌上的交涉谈判；还有当年“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等等。外交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也不乏“交往”活动。远到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到宋代签订的檀渊之盟，再到晚清被迫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都能看到外交活动的身影。
然而，“外交”却是直到近代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形成才诞生的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外交更是一个舶来品，是英文“Diplomacy”一词的汉译。正如朱小略博士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所指出的，现代语义的外交，直到晚清时才出现。1866年，恭亲王奕忻在请奏中“（陈述）内治、外交各种利弊……”，使用了现代意义的外交，被视为“Diplomacy”与“外交”的正式结合。
恭亲王奕忻（照片拍摄于1872年）
在此之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外交”实际上是一个极为贬义的词语。“外交”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子》和汉代的《礼记》。《墨子》的《修身》篇中讲到：“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这里的“外交”，实际上特指姻亲关系中的异性，跟现代语义的“外交”几乎没有关系。汉代《礼记》中记载：“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此处说到的“外交”虽然与古代的通使相关，却是一个贬义词，真实意思是出使期间以私人身份与他国君臣交往，这种行为在古代被认为是“贰君”，历代统治者都会将其上纲上线为谋反之罪。所以，即使到了清代，按照律例，违犯“人臣无外交”的人，是要被治罪的。
不仅词义上古今迥异，自近代以来，学界普遍否认中国古代有外交关系。从现代意义的“外交”的本质上来说，外交是“对平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是一种横向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没有外交”论的根本依据，是古代天下中没有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只是王权的延伸。如徐中约就判定古代王朝只有藩务和夷务，而没有外交关系。
签订《马关条约》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古代外交，谈的是什么？朱小略指出，中国古代外交，本身就是一门“非常规”的交叉学科。这项始于一百年前国际法学界的研究，迄今仍未完全完成其学科建设。《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一书，被认为是当代外交学界中，中国古代外交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朱小略指出，尽管现代语境下的“外交”是后起的概念，但《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典章制度、盟约遣使、对外政策等外交现象却古已有之。学界使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古代的政治活动，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而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对象，是两个或多个具有对等性特征的政治主体之间展开的官方往来。
书中，朱小略在回顾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学科缘起，阐述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理论影响，以及讨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定义之后，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结构、对象、历史分期、研究目的、史料学原则等一系列理论建构。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323窟）摹本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开山之作，该书不乏创见。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节是，关于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分期，朱小略提出了“五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上古时期（前770-前221年），其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以及“中国”群体的形成。第二阶段是拟古时期（前220-581年），朝鲜和倭国首见于史录，而以隋朝的建立而终结。第三阶段是中古时期（581-979年），其标志是日本易名，大规模派遣遣唐使；中原王朝与阿拉伯帝国、吐蕃政权、西域诸国等政权之间的密切往来。第四阶段为近古时期（960-1368年），其标志是契丹、女真、蒙古、吐蕃、西夏等诸多政权与汉人王朝的交往，以及蒙古政权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第五阶段是朝贡制度时期（1368-1842年），其标志是东亚地区朝贡制度的完成。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指出，该项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求真”“求善”，也即从古文典籍中求证古代外交的真实面貌，并从中汲取古代外交智慧，进而演绎出外交学领域的“中国学派”；二则是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进行理论铺垫。对外交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到诸多前沿的知识和观点。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读后感(四)：“求真”与“求善”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历程与反思
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更是构成古代政治、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及对外关系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有可靠史料支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活跃，在1982年成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上，学界也达成共识：历史上的中国并非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亚细亚孤儿，而是一个与域外有着2000多年交流关系史的伟大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朱小略先生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外交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一书中，他通过大量翔实史料的旁征博引、分析论述和对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之间的相互佐证，完整、清晰地呈现出从“外交”实践到理论建构的过程，以及跌宕曲折的中国古代外交史。
其实对于“外交”一词我们并不算陌生，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书籍文献当中，可以说关于“外交”的讨论既是专业著述的研究，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若是真要问起什么是“外交”？如何分析和看待外交关系？中国外交又曾经历过怎样的嬗变？很多人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况之中了，而朱小略的这本《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恰是让我们可以“知其所以然”。
既然谈论外交史，那么首先要清晰解释何为“外交”，作者认为，“外交”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称呼，它所涉及的关系对象和主体都有着极其严格的内涵——只有两国的中央政府之间展开的对外活动，才能称为“外交”，其他的都应当归为“对外关系”。与此同时，“外交”所围绕的是“国家”，而不仅限于“主权国家”，认识清楚这一点对于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
实际上，“国家”理念的诞生甚至远远早于“城邦”，而“城邦”又远远早于“主权”理念，“城邦国家”与“早期国家”理论的出现，无疑为外交学研究在时间上的纵向拓展提供了可行性，历史维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学科架构成为“中国古代外交”这门学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中国古代外交”在时间上又是如何界定的呢？书中给出这样一个概念：时间跨度从见于史册的上古延续至1900年左右，即所谓的“古代中国”。其中，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所包含的“海外汉学”部分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历史语言学与中西交通史这两件宝刃。
从先秦至明清，我国古代外交制度逐渐建立、扩大，然后转型后又有所衰弱，直至发展成向近代外交模式转变的日趋成熟的外交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城邦国家”和“朝贡制度”理论相继出现，相较于更适用于海外汉学研究理论、对封国间扁平状结构进行假设的“城邦国家”理论而言，“‘朝贡使团’说由于同时兼顾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理论成果与外交学的既有框架，很快成为当代中国外交遣使研究的首要对象”，国内史学家曾指出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少数民族部落的外交体制，主张“四夷顺而中国”。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古代外交本身就是门“非常规”的交叉学科，它的对象是抽象的，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关的，海外汉学研究当中的一些理论、以及对于概念机械嵌套的固有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其实并不适配，譬如“帝国”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就形成非常明显的遮蔽。
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学界也存在着诸多讨论，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外交中，是没有国家主体的。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下，“中国”是一个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却是一类地区秩序，是东亚文明制度的代称。梁启超认为“以中国为一个国家也好，或多个国家形成的地区秩序也好，所倚重的，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中国古代并没有实存的“国家”，相当于彻底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国家”的假设；梁漱溟则强调，作为思想工具与政治概念的“国家”是舶来而非原生的；吕思勉也曾指出，“古所谓国者，亦与今异。其存亡，以有采地以奉祭祀与否为断，而不以土地主权得丧为衡”。
学界对于国家实体的质疑使得“民族”的概念和论述一时成为主流，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设置了很大的理论障碍，“以民族志立场，合华夷之辨”，汉人中原王朝与各国的关系就被单一地归拢为非华即夷，这显然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正向结合产生了极大的阻碍，关于“何为中国”的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激化，通过长久以来的研究和分析，对于中国古代外交这一学科中的“中国”而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不是指一个立足于中原的统一王朝，而是特殊时期一个区域中带有某一突出共性的国家群的总和。
从这些历史实证当中也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古代外交问题的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可供思考和反思之处，譬如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发展的遮蔽，对于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存问题的忽视，分析性研究力量的孱弱等现象，这些不如之处也时时提醒着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中寻求突破，这也正表现出了朱小略老师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所阐释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目的：“兼顾历史之‘求真’与社会科学范式之‘求善’，同时支撑起中国外交思想与中华经典经典视域下国际关系经典概念等研究的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