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一本由[美]亨利·詹姆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双封面图书，本书定价：89.00，页数：6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位女士的画像》读后感(一)：所有人的画像
花了很长时间把它看完，文字是细腻的，描写心理也是非常详细，还会带一些生动的比喻。但总体看上去比较费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玛丽苏女主遭到pua男和女朋友的陷害的故事。
首先来说说女主吧，她前期的命运是很好的，周围人对她的呵护支持，她从未涉事过生活的恶，她的未来的一切都充满幻想。她的表哥也希望用财产帮助她实现这些幻想。但到了后期，她的性格大部分都磨灭了。开始谨慎言语，遵从男权，婚姻带给了她的这些改变。
再对于奥斯蒙德，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伪装者，他伪装的东西征服了伊莎贝尔和梅尔夫人，他用所谓的高尚去掩盖自己内心的世俗，他控制身边的所有人女性，维护心中那一点所谓的传统。他不知道爱是何物，但却能把婚姻玩弄于掌心。
我最喜欢的是第四十二章，这章对女主婚后的内心活动写的非常好，这也是被pua后的心理写照。
但我对结局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她还是回到了罗马，她为什么推开古德伍德。最后的场景留给了古德伍德，是因为他的存在可能以后还会有作用？
没想到，即使是家庭背景好，财富自由，性格好的女生还是难以遭受pua……到底是哪一环节出现了问题？
《一位女士的画像》读后感(二)：分析型小说
我认为称它是分析型小说应该很恰当，就像作者在观察剖析以女主为主的这些人物，有一种科学的感觉在里面。因为偏重解剖，篇幅免不了过长，语气也因为审视的视角而呈现一种真实的高傲，但很奇怪的是，其实并不太惹人厌烦。(尽管我还是以很快的速度在略看，因为我没信心和耐心看那么长的一部小说。) 联想回标题，作者实在精确，整部小说恰恰就像一幅细致的画像，所有细节都无所遁形。它就在那儿供人们查看，画已经画出来了，观众看见的是什么，评价的是什么，也就由着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了。 另，听闻作者是心理分析的大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心理分析和普遍以为的心理描写并不一样，怪不得说他开创了先河。想起作者似乎受莫泊桑影响很深，难怪写作像科学解剖一样，莫泊桑就是继承的科学实验风格吧。(非术语，乱说而已) 又另：这么多人把它当言情小说看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一直在纠结女主玛丽苏或者婚姻择偶问题之类的有点无语。
与其说描写的是婚姻不幸，不如说是描写了一个不谙世事、纯洁高贵的「人」遭受到险恶社会侵害的悲惨命运。最大的悲剧在于，她虽然聪明，却不通世俗现实，理想和社会之间原来是割裂的。婚姻不过是一个表现形式，因为女性(尤其是当时的女性)，其命运转折点几乎一定是落在婚姻上面。
至于大家都爱女主的玛丽苏问题，书中多次提到女主和普通女孩的天渊之别，在女主鹤立鸡群的情况下，持有平等尊重观念的绅士们肯定会更喜欢有共同话题心灵相通的女主啊，难道观众们都不爱优秀的人偏爱普通人？挺离谱的，这也算玛丽苏，我只能说说这话的人脑子不清醒。
《一位女士的画像》读后感(三)：爱上渣男怎么办？
45 爱上渣男怎么办？
---《一位女士的画像》
作者：亨利·詹姆斯
闺蜜家吃完晚饭，借着酒精的作用，她重提起已经分手四、五年的前男友。这次她讲了一些很细节的经历。我才终于清楚：这男的当初脚踩两只船，欺骗感情。虽然闺蜜对他已经没有了感情，还是能从她言语里显现些许痛苦。
亨利·詹姆斯的著名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讲了一个关于女人成长的故事。女主是一位被渣男欺骗、被朋友套路、在爱情里挣扎的典型代表！
01
女主伊丽莎白年轻貌美，有学识，有教养，只是原生家庭没有太多钱。父母双亡后，她被姨母带出美国，住进了伦敦郊外的一所“花园山庄”。她拒绝了英国贵族沃伯顿和美国富商戈德伍德的追求。她的表兄拉尔夫也同时在暗恋她。可惜的是，拉尔夫得了绝症无法结婚。他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将巨额财产留给表妹，认为富足的经济可以为表妹带来幸福生活。
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崇尚英国、欧洲文化。
伊丽莎白结识了一位高雅华贵的梅尔夫人，她非常崇拜这个女人。后来在这位夫人的引导下，他们一起欧洲旅游。在意大利时，她认识了所谓的艺术家奥斯蒙德。这位艺术家绅士、斯文，成功地引起伊丽莎白的注意，虽然这个男人还有一个女儿，即使遭到周围人的警告和提醒，女主执意嫁给了艺术家。
婚后，伊丽莎白与丈夫的女儿帕拉相处很好。因为继女与贫穷青年相恋，遭到丈夫的无情打压。她逐渐发现丈夫自私、狠毒以及伪善，最终丈夫将不听从婚嫁的女儿赶进了修道院，对所有讲请的人恶语相向，包括伊丽莎白。帕拉对伊丽莎白非常依恋，恳请她帮助自己摆脱“控制”。可是，伊丽莎白努力了之后，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之任之。
更糟糕的是，伊丽莎白发现了梅尔夫人是自己丈夫的情人，而帕拉是他们的女儿！虽然婚姻痛苦，伊丽莎白为了面子，在外人面前强颜欢笑。直到自己的表哥去世，她才醒悟“觉得是时候结束了”，回到丈夫那里……也许是离婚，也许是分居，结局未知。
02
女主伊丽莎白是亨利·詹姆斯塑造的“完美”女性角色之一：她拥有美貌，爱读书，有智慧，思想独立，绝不是“傻白甜”。可是，她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她有非常强烈的我执、自以为是的心理和极强的自尊心。
女主先后拒绝了几个男人的求爱，英国贵族、美国富商还有自己的表哥。让人费解的是，她却没有拒绝表哥为她安排的财产。
自傲往往伴随着自卑，也许，女主潜意识里是自卑的；加上她爱读书，对爱情的向往过分理想；周围人都对她很友好，有点保护过度了，所以她的个性里有任性，有反叛。
她的丈夫同样清高、一样赤贫。她经历过这个男人的囧境，内心的圣母情结被激发了。加上好友梅尔夫人的撺掇，于是认定艺术家才是她的理想型。既然她有实力弥补二人金钱的不足，为什么不能找个心理上持平的男人呢？
暗地里，这个艺术家也早已在梅尔夫人的“指导”下，掌握了女主的心理和性格，所以每次出现都可以摄得她心。
他们的婚姻越不被看好，两个人越有动力在一起。
当女主发现真相以后，没有立即离开她的丈夫。之前性格果断的女人，这个时候变得犹豫了？婚前，每每有人劝她放弃艺术家的时候，她总是能够说出一番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现在，她的自尊心作祟，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想象众人知道了她失败的婚姻以后会如何看待她。
不知道生活中有多少女人也像伊丽莎白一样，强撑着自己支离破碎的婚姻。
03
我还认识一个姑娘，她30+还没有谈过恋爱，有样有貌有钱。初恋就遇上了体贴入微的男人，同样帅气、有钱。真正的门当户对！女人有些犹豫，但是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在父母的催促下，两个人结婚生子。孩子一岁多时，女人发现了对方出轨迹象。沟通无果、吵闹无休，男人开始不遮盖地出轨了。最终，女人带着孩子离婚了。
很多人说，如果一个女人30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确实可怕，只是更可怕的是她不了解什么是爱？婚姻为何物？怎样判断一个男人适合不适合自己？怎样判断一个男人到底是不是真心？
这个女人因为父母催促，加上社会的压力，草率结婚。本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命天子，嫁给了爱情，不曾想也没有逃过“俗套的剧情”。
04
刘墉在《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十多年来，我也看过许多家里最被宠爱的女儿，只因为家里管得严，没交过男朋友，于是莫名其妙地遇到一个，就坠入情网，就不能自拔，就陷落一生。
现在，教育部要求初中设置心理学课程，高中安排卫生知识课程，大学生们要上如何恋爱的课程。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两性关系其实是人际关系中最难的。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学习如何与对方相处，因为异性才是自己的第一个合伙人！
当然，生活中女人“虐待”男人的例子也不鲜少。
希望他（她）们能够像伊丽莎白一样，在一番醒悟之后，及时止损，果断终结关系。
即使在受伤之后，还有勇气再追求属于自己的感情！
《一位女士的画像》读后感(四)：《一位女士的画像》，修订与结尾的艺术
原载99读书人微信公众号“小说耳朵”栏目，撰文：巴奴日。
小说约等于结尾的艺术。在其虚构理论著作《结尾的意义》（TheSenseofan Ending）里，弗兰克·克默德说的大约就有这个意思，而在朱利安·巴恩斯以此书为致敬对象创作的那部同名小说里（中译本译名为《终结的感觉》），结尾对于前面整个故事走向的颠覆作用不言而喻。
在他们之前，1907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当六十多岁的亨利·詹姆斯为筹备一套小说作品精选集（即后来的“纽约版”）的出版，开始着手修订自己早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时，对于小说结尾的重要性，以及它可能对整个故事所产生的巨大颠覆效应，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可他还是决定改写这部小说的结尾。
《一位女士的画像》写成于1880年，亨利·詹姆斯时年37岁。1880年10月至1881年11月间，这部小说以连载形式首次发表于英国《麦克米伦杂志》。1881年6—9月间，亨利·詹姆斯以上述连载版为底本对小说进行了修订，随后将其送交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该版本于同年10月推出。二十多年后，亨利·詹姆斯决定对这部小说进行全面修订。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他改写了这部小说的结尾。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美国姑娘伊莎贝尔父母双双亡故，她来到英国投靠姨妈，并从姨父那里意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在先后拒绝美国富商卡斯帕·古德伍德和英国勋爵沃伯顿的求婚后，伊莎贝尔看中了侨居意大利的美国艺术鉴赏家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并不顾亲友、尤其是深爱着她的表哥拉尔夫的劝诫，一意孤行嫁给了奥斯蒙德。婚后不久，伊莎贝尔意外发现这场婚姻是个骗局：奥斯蒙德早已与他人有染，并育有一女，娶伊莎贝尔不过是觊觎她的财产。此时正值其表哥拉尔夫病危，伊莎贝尔引而不发，以探望表哥为名离开丈夫前往伦敦，并在后者去世后继续滞留伦敦。之前曾追求过她的那位富商卡斯帕·古德伍德，听闻此事后赶到伦敦向其表白，劝她离开丈夫，与自己生活，遭到伊莎贝尔拒绝。第二天，古德伍德再次赶到伊莎贝尔在伦敦的落脚处、其闺中密友亨丽埃塔·斯塔克波尔的住处，要求面见伊莎贝尔。亨丽埃塔告知古德伍德，伊莎贝尔已离开伦敦返回意大利。
小说的最后一幕是，听闻伊莎贝尔已经离开、备感伤心失望的古德伍德转身欲走，亨丽埃塔拉住了他，请他等一等。
亨利·詹姆斯改写的就是这最后一幕。改写量不算大，如果按中译文字数统计，不过是在1881年单行本结尾基础上增加了98个字符，可这98个字颇有些改天换地的意味。
1881年初版结尾是这样的：
而1907年“纽约版”结尾是这样的：
上面加粗文字便是1907年修订版新增的那98个字符。在1881年初版的结尾里，亨利·詹姆斯为这个故事保留了最后一丝悬念：亨丽埃塔之前有可能在撒谎，伊莎贝尔可能并没有走，而是此刻正隐身于那扇半掩的门后。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古德伍德有可能成功了。而在二十多年之后，在1907年“纽约版”的结尾里，亨利·詹姆斯亲手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对晚年詹姆斯而言，可能性不复存在了。就像他在短篇小说《中年岁月》（收录于《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精选2》）里借主人公、作家邓库姆之口所说的那样：“第二次机会——那是妄想。世间唯独只有一次机会，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古德伍德所有的，我们所有的，唯有耐心。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部小说同时存在两个结尾。
以下就是《一位女士的画像》的结尾部分和它的两版结尾段落对比，译文引自2020年9月由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陈丽、郑国锋译本，其所用翻译底本为1907年“纽约版”，1881年初版结尾原文则引自“美国文库”版亨利·詹姆斯全集（对，鼎鼎大名的“美国文库”在收录这部小说时采用了1881年初版，而非1907年作者钦定版）。
《一位女士的画像》（节选）
[美] 亨利·詹姆斯 著 陈丽 郑国锋 译
起初她觉得，听到自己刚才那些话，古德伍德一定会暴跳如雷，可一会儿过去了，他却安静得出奇。他想证明自己头脑清醒，一切都想清楚了。“我打算阻止你，而且只要你愿意听我一次劝，我觉得自己可以办好这件事。你想着要回到痛苦中去，要张开嘴巴呼吸那有毒的空气，这太荒诞了。丧失理智的是你；相信我，让我来照料你吧。幸福就在我们眼前，唾手可得，我们为什么不要？我永远都是你的——永永远远。我就这个想法，绝不更改。你还顾虑什么？你没孩子，否则那可能是个障碍。现在你没什么可考虑的。你一定要挽救自己的生活，不能因为一部分已经失去了，就全都不在乎了。要是谁认为你会顾及那些表面的东西，顾及人们的闲言碎语，顾及这个世界无休无止的愚蠢，那对你是一种羞辱。我们和这些没有关系，绝无瓜葛，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待一切。离开罗马是你走的重要一步，下面就没什么了，顺其自然好了。我站在这里，我发誓，一位上当受骗且饱受磨难的女人，只要对她有所帮助，她做什么都情有可原，哪怕走上街头！我知道你多么受伤，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没问题。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欠谁什么吗？妨碍我们的是什么？这样的事情，别人有什么权利干涉？这是我们俩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怎么定就怎么定！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在痛苦中毁灭？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畏惧？我从不知道你怕过！只要你相信我，你就不会失望！整个世界就在我们面前——而且是个广阔的世界。对此我是知道的。”
伊莎贝尔发出了一串低低的哀叹，显得很痛苦，古德伍德的不断催逼似乎伤到了她。“世界很小。”她漫无目的地说，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示她反对。她说的时候漫无目的，只是想听到自己在说话，但这并不是她想表达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它像是一片汹涌澎湃的大海，在她周围向各个方向延展，而她在深不可测的海水上漂流。她一度需要帮助，而现在帮助来了，乘着一股激流来了。我不知道古德伍德说的话她是不是都相信，但当时她相信要是让他拥自己入怀，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好的事。一时间，这样的想法让她痴迷，而且她感觉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她似乎在踢蹬着双脚，好让自己停下来，找个可以立足的地方。
“来吧，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把一切也给我吧！”伊莎贝尔听到对方大声说。他突然放弃了争论，而他的声音刺耳、可怕，似乎是从一片混沌不清的声响中透过来的。
不过这些，正如玄学家们所说的，当然只是主观的意识。混沌不清的声响，汹涌的大海，诸如此类的一切，都存在于伊莎贝尔自己那眩晕的脑海里。片刻之后，她意识到了这个。“你一定要帮我个忙，”她气喘吁吁地说，“我求你走开！” “噢，千万别那么讲，别折磨我了！”他恳求道。
伊莎贝尔双手紧握，眼睛里溢满了泪水。“要是你爱我，可怜我，那就请离开我吧！”
暮色中，古德伍德愤怒地看着她。紧接着伊莎贝尔感到他将自己拥入了怀中，双唇贴在了自己的唇上。他的吻就像白色闪电闪过，蔓延，再蔓延，最后停留在那里。他严酷、倔强的男性特征让她很抵触，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举止咄咄逼人；在他吻她的时候，她似乎又感到了这一切，它们与他的拥抱融为了一体，那么强烈，那么特别。她听说那些海上遇难的人也是这样，沉入水下之前会看见一连串的幻象。不过，随着夜色再次袭来，她自由了。她看也不看，立刻就从长凳那里跑开了。从房屋的窗子里射出的光线，远远地洒到了草坪的另一端。在极短的时间里——尽管距离还是有一些的——她已经走出了黑暗地带（这是因为她什么都没看到），来到门前。直到这里，她才稍作停息。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听了听，然后把手放在了门闩上。她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现在她知道了：一条笔直的道路出现在她面前。
两天后，卡斯帕·古德伍德敲响了温坡街一座寓所的房门，这是亨丽埃塔·斯塔克波尔租住的一套带家具的住所。他的手刚从门环上移开，门就开了，斯塔克波尔小姐本人出现在他面前。她戴着帽子，穿着外衣，正要外出。“哦，早上好，”古德伍德说，“我想找奥斯蒙德夫人。”
亨丽埃塔没有马上回答，让他等了一会儿，但即便是一言不发，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脸依旧满含深意。“请问，是什么让你认为她在这儿？”
“我今早去了花园山庄，那儿的仆人对我说她来伦敦了，他认为她到你这里来了。”
斯塔克波尔小姐又让他等了一会儿，但这完全是出于好意。“她昨天来的，在这儿住了一晚，但今天早上她动身去罗马了。” 卡斯帕·古德伍德没有看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前的台阶。“哦，她走了——？”他结巴着说。话没说完，也没有抬头看，他就僵硬地转过身去。他也只能这样。
[1881年初版结尾]
亨丽埃塔已经走了出来，随手关上了门。她伸出手，抓住了古德伍德的胳膊。“听我说，古德伍德先生，”她说，“你等一等啊！”
听到这话，他抬起头看着亨丽埃塔。
Henrietta had come out, closing the door behind her, and now she put out her hand and grasped his arm. “Look here, Mr. Goodwood,” she said; “just you wait!”
On which he looked up at her.
[1907年“纽约版”结尾]
亨丽埃塔已经走了出来，随手关上了门。她伸出手，抓住了古德伍德的胳膊。“听我说，古德伍德先生，”她说，“你等一等啊！”
听到这话，他抬起头看着亨丽埃塔，而从她的脸上，他才发现她的意思只是他还年轻，这使他有些反感。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古德伍德，可也给不了他太多安慰；但在这个瞬间，他好像一下子年老了三十岁。她陪他离开了那里，却似乎也给了他保持耐心的钥匙。
Henrietta had come out, closing the door behind her, and now she put out her hand and grasped his arm. “Look here, Mr. Goodwood,” she said; “just you wait!”
On which he looked up at her—but only to guess, from her face, with a revulsion, that she simply meant he was young. She stood shining at him with that cheap comfort, and it added, on the spot, thirty years to his life. She walked him away with her, however, as if she had given him now the key to patience.
《一位女士的画像》读后感(五)：低矮天空下的稀薄羽翼——《一位女士的画像》的自由伦理及困境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萧红
一．“自由”主题的多重内涵
亨利·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1908年修订版的序言中提到，这是一位纯粹的少女“在世俗常规的磨盘里遭受无情碾压”的故事。创作伊始，最初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是情节，而是“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而本书的情节和陪衬人物都是为了突出人物（这位“纯粹的少女”）与“主题”，并且援引艾略特的话：“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地传下去。”[1]
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理查德·波伊亚尔指出《一位女士的画像》是“加于个体经验之上的种种社会限制和纯真的天性所抒发出的自由行为与理想之间的斗争”，还认为伊莎贝尔的形象刻画中明显带有爱默森个人主义哲学和自由观的色彩。理查德·伽斯在《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中也点出了伊莎贝尔这个人物形象与美国超验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据此《一位女士的画像》被伽斯划入了美国小说中“浪漫传奇”这一流派，因为小说所表现的是“一种在超验层面上处于孤立状态的自我”小说中“善恶冲突都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抽象冲突”。[2]
这是一个充满了丰富的心理活动、深思、矛盾的故事，伊莎贝尔全部的“浪漫冒险”仅仅只是从美国踏入欧洲，人物精神层面上的波澜高于她在现实情节中遭受的冲突与风浪，故小说富于心理现实主义特色。伽斯对小说主题的定义可使读者联想到斯宾诺莎所言：“假如人们生来就是自由的，则他们将不会形成善与恶的观念。”[3]——这正是一位“纯粹的少女”追寻自由，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观念”的故事。
在女主人公初登场的章节中作者通过杜歇夫人的信侧面描述她为“颇能自主”（independent），又通过伊莎贝尔本人之口直接点明：“我十分珍爱我的自由”（liberty）。值得一提的是，伊莎贝尔自己所珍重的自由（liberty）在原义上更接近政治范畴，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譬如小说中的亨丽埃塔·斯托克波尔在与杜歇夫人争论中所强调的那种美国式自由。而杜歇夫人口中的自由（independent）则更接近一种实用的自由，相对于纪律而言，譬如她严厉地教导伊莎贝尔不可在没有长辈陪同的情况下与绅士们夜谈。其实这种“自由”在杜歇夫人眼中甚至是不必要的，真正的欧洲淑女应该如同沃伯顿勋爵的姐妹与在修道院长大的潘茜，这体现出当时的欧美在文化上的差异——詹姆斯早期小说所采取的“国际化情节结构”正是这样在本文中体现，并且在逐步推进中获得了更具现代性的哲学意涵：相对于必然而言的、斯宾诺莎定义的哲学上的自由，以及相对于责任而言的、伦理学上的自由——蕴含在文本的深层次当中。
小说的第一章描绘的是一场英式下午茶，伊莎贝尔从单调阴沉的美国奥尔巴尼大宅进入复杂开阔的花园山庄，与此同时，她也踏入了英国层次分明的阶级社会，这必然伴随着部分自由的丧失。她是在爱默生个人主义哲学孕育之下诞生的美国女子，因为无法忍受学校的纪律，渴望自由（independent），她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同时她几乎无限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仅将社会作为她自己想象力与好奇心驰骋的试验场。小说中伊莎贝尔与默尔夫人探讨这个问题时，默尔夫人是这样定义一个人的存在：“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男人或女人，我们都是由各自的附属物组成的。我们所谓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终结？它只是在所有从属于我们的东西中间来回流动罢了。我认为我的着装就是我的价值之一，我十分尊崇物质！一个人的自我——对他人而言——就是他的外在表现，他的屋子，他的家具，他的衣装、他读的书以及他的社交圈——这些都是外显的。”——个人的存在就是由社会地位与阶级两个维度确定下来的，这很接近马克思·韦伯的看法，而伊莎贝尔的想法却恰恰相反：“我知道事物无法取代我自身。我拥有的东西不能构成衡量我的尺度，相反，它们是限制、障碍、一种完全随机的东西。你口中我们选择穿上的衣服无法代表我个人，但愿如此吧，它们绝无法代表我！”[4]。这是一种绝然的个人主义，无疑，伊莎贝尔的心灵是高贵而赤诚的，地位与阶级的影响在她身上几不可见，她亦没有被社会异化为“逃避自由”的个体。
根据弗洛姆从心理机制角度对“逃避自由”定义：对孤独的克制、对世界的憎恨和使个性的丧失，恰恰接近小说中拉尔夫的处境。疾病使得他丧失了在阶级社会原本的位置，他无法继承父亲经营的银行，默尔夫人尖锐地指出:“看看可怜的拉尔夫·杜歇吧，你们称他为什么？幸亏他有肺痨，我认为那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他才有事可做，肺痨就是他的职业与位置。”[5]他在现实中找不到“自我”，便开始佯狂与愤世嫉俗起来。但在伊莎贝尔身上，恰恰是对这种现实“位置”的不敏感甚至轻视打动了他，好奇心使他想要看到伊莎贝尔究竟能走向何处，并对她的这种赤诚付出无私的爱与支持。
此外，伊莎贝尔的自由观是随着小说进程不断发展的。最初她秉承的似乎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喜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只有：忠告、指教、劝说和远而避之。”[6]被外界约束、规定是绝对不可忍受的，虽然这种基本的自由观其实是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共识，但实际上也因人而异地存在着微妙不同。比如杜歇夫人不看好奥斯蒙德与伊莎贝尔的婚姻是因为奥斯蒙德：“在这个世界上一文不名，只有十几二十张古画和一个可能教养不太好的小女儿。”[7]尽管杜歇夫人的婚姻观充满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但她依然没有以中国封建家长的形式来安排伊莎贝尔的婚姻。从实用角度来看，她的干预确实可以避免伊莎贝尔落入婚姻陷阱。但是，秉承个人主义者泾渭分明的权责意识使她没有进行干预，也没有给伊莎贝尔适当的教导，后者也宁愿坚持忍受自由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也不愿意“被选择”。这是一位伊莎贝尔作为一名个人主义的自由者自尊与傲慢并存的两面。
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伊莎贝尔逐渐在被设计的婚姻中清醒过来，但她在真相与古德伍德抛来的橄榄枝面前却不为所动，毅然决定回到仅剩下外壳的婚姻当中。评论者对此表示不解，认为：“《画像》的结尾纯粹是出于与艺术有关的不可知论给预期的结果投射了一束奇怪的光”。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詹姆斯“让他的人物什么也不做，或者让他们做点什么却又没有合理的动机”认为阿切尔是一个“事实上很自私且冷酷无情的年轻女子，她那么做事似乎世界就是为了满足她的想象力的需要而安排的。”[8]然而，事实上作家在伊莎贝尔身上寄托的自由观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成长与升华。
二．婚恋外衣下成长的自由观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婚姻与爱情并非处于同一个天平之上，很难确切地解读出主人公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关系。譬如沃伯顿勋爵对于伊莎贝尔时间跨度极长的追求，他的爱情其实没有足够的动机，用勋爵自己的话所言：“爱是不需要理由的”，作者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中赋予的抽象意义高于生活逻辑上的意义，勋爵的求爱只是象征着踏入世俗阶级的大门始终向伊莎贝尔敞开，但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选择。在第十四章伊莎贝尔拒绝勋爵的求婚时，她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伊莎贝尔）：‘如果我嫁给你的话，我就不能逃脱我的命运（fate）。’（勋爵）：‘你的命运？’‘就算我嫁给你，我仍会想要逃脱它。’‘我不明白，为什么嫁给我就不能成为你的命运？’‘因为它就不是，”伊莎贝尔用任性的口吻说道，‘我知道它不是，我的命运不是放弃——我知道我不能。’”[9]
她将这桩融入英国阶级顶层的婚姻视为“逃避”，这点是秉承实用主义理念的杜歇夫人等人无法理解的。可是，伊莎贝尔所谓的不可逃避的命运（fate）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连她自己在当下也无法言明，只是直觉般地流下了一滴泪水，这种“命运”是作者加诸于她身上的希腊悲剧式精神。并且，以命运这个关键词来涵括，其本身的蕴意就是模糊的。如斯宾诺莎所言：“在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心灵之所以愿意这样或那样，乃是为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另一个原因又同样为别的原因所决定，这样一直到无穷。”[10]在本书的前半部分，这种未知的、直觉性的自由观统摄着伊莎贝尔的全部行动。
其次，伊莎贝尔对爱情与激情一直保持着冷静旁观态度，似乎被情感控制会导致她无法深入理解人生，这点集中体现在她对待卡斯帕·古德伍德的态度上，他的男性气概与情感逼迫使她感受到的总是惊慌而非受到吸引。马兹拉指出，这意味着“伊莎贝尔所恐惧的是为情感而失去一种特殊的自由不受妨碍地思想的自由。”[11]伊莎贝尔追寻的总是经验上的知识，而非真正的生活本身的体验，她的自由局限于个体、局限于对将来时态的想象。亦因她的自尊与自由观导致她在两性关系中无法甘居于被支配的位置，比起沃伯顿勋爵的优越与古德伍德的强硬，她反而在奥斯蒙德表现出的羞赧与边缘化的特质面前更加能够找到作为一名自由女性的自我存在。
在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传统权威体系中，人们一出生就拥有某种身份，这种代表超越个人利益；而“阶级”则是由物质财富所规定的。[12]人在世俗社会中的自我认同便是沿着这种阶级的向上攀登的过程。沃伯顿勋爵代表的正是个体在传统权威中天然获得的地位，而卡斯帕·古德伍德代表的是现代法理型社会中个人通过资本积累向上攀登所取得的阶级身份，作者安排这两位追求者无疑含有深意的。婚姻实质上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是为了维护私有制而产生的，因此无论伊莎贝尔如何选择，她都无可避免会落入到某个切实的阶级身份当中去、去扮演该身份所规定的角色，而这也正是她最为恐惧的事。
伊莎贝尔曾说过，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是：“乘着一辆轻快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在茫茫黑夜中车声辚辚地行驶在看不见的大路上”。[13]由此可见，她的欲求是最大限度地体验生活、深入未知，她恐惧与逃避固定的社会角色，为了达到这一点她甚至不惜于直面痛苦和不幸，这是一位自由者的勇气，尽管在此之前她尚不知具体的不幸为何物。同时，她对固定阶级角色的恐惧是略有偏差的，她总以为个人与社会环境可以简单区分开，甚至只要个人尽量远离社会就能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根据霍布斯的自由选择理论，人总是在欲望和恐惧厌恶之间做出抉择，而满足欲望需要付出代价，因此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而她似乎从不明白这一点，她早期幼稚的自由观正是把逃避恐惧错认为无限的自由。这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集中表现在她对奥斯蒙德的婚恋选择上，对方正是以遗世独立的态度获得了她的青睐，让她以为能在一各没有身份、头衔、财产的丈夫身边获得“自由”，却没想到恰恰因此步入了对方刻意经营的陷阱。
这种对社会化与真实体验的恐惧还表现在伊莎贝尔在继承杜歇先生留下的遗产时，她忍不住向拉尔夫求助：“‘我试着多考虑外界而不是我自身，但最终总会回到自己身上来，因为我很恐慌。’她停了下来，声音有点颤抖，‘是的，我很恐慌，但我无法告诉你。大量的财产意味着自由，我却害怕它……我怀疑弱小是否会让我更幸福。’” [14]事实上，一位完整的、真正的的自由者大概会更倾向于这样理解金钱：“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就是希冀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够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15]实际上，正是这种原初的“恐惧”阻碍着伊莎贝尔进入真正的自由世界，她需要一个契机成为真正的自由者，而作者安排的契机就是那场失败的婚姻。
综上所述，在小说前半部分，伊莎贝尔对自由的理解无疑是较为局限的，如爱琳·桑托斯所言：“在詹姆斯的小说世界中，个体越来越关注自我意识，以致于同社会的背离程度成为衡量自我身份的尺度。” [16]伊莎贝尔似乎在追求个人完全自主、脱离社会影响，却没有看到“人生来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17]“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静止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浑身充满着某些天生的冲动，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人的社会，满足或扼杀这些内在的倾向。社会不仅仅具有压抑的功能，而且还有创造的功能，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事实上，人自身就是人类不断奋斗的最重要创造物和成就。”[18]自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思想，更需要在与社会建构的联系当中发现与发展自身。
三．对自由的伦理救赎
自由相对应的不是全然的无拘无束，反而恰恰是约束，就如约翰·洛克认为，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处在平等之中，想要进入民主社会就要放弃部分自由和平等，服从权力，脱离自然状态。[19]而伦理上的自由相对应的是责任和秩序，通过刻画杜歇夫人的形象，隐含作者其实已对这种脱离伦理秩序的所谓自由暗含着批评。在拉尔夫死后，作者这样描写道：“杜歇夫人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是哪怕在不幸的遭遇中，她也能保持实际的观点，这包括这样一种考虑：这些不幸归根结底是别人的遭遇，不是她自己的。死是倒霉的事，但这一次死的是她的儿子，不是她自己。她也从来没有认为，她自己的死会给任何人带来不快，唯一不愉快的只有她自己。”[20]极端个人主义者是悲哀的、孤立的、不完整的。而伊莎贝尔最终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才选择回到婚姻当中去，去承担自己对继女潘茜的责任，以及承担她对错误婚姻选择所负的责任。
“人，他所获得的自由愈多（从半是野兽、半是人的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意义上的自由），他愈加‘个人化’，他就愈加别无他择，或者通过自发性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来使自己与世界联结起来，或者通过那些会破坏他的自由和他个人自身的完整性与世界的连结方式来寻求某种安全。“[21] 伊莎贝尔正是这样一个极端“个人化”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选择中，她才是完整的，因为她没有背弃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过去。在她的观念当中，人群可以被分为几种类型，只有少数人无法被归类，而她正是无法被归类的那一个，只是这种自由与她之前理解的边缘化、逃离社会并不是同一维度。人在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也能获得自由，“在创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之后的亨利·詹姆斯也日益认识到，纯粹的情感以及爱默生式纯粹的自由都无法成为人真实经验的基础。如果说，人的自由必须在社会这一形式中才能获得真实的表达，那么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情感和幸福也同样必须在社会形式中才能获得实现。只是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没有为读者提供明确的路径，不过他刻画的奥斯蒙德与默尔夫人可以作为反例供批评者审视。
默尔夫人的“野心”未能如愿通过实现，而奥斯蒙德“假冒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却只是它最卑贱的奴隶。”[22]他们都是想要顺着阶级阶梯奋力向上攀登的汲汲者，甚至奥斯蒙德在听说伊莎贝尔曾经拒绝过一位勋爵后便压抑不住狂喜，以为自己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胜利。他们表面超脱，然而世俗的层级早就深深印在他们心中。他们将阶级社会造成的压力内化于心，熟稔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以至于几乎与这个社会角色合一。
二者在伦理关系上都有异化与脱序的特点，默尔夫人无法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她巧施阴谋，取得伊莎贝尔的信任后使她一步步落入圈套，最大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女儿找一名富有而善良的继母。然而讽刺的是，最后在潘茜心中伊莎贝尔才是她真正的母亲。而奥斯蒙德将处心积虑女儿培养为交换世俗地位的婚姻砝码。当爱与责任在伦理关系中消失，人便不再是本真的存在，而是沦为徒有社会角色的空壳。换言之，对于詹姆斯而言，“人真实的经验本质上就是伦理性的。”[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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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洛克（J. Locke）著；瞿菊农，叶启芳译.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毛亮.自由的重构:《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婚姻与自我[J].国外文学.2009.01.
